http://622007930.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13:28:12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19 Aug 2009 14:33:20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50692400
何三畏
　　易中天先生在“非常网络”的电视访谈里，没有顺着主持人竖的杆子爬，而是批评了他们的问题“愚蠢”，加上别的几句保护自我或调侃他人的话，这就被称为“砸台事件”，引起一片惊诧。我倒是觉得，这才是一件怪事。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可以先这样安慰一下那两位主持人，以及类推出自己也受到伤害的朋友们。我理解易先生批评访谈提的问题愚蠢，大致应该是指我们共同身在其中的电视文化的德性，跟主持人的聪明还是愚蠢关系已经不大。并且要相信，在私下，公众骂电视的话，一定还有更难听的。再说，采访易先生那对金童玉女乖乖巧巧讨人喜欢，他们应该不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行差。而易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值得一说，正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电视文化相关。
　　在这个访谈中，易先生虽然觉得遇到了挑衅人格动机的问题，但他毕竟是名人，我认为他同时也享受了名人效应的红利。主持人开场白说的一些恭敬的话，当然可以理解为暖场的客套，但也未尝不是对名人的优惠，重要的是，还可能也是真心话。当然，它客观上可能兼具一点烟幕弹的意思，毕竟主持人也是人，想到接下来的挑衅性的问话，应该有一点难为情，先贿赂几句好话，也不为过。
　　现在说到主持人的工作。你要请一个“嘉宾”去访谈，当然因为他有点什么事情。照说，访谈的内容，应该离不开问问事，还讨论讨论这个事有什么价值，然后是为什么做这事。但是，在这个访谈里，易先生近期做了什么，不用作为当事人的易先生来讲，主持人概述了事；至于易先生做的事有什么价值，则根本不在话下，既不用问易先生本人，主持人也不概述；看起来，访谈只对“为什么”，即当事人的“动机”感兴趣。
　　动机不是不可以探讨，但它应该在新闻事实及其公共价值之后。假如主持人直接问：易先生你为什么质疑余秋雨大师？那么易先生太好回答了。他可以说，我那些天实在闲得慌，而我觉得这件事情又实在娱乐。不是很好吗？网上看到寒韩是这么说的：我就看不惯余秋雨那副样子，我有这个偏见！这不可吗？一个小孩一泡尿浇灭了可能炸毁城市的导火线，他的动机只是尿胀了。不可以吗？
　　可是，主持人不是跟易先生对话，不是交流。他们不由易先生分说，而是由他们设置了一个道德问题，请易先生认领。分析他们设置问题的要领，应该可以这样概括：在相关事件中可以推论出来的，最为卑下和敏感的道德范围去挑选。易先生你不是批评余秋雨大师“诈捐门”的公共道德吗？那好，没有比“借自己看不上的人出名”更卑劣，更挑逗和侮辱人格的了，所以，易先生得到的问题是：“你质疑余秋雨大师是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公共热度’？”
　　很明显，这样的提问方式，就是要一步一步地让受访人出丑。而要求易先生做的，只是对照自己，交待“是”，或者“不是”。这不仅关系人格，也还有点涉及智商：如果易先生不“砸台”，他可以在“是”和“不是”之间领一个回去。可是，这不等于让易先生愚蠢吗？在电视愚蠢和易先生愚蠢之间，易先生该选哪一个呢？
　　可是，当易中天不吃这一套，给“砸”了回去之后，他们仍然不转弯，不给自己台阶下，在这个尴尬的时刻，美丽的女主持有理有节地更逼一步：这是网友的问题，我们是“代表网友”提问。
　　这下你得上套吧？你无法抗拒公众吧？这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它相当于把试图在挑衅性问题面前蒙混过关的易先生捉了回来。然而，主持人也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假如易先生反问：你怎么知道网友也委托了你在众多的观点中选取一个卑下的道德问题呢？假如网友也说了，你的问题太“愚蠢”，请到后台去休息，你是不是要立即照办呢？——这样游戏下去，不就成了大专辩论会了吗！
　　在笔者看来，这个访谈里，主持人的提问再现了两个经典句式，前者曰“阴谋论”，后者叫“代表论”。这两招是很厉害的。如果说“阴谋论”是语言陷阱，“代表论”就是语言暴力。中国媒体的“代表论”有着浓厚的传统。当新闻动辄“代表人民”的年代，“登报”就是绝对真理，因为你不能反对人民，正如现在你不能反对网友一样。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从人民，现在叫公众或者公民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未经“授权”是不能随便代表的。而媒体更不能随便托公民和公众或网友的名义，获得先验的正确性，更不能以此为自己免责。媒体的责任就是发现有公共价值的问题，而一经媒体选中的问题就是媒体自己的问题。所以，“代表网友”的问题，全部的责任、光荣和惭愧都归主持人而不归网友。
　　在我们的电视文化里，主持人要变聪明是很难的。当易先生冷冷地回答了“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策划的”以后，当易先生“提醒”主持人是否要“继续愚蠢下去”的时候，两位年轻的主持人其实应该有所警觉了。但是，我猜想他们没有别的预案，只得按预设的问题，继续“愚蠢”下去，即便自己脸色也很挂不住，即便憋的泪光涟涟。呜呼，假设这时，他们能够转换思路，问一下易先生：质疑余秋雨大师的公共道德，于公共意义上是否具有和具有怎样的价值？访谈当会峰回路转，回到正轨。但是，如果价值的问题不在预设范围，他们又凭什么化解这个僵局。
　　从易先生的角度说，他并没有必要电视镜头前去玩那“是，或不是”的二难式的脑筋急转弯，这是一个危险表演。他坐在那里，确实有点不是地方。“阴谋动机论”导向于前，“代表网友论”逼问于后，他要不把握机会，主动“开砸”，调控一下局面，那就太愚蠢了。而易先生没有上套，主持人就感到了极大的委屈，还用了极大的克制，而这只是为了“继续愚蠢下去”，这不是够荒谬了吗。
　　电视传播的强大功能，不得不强化主持人话语权已经被天然赋予，并且坐上去就代表主流的幻觉。他们甚至假想自己有如领导干部的电视形象一样正确无敌，享有不接受批评的豁免权。他们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有可能提出“愚蠢的问题”这样人之常情的假设。他们用“诛心”方法款待“嘉宾”，以维持节目的“公共热度”，还要求“嘉宾”只能像小学生一样绝对配合演绎他们预设的问题，而不允许、不尊重，更不鼓励受访人说出他的真实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这该有多过分！
　　然而，中国的电视又是多么势利的“公共物品”，有时它呈现的面孔又是跟上述情况正好相反。它前倨后恭，全看你有没有来头。观众一瞄场面的布置，一看主持人的态度，就知道受访人有没有地位和权力。易先生的地位，当然只配享受一番客气话，但如果“主流文化榜样”来了，垄断一方的财阀来了，或者某种级别的权力人物来了，主持人就只好配合表演，甚至也“被电视绑架”，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了。
　　这哪里是做严肃节目，特别是思想访谈的样子。中国的电视根本就回避严肃的思想访谈，也坚决避开日益尖锐的真实问题。国外在思考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性，我们有时也跟着说。可是，我们的问题是连娱乐都不会，我们的电视连幽默感都排斥。说“不愚蠢还当不上领导呢”，主持人要不吓的花容失色，也觉得这里应该当着电视镜头“保护”一下领导，赶紧声明“我们的领导并不愚蠢”。这一意外的幽默让人想起马克•吐温骂议员的段子。你说这电视能不把人搞傻吗。这就需要主持人拿愚蠢去配合电视，一如嘉宾需要拿愚蠢去配合主持人，否则大家都下不来台。
　　中国的电视文化跟中国的公民社会一样，还处于儿童期，正是这样的电视文化造成了主持人的困难。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少有电视台像中国这样，连最需要聪明智慧的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也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花瓶，干吃青春饭的活儿。这似乎只需要下表面功夫，而不需要知识准备。男主持人在节目现场口口声声用“美女”指代自己的女同事，仿佛这不是工作前台而是美容院，不是智力活动而是化装舞会。有谁考虑过这是不是不有涉对职业女性的尊重？至少她在向受访人抛出问题的那一刻，美女也者是居后的问题。例如，你不能要求易中天看在美丽的份上向主持人优惠自己的原则和尊严。
　　不过，非常网络的这个访谈，却有另一种成功。它种瓜得豆，使沉浸在低劣的人文环境中自娱自乐欢腾多时的电视里，蹦出一个“砸台”的标本，让我们有机会讨论一下“愚蠢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主持人在为这两位“被砸”的同道打气，认为他们跟自己一样的完美，并且向易先生，其实也是向社会展出了更多“愚蠢的问题”和糊涂的观念，但我相信，总有一些人会在这个事件中有所触动，有所反思，有所增益的。（2009-7-29）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50692400#comment 134217728 Wed, 19 Aug 2009 14:33:20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50692400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7732642 　　
　　顺着章诒和文章的网上跟帖，重温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奇文《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政权的敌人》。文章是孔教授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在网上流传两年了，提问学生是章诒和先生的读者，问到右派们当时生活之艰难。对此，孔先生深有感慨，回答长篇大论。他的“高论”真是句句可圈可点，这里先在篇首摘几句：“他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那个阶级过得那么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是极其宽大的，他们继续过着很奢侈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梦想变天，他们时刻梦想着骑在人民头上……”

　　说心里话，看了这样的言论，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什么话都不想说了。但它在网上流传所及，后面都是大量表示茅塞顿开幡然醒悟从此要做一个有觉悟的革命青年之类的跟帖。可怜这些孩子，我又忍不住想理论几句。
　　
　　可怜的孩子们，不错，那个年代是公开地设定敌人，并且对“敌人”采取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无需他们有“现行”。但30年前，我国开始了新时期，放弃了这条路线，不再预设敌人。理论上，现在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敌人，未经法律审判，任何人都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
　　
　　可怕的是，孔庆东教授的敌情观念，跟30多年前一模一样：只要过去有过或者现在“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毛巾天天换”，“腐乳都要吃二十多种”，就是敌人。就连史良女士和“小白脸”的爱情“小资”了一点，孔庆东教授也对学生表示“感到万分恶心”。
　　
　　要知道，孔先生对你们的这种教育可不新鲜，“文革”时期说刘文彩“罪该万死”，不也是这个理由吗？但是，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对“奢侈生活”的“原罪”，不能无故“清算”；对任何个人和阶层，也都不能无故清算。
　　
　　首先，他们不是“我们政权的敌人”。被孔先生指名道姓的章诒和和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本身没有任何罪过，至于她们的父辈，则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功臣。章伯钧先生有很深的革命资历，他曾经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被毛泽东邀请进入新政府，任职交通部部长。按现在的说法，是国家高级公务员。
　　
　　其二，章家过的是部长级的生活。国家那时和现在都有部长，其享用奢侈不奢侈，那时是按规定配给，现在我们不知道部长的工资是多少，所以无从评说。
　　
　　其三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他们时刻梦想着骑在人民头上。”孩子们，章伯钧先生不是“翻身求解放”型的革命家，他早年去德国研究哲学，属于知识分子革命，有着浪漫的民主理想。他响应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提过“政治设计院”，说过“轮流坐庄”，可是，这跟“梦想骑在人民头上”不沾边。如果按照章先生的理想，只有法律罩在所有人的头上，而不会有什么人总是“骑在人民头上”。可是，这个理想在中国要实现，太艰难！
　　
　　最伤天害理的是，孔先生指责这些大右派要求“平反”属于“卑鄙”，“人格有问题”，并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敢作敢当，做“堂堂正正的英雄”的“右派”！
　　
　　基于党已经承认大多数右派属于“错划”，几乎所有右派都受到过非法的对待，具体到章诒和先生，仅仅因为被非法抄没的私人日记中的言论就被判20年徒刑，几至死去活来。想想看，孔先生的问题属于人格问题呢，还是知识问题？而最令孔先生感到不高兴的，正是右派们得到的“报应”不够悲惨，他说：“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
　　如此崇尚暴力的言论，虽然目前在我国属于最有自由保障的类型，但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大学教授向学生煽动族群仇恨，鼓吹阶级暴力，是无法立足的。而按今天的人文观念，孔先生确实有必要为他的言论向章诒和先生、他的学生及其家长道歉。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7732642#comment 134218240 Thu, 16 Jul 2009 08:24:02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7732642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0199634 第一，与上一年相比，这是一个下降的数字。上一年的相应数据是，专科生起薪在1600元/月以上，本科生则在2000元以上。这意味着今年下降了100多元，降幅达10%。这个降幅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上明显感觉出来的，也就是说，今年应该比去年要过更紧的日子！考虑到通胀因素，其紧的程度，应该不止10%。
第二，这是来自华南地区，包括了我国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就是说，我国应该有一大片地区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西部地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新闻报道涉及过“起薪”的情况，例如，“先就业再择业，大学生争抢一千元的工作”。当然，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消费也相对较低，与发达地区的相对收入，不一定低。总之大家都有困难。
第三，由此推论，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青年们的工薪，应该更低。
合计起来，就是一代青年进入社会的门槛。
这道门槛意味着什么，青年们生活得怎么样，是不难想见的。对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的青年来说，2000元以下的收入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如何可持续地发展？他们要租房子，以至每年夏天这一群知识青年涌入城市，都会引起租金上涨，当然是陈旧而普通的民宅的租金上涨。他们得添置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得赶车，得上网，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会不会把收入榨干，这一笔账是不难算的。
城市生活不易。要在城市长期生活，得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连户口都是可能跟自有住房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城市户口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和权利带来种种不利。而要买房，得有第一笔积蓄。积蓄消费是中国人的习惯，如果没有积蓄的能力，这样的生活可能会让青年对未来失去希望。很显然，这些青年要在城市立足，得有“老”可“啃”(这可能成了中国的财富向大城市流动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还是大学毕业生中的幸运者。据报道，到目前为止，还有100万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而今年的600多万毕业生中，目前签订劳动协议的，相当多的学校还没有达到十分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今年下半年，可能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幸运地拿到上述的“起薪”！
但这仍然只是青年中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目前来说，大学生就业的敏感神经已经盖过了大量的社会青年就业的严峻。可是，这一点都不比大学毕业生轻松。
即便在前几年经济快速上升时期，青年失业也已经是中国的一大社会困扰。而目前正处于经济危机当中，不仅失业增多，而且起薪降低。这就是经济危机对新一代青年的影响。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则民族兴。对于这一代迎着经济危机走向社会的青年的处境，国家已经有一些措施。但是，困难仍然是存在的。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一代青年的处境。共度时艰，应该让有承受能力的社会阶层多承受一些，他们当然要勇于担当，而脆弱的青年们是没有经济承受力的，值此困难时期，应该把他们置于越来越健全的社会保障之下。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0199634#comment 136315392 Mon, 20 Apr 2009 03:53:54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40199634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561700 　　前阵子“两会”，中国高调而郑重地宣示了自己的一惯立场，两条原则：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两条原则”出来后，注家蜂起。但我觉得这个稿费真是太好混了。因为，两条原则是一惯立场，只是重复宣示，现在的注家差不多只需要把以前的文章翻出来发一遍就行了。所以，对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文章，有关媒体在计算稿酬的时候，其实应该考虑一下。
　　但我虽然是第一次谈学习心得，却还有所发现。我发现这里可能有一个逻辑矛盾。是哪些人起草稿的，是否存心破坏和谐社会建设，暗算有关领导，现在提出来议一议。
　　第一条没问题，自己关门内修就行了，现在就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被世界称为第三条道路，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但第二条的“西方那一套”可能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盖西方是辽阔的一片，无论作为政治经济概念，不存在“一套”。它应该有很多套：英国有一套，德国有一套，法国有一套，东欧北欧都各有一套，美国有一套，日本有一套，他们各有一套，没有共同的一套。英国跟美国是最相像的了，但还不是同一套。他们之间，也没有互相“照搬”对方那一套，所以应该不存在“西方那一套”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绝不照搬”，是丝毫没有问题的。
　　那么，前半句“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着落在哪里呢？“西方”不是人类？他们没有创造“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或者，“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不属于“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从树子上掉下来就在地面上捡到的“野果”？
　　如果我们要“积极借鉴”的，不包括西方那些“野果”的话，“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就只剩下世界的“东方”，“南方”，“北方”了，我们就只能向非洲，向拉丁美洲，向亚洲，向北非南非东非西非，向西亚向东亚东南亚，向中东向越南向朝鲜，向尼泊尔向柬埔寨……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他们的“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借鉴了。
　　当然，向这些地方，可以借鉴的毕竟不多，我们的“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整体上应该超过他们很远，无所谓“积极借鉴”。其实，我们一惯坚持的，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坚持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大量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这就回到了前一条：“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言之，就是“积极借鉴我们自己的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了。
（2009-04-01）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561700#comment 136315392 Wed, 01 Apr 2009 04:55:00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561700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405038 　　一年来，许多严肃的评论家都在认真地八卦这件事，我也在努力理解它。我以为，这可能是自人类从树子上掉下来，又不以取暖为目的使用第一片树叶以后，第一次如此尴尬地“面对自己”。几百张照片在数亿人眼前翻滚的奇观，完全是承人类技术进步之所害。
　　在法律层面，人们第一时间就定义了谁是受害者，谁负有道义责任，谁负有法律责任。可是，在道德或道义上，是永远扯不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就说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们不去说它，可是，恰恰当事人都念念不忘，既骂对方，又向公众表态，这可没有人逼她们。
　　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议题是不会有“共识”的。因为两性的世界有两个法则，判别的结论是相反的。例如，张柏芝和阿娇“复出”的第一个姿势，都是选择谴责陈冠希。也不是谴责他别的，就说艳照泄露以后，他没有打电话来安慰，更没有表示歉意。张柏芝特别具体地指出，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后来，干脆关机。她们在媒体上无助地诉说，情不得已，泣不成声。人们都知道，这是“歇工”一年后复工的第一个姿势，以后的身价，在此一举。他们说什么，事先需要周密策划，台词都要背好的。什么时候掩脸而泣，什么时候粉面含怨，都是需要按程序输出的表情。既然这样，演艺市场还要按这个亮相给她们重新定价，我就不懂是什么道理。
　　现在看到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我就觉得，搞不懂也不重要了。因为她颠覆了上述观念。她说，陈冠希到底有多大的错？你们现在都一个个以踩着陈冠希做支撑，纵身跳出家门复工，既然这是两个人的事，你说陈冠希没有向你道歉，没有安慰你，那么，你们慰问他了吗，向他道歉了吗？我看到这样的话，就想，这是男性评论家说不出来的话。可事实确实是这样，尽管陈冠希无地自容，无法做人，一传要自杀，又传有黑社会追杀，女优们没有一个人表示一下同情与慰问（话又说回来，即便她们某一位有这个心思，她们背后的公司也不一定会通得过）。
　　女评论家进一步指出：陈冠希固然像一头牲口与众女优滥交，可是，却没有一位女优指称陈冠希曾经对她说，我多么爱你，你是我惟一的，我只跟你在一起，不跟别人！如果是这样，那说明陈冠希欺骗了女优们。但既然陈冠希没这么说，也就是这些女优们并没有要求陈冠希对她们用情专一，而只是要求当时。而这些照片的视频既不是强迫得来的，那就是她们自愿的，而事后她们也不要求陈冠希好好保存这些影像。更有人自己拍了赠送陈冠希欣赏，现在出了事让陈冠希一人担着。该女评论家有点为陈冠希抱不平的意思。她说，如果陈冠希有什么错，那就是错在，电脑技术菜鸟。进而，偷传上网的人有罪——对陈冠希和众女优们。
　　道理这么一展开，似乎也说得过去，也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男评论家就没有想到？
　　当然，这话也只能由女性评论家来说，对于男性来说，必须要批评陈冠希，才能表现自己的厚道。例如，陈在加拿大法庭作证说，某些照片是某人赠送给他的，不是他拍的，照说，这也叫向法庭如实呈供吧，但我的朋友盛大林兄立刻发出批评：《陈冠希不够爷们儿》！意思是，你一个人担着，你都那么多事情了，多担一桩少担一桩有什么关系呢。
　　谁说我们处于“同一个世界”呢，从性别的角度，这确实是“两个世界”。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405038#comment 136315392 Mon, 30 Mar 2009 09:23:58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405038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050617 一、
　　“聂绀弩刑事档案”，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脚本。不需要改编，比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精彩。
　　事故背景：这是一群中国最有名望的左派文人的故事。他们在上世纪上半叶开始追求革命，经过多年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的岁月，1949年以后，得以齐聚北京，成为新中国的精神贵族，被国家财政奉养的专业文人。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高压。他们必须表态，不断颂圣。其中一些性格耿直的人，第一波就被踩到了社会底层，送北京周围关押，或者著名的兴凯湖，或者甘肃等地理条件残酷的地方劳教（所以，这个电影的在画面上可以展现得很辽阔）。
　　他们不断地从北京送出去，有的死在野外，有的又回来了。回来的又是下一轮政治斗争的素材。他们互相斗争，互相监视、告密。一个监视者背后，有另一个监视者的监视，一个告密者的背后，有一个告密者在告他的密。他们差不多都有过同样的经历。经过一轮又一轮“藏猫猫游戏”，最后，几无幸免，全部都得到了一次或多次被大会斗争、劳教或劳改的机会。
　　核心人物：今天的中国只要有一点点阅读习惯的人，都能说出名字。包括聂绀弩，黄苗子，吴祖光……（如上所述，新中国的文化贵族兼文化破落户全部可以牵出来）
　　背景人物：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台词：“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台词：“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
　　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了迎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特赦国民党军政俘虏。国务院呈交的方案，是团以上。毛泽东：全放了。
　　XXX说：扎。
于是，我们的主人翁阴差阳错，顶替国民党军政人员被特赦，结束无期徒刑回到北京，跟那一帮长期对他实行监视告密的老朋友和谐共处，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化活动。其中最勤恳地监视告密者，他最亲近的朋友，帮他出书，为他的书作序，一切复归于平静，一如什么都没有发生。
　　故事主体：《聂绀弩刑事档案》。上面列的线索，也是取自该档。提个倡议而已。
二、　　
　　中国电影无缘奥斯卡，不是因为技术问题，电影技术世界各国没有多少差距，不同的就是价值观念。奥斯卡的价值取向很明显，今年获奖的印度电影《平民富翁》，比起同样入围而没有获奖的《生死朗读》来，拍摄技术并无分高下，《生死朗读》的演员既有名角，也确实演得好。可是为什么还是《平民富翁》获奖，很明显，这里有一种价值取向。奥斯卡并不是掌握在一群中国式的犬儒们手里的时髦玩具，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代表人类的先进文化，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我们永远不会呈送一部这样的电影去展示。
　　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电影审批官员工作太勤奋了。中国奶粉有毒，磨了几个月才很不情愿地下架，生怕还有哪家的小孩子该吃还没有吃到。一个电影“有毒”，那是出生证都没有。这是刘仪伟先生去年一篇文章做的一个对比，这里引用一下。
　　如果管理意识形态的官员也像中国食品工业的管理者，或者像中国药监局的前局长郑某人那样工作，中国的电影就有希望了。盖食品药品是消费者无法控制的，你加入什么成份，人们就只能吃什么。而电影是人们可以选择的，老百姓自己有能力决定看什么和不看什么。不然，为什么只有思想自由一说，没有食品添加剂自由的道理。只要允许健康的文化批评和自由言论，文化市场就可以进行正向淘汰，留下的就一定是好的。中国文化遗存的诗经史记唐诗宋词，你总不能说是今天的意识形态官员的工作成绩，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开始工作，到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企图消灭它们，结果没有办到。
　　中国现在的电影都是过眼烟云，要人们把一个电影记住，留下一点念想，电影思路得改。
　　电影的路子应该是很宽的，但是，中国的导演却走投无路。千百年的皇帝被拍完了，小孩子和村妇全都知道清朝的皇帝全是殚精竭虑为民做主三个代表哪里有坏人就出现在哪里的救世主，历史小说神神怪怪的东西已经开掘怠尽。可无论他们多么走投无路，都会小心翼翼避开其中的某一种路：那便是关注人的命运，关注现实，关注真正的历史而不是伪历史。他们的理想只有两步，第一步拿到拍摄许可，第二步拿到票房。
　　西方不是比我们更商业化吗，然而，他们反而有理想存活的空间，至少人家会拍出比我们人文的电影。一个“二战”，西方拍了几十年。上文说到的《生死朗读》，也是一个探索人性的二战背景的电影。他们的电影会展现人类的理想和困境，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只有我们的文化没肝没肺。
三、
　　为了跟“中国未来的奥斯卡电影《聂绀弩刑事档案》”比较，我们可以讲一下《窃听风暴》。这是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西德青年拍的电影。他没有社会主义生活经验，即便他出生在那边，那时他父母也还没有生他出来。但是，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穿透时间穿透历史的长镜头。
　　在《窃听风暴》里，一个负责监视一位剧作家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当时的国家安全局是多么地令国家和人民不安啊），在监视到一段悲哀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深受刺激和感动，到了关键时刻，他保护了被他监视的作家。这是一种真正难以描述的发生在内心的风暴。
　　但是，曾经的现实却要残酷得多。首先，在现存的德国国家档案馆里，当时的东德，没有发生过一例电影故事中的事件——因为特工的良心发现而暗中救助过被监视对象。真实残酷，虚构浪漫，电影需要后者。第二点，电影中扮演特务的演员的现实生活中，他的妻子就是监视和告密他的人！
　　所以，现在我们的现成的电影脚本《聂绀弩刑事档案》所能展现的场面有宏大得多，情节要戏剧性得多，一句话，要好看得多。另外，我们这个故事也有浪漫情节，在北京营救聂绀弩的，有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另一位不相关的右派女人（假扮聂的表妹，长途奔走山西两次，通狱方，送食物），聂的夫人等。（2009-3-30修改再贴）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050617#comment 134218240 Thu, 26 Mar 2009 06:56:57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8050617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431 何三畏
　　牛汉回忆录说：“聂绀弩年轻时很浪漫，感情生活不简单。抗战时期，在桂林，和艾青的第一个妻子张若笠同居过。送丁玲去延安，也是以夫妻的名义。”
　　聂绀弩何许人物？黄埔二期，征讨过陈炯明，莫斯科中山大学跟邓小平同期，在文化圈和鲁迅同“阵营”。多次坐牢。据说他是“真正骂过江青”，被判无期，关山西临汾（现在，凡是骂过江青的都是“好人”。文怀沙说他骂过江青，也在山西临汾监狱，李辉先生就不答应）。聂先生的盖棺论定一般认为是这样：诗文高古，为人坦荡，名望高尚。
　　今天凡是有点读书习惯，有点文化追求的朋友，都有一个“厚古薄今”的好习惯。所谓“古”，其实也没有古到哪里去，也就是“解放前”。即认为四九年以前的文人都比今天的更有操行，说到他们，很崇敬，现在能读到的涉及他们的文字，都是一派深情，仿佛他们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这样的判断，大体上没错。不过，现在看来，文怀沙要除外了。
　　前不久，一位先生对我表示，他以为李辉把文怀沙拔高了，如果把文放到他走过那个年代的文人堆，当是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到故纸里去人肉搜索他的。先生认为，那个年代“就是那样”。这属于非正式采访，他举的例子，我不好在这里转述。不过，具体到聂绀弩先生，有一个例子，跟他的朋友牛汉先生回忆的差不多远，不妨说一下。
　　说是开第四次文代会（八十年代初期），有人去看望聂，敲开房间，还没讲话，聂就问他，“你这一生到现在有多少个女人”，来客是以聂的学生晚辈自处的，无以对答，脸都涨红了，不过，聂老可不需要听他答话，他是要引出他自己的答案，他伸出手指来，勾了几下说：X个。
　　这里是个一位数，具体数字隐去。不过，你想，“从抗时期”的桂林，到送丁玲去延安，这么短时间内，就是两位，漫长的一生，也应该多勾几下手指的。但没有人请他讲，自暴隐私，多报少报好像都没有必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她们全是有名有姓且有头有脸的名媛，牛汉先生讲两位算两位，我们可不好讲。
　　什么事情都得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那个年代，革命家，道德家，文人墨客，还有逛“窑子”的风气（我以为窑子这个词，语含褒贬，找不到中庸一点的词代替，但比起今天的五星期酒店和体面的夜总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也只好这么叫）。蒋介石先生，胡适先生的日记都留下了自我检讨的纪录（需要注意的是，检讨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耽误了革命或学习进步的大好时光，或者这样意志消沉（把女人当祸水）怎么追求革命理想和文化建树）。不过，留在大陆的，都是“进步文人”和“特殊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要不是不写日记，要不日记全是等着出版教育后人的光辉历程。
　　然而，回想那个激荡的年代，革命思想和革命浪潮不断把“觉悟女青年”和“革命女学生”从家庭从学校输送出来，但那到底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转战于延安和重庆，应该比今天的星级宾馆和夜总会要危险多了。所以，延安窑洞的灯光和曾家岩上的夏虫可以作证，革命年代的爱情特别不稳定。窑洞的婚姻固然不受中华民国的婚姻法管束（毛主席没有领过结婚证啊），也不可能像重庆那样，还在报上登一下启事。其实，这样的结婚，就叫“同居”或“正式同居”。而命肯定是官越大越革，所以，女青年奔向革命，也就直接奔到了革命首长的炕头。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当时的进步文化界。上文的聂绀弩先生与张若笠女士同居的时候，艾青先生已经和韦X（上头两个“火”，下头一个“安”，我打不出来）结婚了。
　　自从“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后，我有时不免怀着某种阴暗的心理，在纸上去逮流氓。发现，流氓也会“真流氓”和“假流氓”。一个人要想修成真流氓，并不在于要辛辛苦苦地凑“女人的个数”，而在于对女人的态度。我觉得我倒是看到一个纸上写的“真流氓”了。那是唐德刚做的张学良口述。我原本以为张先生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这里的判断也许有偏见，我也不管了，姑妄言之吧。我觉得，这位“公敌”在私德上也应该算是一个流氓。老到文怀沙的年龄了（或者比文怀沙更老），说起女人，完全是对母牲口的态度。他讲某位女人，讲她每次见到他，都做“那事”，多年不见，见面更不打话，还是直奔“那事”，好像都是这女人送来的（改天找到这段“张氏版金瓶梅”妙文再抄出来）。
　　这就是“态度问题”。一位百岁老人，世界正在面前退隐，一切人间的罪恶和美好都将归于黑暗，出于人之常情，其言应该也哀也善。你先年是一位公子哥，女人曾经用身体爱你，你就不能用感动、缅怀和敬重的心情回忆吗。或者，回忆起来，你心中就没有一种生命和死亡意识映照下的悲悯和温暖吗。但是，在那一段奇特的文字里，看不到这样的感情。
　　这是唐德刚的文字，否则，我就要怀疑它是不是“信史”了。有人批评唐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作得不如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好。但我想这也没有办法，口述历史，老实就好，文彩不应该在这里表现，你的本事只能体现在你的方法论上，这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我们在这种材料里看不到记录者挡住传主的身影是最好的。你只能记录，你的见解只能以注释和前言后记来呈现。张学者口述成那个样子，唐德刚记录得好啊！
　　下面再抄一段牛汉口述史。讲到聂绀弩和艾青“最后的告别”：“1986年，聂绀弩临死的时候，在协和医院与艾青住斜对面，想吃个橘子。吃了，就安静地死了。艾青对我哀伤地讲述了聂绀弩临死前想吃密橘的事。最后，艾青感叹地说：‘绀弩的病房地我的对面，他走得安详，他的死是仙逝。’”
　　人生就是这样。时间会使一切变色。以悲悯的心情看待生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感情，就是君子。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431#comment 136315392 Mon, 23 Mar 2009 10:33:51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431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298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298#comment 134218240 Mon, 23 Mar 2009 10:31:38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7804298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735665 这就是从2月18日李辉先生发表第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以来的文怀沙的命运。当然，从现在公开的情况看，文在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文化圈里，存在着某种层面的“负面口碑”，不过在此以前，这只是口碑，没有成为公共议题而已。
包括李辉先生在内的一些今天比较受人信赖的文化人写出了严厉的文章。似乎一个如此高龄的文化人的自尊心，不在道德的考虑之列。至于网络留言，则“妈的娘的”都来了，让人怀疑这个老头儿如果走到街上去，有可能被愤怒的人们拉去“躲猫猫”。
文怀沙先生的“三宗败德”和“哀善之言”
话说“质疑”，实际李辉的文章对文怀沙是并无“疑”处的，他“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现在公布三个问题或者谴责文怀沙三个败德之事而已。
一是年龄造假。李辉指斥，“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二是本来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却宣称是“反对江青”的政治罪入狱；三是“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于此，李辉引用其他学者的评论道：“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有的文法也欠通。”
年龄造假和以不入流的水平冒充大师，是道德问题；第二项是刑事罪名，已经赎过了，可算作过往的道德劣迹；第三项，或许老人因此而获得了过分的现实利益，但暂时也还得以道德论。
文怀沙老人手书了两百字传诸媒体。老人再报了自己的年龄，避开了第二项，对第三项，未作辩驳。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承认“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没有自诩大师。并称此乃“哀善之言”。
这样的回应，如果考虑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照说也基本过去了。或者，假使我们不把这当成一场文化人的道德追查，而把事情放在面对被捉的小偷或者警察的初审纪录的层面来看，这份交待或许可以勉强得过一次关，使审问可以告一段落的。
可是，相当多的意见是连存疑的耐心都没有。人们根本不满意，或者基本上不听他说什么，继续在“三点”之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一篇报刊文章的标题)，更多的，也比较有分量的批评和谴责文章是这以后发表的。
老人把第二项质疑“略过”了，或者说没有否认吧。似乎很少有人觉得，基于人性的原因，这是可以谅解的！设想克林顿先生在白宫为他那档事作证，也是言辞闪烁，语意含糊。要说的话，克先生是纳税人养的公务员，更有义务交待，但美国人并不需要听到他亲口叙述一篇“黄色故事”才肯罢休。而文怀沙先生可不可以说无可奉告呢？何况那种事情一定涉及到另一方的隐私，文怀沙恐怕也不怎么好随便说呢。
另外似乎也需要考虑到：根据李辉的介绍，文怀沙当年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还开了“宣判大会”，一年后才正式“拘留”，直到1980年“解除劳教”，算起来是长达18年，而“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正因为如此，人们是不是可以想到，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是什么样的“诈骗、流氓罪”，“宣判大会”算不算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劳教”这种于宪法无据的刑法惩罚十多年，用今天的人文观点来看，是不是值得为这位老人当年的命运报以一声叹息呢？
再就是，在长达18年的“刑期”里，是否有某一小段时间，或者有某种成分的政治因素(即便不是文怀沙自己所说的那样高尚的罪名)。万一是有的话，同样是基于人性弱点，老人晚年只讲政治原因，不把那桩事吊在嘴上，也是好理解的。
第三点是学术。有人说李辉有点过了，批评一个人学问差，用中学教师打比方。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对以学术鸣世的人，在学术上不妨严格一点，再说，李辉是引用别人的评论。看来，老先生不是国学大师，这没有问题。
文怀沙先生或有“错判时事”
文怀沙这一代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的文化人，经过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新中国的洗礼，又得享高龄进入80年代后的新时期，他们这三个阶段的人生，不同特色是明显的。
无论文怀沙生于1910年或是他曾经填写过的1920年、1921年、1922年，从他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活动来说，他当时应该算是文化人了(据《风雨50年》载，1945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当时的文化名流《对时局进言》，有文怀沙的签名)。而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是“前卫”的！具体地说，像文怀沙那种开口闭口谈女人的德性，并不至于不见容于时事。看看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特别地，就看那一批《对时局进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是证明。
而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需要“夹起尾巴做人”的，个人生活的放浪形骸固然是政治问题，守口不紧当然也是危险备至。很多同文怀沙一样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不得不“适应新社会”。如果政治跟得紧，地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许可以掩盖一些在性道德上的“突出”，而从目前流传的故事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称怀沙“秉性难移”。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文怀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突出”到无人比肩。
最突出的是，这位老人家长寿。顺便说一句，如果他真的生于1910年，以他今天的健康状况，应该说他的生命是一个奇迹。这个天赋异禀的人活到21世纪的前后，似乎有一种“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他又开始放谈女人。当然，岁月历练了他，他现在表述的女人观也许比过去“更哲学”。反正今天的人们赞赏他的观念。假定他说得真诚，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把女人当宗教。凤凰卫视最漂亮的女记者问他，假如你是李后主，你会选择江山还是美人，他接口道，我就要你这样的微笑！
可是，他想错了。他没有回到解放前。正当他享受“天气晚来晴”的好时光，他的性道德的旧账被拎出来。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真实的细节如何。
然而，他的现任妻子(在这次“道德危机”之前)说过，60年前的一个3月，有一个女子因为跟他的爱情遭受了家庭凌辱而自杀，此后的每年3月3日，他都要闭门一天，坚持了60年。他的妻子赞美他是一个真情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但无论如何，性道德只是一个人的一方面。另外，在世俗的意义上，这个身体奇好的高龄老人爱热闹，怕寂寞。他谈生活，谈文化，爱逞口才，有时牛皮可能吹得大了一点。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也只知道他传说中的一些私生活上的典故。此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或是势利者，是失败者，还是获利者，都缺少依据。
不过，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应该不错的。即便他从来没有认真从事过学问，从他的智商和记心，以及他的漫长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活动来说，他的内心应该也藏有丘壑。事实上，他现在还是出口成章、语出有典的。
至于“国学大师”等雅号，考虑到今天的社会环境，或许多少有点“形势所迫”的成分！有记者证实：2007年9月，在杭州出席活动，主办方以“国学大师”介绍，他声明了“我不是国学大师”，他说这是别人替他打的广告，但“这跟雀巢咖啡似的，虽然有名，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咖啡”。他说“不是能背个四书五经，就是国学大师了。200年前，随便找个教书先生都会背的”。
或许商业的诱惑难以抵挡，以致有时老人也自诩过？不过，考虑到道德是一个与同时代人相比照而存在的公用标尺，就凭着上面那个表态，在这一关上大致就可以让老人及格了，因为这表明老人还是明白的。
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记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到这时，道德就会给人带去多余的痛苦。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735665#comment 134218240 Wed, 11 Mar 2009 01:41:05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735665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242586
困难就在于没有一个公共界定标准，而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模糊的情感标准。不同的地方，还可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不同的民族又有自己的民族标准；不同的国家则有不同的法律标准。联合国有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公约，但是，在鉴定“淫秽、色情、低俗”时，全人类还没有取得公约数。

不过，即便难以确立通用标准，人们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大致划一个框框。即如刘正荣先生所说，国际上还是有“比较通行”的界定办法，因此，通过研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法律，以及归纳我们国家的有关规定，可以得出淫秽、色情、低俗的内涵界定。

刘先生所讲的“比较通行”的办法，肯定是说一些法治比较成型的国家，至于某些后发型国家，多半就是由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标准说了算了。“违背道德”的当事人是自行了断呢或是捆绑沉河，长老一句话，残酷到文明社会不忍与闻，肯定不能“通行”。但是，恰恰是那些法治成熟国家，目前是对我国的“淫秽、色情、低俗”视觉物品的输出国，也可能是我国目前列入整治对象的色情网站内容的低廉或者免费供应商。盖因这些国家对个人生活的管制标准跟我们大不一样。例如，他们大致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视觉应当无禁区，对于未成年人，谁让他进了成人电影院就是违法。但在我们这里，夫妻在家里看“黄碟”，如果依法办事，处罚他们还能说得过去，与此同时，我国的青少年却可以从很多渠道被动接受淫秽黄色物品，找不到谁为此负责。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便大致订立了一个标准，谁来操作，怎样操作也是问题。某些情况只是涉及到“下三烂”，还没有升级到抵触法律红线，由国家机器来管呢，还是交“道德法庭”裁判？这一点，我觉得不能排斥民间的道德资源，不能把民间社会想像成一潭坏水，必须有自上而下的管理才了得，要知道民间社会是有道德自洁功能的。例如在法治成熟的国家，基本都有民间的道德捍卫组织或个人。他们以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以道德和法律标准，批评、监督和指控媒体，包括电视，网络的道德堕落和违法行为。这当然是免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义工。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人干这堂吉诃德似的事情，即便谁想干，也难，春节后不久，不是有人批评国家电视台不能唯利是图，但很快就批评不下去了吗。
]]>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242586#comment 134218240 Thu, 05 Mar 2009 08:43:06 GMT http://622007930.qzone.qq.com/blog/1236242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