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贾西津]]> http://622007935.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11:48:4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12 Oct 2009 13:10:04 GMT <![CDATA[美国印象 之 瓦尔登湖]]>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5353004 Concord），离开美国之前，和朋友Dan去见证了闻名已久的瓦尔登湖。
开车20分钟，沿着两侧绿茵的公路，在康科德（Concord）和林肯（Lincoln）两镇交汇处，丛林间见到一个简单的停车护栏，旁边立着一块小牌子“瓦尔登湖州立保护区”。转进小道，里面有一片停车场，三五辆车泊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来，有什么建议的路线吗？”游客中心的接待员非常亲切：“这是地图，我们现在在这里，您回到停车场，从右侧的路转过去，就是复建的梭罗小木屋；如果您继续沿湖往上走，拐角处便是小木屋原址；您可以原路回来，也可以绕湖一周，全湖周长一共1.7英里。”
环绕周身的都是树。不密，不高，也不稀有。普通的绿色林子，没有边界，也没有一望无边；没有声音，也没有万籁俱寂。在目光可及的地方、几棵树之间，是一间灰色的木屋，如孩童图画版上最常见的形状，长方型上加三角形，屋顶有一段短粗的砖红烟囱，前侧是长方形的门，右侧是两个正方形相联的窗。屋的后方是一个放劈柴堆的棚子，门外树前，一个铜铸的人像，1米7余，皱褶的头发，皱褶的面容，皱褶的衣服，斜挎的背包，凝视着自己眼前张开的左手，如同捧着一卷无形的书。朴实无华、没有惊艳，恰如其分地显示着：这就是梭罗和他写《瓦尔登湖》的自建木屋。
门是钉着的木框。登一块扁石，踏入门槛。沿墙一圈从门的右手侧到门的左手侧，依次排着：一把座地小椅，一张铺着被褥的单人床，一箱劈柴，一个连着壁炉的四眼炉灶，一张窗前写字台和一把椅子，一个圆桌和一把木椅，它们刚好排满屋壁一圈，也是屋内全部的摆设。墙是白的，木为原色，灰色粗麻的床单，没有一幅装饰，也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显然，屋子只具备基本的用途：吃、睡、写作。但它与众不同的，就在于屋子内生命所产生的思考。
零零星星的游人从屋前走过、拍照，站在门口向内张望，就一览无余。在这样一间木屋里，从1845年7月4日，到1847年9月6日，梭罗独自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当我写下以下的这些篇章，我独自地居住在树林里，离任何人烟所在一英里以外，我自己搭建的房子中，在马萨诸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仅仅依靠我自己的双手来生活。”他称之为一个实验-- 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木屋的原址在树林更深处，沿一条小径绕湖前行，同样在一片树林中间的空地上，原址旁现今已经堆起了一个石堆。在西藏神山的路上，转山的人们垒起一处处石堆，每个转山者经过那里，都添加自己的一块，从而石堆得越来越高。这些带着愿力和祈念的石头，被人们称为嘛呢石。越是神圣的地方，嘛呢石堆得越高，有的甚至形成一座小山。梭罗木屋原址的石堆，是1945年梭罗百年纪念时，考古学家Roland Wells Robbins挖掘三个月发现和开采出来的，它们原来埋在烟囱基底。1947年梭罗协会将这些标记小屋地点的石头捐献出来，以后前来的人们也往上添加自己的石头，石堆上可以看到写着字、带着名字的石头，我们正好遇到一位带着上大学的孩子来参观的美国女士，她友善地打招呼，说自己从西藏专门带来的石头，加在了石堆上。人的愿心总有相似，这石堆就是瓦尔登湖的嘛呢堆。
湖不大，静，自然而然地拥着没有规则的一汪水。弯曲处，远望去，树浓密地从水平面生长出来，好象一个带着秘密的故事。在美国，类似的宁静之所，大大小小的保护区和类似的湖，几乎随处可见，从地图上看此处旁边就还有好几个湖区公园，不过瓦尔登湖仍然经久不息地引人向往、从各地前来，只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曾经与它对话。
“你能在这么一间小屋住上两年吗？”我问Dan。
“我想应该可以，因为已有过独自的体验，知道怎么一个人相处。”那是Dan一次特殊的旅途经历，因为一个所有同路者都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他被抛在一个孤岛，完全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他经历了极度的心理体验，却是在那里学会了和各种生命的对话。他说，当你从一个生命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才发现人类的那些社会分隔并不象以为的那么真切。
“他只住了两年，但完成了一桩心愿。其实人生一次有意义的时间，就胜过绵绵百年。梭罗的书那么受欢迎，说明在很多人心中，也向往那种宁静、简单的生活，朴实的价值。只不过只有梭罗当真去实践它了。梦想是最直接的，却只有最简单的人肯去追求它。”
“他回到自然，一石一木，自己建造，离开熟悉的社会生活，与自然对话，才能发现这种平静的美。”
“你看过来自加拿大的一组幻灯片吗？把我们生活的地球放到其他行星、太阳、遥远的星宿、银河系、宇宙之中……一个一个的比例看过去，地球是那么小，很快就不见了；再回过头来看，人每天在为什么纷争呢？这个世界本来有太多的东西可去追寻，大自然的美、宇宙的奥妙、未知的神奇，有无限的可能性足以发掘人的能力。放开视界看，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纷纷扰扰到底有多大？”
“是啊，人类很渺小，但要走出自己的视野却最难。抽出身看，站在历史角度看，就不容易那么偏执；越是局限在自己的井口里，就越容易把头顶的那一块天看得特别大、特别重。所以说宽容心的养成也是一种文明。”
“是文明。在美国一年，让我感触最大的不是什么大的理论、政见，恰是生活之中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比如人们见了面相互微笑打招呼、家人总是当众相互欣赏称赞、街边的弹唱者对自己的作为充满骄傲、孩子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对政治对社会的见解、交通规则不是说禁止抢路而是告诉你由于行人很小不容易被看见所以要礼让他们，比如自驾车出行刚打开车盖检查车子为什么滴水，周围立即好几个人围上来，有人马上俯身用手去抹地上的水放在鼻下嗅，来判断……生活那样平和，人与人的关系很简单。”
“美国是一个注重个人的社会，彼此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位朋友和我讲，刚到美国，人家见面都和他微笑打招呼，自己很奇怪谁也不理，后来习惯了也会主动跟人打招呼；回中国后，习惯性地和人见面也微笑打招呼，别人当然不理，觉得奇怪。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休克’。”
“我能理解，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其实人相互之间感知、交流是一种直觉的自然的表达，人作为生命会有这种正常反应的冲动。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比较轻松、幽默；社会越是政治化，太严肃，一举一动都要深思熟虑，自然的幽默的倾向很容易被压抑，久之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或者文化。”
“自由的环境激发生命，也激发人的创造性。这对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关系简单，真实，正常的生活，鼓励个体的表达，这才是自由孕育的最大的美。”
“当然，反过来，自由也有赖于个人责任。自由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
“深有体会。有一次我问身边教授报税问题，她把自己各处的收入详细记录申报，我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些小来源你不报税务部门怎么查的？她说，几乎没法查，但在美国，纳税是个人责任。那次对话听得我一身冷汗，没想到一项制度背后的文化支持有多重要。所以中国一直收流转税而不是所得税为主。后来我反思，人被外力管惯了，就有一种老鼠与猫的心态，没有被抓住就一定要逃，否则心理会有挫败感。”
“所以你看到美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从家庭、学校、社会接受到公民教育，培养独立思考、如何自我选择及自我帮助、如何尊重相互的规则，自由是需要学习的。”Dan说的没错，想起我沿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的旅程，去看宪法中心、自由钟、国家文献馆等历史所在，几乎每每发现自己被孩子群环绕，他们是在“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人民”、权利故事、司法实验之中成长起来的，难怪自由是他们的母语。
我深感自由是不能被给予的：“个人主义有一个基本信念，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以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也只能为自己负责。
Dan继续说，“在美国生活你会发现，人的观念非常细致、具体化，做事、表达都在人与人之间。集体主义容易产生宏大叙事、大概念、含义模糊。这里比如说公司管理，交待一件事情的简单备忘，也会写得一条一条，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对方一看就知道怎么做；法律文本也是，一份小合同，方方面面都交待到，什么都事先说明白，虽然不公的做法总会有，但在规则上确实比较到位。”
“这就是法治了。人们事先商定规则，彼此知道对方的行为逻辑，规则有持续性、可预期性，所以生活才能有预期，社会有信任，每个人在有基本游戏规则可循下可以尽量自由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自由、法治、民主，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它们首先是人与人的行为规则，是生活习惯。我在美国看到大的NGO，完全相当参议院、众议院、行政、司法的运作结构，群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也是权力分立制衡，生活中尊重彼此的空间和共同确立的规则，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原则不只属于政治。”
“政治制度也是人们之间相互规则的一种体现。比如民主是一套协调众人偏好的规则，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对规则的基本尊重，再完善的规则又有什么作用呢？中国人团体里往往能观察到一个现象，首先是没有用规则议事的概念或习惯，通俗地说就是不懂怎么开会；其次，即使表决通过决议，也不见得能执行，会后还是各持己见，最后比较严重的结果就是内争不休、甚至分裂。对规则的尊重，其实后面的真正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包容。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名是‘做大做强的金科玉律，’要做大做强首先就要有彼此尊重、包容的开放精神。”
“你说的例子是对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一个很好解释。我们总以苏东剧变、颜色革命为警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是移植了就是灾难。问题在哪里呢？颜色革命，不是选举带来问题，而是不懂选举带来问题。赢者操纵程序难以令人信服，输者不肯接受结局认赌服输，大家缺乏对基本游戏规则的尊重，才以街头运动解决。前苏联也是，制度可以一夜之间宣布转变，人们的语言习惯、行为规则、思维惯性却不能，结果日常运作不足以支持民主自由的价值，悄悄又向集权回滑。苏东的民主指数就发生高升缓退的现象。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严堵民主种子还是加快改良土壤？如果不赶快加强公民教育、学习民主原则、开放思想、实践规则、增进经验，恐怕永远只能说好东西我们受用不起。”
“对中国发展民主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体验。没有日常生活之中的契约、对话、妥协、宽容、价值多元，民主制度会很难运行起来。”
“我经常想中国的宪法、人大制度等很多东西为什么如同虚设。后来重温美国的立宪和制度演进过程才意识到，制度发生过程本身、而不是制度的名义，决定了它的效果。比如美国宪法是大量辩论、投票、利益均衡、各方力量讨价还价的结果，当落为文字的时候，才能‘生效’；中国的宪法是一个人带几个助手在屋里写出来的，结果还是停留在纸上。”
“美国的历史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地方。不过美国文化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同的文明有各自的表达，有自己的语言，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方面。”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知道在很深层次的意义上，Dan是对的。比如从文化的深厚，贵族的传承等等相比，可以说美国文化是肤浅的；站在美国社会内部，也有太多可以反思的东西，比如不断扩充的政府，自由权利因反恐为名受到的威胁，两党独大的选举政治，诸多的社会问题等等。正如韦伯悲观地看到人类“理性的牢笼”，福柯说过疯癫的历史就是我们把邻人界定为疯癫以证明自己的理性，这些对人类社会的批判与反思，自然发人深省，但其体味与语言应用太细致，以致直接拿到法庭的理性审判或是精神病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协调层次上应用，可能完全产生混乱。我自知自己所能触及，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底线问题，比如真实的信仰和表达如何免于恐惧，每个人应有基本的人格尊严等等，所以平日如果问我有没有“普世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更深的反思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不是站在政治立场层面，而是言谈的双方必须有足够支持韦伯所谓“理性牢笼”或福柯所谓“疯癫是制造出来的”之细微语言的分辨率。否则，其论断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完全可能南辕北辙。和Dan的闲谈，真是只能发生在瓦尔登湖上的奢侈之思。
Dan继续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最初的移民与土著人的关系，就是一个躲不开的历史尴尬，所以美国人修建了博物馆，展示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自己的过去，从而审视未来的发展。犹太人纪念馆也是，前几天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发生白人种族主义者枪击案，就重新提醒了人们这些文化的内在冲突。”
我去过美国第一批移民1620年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小镇普利茅斯，那里建造了一个土著人的村落，有真实生活在今天的瓦帕浓人和人们谈论他们的想法、文化、历史，旁边则有一个重现1627年代的英移民村落，向人们展示当年的历史。看到瓦帕浓文化的智慧及其令人惊叹的人性之美、神性之美，听瓦帕浓人无可回避而宽容地讲“最大的影响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我们在这里，怀着爱看未来”，让人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思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我也看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枪击案后，美国的媒体连番报道，CNN有一周多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主题，追踪、评说、分析，请专家辩论“我们是不是对不宽容太过宽容？”经历这些事件，我深有感触：批判虽然总是否定某种东西，批判力却让人更深入一种文明。我不由自言自语：“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问题，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不去看自己的历史，不能反思自己，却是最可悲的。”
Dan表示赞同：“对，文化的自我反思性非常重要。”
“‘文化的自我反思性’，这个词说得好。苏格拉底说，未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个文明要有历史，要有记忆，要有对自我的反思，要有批判力，才能有未来。”
“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也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批判性地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比如美国人传统上对政府不信任，所以想方设法分权、制衡，限制权力，政府越小越好。中国是反之，假设政府是可信的，政府要权力大才是好事。”
对政府及政治权力的警觉，与其说是对政府表现的反应，不如说是先入为主的假设。有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对离自己生活越远、层级越高的政府越信任，对越身边的越不信任，对社会自发组织的信任度最低。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想起刚刚看到的一本书：“美国新奥尔良2005年飓风灾害，政府行动缓慢、救援不利，5天后才调遣军队。最近我才读到美国在内战后实行《地方保安队法》（The Posse Comitatus Act），禁止联邦军队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执法，是警惕军队被政治力量调度用于国内事务。不过飓风、911等事件后，美国国会也修改了法律，联邦军队可以被用在自然灾难或恐怖袭击后等恢复秩序上，此法也颇受争议。看来自由的程度体现于所能接受的自由的代价。”
“写《瓦尔登湖》的梭罗还写过一本书《公民不服从》。个体权利的保持和对政府权力的警觉与制约，是一个公民不断意识与争取的过程，即使对于美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自由总是会有被侵蚀的危险，自由的社会并不是说自由存在在那里，不过人们更具有自由意识和对自由权利的守护。”
“说起来自由并不总是递进的。我刚看过一本书《志愿城市》，原来在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更早在10-11世纪的欧洲，在社会公共事务、规划、公共设施等方面，全都靠志愿机制建成，很多城市基本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现在美国的政府也越来越大了，权力越来越集中，是国父们始料不及。不知道如果美国制度发展几千年，是不是也会变成集权社会。权力的自我集中性真是强大啊，电影《浪潮》反映的‘世界离独裁只有5天’一点也不是戏言。”
我们继而谈到中国的文化。这使我想起很多自己的体会：“中国文化的确有过很多精彩，不过未必是传下来的东西。比如中医，是极精致的人身体验，现在的中医开学校，至少一半时间是西医教育，医院里B超、CT、核磁，全套西式诊断，医生也按心血管、呼吸、消化系统地分科，结果中医变成草药学，而且一个中医医生只会开入肺经的药，另一个医生只开入脾经的药，最后不知道是协调肌体阴阳五行还是帮着其打架。易经也很神奇，先秦曾有百家，但当文化成为一个权力选择的过程，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了，好像中国五千年只出了一个叫孔子的祖宗。英语文献也有大家，但再重要的人物也是历史的一颗明珠，而不是整个历史的版权所有者。大家读康德，但是中学生同样可以批判康德，一个人和伟大的思想之间是对话，不是膜拜，这样后一代才总受到伟大思想的提升而站得更高，而不是用一层层人搭作祭祖的阶梯。”
我又想起刚刚看过的《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汉语体现的思维模式，如语顺、系辞、判断、推理形式等。有趣的是他其中一条讲到汉语不求甚解、不求原意，只关注对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实用问题，忽视超越性普遍性思维和对知识的追究，后来我发现这本书本来是东亚人思维方法之比较，而翻译本身就只取了中国的一部分，书还是徐复观翻译的。似乎有点讽刺意味。”
“哈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研讨会上，来自维也纳的历史学教授苏珊娜讲得很好，她从历史来看未来，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中国性’确实是比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更重要的一个解释概念。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民主，其实其中国性的部分都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等概念的原意更说明社会的实质运作制度。”
“对啊，就象‘自由’这个概念，毛泽东有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把拉关系走后门、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攻击报复、损害群众利益、做事敷衍了事、放任自己的错误等等，所有人们脑中坏的东西都和‘自由主义’联系起来，然后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没有一条是自由主义的原意啊。”
什么是自由？我曾经用这个问题问很多人，中国的，美国的，于是发现当人们在争论自由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他们脑中指向的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在我迄今得到的所有答案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他说：自由就是如你所信地生活。
我问他，自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说，不能这样说，比如你想抽烟，就去抽烟，然后再后悔，或者埋怨自己，你并不自由；你在自己所信的生活里，能够自由地遵循你内心的信仰，才可以说是自由的。他的话让我理解他对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坚持，在他眼里，离开自由的信仰，再优越的生活也算不得好的生活。连自己都不信仰的生活，怎么可能是值得过的呢？康德把自由与理性相连，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自由意志使其应有自我选择性的生活。
“什么是自由？”我问Dan。
“对我，当然首先是指信仰、言论自由。”
“对我也是。”我讲述了我曾经听到的上述回答，Dan说这是个好答案。他谈到了信仰：“西方的文化其实有着很深的信仰基础，美国的信仰程度更高，有一个调查发现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其实什么是‘生而平等’？它的原文是‘被（造物者）造得平等’（are created equal），是上帝创造人的理念，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那种神圣性，不可侵犯性，不是人生而平等的宣称可以传达的。”
“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会怎么样？”我有点自说自话。
“人总会有某种宗教体验。中国也有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现在的基督教。”
“中国的宗教多没有人所不能及的‘神’，总是此岸的、实用的。我想宗教情感的不同与人的体验力有关。比如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源自哪里？”
“神的启示，包括普遍启示、特殊启示。”
“我在美国学到一个词：精神的但非宗教的（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我觉得这个界定更加基本。现世的宗教很复杂，比如宗教战争引起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人有没有精神体验，是很不同的。有精神体验的人，和完全现世、实用体验的人，对社会、生活是不一样的。人没有敬畏之心，以人力安排一切、改造一切，会很可怕。”
“人性、理性、神性，本来就是贯穿西方文明的线索。看待近代民主、自由、科学，也只有理解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价值平衡，才不会走向极端，以美好的名义制造出人为的灾难。比如，没有自由的底线，一切权力都交由民主，集体的决策如果可以侵犯个人的基本尊严、自由权利，民主形式也会带来多数人暴政。”
“当我具体了解美国的很多制度安排，发觉与中国的差异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它是一种科学。民主制度还需要科学价值支持。”
说到科学，本身又很复合。我有点无奈地补充，“虽然现代社会有些太科学化了，一切只有已知和待已知。现代社会没有奇迹。”
“也不能这么说，不同时代的人们有自己不同的追求，比如美国现在去发现太空，寻求未知的生命、做灵魂研究，仍然有它追寻奇迹的地方。”
“中国的近代史太急于赶超了，一直有一种屈辱的反击心态，国家尊严、民族富强，总是压过人的、价值的追求。我觉得走近西方社会生活，那些政治观点的差异反而不重要了，反差最大的，是感受到人性的美，制度安排的科学性精美，它们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对于中国而言，其实还谈不到现代政治理论的左右之争，它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走出‘改天换地’的革命情怀、‘人间天堂’的幻觉兴奋，慢慢生长理性、人的意识、底线价值，恢复常识（common sense）。”
“价值的美好，在于其一致性。一个人持守他的价值，说明他懂得自己的信仰；一个社会的价值延续，需要经历深刻的价值反思。”
“我记得中学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过一句话：你们现在都很明白，当有一天你有能力去做，不要做你曾经最痛恨的事情。这句话我一生都会记得。其实信仰的价值是简单的，人具有先验的理性，能分辨内在的一致性。是大立场、政治表态、由果证因的逻辑，把问题复杂化了，才活得那么复杂。”
“所以信仰和表达的自由，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是最基本的，是民主也不可以侵犯的底线。”
“对，如己所信表达的权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的前提。走近自由，我觉得好像经历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慢慢面对自己的病，回到人，回到简单。”
我知道，瓦尔登湖上的很多困惑，是有人类存在就会有的，瓦尔登湖上的忧思是奢侈的，每个文明永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瓦尔登湖，是我心里最真实的地方，完全坦荡的对话，没有边界，没有禁忌，没有恐惧。这是真实的。我只愿有一天，在自己的家，自由地，拥有这样奢侈的忧思。
“我希望我也能在这样的小屋住下，安静地思考。”我说。
“可梭罗最后还是回到了社区。”Dan微笑着。
“无论离开还是回去，他实现了自己选择的生活。瓦尔登湖是梭罗的，他是这片清净的发现者。我们只不过是观访他的游客。”
“让你这样一说，不是扫了我们的兴致？”
“但我们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瓦尔登湖。自己选择的生活，生命自由的创造。”
Dan说过，他的生命首先是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幸福，然后做一些有关社会的事。我想这是他从不象我常听一些追求自由者叹“那些人不值得我努力”的原因。自由哪怕不是一种普适价值，也是自由者自己的偏好。我从未如此确知，人在寻其自由意志的时候，才是美好的。如己所信地生活，这是瓦尔登湖留下的恒久的美。

　　（缩本发表于《时代周报》10月）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5353004#comment 136315392 Mon, 12 Oct 2009 13:10:04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5353004 <![CDATA[个人权利：公权力的边界]]>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3496700 各种人权宣言、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各国的宪法等，提出了基本的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每种权利可能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复杂的，比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权利享有者言论的特权，其他人不能干涉其言论的主张权，国家制止其他人干涉的权力等。不过如果我们从每个个人平等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权利，可以借鉴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看到如下三类权利。
第一类是个人自由意志免于他人意志（包括集体意志）干预的权利，即伯林所言的消极自由，可以称之为“自由权”。它主要指：生命权；财产权；思想、良心、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言论、出版的自由；和平集会、示威的自由；结社自由及参加和组建工会的自由；迁徙自由等。
第二类权利是从基本自由权衍生出的一系列特定的程序或组成部分，它们是自由权“免于干预”的重要环节，可以称之为“程序权”。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基本自由权可能于实践中被干预的高危方面，对“免于干预”的明示，如不得被奴役，不得被加以酷刑和强制医学实验；不得未经过正当程序拘捕或放逐，不得未经过正当程序搜查或干涉个人生活、家庭、住宅、通信等；儿童免于经济社会剥削的权利等。二是对平等个人自由的程序保证，即法律的程序正义，如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获得独立公开公正的法庭审讯，刑事控告者无罪推定权，不自证其罪权，获得律师辩护权，沉默权，判前陈述权，听证权等。三是对个人自由具有基本价值或关键意义的一些积极性程序保证，如儿童的国籍权，投票权或自由选择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第三类权利是人人享有获得一定生活水准（免于基础衣食住行之困扰）并不断使之提高的权利，属于积极自由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福利权”。它源自一种理念，即个人应平等分享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人类“平等”的理念自古就有，只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提高，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最典型的现代福利是公共教育，基本健康，社会保障和保险；较模糊的福利包括工作权、休息权，以及人身安全、社会秩序等公共服务；比较激进的理念则包括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等。
区分出三类权利，可以看到，权利享有者在其中的要求是不同的。第一类“自由权”应达到的是“免于干预”；第二类“程序权”应达到的是免于干预和实现正当程序；第三类“福利权”应达到的是实现结果。
第二类权利是作为第一类权利的延伸，比如其正当程序的目标仍然是增加自由权干预方的责任，以及增加自由权享有者免于干预的能力。第三类权利虽然增加个人自由的能力，但是它与第二类权利不同的是：程序权是一个可判定标准、权责边界可界定，福利权没有可判定标准、是无明确权责边界的；程序权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福利权即使仅在理论上，也不存在达到，只存在趋近。因而福利权实际并不具有权利的法律“保证”特性，而是人类追求共同改善的一种理念。
三类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包括：不得行为的责任，提供正当程序的责任，提供结果的责任。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也有三个层次：权利享有个体、其他个体或政府之外的组织、公权力（广义的政府）。公权力与其他主体的差异在于，它除了自身与权利所有者的直接关系外，还负有协调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的职责。从而，针对权利的概念，公权力的责任有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自身不得干预个人自由的责任。（不得作为的责任）
第二，自身提供正当程序的责任；要求其他主体提供正当程序的责任，以及限制其他主体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应该作为的责任）
第三，自身并要求其他主体提供公共福利结果的责任。（可以作为的责任）
其中，第一层次是公权力不能为的领域，公权力在此领域负有不得作为的责任，也即公权力自身行为的边界-- 当然，这一边界不局限于自由权利列举的领域，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地方，其自由应归属个人，即所谓“保留权利”原则；第二层次是公权力应该作为的领域，它的责任既包括自身履行正当程序的责任，也包括提供间接制度规则、以协调其他主体履行正当程序和对个人自由提供积极保障；第三层次也是公权力作为的领域，但不是严格的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是可以与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政治观念等相适应，寻求不同“度”的改进的。
公权力在权利中的责任层次，尤其是前两项责任的关系，值得引起重视。我们经常强调公权力应保障和促进个人自由权利，事实上，说这句话时的一个误区是将公权力的第三层次行为，即政治性行为纳入其责任范畴，甚至将之作为责任的核心，而导致对第二层次之作为责任的忽视，又因福利权的不可法定性容易陷于对之的过度争执；同时，另一个更重要的误区是，谈论公权力对权利的保障责任时，忽略了公权力对权利的第一层次责任，即不得作为的责任。换言之，对于自由权利的实现，公权力除了有责任提供积极保障的程序、对其他个人或组织的侵犯权利行为进行限制或惩处外，它首要的责任是，制约自己介入公民权利的行为。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明确提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限制宗教自由信仰，削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法律。实践表明，这条宪法第一修正案，至今有力地捍卫着美国的公民权利。
公权力在权利中不得作为的责任，或者公权力自身的行为边界，是其他作为责任的前提。这个前提与公权力的民主性无关，在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过程中，更加有必要醒目地认知这一点：即使是民主产生的公权力，也不能成为在“一切”领域合法的权力，个人权利（及其保留权利）的底线和公权力“不得作为”的边界，是公权力-- 包括民主产生的公权力-- 首要的责任。

　　(发表于《法学研究》2009-4 权利的法律与道德根基笔谈)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3496700#comment 136315392 Mon, 21 Sep 2009 01:31:40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3496700 <![CDATA[慈善捐款因何转入财政]]>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982897 什么是社会组织？资中筠写过一本基金会的书叫做《散财之道》，这个词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社会组织的特性-- 如果企业对社会的存在目的是创造与积累财富，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的“散财”部门，换言之，社会组织的存在目的是“花钱”的。社会组织的运营逻辑首先是会花钱。
很多社会组织会说：花钱谁不会？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能花出去。这句话忽视了一个前提：社会组织的钱是给谁花的？这就是涉及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国内外社会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都包括三类：组织运营、财政资金、公益捐赠。整体上言，公益捐赠占社会组织资源来源的比例并不高，国际上平均11%左右，但它们是社会组织特色的资源来源，对于某些组织而言，比如基金会，捐赠可能构成主体资源。从募捐的角度上讲，社会组织是帮别人花钱的。
给自己花钱容易，帮别人花钱并不容易。捐款者为什么要捐款？因为他想做某项社会公益的事情，但是自己没有时间、精力去做，所以把钱给能做的人，替自己去做。巴菲特把自己财产的80%大部分捐给了盖茨基金会，因为“他比我更擅长这项工作”。可见捐赠是取决于花钱的。比如512震灾后一年，收到社会各界捐款捐物767亿元余。人们为什么捐款？因为他想帮助受灾者，可是不知道怎么帮得上，不能每个人都去灾区，那么他的选择就是给钱。钱是资源，也带有捐赠者的意愿。有人笼统地想为了赈灾，属于不定向捐款；有人有特别的意愿，比如希望自己的钱只用于帮助孩子，或者只用于重建某所学校，这笔钱就是定向捐款。无论哪种，大家捐款，都是源于钱将被如何使用的预期图景。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花钱的目的，就没有捐款行为。没有人纯粹觉得自己钱多了想给别人一点。那么如果所捐资源不能实现捐款者的意愿，他为什么还要捐款呢？
进而看社会组织与政府花钱有何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都具有“公共性”，或者说，相比于企业、家庭、个人做“自己的事”，它们的目标是“共同的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志愿性、多元化的行为机制。政府要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对社会每个成员应该是公平的。社会组织则不同，它们依宗旨设立，可以面向一个社区、一个领域、一项公共事务。所以政府的视角往往是综合的、宏观的，社会组织则是具体的、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
比如赈灾，政府要考虑全国的地区平衡、各项救灾需求的轻重缓急、灾区与其他地区其他公众的反应、赈灾与其他社会目标的权衡等等。所以政府做出的最后决策，全局观强，却未必切中该事该地；调度有力，却未必适应当事人需求；另外政府通过层层运作，对资源的最后使用把握较低。举个简单的例子，767.12亿元中的那个0.12亿元，放在整体数字里，是四舍五入的忽略项；而1200万元，放到10个年运营额100万的社会组织中，一定是他们精心规划的工作重点。可见同样一分钱的结果实现是不同的。
社会捐赠的花钱预期必定是多样的、具体的、不同程度的，它只有通过同样多样的、具体的、专业的花钱机制才可能充分实现。这是一个社会志愿机制的作用。政府相应于全局的、统筹的、宏观的花钱机制，它的资源来源也应该对应为统一的、强制性、面向全体的资源渠道，即税收。政府将财政税收分配给社会组织执行，有利于在既定领域增进多样性和专业性，称为公共服务购买，是一个公共管理的新兴路径；社会捐赠资源交由政府执行，是消除多样性、聚集资源的逆过程，社会组织成为替政府收钱的机制，而不是花钱机制。社会组织不作为花钱机制，如同企业不作为利润机制，组织的特定社会功能实际已经不在了。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首先，政府包揽责任的惯性依旧强大。自1998年洪灾民间志愿资源就有所显现，但历次重大灾害，政府总会发布各种通知，强调社会捐款统一接受，统筹调拨，全盘考虑，民政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被作为捐款指定接受途径，2007年《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明确将民政部门等政府机构作为组织与接受捐赠的主体，并有限规定了其委托机构、认定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的募捐资格。普遍的社会组织事实上没有募捐的法律资格。社会自发捐款最终转入政府账户，是有法律前提的。
其次，动员性捐赠的途径远强于志愿捐赠机制的发展。512灾后曾有对捐款途径的调查，行政途径捐款占绝对主导，其中一多半是通过自己所在单位。这不难理解政府直接受捐就占58%。单位、党、居委会，仍然是大多数人习惯的行为环境，自发的、社会的、志愿的行动机制，对人们还比较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不知道志愿组织是什么，或者与被单位组织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与志愿意识相关，捐款者对自己的捐赠意愿并不明确，选择性不强。512赈灾收到大量社会捐款，说明了社会资源和捐赠意愿的基础，但多数人满足于将钱“给出去”了，而对给谁、给到哪里、收捐者怎么用，没有明确的意向与比较选择。个人的意志与选择意向不强，与长期“凡事有政府”的习性有关，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捐款给政府使用是不应该的。
对于社会捐款最后成为政府的“额外税收”，有不少对社会组织能力不足的反思。社会组织能力尚弱，不足以构成有力的社会公益体系，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慈善捐赠转入财政，可以说很大部分是在关乎社会组织能力之前便发生的，比如募捐资格的法律前提、庞大的单位组织动员系统，以及源于教育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多个调查显示，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对离自己亲身经历越远、层次越高的政府越信任，与国外情况相反。数据显示了我们对政府的“天然信任”和对社会自发行为的“天然不信任”。观念反过来制约社会自发机制的活跃与发展。
让公共性资源有效使用，还有赖于我们从支出衡量收入的观念确立；让社会真正“大”起来，还有赖于我们对自我选择责任、社会自发行为之信念与习惯的养成。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09-08-22）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982897#comment 136315392 Sat, 22 Aug 2009 23:14:57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982897 <![CDATA[信息公开是一种执政习惯]]>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793 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不利，甚至一度被作为间谍怀疑。自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社会认知的程度并未如此前《条例》备受关注之预期，申请信息公开受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王清向地方政府各部门全面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再次引发人们热议：为什么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成为少数人的“壮举”？
政府信息公开，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让政务公开在阳光之下”越来越成为现代治理中的共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信息自由法》产生于1966年的美国，明确了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仅限于对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不得以“公共利益”“正当理由”等模糊理由拒绝公开，并对拒绝公开的情况规定了司法救济。该法其后又多次修改，加强对信息公开的要求，目前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除例外情况，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实现互联网公开。
信息公开看似简单的举措，实际意义重大，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一个问题：法是由谁来实现的？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理念，一种是治者和被治者是两类相区别的人，治者是负责决策、制定规则的，被治者应当服从决策、按照规则行事；另一种则是群体成员共同的治理，每个人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是规则的遵循者，故而称为自我治理或曰自治。例如美国宪法著名的起始句“我们人民”，其实它的原意隐含了另一个表达--“我们政府”。换言之，该句表达的是，每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应受尊重的人，我们在一起，彼此商定规则，每个人按照议定的规则自觉行事，从而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就是人民；我们就是政府。
“我们人民；我们政府”，这个理念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本源依据。在治者与被治者分离的关系中，统治的信息主要是在统治者内部传输的，依据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可能还有应获信息的远近多少之分。被治者只要遵从统治者的意志即可，他不需要进行自己的判断，从而也不需要获得相关决策的信息。只有在公民共同治理的情况下，信息共享才成为彼此沟通的重要条件，是形成共同决策、共同治理的前提。
对于一个自我治理的社会而言，不公开的信息，一般性地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因为公民不知道规则，不能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公民要能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必须知道相应的规则；政府是公共事务的代理人，相应的信息必须向委托人开放。这样运作的社会，其优势是：公民负有自我责任，社会秩序稳定，需要保密的负担小。
中国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体现出的困惑，显示出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特征。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08年5月1日起实施，但思维习惯及执政理念并非在一夜之间转变，长期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作用着。如果我们追问自己，会发现在无论执政者还是公民的潜移默化的观念中，一个好的社会成员的形象是对执政信息不闻不问、坚决服从的“顺民”、“良民”，反之，问责政府、质疑问题的是“刁民”、“闹事”的人。如此观念引导下，问责政府、要求公民信息权等做法，均带有负面的道德压力，无论赞其“勇者”所为，还是疑其“别有企图”，都隐含了一种观念 -- 此种做法是“异类”。
将公民信息权、问责政府作为负面观念，是信息公开条例反应冷淡怪异的心因渊源。从此不难理解将对其积极诉求者作为“间谍”的怀疑。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民权利、问责政府会被视为负面观念呢？说明我们对“官”与“民”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仍然深入脑海。在公民和政府的观念里，“民”仍然是被管制被控制的对象，而不是为自己负责任、作为共同治理者一员的“公民”。
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公民自治社会的自然需求，是“我们政府、我们人民”理念的实现。仅有要求公开的法律条文存在是不足够的，信息公开还需要相应的公民意识和治理观念。当在我们的观念中，政府不再是公民之外的统治者，而是公民自我治理的代理人，政府信息公开就成了一种执政习惯。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9-08-08）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793#comment 136315392 Wed, 19 Aug 2009 07:43:13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793 <![CDATA[美国印象9 站在草场看山寨]]>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642 ……堪称无处不“山寨”，2008年并因“山寨文化”的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山寨年”。
“山寨”何意？这个地地道道中国特色的词汇，据“百度百科”言，原词亦作“山砦”，古时用于三种含义：一是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二是穷寨子、穷人住的地方，三是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新时代的用法起于广东，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它的源起是深圳、广东手机制造市场的一种现象，即没有牌照的企业低成本快速模仿品牌产品的作坊式生产。“山寨机”以性能齐全、价格低廉迅速占领市场。其后扩展到广泛的IT产业，08年“山寨”一词又以民间仿造含义延伸到文化领域。
“山寨”的概念到底表述了社会上出现的什么现象呢？归结起来，所谓“山寨”，指两个特征：第一，仿造性，借用已经知名的产品（或其他事物）的名字、外观、性能；第二，草根性，它包含了一种把正规的、上流的、精英世界的事物“平民化”的意思。
“山寨”与“盗版”虽然均是未获得法律授权-- 版权授权或者合法牌照-- 的情况，二者不完全同义，“盗版”指在未获得版权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复制使用的行为，“山寨”的特性则不是“复制”，而是“模仿”。比如“山寨机”，它的生产仍然是自己的技术、自己的产品，甚至有自己的创新，但它没有自身合法的“名分”，大多依靠综合、改进、模仿品牌产品，并在名称上充分发挥“己”、“已”、“巳”的中文书法技艺，“借光”走市场。所以，“山寨”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模糊性，它不必然含有盗版的因素，有些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也不易界定，好像书画的原本，会有临摹的摹本、假托名人之作的赝本，高手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他们仍然是作画人的作品。
“山寨”产品有市场，因为其“价廉物美”；“山寨”颇受争议，除了版权问题，还有其“博大”而不“精深”。由于并非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创新，缺少法律保障，“山寨”IT产业总是与作坊式生产相联，它们有开发产品齐全功能、强大性能的市场激励，却很难精细化、精致化、积累自己的品牌声誉，所以潜在的问题就可能较多，如安全隐患、健康隐患、消费陷阱、售后保障等。它是“短平快”的生产，和“高端”产品“平民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
延伸至文化及社会领域，使“山寨”真正“火”了起来。不仅它的涵盖领域迅速扩大，蔓延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成为关注和争议焦点之一，乃至“山寨现象”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视野-- 尽管后者自己亦是被“山寨”的对象之一，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呼吁“自觉摒弃和抵制‘山寨文化’”-- 似乎并未影响“山寨政协委员”在网上提交自己的十大提案…… 如果说“山寨”在制造业是没有获得经营许可权（牌照）的企业仿造品牌产品，那么“山寨文化”该作何理解？
用“山寨”的两个特性，即仿造（模仿）性和草根性，来观察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山寨现象”，可以看到：第一，它模仿的包括某个知名作品或名人-- 如“山寨《说句心里话》”、“山寨周杰伦”，某类品牌节目或项目-- 如“山寨百家讲坛”、“山寨诺贝尔奖”、“山寨奥运圣火传递”、“山寨鸟巢”，某种社会位置-- 如“山寨人大代表”，乃至只是某些形式-- 如“山寨春晚”。第二，都是民间自发的，即“老百姓自己的”方式。
我09年的新年正好在波士顿过，不免了解一下美国的新年传统。经历美国的新年后，忽然发现：如果用模仿性和草根性来界定“山寨”，美国很多地方过的岂非“山寨”新年？再套用到其他社会、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山寨现象”很普遍啊。奇怪的是，美国社会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一个概念，在英语里也找不到与“山寨”对应的英文词汇。你只能把它翻译成“有固守的山中的村谷”，或者“山的防塞处”，显然无法引申到文化社会领域。那么说明，中文的“山寨”概念，特别是文化、社会领域的“山寨现象”，之所以成立，除了仿造性和草根性外，一定还有某种特定的因素。是什么呢？不妨先借用中文的“山寨”词汇，来看看美国的“山寨”版本。
“山寨”新年
在美国过新年，可以有几种不同层次的庆祝方式：和家人自己过，参加社区活动，镇或小城区的庆祝活动，城市层次的庆祝活动。城市就是最大的庆祝范围了，不要指望找到“全州同庆”的活动，更不要想看到全美国人民一起同看的一个电视节目或其他任何事情。总统也和家人在一起，他没有责任保障你过一个满意的新年。
不过新年还是美国最具有“社会性”的节日之一。其他的很多节日，如感恩节、圣诞节，都是安静的、家庭的时间，新年则是欢乐的、热闹的，很多人走上街头，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人们在一起辞旧迎新。
美国各地的新年夜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其中有两类有名的方式：一种是以纽约市为代表的“落球”模式，纽约这一传统已经持续了100年，时代广场顶上有一个重5386公斤、直径3.7米的水晶球，是纽约城市的标志“大苹果”，每年新年夜23:59:00它开始徐徐降落，至00:00:00正到达底部，挤满街头巷尾的观看人群则在倒计时中欢呼起来，整个过程有电视台直播，现在美国有许多城市和镇效仿出了自己的“落球”。另一种模式是艺术和文化特色的“第一夜”（First Night），波士顿是此模式的发源地，为波士顿一小群艺术家们1976年首创，因其广受欢迎而延续为每年的例行活动，并很快被附近的社区效仿，目前已经有60多个城市及其社区跟随此模式，并延伸至美国以外，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地也有城市开始过“第一夜”。当然，美国还有其他特色的活动，如拉斯维加斯最热闹的Strip街区关闭所有车辆的狂欢，部分非裔美国社区宗教意义的“观夜”或“自由之夜”，俄亥俄州克莱维兰德市的“酒宴”，芝加哥码头的焰火等，但不可否认，“落球”和“第一夜”是被“山寨”最广泛的。
波士顿非常荣幸他们的创新能够被“山寨”，总是骄傲地提起他们是发源地，并于1993年成立非营利组织“第一夜国际”，专门帮助其他城市和地区发展这一传统。我在波士顿，经历的是原版本“第一夜”。
只要花18美元-- 活动均是非营利的，销售所得用于支持“第一夜”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超市买一颗手掌大小、设计精美的“纽扣”，就可以遍行“第一夜”的所有场所和活动了。附送一份手册，首页上半部分印着“第一夜”理事长及执行主任的欢迎辞，介绍2009年第33届波士顿“第一夜”；下半页是波士顿市长托马斯&#8226;梅尼诺的致辞，“我十分高兴能够支持整个全市范围的创造力表达，以波士顿独有的方式庆祝社区、多元性和艺术。”市长的名字其后没有出现在理事会和活动组委会中，不过在捐助者名单中倒是位于“领衔捐赠者”的第一栏-- 捐资5万美元以上者，是个人捐款最多的一名。
中午过后，随着“第一夜”活动的开始，地铁交通全部免费敞开，便于人们在不同活动点穿梭。有趣的是，在波士顿少见的人头涌动的一天里，各种商品和票费竟然是趋向低价而不是升价的，如甘草集会中心里的餐饮区，热饮1美元，一餐3、5美元，海港游轮上的热饮也是1美元，约合平日普通咖啡厅的1/3。难得一下见到这么多消费者，每杯多卖1、2元，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为什么反而便宜呢？还有展览馆的介绍之类，免费提供食物。有人向我讲过，节日是“给予”的时候。的确，想来节日的免费、减价、慈善特别多-- 虽然平日讲座、博物馆作者见面、剧院编导见面等“免费的午餐”就挺多-- 社区在纪念节日组织活动的时候，人们总是自然想到“食物银行”、清扫街道、慈善捐助等行动，而不是开会、联欢。“给予”是感谢的一种表示方式，辞旧迎新，感谢一年拥有的生活，看起来这也是一种文化。
2009年的“第一夜”，大波士顿地区包括美国戏剧院、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馆、科学博物馆、俄耳甫斯剧院、宪法号军舰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港湾游轮等在内的40个以上地点的200多组活动加入了“第一夜”计划，内容从导游展览、历史介绍、剧艺演出，到音乐、舞蹈、杂技、滑稽剧等各种艺术表演，还有焰火、冰雕、大游行、广场狂欢、倒计时等户外计划，从除夕下午到新年凌晨，令人目不暇接。据理事会介绍，来自16个邻里区的约1500名年轻人，和专业艺术家们一起参与了这些作品的创作。
“第一夜邻里联网”（First Night Neighborhood Network）是个经典的重头戏。在地铁的甘草市场站下车，就看到一家家人抱着、推着、带着孩子们，向一个方向汇集，到达甘草集会中心的大楼。三层楼内二十多间大厅和房屋开放，按15分钟一个时间段，安排着各式各样的节目，短则一个时间段，长则3个时间段，有些节目交替或者循环上演着。节目大体分为音乐、舞蹈、杂耍、讲故事、木偶和皮影戏、表演剧、电影、参与活动、视觉展览等类型，不过和正式剧场演出相比，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有一个特点：很少看到演员在台上自顾自演，观众在下面安静倾听的场景，无论什么形式的节目，其参与性、互动性、孩子在其中的角色，都十分地突出。“第一夜”的中心角色不是艺术家和演员，而是孩子。
孩子是“第一夜”的核心。两层的大厅布置满孩子的“工作间”，面部彩绘、手工作坊、席地的大画廊、儿童艺术循环中心、恐龙探索等等，道具非常简单，不过是纸、彩笔、各种零碎的手工材料、大塑料模型之类，但时间和空间是孩子们的，自由是孩子们的。他们能把恐龙想象进自己惊心动魄的故事，在里面激动不已；有些十多岁的孩子也爬在地上作画，弄得满脸都是颜料。专业艺术家和社区志愿者则帮着孩子及家长绘脸谱、教手工，聊以助兴。其他表演性的节目也对孩子网开一面，比如一个古乐器演奏，拿出不少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稀奇古怪形状和声音的东西，白发的演奏者一上台先说，所有的孩子请坐到台前面来，然后他演奏中，不时拿出其中的某件，给台前的孩子摸，或教他们敲出声响，引得孩子异常兴奋。有些表演剧随时邀请现场的小朋友上台参加杂耍、魔术的演出。木偶和皮影戏表演也是如此，演出一半，剧情就从舞台“跑”了下来，表演者拽着他的“角色”们，又飞又转，从观众身上踏过去，和在场的每个孩子亲热一番。
参与当然不仅限于孩子。另一种互动是演出剧，演出不是事先排练好的，而是现场的观众指定演员角色、场景，由他们开始发展情节，快速地交互角色对话，比如母亲、哥哥、弟弟之间的叙述，看演员能不能反应灵敏、不出错误。“提升庇护所”的滑稽剧一贯以现场创作为特色，抓取观众即席产生的词汇，演绎创作，所以每场演出都不一样，而一场表演的有趣，总是观众和演员合作的成果。“赛诗”则很类似中国古代文人的对联会或诗会，观众现场出题，赛者当场作诗，邀请现场评分，短时间内做到韵、趣、意，颇具挑战性。
“邻里联网”并非专业艺术家演出、观众看演出，它的演员和参与者实际都是社区中人，与其说“第一夜”是“看”艺术表演，不如说是参与活动。社区精神也是“第一夜”的精髓。
其他活动相对分散，但展开地图会发现一个规律：地点散布的标识正勾勒出波士顿的“自由之路”，可见这条最著名的历史景点沿线，也成了各种文化艺术场馆的集中区。其中，除了甘草集会中心以外相对聚焦的活动，包括波士顿广场和康柏里广场的冰雕、露天表演、倒计时，波士顿广场上的家庭焰火，以及下午5:30到6:00从“邻里联网”所在地甘草集会中心到波士顿广场的“大游行”。
大游行给新年夜带来的现场感很亲切。纪念游行总是各种相关团体主动自愿加入的，好像商家参加联锁优惠，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意；加盟和支持“第一夜”，也源于艺术家和非营利组织提升社区精神、促进自己宗旨的意愿。“第一夜”的大游行者以文化组织为主，如乐队、剧院场馆、表演团体等，波士顿中国文化协会的舞龙在寒冷的夜晚显得很红火。有趣的一幕是游行队伍的末尾，跟着救护车、救火车、警车等公共服务部门的车辆，他们也把警笛全部打开，边向人们招收，观者向他们回呼喝彩，看起来既起了保障作用，又构成游行队伍的一部分，两全其美，很远还能听到警笛的鸣响。到3月份爱尔兰节的时候，我才知原来城市公共服务参与游行并不新鲜，爱尔兰节的大游行比“第一夜”更丰富，参与者更多，而且是以公共服务部门、非营利组织、学校等为主体的，波士顿警察、救火员、市长办公室、退伍军人……都举着自己的旗子，开着贴了救助号码、网址、问候语、“请支持救护员”等大彩画的警车、救火车、大巴、战车，沿街而过，顺带着向路边人群发散糖果、挂链、标识贴画等，谢谢大家支持公共服务。准备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们更不会放弃好机会，带着竞选人员打出自己的名号，频频向两侧招手，活跃者则一路健跑，从左跨到右，从右跨到左，不停和人们握手问好。大量公共服务部门的队伍和波士顿小姐、猫王模仿者、单车杂技队等，共同加盟波士顿爱尔兰日大游行队伍，与“第一夜”的文化为主体的游行又有不同。
倒计时迎新年也有两个选择：波士顿广场草坪上“黑色的士”摇滚乐队演出台，和康柏里广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口的石阶上。不少人赶在最后几分钟，涌上地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体验两边的氛围。波士顿广场上更具狂欢性，搭起的圆形演出台四周，人们高举手臂，随摇滚乐晃动。公共图书馆前更有科幻色彩，图书馆面对一片在灯光下晶莹剔透的冰雕区，图书馆的正向一整面墙壁被作为了投影墙，变幻的形色在墙上投出未来时空的感觉，配着乐队演奏，让人在视听觉中迎接新年。随着人群“10、9、8、…2、1”的倒计时声，图书馆墙上变幻出美丽的新年图标，大家一片欢呼：“新年快乐～波士顿！”第一声问候，致以的是这座城市-- 波士顿。在纽约看“落球”者说，人们问候的是：“新年快乐，纽约！”在小城或镇的欢庆者，则问候自己的社区。城镇，还是人们社区家园的一部分。
我参加的是大波士顿地区的“波士顿第一夜”。大波士顿地区是波士顿和其他很多城市的合称，比如哈佛大学主体座落的剑桥市就是波士顿外的另一个城市。不过不等于说大波士顿地区的人们参加的都是这个“第一夜”，许多其他城市，特别是离波士顿广场较远的城镇和社区，社区的艺术家们组织自己的“第一夜”，当地的人们更愿意在自己的社区度过新年。不知道新年波士顿地区到底组织了多少个“第一夜”，各地活动如何，它完全在于当地艺术家和社区内人们的组织情况了，温馨型、特色型，总之各有各的过法。“波士顿第一夜”的好处是有延续性活动，称为“第一月”，即在一个月之内，凭“第一夜纽扣”享受部分博物馆、剧院等文化场馆的免费或者减价价格，事实上有些活动比一个月要长，甚至可以全年免费。文化场馆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人们参观、参与的兴趣。
“第一夜”是社区的、艺术的、孩子中心的、现场的、参与的、创作的、给予的。波士顿的“第一夜”，经过其他社区和城市的效仿，已经在美国及美国之外变化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第一夜”。效仿者从不觉得把自己的活动冠以“第一夜”的名声有何不妥；波士顿也没有认为周边小社区都有了“第一夜”，会影响大波士顿地区的人气，反而大力支持各地传统的发展。对于创举者和学习者而言，艺术精神、社区精神、参与精神、关注孩子和家庭的精神，是共享的，促进这种精神延续和传递，就是“第一夜”的内涵。
“山寨”总统竞选
如果套用中文“山寨”这个词，在美国被“山寨”最多的人物，应该是竞选公共职位的政治人物。从简单的模仿到当真寻找出的“演员”，竞选公共职位的人物被演绎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美国08年总统大选期间，处于焦点位置的公共人物，可谓被“山寨”了一个系列，至少著名的有：“山寨奥巴马”、“山寨拜登”、“山寨麦凯恩”、“山寨佩林”、“山寨希拉里”、“山寨布什”…… 而且有些人物不只是一个版本。
这些“山寨”人物可能出现在竞选广告、媒体宣传、电视剧、情景剧等情况下。“周六晚间直播”节目因其“山寨”版总统竞选节目，成功赢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率。“山寨”总统竞选和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结合非常紧密。比如，候选人发表演讲，“山寨”候选人会以他/她自己的方式来讲话；候选人接受媒体采访，“山寨”版也模拟类似的采访，往往是用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大体相似而直白、滑稽的回答，增强戏剧效果；模拟剧最大的特长是可以制造不可能事件，比如让佩林和希拉里站在一个讲台上，讲述女性候选人的道路与心态，或者让奥巴马和麦凯恩比舞，使人们可能想象到本来不会联想到一起的事情。“山寨”情景剧，虽然具有很强的娱乐效果，但它更类似于一种大众化的政治解读。“山寨”人物以其“形似”产生娱乐效果，但类似“周六晚间直播”的情景剧，其实是非常讲究“神似”的，这些人物直白、夸张，却不编造，从而让政治人物遮遮掩掩的话语、性格，显露无遗，这才是其得到观众认可、欢迎的基础。
“山寨”总统竞选紧跟总统竞选的日程。比如总统候选人第一场辩论，该周的“周六晚间直播”就是第一场辩论，其后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总统候选人第二次、第三次辩论，均是同步进行。辩论形式一丝不苟，不仅正副候选人有“山寨”版本，而且会场、场景布置、辩论主持人，甚至提问的听众，全部有配套的“山寨”版，程序、问题，完全模拟，除了时间长短不能与正式辩论相提并论之外，堪称高仿。
不过，无论竞选候选人还是公众，没有人提出过“山寨”问题。节目制作者非常理直气壮，有时乃至邀请真候选人和假搭档同台，比如真麦凯恩曾经和假佩林搭档竞选，还曾有假佩林在台上演讲一半真佩林来替换的情形。竞选后的一个网上调查显示，总统竞选最受关注的人物，“山寨”佩林的Tina荣登榜首，而佩林本人得了第二名。
如果“山寨”去掉“盗版”
草根性事物的发展基于对其他典例的模仿，是社会正常的演进模式。即便美国当年独立战争后，原各殖民地的人们，选举代表、召开会议、制定宪法及权利法案，也是有英国殖民地的议会形式、英国权利法案及佛吉尼亚州权利法案等先例可以学习，才使得立宪过程更有基础。可见，抛开商业知识产权问题，尤其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草根、模仿，本没有什么不道德或者特别的道德意义，为什么唯在中国会形成“山寨现象”，并成为社会或褒或贬的热潮呢？
反过来想，为什么英语没有“山寨”的概念？做一种假想的比较。首先看一个特定作品的“山寨”。比如，会不会有美国人编导一个“山寨”《教父》呢？好像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名著有名，是与其作者紧密相关的，比如书店里在一类作品下，通常不是按书目名称而是按作者名字上架，学校老师推荐一本读物一定讲是谁的版本，建筑、公共园地用人名命名纪念的特别多，历史遗址的故事总是由人物串起来。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歪批别人的作品，即便是名人的作品，市场会在哪里呢？或许不如创造自己的哪怕是不成熟的新异之作？
接下来看一类节目或者项目之“山寨”。比如CNN的直播间，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肯尼迪论坛，都是品牌项目，为什么没有人做“山寨直播间”或“山寨CNN”，“山寨肯尼迪论坛”呢？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品牌实在太多样了，而每个品牌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定位和专业累积。如果一个人当真想做与现有不同风格的电视台、不同创意的论坛，着手去做就是了，各种品牌兴衰起伏，本来就是平日的常态。几乎没有一个全民都关注的品牌或节目，也几乎没有领域是找不到“知音”的，各有各的专业、各自围绕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效应虽然会有，但用别人的名义做自己的事，不是一件很有激励的事情。另一方面，品牌靠的是专业实力，CNN的政治新闻有名，在于它做得到别人做不到的速度、深度、广度，你如果没有真本事，徒在自己的话筒上贴上“CNN”，有谁会注意呢？
最后两类“山寨”的所指较有意思，即针对某种社会位置（如人大代表），以及某种形式（比如春节晚会）。前一类相当自称的公共职位代表者。显然，这样的职位应该是民选的，需要一系列程序，获得选民的授权。比如一个人在美国，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进入国会，他就会去做大量的工作，争取竞选获胜；如果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动员能力，可能退而竞选州议会；实在不行，可能先从竞选市议员做起；如果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授权过程自我宣称做谁谁的代表，恐怕不会引起轰动，只会被视为精神有问题。有一部获得多个奖项的影片《史密斯先生还能去华盛顿吗？》，记录一位普通的教师忽然动了竞选国会议员的念头，从亲朋好友开始一个个人拉选票，终因对手太强大落选，次年再发动竞选州议员并获成功。该影片其实是一个真人事件的记录，影片的主人公杰夫&#8226;史密斯目前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可见，在路径开放、公平的情况下，认为自己比当前职位上的人更胜任某公共职位的念头，自然与竞选职位的行动相连接，没有经历授权过程而自我任命，无论对说者、听者，都是一件滑稽事。
至于对某种形式，比如“春节晚会”，这个词就像“节日联欢”、“饭后散步”一样，没有任何特异属性，既不是品牌冠称，又不指特定作品，“山寨版”是什么意思呢？文化和文明形式的传递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比如荷兰人发明了第一个银行，全世界现在都建立了银行形式。新年纽约的“落球”，波士顿的“第一夜”，效仿者和被效仿者都没有产生“山寨”的意识，反而致力推动其再传播。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山寨”？分析起来，关键是对公共生活领域“版权”观念的认知。一件特定的作品，经过作者的创作性工作，被赋予版权的所有；但一种文化形式，是公共生活中的现象，是共享的，模仿是文化传递，让双方都受益，学习者开心、传递者骄傲，彼此乐尔不疲。我们的“春节晚会”，由于长期以来，被与在春节晚上举办的某一台晚会节目特定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春节晚会”的形式与“央视春晚”的特定节目在人们心理上形成了等价物，所以在有人要在其他地方采用春节晚会形式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把自己置于“山寨”（非正版）的地位。
文化、社会、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的“山寨”现象，除了草根性和模仿性外，可见还有一个“版权”问题。
回思一下“寨”的原意。它是一个形声字，从木，赛省声，本义是“防卫所用的木栅”。所以“寨”被用来形容那些有护守的聚集地；但它又非铜墙铁壁之内，而是一些较简单的、天然的障碍隔离出来领地。比如军事上用蒺藜之类形成的鹿寨，驻兵环绕的营寨，占山为王的山寨，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村寨等。所以“寨”是和自我防卫的屏障连在一起的。文化领域的“山寨”，有点“草民另版”的意思；隐含的假设，显然有一个“正统、正版”的存在。这个前提，才是“山寨”的独特成因。
有调查显示，40.8%的人认同“创新”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内容，“山寨”还被和“进取”、“DIY”、“个性”等相关联；38.9%的公众赞同“山寨文化”是“草根文化”的体现。可见，在文化和公共生活领域，“山寨”观念的兴起，并非相对于“创新”理念。它的火热更有种越出唯一“正版”的兴奋。有评论人说，山寨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山寨文化其实是一种消解主流的文化；保卫山寨，保卫的是日渐丧失的自由精神。
“山寨热”显示了社会的对自发、多元、自我行为空间的需求；对“山寨”的战斗、保卫、捍卫又体现出自发、多元、自娱自治等价值地位不正之无奈。“山寨”是多元化需求与制度内多元性缺乏之冲突的产物。
在商业领域，品牌是一种权利。从长远发展，企业必然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美国有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也有假名牌市场，但并非本土企业的产品；本地的商业企业另外一个特点特别突出，不是“山寨”，而是“联锁”。不仅是高档商品有联锁、专卖，从手机、珠宝，到家居、药品，品牌网站上总会列出它的专卖代理点，联锁性店铺到处可见，大联锁店甚至是全国贯通的，你在纽约买了东西不合适，只要是可换物品，到洛杉矶的店里，马上可以退掉拿回现金。专卖和联锁意味着，无论高档、低档，各有各的用户群，各自靠特色的市场定位和规模化取胜，是一种基于分工、市场定位的品牌战略。手机市场上，系列众多，但基本上卖的都不是产品，而是服务。苹果的I-Phone新款，不过2、3百美元，但是必须签2年的服务合同，不加入服务则多少钱也不卖；不同入网服务计划，可以几元或几十元的价格构得精美手机，也不乏免费赠送的手机，只要你购买了相应的服务计划。多元化、细化定位、联锁、服务竞争，反应出的是品牌意识和地方市场。品牌意识强一方面赖于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程度，另一方面也与宽松的政策环境相关，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的优惠，在注册、手续、税收等方面都很方便，连奥巴马竞选总统要提高企业税时也不忘强调，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品牌”受到的保护高，注册后企业经营更便利、成本增加不大，就有利于激励企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反之，如果建立“品牌”的门槛高，注册的品牌获得保护的激励低，注册比不注册的额外开支高昂，企业就宁愿先看眼前利益，停留在“山寨”层次。其实当“山寨”企业去掉“盗版”的因素，就是生机勃勃的民族产业了。
在文化、社会、政治等的公共领域，这个过程却有所不同，逻辑应该反过来。公共生活的空间，本来是共享的，谈不上“版权”。因为人为地造出了许多专属的“正统、正版”，才有了对立面，比如代表权威观点的一个电视台，全国同时播放的一种新闻，全国人民同看的一台新年晚会，被自上而下指派或指定的人民代表，诸子百家中属于“道统”的一个正确者，代表中国古典小说的四本书，等等。很多过程并非社会的自然选择，往往与某种权力的强制过程相关。“山寨”的出现，反应了社会多元、自我生长、自娱自乐、自由选择的朦胧需求，它本来是一个社会生长的自然状态，就象草根萌发，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都如此发展的现象一样；特殊性在于，它出现在社会诸领域都长期存在一个“正统”的背景之中，从而使这些生长变得小心翼翼，隐隐藏藏，非得用篱笆围起来才敢自称。正如官道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绿林好汉“占山为王”，虽有英雄气概，毕竟英雄气短，自甘“匪”位。
当今中国出现的“山寨”文化，是与经济的市场发展、社会多元化、个人自由需求增长相应的反应。社会需要自下而上的新生秩序，对于诸领域单一“正统”版本越来越不满足；“山寨”概念应和了这种社会心理，“山寨”爆热也是压抑的社会需求找到一种表达出口后的倾泻。正因如此，“山寨”文化不可避免还带着些“匪”气，对“盗版”的热衷，简陋模仿、粗糙、临时的兴致多，创意、认真、长远地发展设想尚未形成。事实上，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本是文化、社会、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常态，而不是居位不正、不可见人的不正经事。当这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不再需要用篱笆围起、偏居“正版”之外，也就无所谓“山寨”，从而逐渐落地生根、良性循环、优胜劣汰，同样成为百花争鸣的开放草场了。
在文化、社会、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如何去掉“山寨”中的“盗版”因素？无他，解除公共领域专属的“版权”。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642#comment 136315392 Wed, 19 Aug 2009 07:40:42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642 <![CDATA[“公盟”案例提示结社权的法律危机]]>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340 7月14日，以“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为组织定位的“公盟”，同时接到分别来自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下达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7月17日，北京民政局做出《关于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决定》，并上门查抄了公盟，没收包括电脑、办公家具、案件资料、调研报告等在内的所有物品。以非营利为目的、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公民组织“公盟”，因突然面临国税、地税、民政局同时行动，受到税务、民间组织管理的双重处罚，而成为凸显中国民间组织当前法律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
首先，非营利性的组织为什么要作为企业注册？所谓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以一个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公民的组织。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的企业，作为公民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贡献于公共利益，起到公共财政应有的社会作用。正因如此，很多国家在法律上界定出一类特定的资格，其名称各异，但本质只有一个，即：（减）免税组织。换言之，公民结社是自由的；如果这种结社贡献于公共利益，根据其公共性程度予以相应的税收优惠作为激励。免税组织的资格需要经过审批，并有一系列监管政策，审批的不是结社或组织存在的合法性，而是特定优惠的享有资格；监管的也不是组织行为是否符合政府意愿，而是保障优惠资格没有被误用或滥用。这类审批的对象可视为“特定法定权利的结社”，监管的指向也是其特定法权的对应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获得法定的优惠资格，可不可以从事非营利性的活动呢？答案与下面的问题一样简单：助人为乐是应当受到激励的，那么如果没有被予激励，助人为乐是不是一种违法犯罪呢？
中国目前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统一注册、审批管理。依据现行法律，非营利组织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者之一，才能获得组织的合法性；获得组织合法性并不必然意味税收上的优惠，免税资格仍然只有个别组织通过另行的个案式审批才享有。同时，根据民间组织的三个管理条例和2000年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未经上述特定登记开展活动或未经批准开展筹备活动的，均属于“非法民间组织”，应予以取缔。其中体现的法律逻辑是：只有经过政府批准，才能从事非营利性的事业。
上述法律逻辑形成中国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体系内的自相矛盾，以及“合法”选择的不可行性，或曰“法律陷阱”。一方面，所有未经特定批准和登记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均被置于“非法”境地。法规本身与宪法的结社自由权构成一层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法律中的所谓自由，即公民决定。公民有法定权利，在权利范围内自行决定相应的行为，比如结社自由权，意味公民有权志愿结社、不结社、决定组成什么样的组织等。自由并非无边界，但自由的边界必须是法定具体的、可预知的、以不侵犯其他基本权利为指向的。换言之，对自由权利的限定，第一，不能是笼统的、普遍的；第二，不能以利益为原因限定权利；第三，不能由其他主体的意志做出判断。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说明公民相应行为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其合法性自然具有法律基础。法规与宪法之间的冲突，由于中国尚无违宪审查程序，从而可能较长时间地存在。
另一方面，与企业注册条件明确的法律流程不同，非营利组织的审批 -- 即“业务主管单位”-- 没有规定明确的责任主体和法定程序，是主观的“部门意愿”，引发的后果是大多数民间自发的组织不具有被批准路径，这造成结社的第二层冲突，即合法选择可能性的不存在。这意味着，是法律将大量非营利组织排斥在了法律之外。从实践中看到，很多非营利组织的自身意图不旦不是违法，而且尽力使自己的行为靠近法律体系，这是非营利组织作为工商企业注册现象普遍的一个主要原因。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约40万，而学者估计中国实际民间组织数量，在100万到800万左右，换言之，从社会公众到管理部门均默认的事实是：中国“非法”民间组织的数量可能是“合法”组织的10倍。
法律自身的困境，造成“依法执法”的不可行性。不说执法部门没有力量取缔于合法组织10倍的所有“非法组织”；即便真有力量如此执法，严格遵循没有经过政府批准，人们就不可以互相帮助、不可以办老人院、不可以关护残疾儿童、不可以保护环境、不可以改善社区、不可以从事任何不营利的事业，社会几乎就无法维系了。民间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的制度，自产生之日就一直广受争议，无论民政部门还是工商部门，都非常理解这种法律现状，也意识到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很少带着“非法组织”的眼镜去面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工作。不过，由于法律陷阱的存在，“人人违法”的现象仍然是一个现实，从而“人人”都是潜在的被执法对象，那么最后的执法事实几乎成为任意选择性的，其最大的问题是危及“人人平等，违法必究”的法律尊严。
以“公盟”案例为例，可以进一步分析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即执法行为的法律程序应该是什么？在公盟案例中，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7月14日发文，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7月14日发文，北京市民政局7月17日发文并上门查处；国税和地税的处罚理由均是公盟2006年以来收到的来自耶鲁大学的四笔资助款；国税局和地税局均在50%到5倍的处罚额度之间选择了最高限度—5倍处罚。
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税务局随机对纳税单位进行抽查，不应会国税、地税同时并一致地抽查一个组织的问题；如果是有人向多部门举报，三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完成各自程序不同、内容不同的查处过程，亦不常见；再者，08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属于企业的免税收入，尽管至今具体条件尚未制定出，但对于宗旨非营利、亦并非洗钱疑点高的来自耶鲁大学的资助款项，两个不同税务部门分别作出最高额度罚款，又不是一个显而易见可以理解的判断。
在中国民间组织法律困境的大环境之下，公盟的确具有一定法律风险，此次执法作为上百万潜在“非法组织”风险的非营利组织中一次个案执法，其判例可能形成对法律路径的影响是无可忽视的，它涉及众多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环境，因此其执法的程序正当性意义重大。
毋须假设公盟的言论和判断总是正确的，也不必断定公盟被查处有无复杂背景和理由。公盟成立于2003年，原名“阳光宪政”。从他们的案例介绍以及民政局查抄物品名单中可以看到，自成立以来，他们代理或参与的司法个案包括，孙志刚案、陈光诚案、南方都市报案、黑砖窑案、承德四公民五次死刑案、毒牛奶案、邓玉娇案、对黑监狱受害者的法律援助、对上访公民的司法援助等；他们的研究报告或文册包括，《公民维权手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信访报告》、《中国新闻自由度观察报告》、《中国人权发展报告》、《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等；他们发起或参与的事件还包括发起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对“绿坝”软件提出法律意见等。从其介入事件的复杂度、敏感性看，他们的行为涉及了诸多个人的、团体的、政治的、乃至“集体”的利益，这是不必回避的。
但是，展示在公众面前的事实是：公盟被查处的原因，是非营利组织的偷税、结社权利的非法；其执法程序，是庞大的潜在“非法”组织中的一次选择性执法。公盟作为法律人的组织，在工商正式登记注册，企业下设内部非营利部门，已经在法律形式上比较严格，仍然被困巨额罚款和组织查处，不能不显示非营利组织合法生存空间的狭小。假如执法并非上述法律原因做出的裁定，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借助工商和民政的程序，或为一个既定结论寻找法律理由，那么被置于危机的就不只是民间组织法律政策的完善性，而是执法系统的威信和社会对“法”之精神的信心。执法者远未充分意识到，法律程序对于一个社会运作的重要性，比一时一事的结果，要深远和重大得多。
伏尔泰有名言“我不赞同你所说的言辞，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为什么他把权利远远看重于自己眼下的胜负利益？所谓利益，是排他的、互斥的、你有我无的，人们的利益之间存在分配和争夺；而权利则相反，它是普遍的、平等的、共同递进性的，你的权利增进，等于我的权利增进，你的权利丧失，就是我的权利丧失。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当一个国家主席手持宪法却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参与树立的超越法律的权威，等于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当利益既得者加筑职位的权力，最终发现每个人都只能拼命抱住那个位置，一旦失去权力甚至失去了自身的安全。如果权利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公民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执法者没有办法抵制权力的压力坦荡执法，官员可能因为不公正的原因成为阶下囚，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有权，仍然心存恐惧、惧怕更高的权力。这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看到业主需要维权、教授需要维权、律师需要维权、警察需要维权、官员需要维权……没有权利，没有安全感、没有尊严，谁都会发觉自己将成为“弱势群体”。
法之所以被称为“法”，最基本具有可预期性、普遍性。法律不是捕鱼网，期待越多鱼套入网中越好；法律也不是猫捉老鼠，暗藏在后面，突然扑上去抓住猎物。法律是灯塔、是地平线，可见地、水平地、具有持续性的，帮助人们判断方向，避免可能的危险。法律具有尊严，执政才有威信；法律之所以能有尊严，源于它的正义。如果因个人的、组织的、政治的、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的理由，损失公民的权利和法律的程序正义，将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即使对于利益的所得者而言，长远看，没有人是受益者。以此思路处理社会矛盾，实现执政意志，是在积累问题，其结果是带来更多的社会混乱。
公盟的案例值得认真关注，因为它直接反应当前民间组织法律环境中的风险、执法体系的程序正当性，以及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的现状。所有这些危机都不仅是公盟的。无论对于公民还是执法者而言，权利的保障、法律的尊严、程序的正义，都比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远更重要。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中，没有永远的胜者；对法律权利破坏的结果，终将反过来加在自己身上。以权利的代价获得利益，无异于燃梁取火。所以伏尔泰所言宁可损失自己利益也要捍卫他人权利。
公盟处罚事件的社会反应也是一个例证。自公盟事件以来，可以看到，无论公众还是执法者，几乎没有人说公盟是因为逃税被罚税，因为违法被执法。人们自然的反应是：认为有道理者说，它一定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有不公者说，公盟这么理性做事得到如此下场，就该以暴制暴才能维权；更多的人认为，处罚一定“有来头”，小心为妙。其后的听证不公开，两位当事人人身被拘押，不断印证人们的推测。不去讲事件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公盟到底有无问题，一个社会普遍相信“法外有因”的心理如此习以为常，足以警示我们治理的危机。
经商者把信誉视为生命，公众的信任也是执政者的生命，社会的治理秩序源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回避不正视一件事情，就多一层心理的阴影，产生一分变态的集体心理后果；心中多一点恐惧，就丧失一份对法与执法者的信任，累积一次社会压力。当无视规则成为习惯，不信任成为潜意识，人人不尊重法律，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秩序的维持变成猫和老鼠的斗智斗勇游戏，怎么可能不时时担心稳定和秩序？很多社会事件暴露出的群体性冲突、无重大起因的混乱暴力、人们不相信司法鉴定、不相信政府信息、不相信司法裁判……其实是点点滴滴执法现象的累积。
公盟事件涉及的权利和法律程序，值得其他非营利组织、在此事件中有所反应的或没有反应的公民思考，更值得执政者反思。法律是阳光，遮住它的时候，自己必定站在阴影里；当阳光普照，温暖的也是自己。一个人认真对待权利，维护法律的正当性，就是保护自己。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340#comment 134218240 Wed, 19 Aug 2009 07:35:40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50667340 <![CDATA[美国印象8：太空上的民主]]>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3243162



　　4月14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宣布新的太空登陆舱即3号节点（ Node 3 module ），正式命名为“宁静”（ Tranquility ）；同时还公布了一则消息，即该舱结合的履带机（ treadmill ）也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名称 — “组合运作装载轴承外接阻尼履带机”（ Combined Operational Load Bearing External Resistance Treadmill ），英文缩写为“ COLBERT ”，或简称“COLBERT结合”。

　　这个奇怪的命名并不是一个履带机常有的待遇，通常太空舱被命名和为大众关注的只是舱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宇航员办公室执行主任 Sunita Williams ，在家喻户晓的史蒂文 ? 考伯尔（Steven Colbert）主持的讽刺性政评节目“考伯尔报道”（Colbert Report）中，宣布了这个个色的履带机的名字：“你做到了！”她说。这个消息引起台下听众一片小小的狂欢-- 是的，他们做到了！

　　美国宇航局是在今年2月25日向社会公开征求3号登录舱的名字。征名公告说，征名是充分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可以从宇航局给出的备选答案中选择，也可以另投他名，只要在每人每天一票的范围之内。宇航局的网站列出了以下四个备选名称： 地 升（ Earthrise）， 传承 （Legacy）， 平静（ Serenity）， 冒险（ Venture ）。

　　美国宇航局的初衷大概是觉得如此国家大事，希望引起民众关注，也可广听民意，为这个3号节点取一个值得骄傲的好名字。按照一般投票的经验，“另投他名”往往是一种礼节性的尊重，表明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事实上在这种没有框架的发散性思维中，众口很难调出一个集中点，更不要说和候选选项相提并论了。宇航局一定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另投他名”会演绎出一场比参与式命名本身还吸引眼球的故事。

　　3月3日，史蒂文 ? 考伯尔在他的“考伯尔报道”中对宇航局的建议名称发表了不满，他说这些名字简直就是有机茶的品牌，难道让它们命名太空舱？同时“另投他名”里位居首位的居然是“雪泥”，实在令人皱眉。于是，考伯尔发布了自己的“官方”动员令：去投票，选择“另选他名”，然后把“考伯尔（COLBERT）”填写上去！“我们做得到！”他说。

　　考伯尔的名字我是在旁听一次政治课上知道的，教授津津乐道地在课堂上直接联网播放考伯尔的节目，那时正是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他尖锐而刻薄的评论，可谓手下毫不留情。考伯尔是个载誉颇丰的人，包括电视广播界皮博德奖（ Peabody Award ），艾美奖（ Emmy Award ），以及电视批判协会、国际新闻学会等的多届获奖。他开设有挑战维基百科的“真实百科”（ the Truthiness Encyclopedia ，www. wikiality.com ），出版《我是美国人，你也可以》（ I Am America （ And So Can You! ） ) 荣登最畅销图书， 命名事件还使得约旦王后 Noor 来请他签署“全球无核”（Global Zero）计划 ，称他证明了自己是考伯尔民族（Colbert Nation）的领袖，以剑授爵让他作为“全球无核”的领导人之一 。有趣的是，考伯尔从来以“卓越的共和党人”自居，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民主党人说：“我不相信考伯尔不是民主党人，他故意做成共和党的样子才可以更好批评他们。”一个最典型的证据就是，911事件之后，一向信奉言论自由的很多美国人对政策指责噤若寒蝉，直到2006年布什邀请的白宫记者会上，考伯尔发表了一通23分钟的演讲，站在布什旁边把布什政府和政界名人奚落了个透彻，并放映自制录像把布什面对伊拉克战争问题对媒体的回避姿态演绎得惊心动魄。考伯尔的演讲被《时代》称为政治文化的试金石，很多民主党人相信是这次演讲扭转了社会面对布什政府的局势。

　　这个考伯尔现在盯上了国家的太空空间站。他的倡议得到“考伯尔民族”兴高采烈的响应。我想，这无非是他作为滑稽效果一个噱头罢了，难道他当真期待美国让一个刻着滑稽政评人物名字的太空舱出现在国家空间站？不过，我也顺手投了一票给“考伯尔”，心里有点幸灾乐祸：假如、万一，这个曾经成功号召他的“考伯尔民族”在同一个时间点购买他的唱片，大战排行榜的家伙，当真赢了赌注，在号称“民主”的美国，国家航天局会怎么处理这起“麻烦”？看起来起哄真是人的天性。

　　接下来的日子里，考伯尔似乎真把自己当真了。他专门建了网页引导投票，不断地提醒人们去投票，并紧密追踪事态发展。不知道有多少人怀有类似看热闹的心态，借机刺激一下国家宇航局这个官僚机构，总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万一”居然真的发生了。仅仅一天以后，“考伯尔”就超过“雪泥”成为“另投他名”的首位；7天以后，他向国家宇航局空间运行的首席助理 William Gerstenmaier 提出对质：他的名字已经位列第一，如果最终结果他胜利了，宇航局会不会遵循民主，接受命名？！我的脑海里莫名其妙地条件反射性闪出一些词：“危险力量”“敌对势力”“威胁国家安全”。中国自古有言，“势可敌国”乃为大忌，有一部电影的名字不就叫《国家公敌》么？采访现场，宇航局那位首席助理竟然支支吾吾，无奈何地在“考伯尔民族”的嘘声中结束了谈话。

　　3月20日下午4点，美国宇航局征名活动截止，“考伯尔“以 230 ， 593票位居第一 ，官方正式推荐的四个候选名称最高得票“平静”（ Serenity ）屈居其下4万张票。媒体煽风点火地做了报道：“人民开口了，他们选择了‘考伯尔’”。

　　接下来的几周，宇航局保持了沉默。虽然他们的竞名说明早指出宇航局有权做出最后选择，这次毕竟有点不一样。考伯尔不依不饶，政界官员也卷入了争论。共和党议员Chaka Fattah表达见解“我们坚持在太空的民主。”另一位女议员却讽刺“考伯尔”应该被命名为尿液回收系统。这下应了郭德纲的话“和我比骂人？我是骂人的祖宗。”考伯尔充分发挥女议员言辞的联想，不露脏字地把这位“选票还不及此得票一半”的女议员连同太空舱损到极致。考伯尔拿出美国宇航局 40周年 的 纪念 文，宣读“美国宇航局的 的产生是为了证明……民主是一个迎对勇敢和崇高挑战的较好手段。 ”声称如果宇航局自食其言否认“太空的民主”，他将坚持把官司从最高法院打到“太空法庭”。

　　4月14日，官方信息终于正式发布了。在考伯尔当天的节目里，宇航员办公室 执行主席 、在太空生活持续时间最长的女宇航员桑尼塔（ Sunita Williams ）做客了“考伯尔报告”。

　　“太空舱3号将被命名为宁静，这是基于 …… ”当台下听众弄明白命名不是他们想听到的名字时， 嘘声 哗然，桑尼塔没法讲下去了。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考伯尔说，“ 我被确认我的名字应该在 太空的。”
　　“ 是的， 你的名字在太空。”
　　“对么？是的，你说是的。”
　　“你的名字在太空，在很重要的位置。”桑尼塔一直笑笑地 ， “太空舱的结合履带机将被命名为‘组合运作 ……’ 这个名字实在太难记了 …… ”桑尼塔说着张开左手掌，一个字一个字读了出来：“组合运作装载轴承外接阻尼履带机，或者称考伯尔（COLBERT）结合。”考伯尔立刻一字不误地重复了一遍，得到桑尼塔的确认。看到桑尼塔的动作，我不禁在想，美国宇航局为这个令人头疼的“考伯尔”一定费了不少脑筋。这个名字显然不是一个履带机名称的缩写，而是为了符合缩写特意编制的名称，以致桑尼塔记都记不住，还要象学生面考打小抄一样，把它写在手心里，前来宣读。

　　桑尼塔解释，这是太空舱即将组装上的联接，每天运转，总会有人跳过去在里面工作。考伯尔如果乘胜追击，继续坚持把太空舱拿到手怎么办？我暗自想道，毕竟宇航局公开征名的是太空舱，接受如此取巧的缩写不是很没有面子？台下听众听到“考伯尔”一词开始高兴起来，轻轻重重的掌声似乎也期待着考伯尔的进一步反应。此时，寸步必争、志在必得的“英雄”考伯尔似乎变成了一个用糖果就可以糊弄的“顽童”考伯尔。他开始为这场竞争划上句号铺出台阶。

　　“履带机，就是太空舱的动力系统？”
　　“这个，不是很确切。”
　　“那就让它确切 …… 履带机，其实履带机比太空舱更重要，太空舱只是一个外壳嘛，它是为了装载履带机的，你不会感谢妈妈给你的礼物，说‘好漂亮的盒子啊’，你要的是里面的礼物。”
　　“你说的对。”
　　“不管太空舱在空间走多远， 我的 履带机 总是会比它 往前多走几英里？”
　　“ 是， 如 你 所言。”
　　“ 好，我要它 ！ 我们要它 ，对不对？”考伯尔拍桌定板，招呼他的“考伯尔家族”。台下的气氛随着考伯尔对话的推进，愈渐热烈，此时考伯尔一言落定， 鼓掌 和 欢呼 声淹没了舞台。考伯尔意满神足，向依然笑笑的桑尼塔伸出手：“ 在太空见你和我的 履带机 ！ ”

　　如果用小说的分类法，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圆满结局的喜剧。回想起来，结局是我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去想的。故事看似简单，却有很多情境是想象不能所及。比如国家用一个逞个人英雄的滑稽主持人的名字命名国际太空站，比如一个个人引领他的“民族”把政府开进玩笑，比如“英雄”也是见台阶就下的“顽童”，比如人们很正常接受这一切的发生。

　　考伯尔报道的当天，美国宇航局 网站 首页 发布了 官方认证的 消息 ，包括3号节点命名为“平静”，以及被命名为“考伯尔”的履带机。后一则消息的发布，居然是引用考伯尔报道，并贴上了桑尼塔与考伯尔对话的合影，和考伯尔设计的履带机图标，宇航局直接在消息和图片后面加上了几个小字：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认证。宇航局空间运行的副行政官 Bill Gerstenmaier 指出：“公众做到了不可思议的事，命名的质量和建议数量令我们惊讶。通常我们不用活着的人命名空间站的硬件，这次是个例外。我们已经邀请考伯尔到佛罗里达参加‘考伯尔’的发射，及到休斯顿体尝宇航员训练的履带机。”

　　民主作用了。民主有什么好处？一台命了名的履带机使美国航天技术更强大么？民主产生的“考伯尔”比“美利坚”、“星条旗”更好听更有价值么？恐怕这样的判断很难得出。不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个异想天开的个人挑战了国家。其结果是：国家呵呵笑了，挑战者呵呵笑了，很多很多看热闹的人呵呵笑了，社会安然无恙。没有隐瞒，没有恐惧。
生活象水一样静静地流。太空多了一个有自己名字的特立独行的履带机。
命名为“考伯尔”（COLBERT）的特立独行的太空舱履带机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3243162#comment 134218241 Mon, 25 May 2009 09:19:22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3243162 <![CDATA[认真对待中国的民主]]>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1681245 2月2日以专题总结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作用经常被人们形容为“橡皮图章”，说明它的效力有待加强。中国的民主中如此重要的制度如何真正具有民主的意义？本文愿提出几个技术性的话题以兹探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是公民权力的行使方式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是什么？《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二条即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宪法的纲领承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是落实人民权力，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的重要途径。

　　这里的“人民”指的是什么呢？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结合第三十三条对公民的定义：“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判断，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即具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国籍者），都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政治权利的行使者，也就是参与人民代表大会之“人民权力”的主体。有人将工农联盟作为“中国的民主”特殊性之一，但事实上，宪法对“一切权力属于”的“人民”，从未提出资产、产权、身份等各方面的限制，中国的民主的主体是普遍性的。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在年满十八周岁后）行使其民主权力的方式。

　　立法权、选举权、决定权、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权力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第一节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十五项职权，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权；其后的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到第一百零一条，以及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到第一百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民主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等自治机关的职权。

　　仅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论，宪法赋予其四类最基本的职权：

　　第一，立法权，即确立整个国家的基本运行规则。制定法律规则，包括修改宪法的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选举和罢免权，即通过选举和罢免最高负责人的形式组织国家的军事、司法和行政机构。包括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根据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及国务院组成，并对所有上述职位拥有罢免权。

　　第三，重大事项决定权，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的财政预算、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区划建制等享有决定权。包括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以及其他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的职权。

　　第四，监督权，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在现代国家，人民赋权其代表的民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及行政负责人，故而代表和行政领导的合法性都直接来源于人民，二者之间有明确的权力划分关系，如美国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州长等行政领导，同时也直接选举国会、州议会和地方议会成员；另一种是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再由代表组织政府行政机构，故而行政领导的合法性间接来源于选民，比如英国选民选举议员，议会中再由多数党组织政府内阁。也有些国家如法国直接选举国家首脑和议会，国家首脑再任命行政领导，被称为半总统半议会制。中国目前的选举层次、链条都比较多，但从宪法的制度目标上，应该是将国家首脑、军事领导、司法负责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都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看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也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核心环节。

　　宪法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民主目标，那么科学地改进现行制度安排，增加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合法性，落实人民行使其权力的必须程序，无疑是中国民主渐进发展的可为之处。以下提出四点程序性改革建议，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中国的民主之必要条件。

　　有效民主决策需要适当的决策人数

民主决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决策科学问题。正如社会学做问卷调查，什么调查规模，需要抽取多少样本，有统计学规律，不合适的抽样，任何调查结果都只是没有意义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决策的方式，也有其决策科学的规则。代表产生的程序，代表大会的人数，是否符合民主决策的科学，是其决策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

纵观不同民主制度下，民主决策机构中的人数有一定的共性规律。例如，在国家层次，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参议院100人，众议院435人，共535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168人，国家杜马（下院）450人，共618人；半总统制的法国参议院343人，国民议会577人，共920人；波兰上院100人，下院460，共560人；实行议会制的印度上院250人，下院最多552人（目前545人），共不超过802人；加拿大参议院105人，众议院308人，共413人；澳大利亚目前参议院76人，众议院150人，共226人；德国联邦议会612人；英国略有不同，平民院是人民的代表机构，有646人，具有荣誉性质的贵族院（上议院）定位于第二议院，作为平民院的补充和支持，包括终身贵族、法官、主教和92个选留世袭贵族在内的743人之多，超过了平民院。在省和地方层次，加拿大各省和地区的议会人数从18人到125人；澳大利亚的省和地区议会人数在17人到93人；英国北爱尔兰议会108人、苏格兰议会129人、威尔士议会60人；美国类似，州议会一般在几十到上百，城市和地方议会很多不到10个人。欧盟议会作为国家间的民主代议机构，代表人数也并未因所代表人数之多而显著增长，其议员共785人，其中名额最少的马耳他只有5名，最多的德国有99名。大体看，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中人民代表的人数规律，在国家（乃至国家之上）层次以百计，州或省层次以十计，城市或镇约在10人上下；国家立法机构的代表人数，在500人上下比较普通。

各国的人口数相差甚远，国情千差万别，民主模式也多种多样，为什么民主代议机构中人民代表的数量却大体相仿呢？这涉及决策科学和民主的技术问题。一方面，民主授权的事项越重要，越需要一定的代表人数，来保证决策的民主性，比如再小的国家，国家议会也不可能只有几个人。丹麦人口543万，是美国的1/60，印度的1/240，但其议会仍有179名代表。另一方面，决策人数的增多无疑会给有效决策增加困难，所以几乎不会看到一个成千上万人的决策实体。美国从最初13个殖民地的代表到1929年众议员增长到435名后，就决定不再随人口增加扩大议员总数，其原因即发现规模再扩大将给有效决策带来困境。因而，代表人数和民主决策具有重要相关，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团科学的民主决策性能。对于一个国家层次的人民代表群体，50人肯定比5人好，500人可能比50人好，但5000人肯定不如500人。

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987名，另外具有参政议政职能的全国政协委员还有2235名，其规模远远超出有效民主决策的范围，难以作为人民权力行使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应减至目前的1/4以下为宜。

　　有竞选才有“代表”
人民代表之所以能够代表人民进行重大决策，取决于一个关键环节--授权，即人民代表的选举和产生。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民主选举是人民代表合法性的来源。

所谓选举，自然意味它是一个选择过程。公开、公平的选择性，以及选民的真实意愿表达，是选举成立的基本含义。对于前者，公开、公平原则贯穿整个选举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同一道水流，要证明水最后的连续性必须是全程可见的，只要有一个环节遮盖起来，整个流程的可信度都被破坏了。在目前选举中，以“讨论、协商”的方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过程是一项减损代表合法性的制度。因为这一环节没有法定标准，又非由选民决定，相当在水流中间加了一个不透明的截断箱，使得流出的水和入口处水的一致性阻隔，直接的后果是人民代表自身的合法性中断。公开竞选、可判性条件限制（如征集签名数）、预选等方式，可解决“讨论、协商”模式带来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选民真实意愿表达而言，除了投票程序中的技术要求，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选民有自己的选择意向。比如我最希望选一个关心下岗职工权益的人，或者我希望代表为付不起孩子学费的穷人说话，那么我的票应投给的正是这样一个人，而不是持相反态度的人。但是我怎么知道所投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关心我所关心的问题呢？这便取决于我对候选人的了解程度，从各个候选人的观念，他的身份，个性，以前的业绩，他明确做出并将受到监督的承诺等，加以选择-- 这个过程正是竞选环节所在。

所谓竞选，也不一定冠以个什么“西方定式”，简单说就是实现充分信息下的选择。各个候选人向选民公开自己，相互对话；选民经过对比、比较，决定自己的投票选择。缺了这一环节，选票则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信息稀缺情况下投票的潜在威胁是：比如投票者的意愿是反映底层群体权益，由于投票的盲目性，找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或者组织推荐的人选，但悦耳姓名的拥有者未必不是精英主义的代言；或许候选人中有贴近投票者意向的，问题是他并不知道。所以选民反过来怨人民代表不为人民说话，是橡皮图章；而代表类似“我只代表我自己”的言论，也说明了其对自身职责的不明。选民不认可自己的授权责任，代表不知道自己的权力代理责任，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当真经历授权过程。如果选举过程缺少充分开放、信息、选择意愿，结果就获得不了民主的效力，好像蚂蚁搬砂，碗中砂粒的结果对蚁群发挥不了民主具有的约束力。

竞选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亮相候选人信息，让选票有的放矢；第二是亮相候选人承诺，让当选者明确自己的职责并受到监督。信息传递与比较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发放文字陈述，公共平台的演讲，直接访问、座谈，通过媒体及网络对话等等。其中，候选人公开辩论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工具，因为它可有力弥补各说各话，以最小的时间与成本达到公平、公开、比较的效果；辩论经过大众媒体公开，可以最普遍、最透明、最具对比性地传递信息。至于如何做到竞选机会平等、成本合理，如何避免花钱买票、信息干扰等，是可以根据国情、民情加以具体程序完善的，它们不成为排斥竞选的理由。

竞选，作为开放的、候选人与选民充分信息互动、比较、选择的过程，是人民“代表”真实具有代表性的前提，是人民代表大会自身合法性所需。

　　最高权力代表者不能业余
根据宪法赋予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肩负整个国家的法律规则制定，军事、司法、行政各方面国家权力机构的组织，财政预算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审批等职能，是代表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预算和重大决策负有直接责任。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及其权利法案界定出大量的个人保留权利所不同，中国的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可谓是人民的性命相托。它有权决定我们生存的规则，包括修改宪法自身；决定我们的政府包括军事力量的组成；决定政府怎么花钱，我们交多少税，经济和社会什么发展目标，怎么建制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特区，要不要发动战争……如此重大而严肃的国家责任，很难想象可以交由本职工作之余的人来履行。

民主权力是民选代表的重大责任。人民代表大会担负这份职责，需要完成两个过程：一是专职化，二是专业化。

专职化是指人民代表应成为专职的民主权力代表者。无论何种民主模式，履行国家权力的代表都是专职的、财政供给的公务人员。不仅在议会主导的议会制国家，议员是专职的；即使在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总统制国家，仅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同样与行使行政权、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是专职政府部门。此现象在地方政府及较小的国家中有例外，是与政府权力很小，或直接民主发达等相关联的产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比三权分立制度下的议会远为集中，即使与议会制国家的议会相比，权力仍然是集中的，具有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人民代表专职化是其职责的要求，是对民主权力的尊重与负责。

与代表专职化相匹配，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方式必须专业化。民主政府的运作实际有两个层次：民主选举授权，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前者是政治过程，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前提；后者是科学过程，国家管理仍然是一门管理科学，特别是财政预算与支出审计等领域。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张力并非靠将民选代表变成专业人才来解决，而是依靠政府建制中的专业化机制。比如国外议会中大多设有预算办公室，是和民选政府相对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做经济预测、调研、财政预算分析，将数据制成有意义的报告、清晰的报表，提供给议员。专业化建制是民主政府的重要辅助成分，它们由专业人员而不是民选代表组成，不受选举及任期影响，相对独立运作，提供专业知识，为民选代表服务。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应增强专业建制及其他各项辅助机制，特别是财政预算的专业研究机构，逐步走出两个小时决定国家预算，代表在没有看懂预算报本时就举手表决的局面。

　　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增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合法性
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模式是：在乡、镇、民族乡，以及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两级政府层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设区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时，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可以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经过了三级或者四级选举间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则经过了四级或者五级间接选举。

首先，应该意识到代议民主中代表与选民间的必然偏差。经济学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会偏离作为所有者的委托人之现象，经济学家们发展大量模型试图优化企业管理中的代理人机制。但无论怎样优化，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差异永远是存在的，它也是社会很多领域都能看到的现象。现代代议民主，选民与代表之间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选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所有者，而事实上大量的管理权是由代表行使的，代表在多大程度上能“代理”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呢？代议民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定不可避免，因此，对选民之选举权的严格保障，对代表代理期间的公开机制、舆论机制、选民参与机制、倡导组织压力机制、罢免机制，以及保留部分直接民主的机制等等，都是为了弥补代理人可能存在的问题。代议民主的一系列制度要求相当经济学对企业管理人的优化机制，应不断朝向减少委托-代理偏差的方向发展。

每一次选举都意味一次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可称为“代表性折损”；二次的委托-代理就可能对所有者意志造成显著偏离；而多次叠加的委托-代理关系，几乎使最终代理人的行为与所有者意志之间失去关联。可知多次间接选举对民主的损伤是极大的。

197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设计了间接选举的选举模式，或许考虑到在地域广大的中国直接选举的技术性问题，当时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认识也没有现在这样清晰。其实在选举规模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选民直接选举，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即：变串联选举为并联选举。

串联选举是当前的选举模式，下一级选上一级，一级级选上去，是接力棒的模式，越向上的间接链条越长，代表性折损指数增长，人民授权的合法性越弱。并联选举指将不同层级的代表名额均直接划分到投票选区，各级代表获得民主授权的合法性都直接来源于选民，只是不同层级代表的选民数比例不同而已。具体说，目前最高直选层次在县区（县级市）级，2006年底中国全国行政区划单位省级34个，地市级334个，县区（县级市）级2860个，假如全国人大代表缩减到目前1/4，约750人，那么平均一个地市划分为2、3个选区，或者3、4个县区划为一个选区，就可以做到每个选区由选民直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如果以现在的代表人数计，全国人大代表的直选选区与目前的法定直选规模基本没有变化。计入人口比例的实际分配情况，所有层级人大代表直选仍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方案。

从串联选举到并联选举，看似同样产生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效力却会截然不同。串联选举的选民授权是间接的，每一环依赖下一环，代表性环环减损，合法性层层降低；并联选举则每一级获得的选民授权都是直接的，某一方面的问题不至影响其他地方的“电压”，授权有力，合法性强，有助于代表得到人民信任，民主对政权、稳定、秩序的好处才能体现出来。

以上四项举措，即：缩减代表人数、开放竞选、代表专职化、直接选举，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冲突，并正是对宪法总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具体化实现路径，是基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模式的推进。

停留在意识形态层次，争论是要“西方式民主”还是要“中国式民主”，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比如美国就不是“多党制”，英国就不是“三权分立”，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是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民主模式也不是一个动作可以完成，民主需要程序、科学、实践。我们用口号对待民主，很简单，“民主”只是不会产生它应有的养份来反馈我们。所以，在争论中国的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更具优越性之前，先让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力，把中国的民主做真。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1681245#comment 136315392 Thu, 07 May 2009 07:27:25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41681245 <![CDATA[香水女生事件炒作和言论自由孰重]]>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7856742
网络争论的焦点是：王亭亭是不是炒作。相关证据围绕的问题是：她是不是学习成绩不佳？是不是违反学习规定本该退学？她的事情是不是有签约公司参与？于是，从各种举证看到的情景是：她德语专业四级没有通过，还有挂科；她病休、实习没有按照学校规定补假；她的成绩和因病休学导致不能按时毕业，学校给她留级处理；开博时第一篇博文点击率就出奇地高，而且提到过包包与阿紫所在的公司；另外，她穿着入时，姿态张扬，很少和同学在一起，照片是特意拍摄的，等等。

本文仍然无意证实或者证伪事实真相，所要讨论的是：假如上述所有论述都属实，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再进一步，假如王亭亭签约了公司，公司正在炒作她，又得出什么结论呢？

如果从第一个假设得出结论：王亭亭是炒作。那么我们的思维里就隐含了这样的逻辑：学习成绩不合格退学是应该的，所以有没有那篇博文没关系；不认真读书、出入社会、“平日作风不像热血青年”的学生，所说的话就不是事实而是炒作。这样的逻辑说出来有些奇怪，但我们看上述证据与结论，确实很多人是在毫不涉及事件相关场景的情况下“推理”出“真相”的。

关于第二个假设，如果得出结论：王亭亭退学与博文无关。那么我们的思维里又隐含了一个逻辑：不是绝对白，就是完全黑。换言之，有公司炒作“北外女生抨击教育制度”的标题吸引眼球、用写博客的方式增加人气，与学生因博文内容热炒而被谈话、受到压力，不可能同时是事实吗？

最后说回来，“王亭亭是不是炒作”成为关注焦点，本身就体现出一个潜在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对于“商业炒作”的恨恶远远大于对“言论自由权侵犯”的警惕。所以追问出的问题只是：到底她有没有炒作；而不是“到底她有没有因为博文受到压力？”如果从后一个问题出发，我们关心的会是不同的问题，相应地，看到的便是不同角度的情况。

“事实”真的清楚了吗？不过，网上已经在大加讥讽北外女生“成功出名”、“下流的炒作”，并断下结论“‘香水’有毒，谁沾上，谁就带‘毒’……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样刻薄的言辞，令人深思。自称为“贱女孩”的包包和阿紫的经历类似，她们在公开揭发影视公司诱骗少女以后，就被戴上了“炒作”的帽子，乃至实名举报、警方发现证据、批捕相关人员后，她们的行为仍然被广泛定性为“证实了的炒作”，本次事件亦被称“沿袭‘贱女孩’炒作之路”。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在个人风头、商业炒作，与未成年人权益、言论自由权利侵犯两类可能性同存的时候，我们的质疑点总是聚焦向前者呢？

其实，前一种可能性被证实为真，最坏的影响是，浪费了很多人的感情；而如果后一种可能性为真，却是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则受到挑战。对个人的不宽容及对商业可能获得好处的嫉恨，与对制度性强势的回避，往往构成一个硬币的两面。它的影响所及，当然不只是那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

王亭亭目前复学了，学校和教育部都表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因言退学是不可能的。让这个理由持续成立，是否比抓住王亭亭的“辫子”，更值得眼球和心理关注？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7856742#comment 134218240 Tue, 24 Mar 2009 01:05:42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7856742 <![CDATA[美国印象之四：自由是一个个人的抗议史]]>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0625649 美国印象4 自由是一个个人的抗议史

　　每次路过哈佛广场，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街头表演者。广场有一片圆形的空地，邻凹下地面的地铁站和马萨诸塞街分布向各个方向的路口，半侧阶梯台阶使空地形成舞池的效果，是街头表演最好的位置。遵循“先占先得”的原则，来得早的表演者就占据这片小小的舞台。
　　有一天是“农民”乐队演奏，在架子鼓手乐不可支的伴奏中，两个演奏者舞着吉他，歌声狂野奔放，引得观看的人围了层层叠叠。我正欣赏他们的表演，发现“观众席”上一个人，他盘腿坐在路面最高处的石墩上，手里举着一张半人高竖起的牌子，身边还放着一块小牌，同样地黑底白字：“911真相是时候了！”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舞池，什么也不说，就象看表演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他的身边同样坐着、站着观看表演、拍照、叫好、跟着舞动的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不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个。他算是个举着牌子的观众呢，还是在观众中的一个举牌示威者？
　　我准备凑过去看看他想做什么。移步中，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和他攀谈起来。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摇滚乐声响彻耳边，两人要大声喊才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着911事件还有很多没查清楚，政府的故事不相信之类。见我在旁边倾听，举牌子的先生向我点头打招呼。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另一个人抢先做了回答：911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说明问题，没有内部人员参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恐怖分子做不到那些事，布什为了宣战制造理由，政府掩盖了真相。我有些惊讶：你相信政府参与了？他说：我相信，太多疑点了。“你知道除了两座世贸大楼倒塌外，还有一座第7号楼，在完全没有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也塌了吗？”举牌的先生向我介绍知识，并拿出一张明信片指给我看。明信片上画着三张图，是一座大楼第0秒、第2秒、第3秒的连拍示意，显示一座完好的高层建筑，瞬间整体坍塌了下去。图片下有一段说明，黑体的标题写着：第一点，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
　　我确实不了解世贸中心7号楼。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库，911虽然是个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在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里，它也不过是一个印象派的作品。我听他们继续说明，原来那张明信片是“911真相运动”的一张宣传页，911事件后，陆续有人提出诸多疑点，特别是对于世贸7号楼不彰不显地倒塌，以及大厦倒塌方式与人工爆破技术之相似提出置疑；同时，对于政府拖了很久才给出的“官方故事”不满意，认为其忽略了所有的主要疑问。他们怀疑的对象直接指向布什政府――911事件政府合谋，为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怀疑与眼前坐在“观众席”上举着一面小旗的孤零零形象颇不相称。仔细听了他的理由，以及后来又看了相关资料，我并不认为他的怀疑没有道理――事实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释，确实难以说调查已经做出了结论。比如对于他手里明信片上提出的“11个关于911事件的显著事实”：
　　1、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除了两座大厦外，世贸中心还有一座高层建筑坍塌，即世贸中心7号楼――两座塔楼旁边的47层钢架摩天大厦，在没有被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于当晚5：20分也坍塌了。坍塌方式完全是专业爆破的方式――突然倒塌、爆炸性、原地直立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完全粉碎、不损及周边其他建筑物――等等11个只有控制性爆破技术才存在的坍塌特征。该楼承租人Larry Silverstein在2002年公共广播电台说到当天下午他就“拆毁”（pull it）7号楼向纽约市政消防局提建议，而“拆毁”在建筑学上专指大型爆破，需要专业人员数星期的设计和布置。令人惊讶的是，在571页的911委员会报告中居然未提及世贸中心7号楼瞩目的坍塌。
　　2、官方说坍塌是因为着火，事实上除了911事件，火从来没有造成过钢架结构建筑的坍塌。
　　3、可以检查出爆炸特征的世贸中心建筑钢架，很快被运往海外熔毁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联邦有关犯罪现场法律的违犯。
　　4、任何飞机失去联系，战斗机都会常规性地到空中巡查，这种情况平均每年出现100次，基本在20分钟之内都会实现。而911的飞机失去联系却近2个小时没有侦察。
　　5、安全部门一反既有惯例，在得知美国被袭击并且总统可能成为目标之后很长时间，让布什总统留在一间非常开放的教室拍照。
　　6、有未明身份的内部人士在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被恐怖袭击影响的有关公司股票上，买“看跌期权”获利数百万美元，这种赌注式行为就发生在911前夕。
　　7、至少有来自11个其他国家的警告说明有可能袭击，911之前内部人士如军方高层官员John Ashcroft和旧金山市长Willie Brown被警告不要飞行。
　　8、2000年9月，一群新保守主义鹰派，其中很多其后即在布什政府里任要职的人，写信说他们认为：如果“缺乏一些灾难性的和可催化性事件――比如新珍珠港”，他们大量集结军队的计划会进展很慢。
　　9、据BBC和卫报报道，一些被宣布为911“自杀劫机者”的人仍然活着并活得很好；据每周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报道，其中至少5人在美国军方基地受过训练。
　　10、布什政府抵制911委员会的成立长达441天，其他类似调查，如对于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宇宙飞船遇难等事件，均在一周内启动调查。
　　11、4个勇敢的911丧夫者组成的“泽西女孩”最终促成911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其中大多问题被忽视。布什政府内部人士Philip Zelikow领导下的最终报告，未就任何指向官方共谋的证据做出解释。
另外一份资料来自一个建筑和工程学专家组织，提出了世贸大厦坍塌所具有的15个控制性爆破技术特征：
1）突发：突然开始的坍塌；
2）基底爆破和闪光：100名以上目击者报告，在坍塌一秒以前有来自基底层的爆破声和闪光；
3）自由落体速度：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
4）均匀式坍塌：是遵循最佳阻抗方式的均匀式坍塌，倒塌在自身地基上；
5）侧喷：20吨被支解的钢柱和梁的钢束侧面喷出达500英尺（约150米）――大量铝热剂燃烧切割装置产生数吨融化的钢铁，会产生此现象，火的燃烧不会；
6）冲击波：建筑窗户爆出400英尺（约120米）远的冲击波；
7）摧毁波：整个建筑周边竖直进程的摧毁波；
8）空中粉尘：空中粉碎混凝土形成外向拱架烟尘；
9）“蘑菇云”：大量的火成碎屑流形成蘑菇云；
10）“爆竹”：即定焦爆破的起爆雷管特征，在40层以下“倒塌”的楼层窗口清晰可见爆炸性喷射物；
11）完全分解：钢架核心柱状结构完全分解；
12）1400英尺直径圆状残迹：建筑中心向外呈圆形碎片均匀分布区；
13）混合燃烧剂证据：在钢融渣、凝固金属和灰烬样本中发现混合燃烧剂――一种高技术的燃烧剂――的化学证据；
14）粒间融化：联邦应急管理局钢铁分析显示，钢铁样本中有硫化、氧化、粒间融化，这些是铝热剂的证据；
15）融钢：诸多目击报告碎石中有大量融化钢流，物理学博士此前在Steven Jones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融铁球覆盖整片曼哈顿低地，融铁正是铝热剂的副产品。
　　在一张下载刻录的CD上，大量的采访资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世贸7号楼的背景，是美国安全局、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紧急情况管理市长办公室，以及一些银行、保险业等所在，7号楼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再如一个名为securacom的公司负责世贸中心、美联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的安全系统，1996－2000年政府予之830万美元合同打造世贸中心新的安全系统，而这个世贸中心唯一的安全系统负责公司恰是布什的弟弟Marvin P.Bush于1993－2000年在任董事会，布什的堂兄Wirt D.Walker III 于1999-2002任主席和执行总裁的一个公司；其他方面还有幸存者目击911一周前整个周末的全楼停电、所有安全措施和记录缺失，该周内的反常警报，炸弹搜寻警犬被撤，34层空楼层的奇怪工程，98层突然全层搬空，大批人员周末进入“架设网线”等异常现象；同时更详细的影像对大厦倒塌特征做了解析，包括欧洲的一流专家指出控制性专业爆破的证据。所有这些被提出的问题和证据在911报告中均未予提及。
　　“你明白吗？”眼前这位穿着运动衫、牛仔裤、一头蓬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证实真是专业摧毁，那就是一场深远的骗局！”
　　我想，我明白，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疑问需要回答，而且对于权力所可能制造出的离奇，我们的想象永远都不会超出实际。但是我仍然觉得彷如看到一场表演秀或者行为艺术――主人公和他要面对的主题比例反差太远了，台下没有观众，也不像街边摇滚可以自娱自乐。他接着说：“说小的谎言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如果说谎，就说大的谎言；谎言太大了，就不会被人们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越深入了解越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他仍然举着那面不大不小的旗子，黑底白字地写着：“911真相是时间了！”他的身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摇滚的人，有人随之舞动，人们似乎对这面旗子既不陌生，也不相识。正如我自己的感觉：做了不多，不做不少，那种形象不是很可怜？在心理学上，有一类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逃避，即将自己不能应对的不愉快体验从意识中排除出去，或者当作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度的异常反而会熟视无睹，为了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理由，甚至会加入认同，并把追究不放的个体视为“唐吉柯德”式的滑稽一笑；也不难理解，有人要把已经有“答案”的难题重新翻出来再验算一遍，一定不够受欢迎。在911事件上，美国人的反应也是如此，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免谈。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会？”他回答，“那么多人死了，美国被带入战争，又有很多人要去做战士，美国需要对它的政策做出反省。政府掩盖真相，但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美国有很发达的媒体。”“主流媒体一样是大集团利益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指出很多关键问题。”
　　“那你一定期望今年总统大选改换党派来追究共和党？”“改换党派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通过他们做出独立调查。你来自哪儿――噢，你们有个一党系统，我们有个两党系统，其实都一样，民主党、共和党，区别能有多大？他们一样不会愿意触动这件事。美国说它是民主的，别相信它！――不过有一点，确实很重要：你可以表达。我想我在中国做这些事就会被警察抓了。”一旁的攀谈者说了句：人们不关心，也是一种控制，我宁愿有危险，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
　　“媒体、党派都不可能，你希望通过什么‘有用’？”“公民。更多的公民。只有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我们才可能推动真相。――事实上，人们只要获知信息，就会对政府的911故事产生置疑，现在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公众处于催眠状态，关键是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让一个人了解了，他就会告诉他身边的人，知道的人再传给知道的人，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其中。”
　　“可是好像人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去做。人们总是想：会有人去做的。不，没有人能替你做。一个人必须自己行动。”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就是谈几十个、上百个人，又怎么样？”“不，你说错了，我不是谈了几十个、一百个，我从02年就开始做，到今天为止已经谈了上千人。”他认真地纠正我随口使用的“白发三千丈”手法的措辞，“我并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加入‘911真相’运动。今天和我在02年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变化，比如他――我们两人从来各自不相识，今天一见面却发现原来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现在在街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02年的时候就不会。”才刚与他攀谈的那位先生点头认可：“很多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相互知道，但是大家在走向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因为02年听到有人向我介绍，然后我从网上、其他地方去找看资料，大量的资料使我发现确实有诸多疑点，才开始认真关注，后来逐步开始自己做宣传。我自己从网上刻录了资料，给人们看。”举旗者说。另一位先生继续同他切磋：“哦，你是这样做。我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宣传、抗议、示威。”
　　“你们这样做没有遇到过麻烦吗？”我问。站着的先生说：“我被警察抓过。我知道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题，有的聚会激烈起来，就会和警察发生冲突。”我问他既然是公民自由，什么情况警察可以干涉。还是举旗的人向我做了回答：“这必须得掌握尺度，警察可以找各种理由，比如交通、你不能有肢体冲突等。”“而且，”他笑了笑，“街头警察有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权力干涉，但他们会‘讹’你。比如你在一个地方，街警会过来要求看你的证件，给你指定一个什么地方等，很多人以为既然是警察，自然得听从，就给他证件看、去他指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权力要你的证件，或者不让你呆在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我会告诉警察，他没有权力要我这样做，但同时我绝不动手或者对他抵触、冲突，那么他就只能让我继续呆在那；如果他动手挪动我，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对警察的肢体接触也是规制很严的，他们不敢那样做。很关键的是公民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并不知道。”
　　看来权力和权利的博弈，象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是天下无国界的嘛，我暗自想。“你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对911过程做出评估。只有具有传票权的真正独立的犯罪调查，才是有意义的，布什政府成员领导的那种调查团简直是开玩笑。你看材料就知道，还有上百的事实与官方的911故事相冲突，需要做出解答。”
　　我问他们：你们认为自己做下去有可能得到911真相？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未来的乐观。示威者举例：“就像珍珠港事件，肯尼迪被刺，可能不会有无疑的结论，但我们总会更接近真相。比如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案――你看，我以前就不曾知道这个小城的事――在看资料的过程得知，1995年它遭到恐怖袭击，调查官已公开承认可能有政府合谋。911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情况，但只要做下去，总会逐渐清楚。当初布什政府抵制911调查委员会，不也是因为几个人坚持不懈，才有了推动。”
　　“我们虽然各自在做，却并不孤单。已经有上百的组织和许多个人加入其中，数百名建筑和工程专家联合要求重新调查，并在邀请更多的专家加盟。你可以看这些网站和资料，人们有很多行动，这个行动在不断扩大，相信有一天――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当回来从网站咨询上链接出去，我发现对那两个孤零零的身影感以“可怜”也是件很可怜的事。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运动，如那两位先生描述的“滚雪球”式的方式，与“911真相”运动联成一体。他们所做的方式、动机，或许很多样，但它展示了社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容留了一个个体抗议强大权力的可能。
　　可以看到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911真相”运动。教授、民权运动顾问、记者、普通个人，通过参与组织、组织活动、媒体报道、个人网站持续不断地关注“911”。上述提到的512名建筑和工程学专家、2610名包括建筑和工程学学生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签署递交国会的请愿书，要求真正的独立调查。
　　有公共网站记录着“911以来失去的公民权”，记载下政府对于公民权利所做的不良记录。包括在言论、出版、隐私、机场和移民安全、对权利和自由的强制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记录，以及在法律变革，囚犯权利，保密，监视等方面的权利记录。
　　更多的组织和运动与伊拉克战争关联，斥责政府用谎言制造战争。如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有来自49个州及加拿大、美国军方和海外的1300名成员的伊拉克退伍兵反战组织(IVAW)，其宗旨在于使得军队各方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反对非法、非正义、不可胜的战争。他们提出了如下十条反战理由，包括提出士兵有拒绝非法战争的公民权利：1）伊拉克战争立基于谎言和欺骗，在911之前就酝酿战争，谎称化学武器、隐瞒伤亡人数；2）违反国际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攻击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进攻伊拉克理由同样的法则；3）大集团靠战争牟取暴力；4）每日累增的人员伤亡；5）士兵们有权力拒绝非法的战争；6）由于政府失职使服役者面临严峻的健康恶果；7）战争使我们的家庭分离；8）战争债券掠夺了家园建设非常需要的资金，将每月103亿美元用于战争；9）战争践踏了伊拉克人权和他们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10）军队被几度的部署调度、强制扩编、动用预备队和后备役等消耗得疲惫不堪。
　　还有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的网站，数字化地教育和帮助公民参与国家政策。如国家优先权计划 (NPP)，是一个 501(c)(3)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通过提供联邦数据分析，让人们明白进而能够影响他们的纳税开支使用，向国家问责其每元钱被花到哪里。在NPP网站上，放置着一个伊拉克战争计数器，以每秒近千美元的速度持续翻新，显示开战至今已经支付了5700多亿美元，合每个家庭分摊4681美元，每人分摊1721美元，平均每天34.14千万美元。在“你的纳税钱能被花得更好吗？”栏目下，人们可以选择看自己所在州的更详细情况，并看到这些开支如果优先用于其他用途，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即政府优先开支了某个项目所意味的代价。我选择目前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查到本州纳税人为伊拉克支付了185亿美元，这些资金如果用做他用，可以为5,556,422 人买一年保险，或者6,951,852孩子一年的健康计划，或者支付363,689个公共安全官一年的工资、或317,450个音乐与艺术教师的工资、或265,270名小学教师工资、或312,105名港口集装箱检验员工资，或者1,932,158名大学生奖学金，或者64,395单元廉价住宅，或者一年的28,904,954 个家庭再生电，或者2,217,591处儿童场所。（顺便看到，马萨诸塞州纳税人为华尔街救市计划支付了198亿美元，比伊拉克战争负担还要多。）类似的网站还可以计算个人支出，比如你如果是一个10万美金收入的家庭户主，可知自己2007年缴纳联邦税20,175美元，其中6,980.41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2,317.61美元已支出资金和4,662.80负债（士兵健康保险、残迹补偿等需要支付尚未支付的费用）。精细的计算和比较，不禁让人有切肤之感，什么叫纳税人“自己的钱”。
　　有一本新书连登纽约时报畅销榜排行首位，是畅销书作家Vincent Bugliosi的《起诉乔治?布什谋杀》（The Prosecution of George W. Bush for Murder），论述布什用谎言制造战争，构成对几千人的蓄意谋杀。它并不是一部泄愤或争夺眼球的幻想小说，作者表示自己用大量严肃的证据，目的很简单要做一件事：带来正义。
　　有读者随即为之建立网站，发起倡议，准备给全美每位首席检察官和众议院选区检举人送达人手一册，以“相信有勇气者在这个国家重竖法治规则，让‘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不食其言”。
　　再进一步，佛蒙特州律师Charlotte Dennett与刑事起诉人Vincent Bugliosi（也即前述畅销书的作者）联合宣布要将布什诉之法律程序。进步党候选人Dennett正在佛蒙特州竞争首席检察官一职，承诺如获当选，将指认Bugliosi为特别公诉人，立即对布什、切尼、赖斯等人提起诉讼。“911真相”运动相关组织在力推助其当选。该州参议院2007年4月即通过决议，呼吁国会弹劾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其中两个镇今年３月投票通过提案，要求起诉布什和切尼因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
　　随着不断了解信息，我发现，那个举着小旗的孤单个体与巨大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天平，令人惊讶地晃了晃。公民表达、社会运动、数字化易化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法律程序、地方自治，这些使得弱小的个人不再没有意义，它们本身又是个体不断抗议强权的结果。有一本书叫“大卫为什么会赢？”取自圣经故事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讲述弱者的倡导力量。自由，最终是个体层面的，任何集体和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性，选举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所以社会需要各种机制，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声音，它们是宏观的民主自由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布什政府到底有没有“弥天大谎”，能不能构成蓄意谋杀，就象所有与权力集团相关的谜团，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果。公民的权利运动，虽然未必能让我们“知道”真相，至少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相――有多少历史，明白后者与做到前者是一样地困难。
　　广场上的摇滚乐演出结束了。示威者也起身准备“收工”。他同乐手打招呼聊几句，原来摇滚乐手和他是认识的，而且乐手本身也是要求追究“911真相”的一个人，其个人网站上表达了很多对布什政府、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观点，并用了James Baldwin的一句话：“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原来来广场示威的先生还是哈佛大学做计算机技术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个运动涉及面真是挺广泛。
　　“人都是一样的！”另一位攀谈的先生扬起双臂，做出一个滑向远方的姿式，“我去过中国，人们很热情，我喜欢那里。人民就是人民，人都是很好的。”
　　“政府就是政府？”我把他潜在的话补足。他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祝你和平、自由、快乐！”
我说：“我会把你们提出的置疑记在我的笔记里，因为我也是你们传递了信息的一个人。”是为此记。



几个相关链接：
www.911truth.org
www.911sharethetruth.com
www.ae911truth.org
www.historycommons.org/project.jsp?project=lossofcivilliberties
http://prosecutegeorgebush.com/ ]]>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0625649#comment 136315392 Tue, 30 Dec 2008 08:27:29 GMT http://622007935.qzone.qq.com/blog/1230625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