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982.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06:29:5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30 Mar 2009 09:26:42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8405202 主流舆论看待危机的三种观点


对目前这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国内的主流舆论还没有深刻地认识。过去一段时期，对此认识的发展历程，借用武侠小说的术语，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屠龙宝刀”。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秩序崩溃了，这对中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好像我们拿到了屠龙宝刀，可以成为武林至尊、号令天下了。


第二个阶段是“葵花宝典”，就是“欲炼神功，引刀自宫”。当时发现中国也开始受到影响了，尤其是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时有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不妨借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们的制造业倒掉，以便于产业升级，向服务业、高科技等转型。这就让人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得到葵花宝典，看了第一页，便挥刀自宫。但接下来翻到第二页，却写着“即使自宫，未必成功”。是啊，你把自己的制造业毁掉，高科技服务业未必就能成功。但故事还没完。这个人翻到第三页一看，写着“真要成功，不用自宫”。其实，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保住制造业的基础上进行。


我要特别说明，绝不是说国家提倡产业转型错了。产业转型没有错，包括有些地区搞的“腾笼换鸟”，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也是对的。但是，恰恰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产业转型升级应当谨慎了。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全球金融服务业正处于极端困难中。这个时候你要逆流而上，推倒自己的制造业去发展什么金融服务高科技产业，你不是找死吗？产业升级应该在全球金融业、服务业大发展时，跟着人家一起升。经济危机下反而应当力保制造业。


最近，这种坏事变好事的论调也少了。主流舆论大致到了第三阶段，就是“凌波微步”。认为金融危机下，中国像会凌波微步的段誉，打不过但是跑得快，不会受到实质的冲击。内部我们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内需；外部环境上我们继续买美国国债，帮美国撑住。等美国经济复苏了又会大量进口我们的产品，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总之，扛几年就可以继续重复以前的发展模式。这是目前相当主流的看法。


这第三种观点依然是太麻木了。在国际形势方面，它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全球经济早就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过去水泥、砖头的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早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美国在5年内难以走出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重要性有一种误解，即从满足人类需求的观点来看，先是吃饭，然后是工业品消费，后面才是服务。一、二产业是基础产业，是实体经济。第三产业是虚拟经济，空中楼阁。如果这样看，那么，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到GDP的70%-75%，经济结构岂不是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形状了吗？那么小的基础能够支持上面那么大一个脑袋吗？其实，现代经济的动力结构已经颠倒过来了，是第三产业在驱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还是正金字塔形状的。比如说，消费在美国拉动了70%的经济增长，但美国几乎任何消费都依托于其成熟的金融体系。不光是讲信贷消费、信用卡消费，而是说，大部分美国人信赖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种私人保险、企业年金等来解决医疗、养老问题，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消费，而上述这些体系的本质，都是在个人生命周期里的一种金融设计。又比如说，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国科技创新完全是靠发达的金融体系来支撑的。现在有一种错觉，认为美国的实体经济没有遭到冲击，GDP下滑只有几个百分点，所以经济复苏起来不会太难。这是没有看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一旦失去效用，等于是经济的造血系统失灵。这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纠正的。


美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建立的，那么深的一个萧条让美国人痛下决心，彻底改造了金融体系：设立了证监会、存款保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银行分业经营制度。这个金融体系建立之后，保障了美国从那时一直到今天，70年的长周期增长。这70年内也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说石油危机，但都是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体系内部没有出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有老化的迹象。政府解除了一些管制，再加上计算机的出现，于是，华尔街开始大规模进行金融工程的创新。这给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金融业的大发展推动了资金的跨国流动，启动了所谓“全球化”进程。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改革开放，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也步上了快车道，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我们的一次产业升级，奠定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至少是中低端制造业的统治地位。因此，美国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时期，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两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结果。


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美国改变增长模式，必然意味着，我们过去20多年赖以增长的模式，也就持续不下去了。今天美国经济复苏，必须要从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整开始。美国不可能退回去重新搞制造业，那样做经济会倒退几十年。但改革金融体系是深度社会工程，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也就是2013年美国经济可以走出低谷。历史上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复苏，也还有一段时期的缓慢增长。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将大不一样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这段时期要休息了。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遇到的好日子，不能说一去不复返，至少在未来的十年时间内，它很可能不会再现了。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国内危机的实质是财政危机


在国内形势方面，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能顶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上并没有“凌波微步”这种奇妙武功，别人都躲不开的东西偏偏你能躲掉？何况中国外贸依存度目前高达70%-80%，也就是说，每年账面上有相当于GDP的70%-80%的巨额资金跨境流动，按常理我们应该和国际金融波动高度相关才对。怎么反而偏偏我们不受金融危机影响呢？原因最近我在一篇文章《警惕中国式金融危机》中分析过，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管制，和政府几乎一体的。比如我们的中央银行，如果看资产负债表，央行的自有资本金只有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总资产却高达3万亿美元，资产充足率只有1‰。总资产中有2/3是外汇储备，考虑到汇率损失，央行可能已经资不抵债了。假若中国的央行是私有的，或者像美联储那样是公私合作但独立于财政的，那么，人民币已经挺不住了。但是这里我要请大家放心，中国的央行绝对没有风险，银行系统也没有风险。为什么？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央行最终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只要财政不出事，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不怕出问题。


我们这种体系和美国的很不一样。美国是让金融体系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捅了大娄子之后，政府还是得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还是用武侠小说的比喻，中国这个体系就像是金钟罩铁布衫，抗打击能力特别强。但是一旦被打穿，后果就特别严重。

六大引擎威力不再


因此，中国目前处于我称之为“战略性紧迫”的时期。怎么理解战略性紧迫？中国经济在战术层面上现在好像还没有紧迫感，不像美国到处挂着卖房子的牌子，哀鸿遍野。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未来十年怎么办。中国目前能屹立不倒，风景这边独好，就是靠我们独特的体制，靠政府强大的财政动员能力。包括我们的汇率稳定、金融体系稳定、以及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这些，最终实质上都是靠政府财政来买单的。但是，政府的财政不是无穷无尽的。如果经济进入一个长期的慢增长阶段，财政来源萎缩，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而中国又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在社会福利、养老保障等方面，有庞大的断层需要填补。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必须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高增长才能有足够的财政积累，才能为10年后的老龄化、低增长社会做好准备。


所以战略性紧迫，不是说中国经济很快要出问题，而是说我们如果不想出战略性的对策，那么今后10年，有可能陷入一个低增长时期。比如说GDP每年增长5%-6%，对中国就是低增长。3年、5年这样的低增长，没有问题。假若是10年呢？之后呢？低增长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历史的欠账。我们的经济体系尤其是财政体系，可能无法承受一个长期低增长的局面。


过去30年，中国能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靠的是什么？靠好的战略。经济增长3个引擎：出口，消费和投资。具体到中国又可以细分为6个：出口，农村消费，城市消费，外资流入，私人投资和政府财政投资。回顾过去30年，我们的秘诀是通过改革开放，依次启动、加速这6个引擎。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始，然后出现了乡镇企业。这点燃了农村内需这个引擎。当时农村有万元户，城里居民多数还没有一万元存款。这个引擎支持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发展，但其能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基本消耗殆尽。从那之后直到现在，如果农民不出来打工的话，农村还是过去老的样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央在80年代末提出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说法。在那之前，中国引进外资主要是为了引进技术，是进口替代战略。那时确立了出口导向战略。这同时点燃了外资流入和出口拉动两大引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入，这两大引擎也一直在加速，一直到2001年加入WTO.


这过程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后退，就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外资流入和出口两大引擎遇到麻烦，经济形势又不大妙。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国内经济体制做大调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司法》在1993年出台，稍早时候创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国内私人产业投资创造了制度保障。从那之后直到“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私人企业主的地位总的来说不断上升，点燃了私人投资这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过热，包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加上当时股市也不行，于是又有所低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再遇到困难。这时，我们6大引擎只剩最后两个没点着了。一个是财政政策，当时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保8”。最后一张牌，就是拉动城市的内需。怎么拉动？于是就有了从1997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除了住房之外，后两项在发达国家都是基本不会市场化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改已经要重新回归非营利的方向；教育市场化的口号也不多提了。因此，住房市场化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中国内需拉动的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这么简短的一个回顾，大家可以数一数，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牌可打？


金融危机形势下，出口、外资流入都不要太过指望了。农村内需我们也想再启动，如彩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但前面说过，这些年农村内部经济如农业、乡镇企业增长乏力，农民增收其实主要靠打工，但是金融危机恰恰冲击了使用农民工最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所以，这个引擎也不会有多大加速空间了。


财政引擎还可以加大力度，温家宝总理说了，4万亿的投入，中央1.1万亿，再加上地方配套，而且“我们还有足够的弹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财政牌还可以加大力度。但是，我们今天前面说来说去，一个主题就是，这样片面依赖财政引擎，风险极大。从战略上说，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最后，就是城市消费和私人投资。现在也很困扰。因为民间投资的力量这些年消耗也很大，在座办过企业的都知道，在中国做实业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啊！而城市居民消费也受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桩负担。这个局面突出反映在目前的房地产业上面。大家可能注意到，过去一段时期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是有些摇摆不定的。一会儿说它是支柱产业，一会儿又不把它列入产业振兴规划。一会说要救市，一会又说不能救。其实，政府也是处于两难啊！救房市就打压城市居民的消费，伤害内需拉动这个引擎；不救房市就挫伤了开发商的积极性，伤害了私人投资这个引擎。真是一个困境。


面对困境，专家学者们昏招迭出


对于目前的困境，很多专家学者也在支招。但是，如果大家不能从战略性紧迫的角度分析的话，支招就可能脱离实际，甚至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


比如最可笑的招就是将2万亿外汇储备分一半给老百姓来花。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是对应负债的。如果把1万亿外汇储备分掉，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怎么转弯抹角，一定是让央行变成1万亿的负资产。那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彻底瓦解了。这个建议的可笑程度，就像是建议扒了房子盖猪圈。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提向全民发消费券刺激内需。发消费券本身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把向全民发消费券作为刺激内需的手段，就很可笑了。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很低的。政府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一般低于1，即投资1万亿，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少于1万亿。而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更低。因为手头本来有现金的公民，在领到消费券后，会用消费券替代现金支出，省下来的现金，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会进入储蓄。所以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远低于1的。越是有钱人这个乘数越低，可能只有0.2、0.1.在经济危机时期，发放消费券应当是一种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经济刺激政策；应当发给最穷的人，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而且，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存，所以发给穷人乘数效应是最大的。全民发消费券刺激经济的想法，就很不切实际了。


还有一个刺激内需的提法，就是平分国有资产给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了，我们就谈谈经济上的效果吧。就算我们把中央级国有企业全部分掉，13亿人都拿到股票，这时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拿着股票等分红。2008年全部央企总利润是7000亿元，显然不能全部分红，哪怕分一半，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也就是300元钱的样子。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将股票卖掉。但是大家都卖股票，股价很快会跌惨了，又会被少数人收走，变成了向少数人手中私有化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私有化不好，而是说，如果要分国有资产，千万不要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搞。经济好的时期还可考虑，因为居民会考虑将股票长期持有。


还有就是刺激投资的建议。现在仍然有人提医疗、教育市场化，这是违背国际趋势、违背民意的。只有少数高端医疗、高端教育、专科医疗、专业教育可以，比如牙科、美容、英语培训等。即便像美国这样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学、医院都是非营利的，每年还要靠接受捐款来维持。而我们偏想办大学、办医院赚钱，这是什么话？


最靠谱的一个建议，就是打破垄断产业，放开平等准入，从而带动民间私人投资的一个新高潮。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个想法，但是，它实际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在全国层次上，目前这些垄断产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们经过多年改革，效率并不是太低了。就算允许民间私人办电信、办银行、办电视，马上就能够和中国电信、工商银行、CCTV竞争吗？会有私人投资愿意拿出几百亿几千亿，全国来设网点、铺网络吗？除非体制上伴随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仅仅是打破垄断，其效率改进是有限的。


打破垄断产业的市场机会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地方层次上。也就是小电信、小银行、小传媒等。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中国地方层次上有没有容纳小电信、小银行等大量涌现的市场空间呢？这就引向我今天的重点话题：小城镇体制改革。

小城镇改革是帮助中国走出死结的灵丹妙药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阶段提小城镇的改革呢？因为它可能是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中国内需启动难，难在哪里？我认为核心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没有经济机会，城市居民有经济机会却受困于大城市的高水平基本消费，大家都没有太多钱可花。本来，城乡之间就是小城镇，小城镇的发育能够填补城乡断层、减少两极分化。可是，中国的许多小城镇却处境非常尴尬，可以说是集中了城乡两者的缺陷，是最丑陋的地方。它既没有大城市的繁荣，又患上了环境污染、犯罪猖獗等典型的大城市病；它既像农村一样贫穷，又丧失了农村的田园乐趣、治安稳定以及耕地带来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中国没有贫民窟。为什么没有？按道理，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近似，都是少数中心城市集中化发展，城乡差别巨大。照理说，会有许多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抛弃土地，来到城市后却找不到工作，慢慢就形成贫民窟。但是中国的大城市有严厉的户籍管制。结果，这些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就都跑到小城镇去了。所以中国的某些小城镇，就相当于拉美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滋生各种不良现象。


为什么现在中国小城镇被遗忘？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要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所有的城市都想办法做大做强，你不做大做强就没有税收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招商引资。二线、三线城市，土地供给很充足，但在市中心一定要有几十层的高楼大厦竖在那。公共服务本来是地方财政出的，地方财政没有钱，就搞投资项目，几亿、几十亿往里扔，扔进去就是GDP，收了税之后一看，前面盲目投资造成了很大窟窿，财政反而更紧张，于是继续往里扔———这是个死循环。最后公共服务、道路建设、社区服务等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小城镇就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尤其是政权所在地，主要是县城，拼命做大做强，做成财政上的一个死结；其他剩下的小城镇，就自生自灭，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根本没人管。


中国要解放小城镇，必须把这个结打开，必须在中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上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现有的财政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此我认为，必须走小城镇自治化的道路。


我们来看看历史。历史上，欧洲的自治化小城镇，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孕育地。我们知道，欧洲古代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类似，国王、教会和封建领主占有土地，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骑士也是依附于领主的。为什么欧洲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呢？专家对此有很多看法，其中一种就是说：欧洲当时有一样东西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大量私有化的、自治的小城镇。例如某人很有钱、很有名望，买下一块地来，但是买下来之后不代表你就可以自治，因为你还在领主的范围内。就像现在中国你买了房子，但是市、县政府照样管你，居委会也能够管你。那怎么获得自治呢？这个人直接到国王那儿去申领一份charter，意思是宪章，也可以叫章程，因为今天公司章程的概念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国王批准了这个章程，就像今天批准你成立一家公司一样，这一块土地就自治了，这里面的人就是自由民，脱离领主的行政管辖了。这样的自治体，是当时小城镇的主要行政模式。小城镇内部，大都实施类似集体股份的制度，而且城镇的通用名称就叫Corporation，今天这个词就是“公司”。事实上，公司制度就是脱胎于历史上这种自治型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今天，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小城镇，一直到2006年还是叫公司。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这就是伦敦。伦敦核心城区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自治状态。


这种自治型小城镇后来又成为欧美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形式。例如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北美所有的殖民地也都是这样。它们既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政经合一的一种股份制的治理结构。它既是生产、贸易的基本单位，又保有军队，有权和当地政权订立条约、开启战争。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可能听说过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开创的殖民地就是这种制度，一人一股，如果追加20英镑投资可以多占一股。所以，这是一种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一份投资一票的资本制度结合了的混合体制，既照顾到每个个人的利益，又保障了资本利益。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是极为先进的制度，是殖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自治型小城镇在今天仍然是成功的治理结构


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借鉴这一制度呢。当然可以，因为今天，自治型小城镇仍然是不少发达国家一种成功的治理结构。前面说到CityofLondonCorporation（伦敦城公司）。伦敦老城区大约一平方英里，居民大概有9000人，却密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世界500强有375家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有34万，被认为是和纽约华尔街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一平方英里土地。它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市长、议会和警察，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是纯粹的民主体制就很麻烦，因为住在那里的9000个居民一投票，肯定想从公司头上多收一些税来保障居民的利益，最后公司就不来了。实际上呢，它是采取一种很奇特的混合投票方式。每一个居民有一票。每一个无限合伙制企业里面的每一个无限合伙人都有一票，即便你不是当地居民。此外，任何一个公司，如果雇员在10个人以下的有一票；10个人到50个人之间的，每5个人有一票；50个人以上的，每50个人11票。这样一计算，非居民的公司代表有15000票，压倒居民的9000票。而且公司的投票可以投两次，居民只能投一次。所以，它的这个治理结构，很大程度是代表了经济、商业的力量来治理的。这也是这个地区能成为世界上最繁华地区的原因之一。可见，这种政经合一的自治型城镇治理模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


有人说英国的国情不一样，伦敦老城区是个特例，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什么？是一个大国，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实际上，越是大国，中央对地方越难以控制。为什么？因为郡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太多。比如中国几千个县，你怎么管得过来？而县级政府对其辖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要削减县的数量，但那意味着每个县的权力更大了。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借鉴另一个大国的成功治理经验。那就是美国。


在美国，郡县一级的权力受到非常大的制约，而制约的来源，就是自治型小城镇。美国的乡镇政权，可以像公司一样发起设立，实现自治。美国每一个州的具体法律不一样，我这里只是讲一个大体的概念。比如说某个地区有一个产业很发达，居民都富裕起来了，于是大家就不愿意跟周围的地区分享成果，那么，如果该地区人口够了，大家就可以投票通过，发起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到州政府一备案，就自治了。发起设立之后，在政治上，它从郡县体系下独立出来，直接向州一级政府负责；可以在不违背联邦、州法律的前提下，制订自己的法律，决定自己的管理方式；在经济上，它相当于一个公司法人，可以做生意、签订合同、可以发行自己的债券。上世纪90年代大概有293个这样新发起设立的、自治的城镇。通常都是经济发展有希望的地方，会独立出来。出来后当然更容易发展。


美国的现实证明了，小城镇自治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意义。经济上，它极大地推动了内需。自治的小城镇一般会发展出特色产业，而且它的自治结构决定了财政上非常自律，不会搞片面追求GDP的工程或盲目建设，而是大搞公共设施、公共福利，从而创造经济的有效需求。在政治上，它有利于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使联邦、州省级政府达到更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在社会层面上，众多发达的小城镇极好地填补了城乡之间的裂隙。我们看美国虽然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最差的，贫富分化差不多最大，但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动荡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大量自治型小城镇基本上一个个都像世外桃源。有些国家比如法国，福利那么好，可是社会结构以城市为中心，反而容易动荡，今天这个群体罢工，明天那个群体闹事。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说，你描绘的好是好，但是中国人素质不同，国体政体不同，肯定行不通。我说你完全错了。中国大地上今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自治型小城镇的实例，那就是南街村。南街村是财产集体经营，对外就像是一个公司一样，是一个商业实体。对内则是混合体制，有一个核心领导人，而且后来改制了，在法律上它已经有了几个大的股东；但是在分配上，依旧相当于一人一票的形式，每人按一股分红。你仔细一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跟西方当年的自治型小城镇非常近似的治理结构。现在很多人对南街村有不同意见。我的看法是：你可以不同意它的某些具体做法，比如强制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不同意后来地方政府给南街村很多贷款的树典型做法。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模式，南街村的存在，以及它初期自然状态下的成功发展，至少证明了一点：自治型小城镇在中国的国体、政体下是可以存在的，和中国的宪法法律没有根本冲突，也完全能够和普通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相融合。


我认为，类似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中国也有巨大空间，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在各方面都起到巨大的正面效果。如果有成千上万个小城镇涌现，每个都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都需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再打破产业垄断，就会出现许多个小银行、小电信、小媒体等，服务对象就是这些小城镇的居民。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完全能够再保障中国10-20年的高速增长。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8405202#comment 136315392 Mon, 30 Mar 2009 09:26:42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8405202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766 这是不应该的。计划生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基本国策怎么能够不是两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呢？除非说，这个“国策”已经完全定案，没有任何争议或讨论的必要，所以不“热”了。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真实情况是，过去两年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议越来越响亮，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越来越高调。去年的两会上，已经有不少代表提出议案，希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今年我就不相信没有类似议案出现。
两年前，CNN国际频道做了一个“下一代印度”专题，令我深受震动。其核心论点是：目前印度人口中，不到25岁的年轻人高达5亿，占总人口的40%多。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口占11%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年轻的印度，暮年的中国。以此推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将进入偿还“人口债务”的阶段；而印度大规模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到来。未来10－15年，在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竞争中，这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很大劣势。
请不要误会，我绝不否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功绩。事实上，计划生育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超过印度的重要原因。人口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就是供养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和受养人口（儿童和老人）的比例。在执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早期，老龄人口尚未显著上升，儿童人口却显著下降，总地来说，受养人口是不断下降的，这就助推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印度人却为养活庞大的儿童人口付出了代价。过去20年里，中国在经济平均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减少贫困人口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印度。
这就像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中国通过摆脱短期人口负担，像兔子一样跑在了前头。然而，如果一胎化政策长期执行，老龄人口的相对数量上升速度，最终将超过儿童人口的相对数量减少速度，全社会的总受养人口比例将不减反增。到了这个拐点上，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严重破坏社会发展的基础。背负沉重人口重压的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是那只慢腾腾的乌龟。但是，乌龟的压力正迅速转化为动力。如果兔子再不觉醒，不及时作出改变，结局就会像寓言里一样：后发先至的乌龟笑到了最后。
最令人忧心的是：在龟兔赛跑故事中，睡觉的兔子无非输掉一场比赛，最后也算是到达了终点。但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中国如果继续拒不醒来，继续拒绝反思人口政策，其后果将是不可承受地严重。因为它关乎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任何一个族群，其发展的最首要目标，必定都是保障本族群能生生不息、繁衍壮大。我们要振兴中华，要发展经济，要增长GDP，要保护环境，所有这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要让中华民族能够子孙万代，能够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环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扩大本族群的人口。凡是有人口政策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鼓励本国国民多多生育。唯有中国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以强制手段减少本种族的人口，这样的政策行为，在文明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
我理解有些环境主义者、资源主义者整天担惊受怕，害怕世界上人太多，地球资源不够用了。问题在于：当所有其它国家都不操心、都在继续鼓励或至少是放纵生育（包括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时，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主动地压缩自己种群的数量、削减中国人对世界资源的消费呢？是嫌外国人夸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夸得不够吗？美国据说是全世界的领袖，负的责任比中国应当大得多。但美国就宁可不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也要维护美国人继续贪婪地消耗化石燃料的权利。相比之下，中国人是多么地为全人类着想啊。
我也理解有些环境主义者、资源主义者整天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人太多了，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无法“可持续发展”了。中国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依据某些高深模型，得出了一个中国“极限人口”为16亿，超过就会崩溃的理论。但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比中国人口密度更高的国家，有人统计过共56个，其中大多数比中国更加富裕和繁荣。如果把这56个国家假设成一个，其总面积仅7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006年高达21亿。依据中国的 16亿人口极限理论它们早就崩溃了。然而这56个国家2004年人均GDP为5511美圆，是中国同年人均GDP（1100美圆）的5倍。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让生育率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一个能够让种群人口数量保持基本稳定、让新老世代得到及时更替的合理区间。太高或太低的生育率，都会伤及种群正常繁衍，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人多力量大”、“生育越多越革命”、“光荣妈妈竞赛”的鼓励生育政策，曾导致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过快膨胀，就业出现严重危机。正是这个错误的人口政策，促使我们在70年代中开始反思，到80年代不得不用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来纠正。这在当时是合理、及时的。但是，对10几年的高生育率，用将近30年的低生育率来“纠正”，早已经走到了相反的错误方向，“过犹不及”了。若不赶快刹车，难道我们还想在不久的将来，再矫枉过正一次，重来新一轮“光荣妈妈竞赛”吗？
今天，中国就业压力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增大时期。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也找不到工作。这些都让计划生育的某些维护派们以为找到了新的弹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就业难，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因为工作机会太少！而工作机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化，使得中国的经济内需严重不足。首先，抚养和教育下一代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晚育、少育的家庭会趋向过度储蓄；其次，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大大加剧人们对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担忧，从而增加储蓄倾向。因此，目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国内就业紧张的形势，恰恰对扭转人口政策、放开生育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也创造了更有效、更合理的时机。
希望在本次两会上，人口问题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从而使人口政策走上更加正确的轨道。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766#comment 136315392 Wed, 11 Mar 2009 01:42:46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766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588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金融体系就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不仅仅有金融手段上的调控关系,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非常独立的,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故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也不存在市场自主定价的“汇率”。两者都是受到政府严控的。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广义来说,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
正如王岐山副总理说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太大冲击。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独善其身”呢?不能不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尤其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每年有巨量资金跨境流动。按常理来说,和国际金融环境应当非常紧密地联动、深受其影响才对。为什么我们依旧岿然不动呢?原因正是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了金融海啸。形象地说,中国政府就像抗灾前线的战士一样,亲自跳下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背后的国内金融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政府一直采纳严格的售结汇制度,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积了高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45%的庞大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极为单一(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由于闲置、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也绝不是个小数字。
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因此,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还能健康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这一点,无论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私人部门的投资者,都需要有清醒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588#comment 136315392 Wed, 11 Mar 2009 01:39:48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6735588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0187212

巴菲特的话大概基于他50多年来的投资经验。可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量级。上次大萧条的时候，巴菲特还是个穿尿布的小孩子，不可能有太多记忆，更遑论理解。从那之后，美国经济的确再没有绊过大跟斗，每次总能及时逢凶化吉。实际上，美国是经历了一个长达70年的长周期繁荣。正是这一长周期繁荣，成就了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即低位买入长久持有）的信奉者，铸就了他“股神”的地位。如果巴菲特生在别的国家，他很难有类似的成就。


这一长周期繁荣的重大起点之一，就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大改革。在20世纪初以前，华尔街是完全的金融家自治社会。读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就知道，传统金融家具有两重的面目：一方面，他们是不受制约地贪婪，胃口极大，一分的利息也不轻易放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极度自律地高尚，言出必践，一诺千金。这种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和中国传统的山西银票票号非常相似，都只适合于小圈子的“熟人社会”。有人统计过，20世纪初真正控制华尔街的金融家不过50来人，其中40位有几乎相同的家庭、教育和宗教背景，隶属于同样的俱乐部，在同一个地区拥有乡村别墅。随着火车将北美大陆贯通连接，电话让金融资信在城乡各色人等间分享，金融工具的使用迅速普及到村村户户，熟人道德自律机制便完全失去作用。传统金融体制的失灵，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大股灾并触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


在1933-1934年间，美国进行了一场大改革，重建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包括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创设以证监会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系等等。这套金融体系，在金融自由和政府监管之间，达成了较好的平衡。如上所述，它也是美国过去70年长周期繁荣的重要制度起点。从那之后，美国曾经遭遇历次经济危机，但基本上是外因（如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所导致，没有哪一次问题是出在自身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上。


这次终于是例外了。经济危机从金融危机开始，是非常不祥之兆。但到目前，还是很少有人肯承认，整个金融体系本身已经出了问题。危机依旧被看成是局部的，是少数金融工具创新被滥用（主要是CDO和MBS）于房地产领域而造成的。至于对金融和经济全局的影响，乃是上述局部危机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资产充足要求，以及投资杠杆的传递效应所导致的信用全面收缩。因此，很多人依旧相信，只要资金供给重新充足，投资人信心恢复，市场就会逆转，经济就会走出低谷。我甚至遇到有人天真地提议：金融危机不是房地产崩盘导致的吗？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引进国际资金把房地产市场给重新顶起来呢？


但是随着大潮退去，裸泳者纷纷呈现，这场危机越来越暴露出其实质：它绝不是一个局部的金融错误，而是一场体制化的金融失败。次贷危机从房地产领域爆发，只是一个诱因。不是房地产，迟早也会在某一类资产上引发金融地震。事实上，在这场危机全面爆发之前，石油等大宗商品也已经被炒作到了危险的价位。如果房地产不先崩盘，我毫不怀疑原油能够被炒到200美元一桶甚至更高。那时这场危机可能就不叫次贷危机，改叫原油期货危机了。把目光稍微放远一点，其实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就已经是一场金融危机的预震。在将泡沫吹大的过程中，华尔街的不同类型机构完全没有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反而是互相襄赞，互相炒作，仿佛他们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而政府监管机构对当时的种种反常现象也完全丧失了督察力。只不过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市场上依旧有足够多的资金，能够掩盖金融体系的全局问题不爆发而已。


最新披露出来的马多夫案，我认为是宣判了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全面失败。马多夫案所涉及金额之大，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可以拯救三大汽车公司三次”。而受害的金融机构之高级、受害的投资人之资深，也前所未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马多夫的伎俩，却是最最简单的庞氏骗局。当华尔街的顶级精英们连一个如此巨大的庞氏骗局都无法识破或者是故意不愿识破的时候，这个金融体系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回头看经济：从70年代初开始，30多年时间里，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弥补长期逆差的就是资本账户的净流入。其实，资本的跨境流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关于金融产品的贸易。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30年中，一直在通过出口“金融产品”而平衡货物贸易上的逆差。这背后的理由，则是全球投资人都认可“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信赖其背后的那个金融体系。一旦这个体系本身、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类或几类产品丧失信用，美国经济过去30多年所依赖的增长模式便是无根之木，其衰退期就很可能比现在多数人想象的更长。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0187212#comment 136315392 Thu, 25 Dec 2008 06:40:12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30187212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7775421
　　几周前我在《金融危机之下弃守“中国制造”将犯历史错误》一文（见本报11月4日A31版）中指出，“中国制造”本来尚不具备向“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之类全面“转型”、“升级”的条件，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大规模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某些专家、学者对于目前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纷纷倒闭的现象不但不忧心，反而幸灾乐祸，拍手叫好，仿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搞垮制造业倒是有利于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稍微平衡一下上述观点：我从来没有说，中国制造很好很强大，不需要改善和提高其竞争力。事实上，我曾多次批评依靠廉价劳动力、牺牲环境、低估人民币等人为手段硬吹起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确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存在“低附加值、低利润”的痼疾。问题在于：大唱“转型”、“升级”的高调，无助于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或利润率，甚至可能因为增加不必要的投入而更加拉低其平均利润率。制造业不是做不好，不是做不到高附加值高利润。但如果我们不好好关心它，不改善它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反而像催命鬼一样逼着它去“转型”、“升级”，战略短视，怎么可能做到高附加值高利润？

　　中国有些从来没有做过一天企业的专家、学者，到国外去转了几圈，看见人家做品牌、金融、高科技赚大发了，就心痒手动，兴奋不已，回来就鼓吹中国企业要向这些方面发展，许诺能赚大钱。这是完全错误的。利润厚不厚，附加值高不高，微观层面上取决于谁来做、怎么做，而宏观层面上取决于市场上有多少人在做。无论什么行业，只要过度竞争，利润都会变薄。目前制造业利润比较低的那一块，就是因为中国人都在做。假若中国人都不做制造，改行去做金融、品牌、高科技，我敢赌不出三五年，这些所谓“高端”产业的利润、附加值也都会哗啦哗啦下来。如果中国企业大批这样盲目转型、升级，届时只会是又一次血本无归。

　　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占经济产出（GDP）比重超过一半，的确不是什么好事。产业结构的确需要改善。但正像一个企业搞多元化，不宜脱离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也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在上篇文章中说过，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从几乎一片空白、只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继承下来的一些傻大黑粗的重工业，发展为今日之遍地开花的“中国制造”，实属不易。这既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乘了其间国际产业转移、贸易自由化、金融大创新的顺风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结果。对这个结果，我们要懂得珍惜。短时期内，历史未必会给中国第二个天赐良机。制造业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最靠得住的核心竞争优势。

　　改善产业结构，绝不应以损害制造业为代价，相反应当首先力保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托制造业向其他产业进行“扩张”。换言之，中国应当优先发展那些可以促进制造业繁荣、提升制造业利润的第三产业，包括品牌、研发、金融服务等。这才是应有的科学发展观。

　　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战略，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例如，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战略，几乎是全盘照抄发达国家的那些高科技产业。美国流行什么，我们也就鼓励发展什么。基本和中国的制造业脱节，更没有刻意鼓励那些针对制造业发展所急需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又比如，我们一谈“中国品牌”，也总是瞄准可口可乐之类国际大品牌的经营模式，一些国内企业甚至连品牌名称上都要模仿可口可乐。然而，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国际品牌采取的空心化经营模式，其倾力树立品牌认知、主要通过品牌的特许使用权来赢利的做法，有其独特的商业秘诀和经营工具，更有背后发达国家在全球数百年的文化强势积累，根本不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轻易模仿的。对中国来说，不应当企图去通过品牌本身赚大钱，不要妄谈让中国品牌来取代中国制造，而是要让品牌从属于制造，用品牌来帮助制造业提升利润。

　　最后谈一下金融业怎样服务制造业的例子。很多人指责制造业低利润、低附加值的时候，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制造业尤其中小制造业，基本没有可用的体制化金融工具。金融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提升利润率。有些所谓“暴利”行业如房地产业，如果你把相关的金融工具如预售制度、占压工程款等乃至银行住房贷款全部掐死，你看看它还能不能“暴利”？还有没有什么“高附加值”？而像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也能受惠于各种金融工具，比如各地政府曾纷纷成立风险投资，股市也推出了创业板块。与此同时，制造业却从未获得有力的金融工具支持，许多是靠自有资金滚动、银行短期贷款甚至靠民间高息借贷在艰难发展，那么它的利润怎么可能不低？假若我们也曾花类似甚至哪怕仅仅一半的精力，来鼓励发展面向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的金融工具，会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制造业的持续现金流的特征，非常适合于证券化的债权投资，即对以应收账款为抵押的债券进行打包并证券化。如果能培植出这样的支持金融体系，不但制造业的生存能力、赢利能力将大大提高，还可以发育出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长期生命力的金融产业。（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7775421#comment 136315392 Thu, 27 Nov 2008 08:43:41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7775421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5779998 依我看，如果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放弃制造业，将是过去30年来犯下的最严重经济政策错误。前车之鉴就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错误地以国家力量推动“转型”、“升级”，在产业结构上大力支持银行、证券、房地产等金融服务行业，在制造业内部则大搞第五代计算机、机器人等华而不实的“日本创造”。今天回头看，日本丢掉了其本来最擅长的先进制造行业如半导体、汽车等，让韩国等乘虚而入，也间接造就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与此同时，无论在金融业上，还是在高科技的创意产业上，日本都没有能够取得其梦想中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许多专家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国制造是多么的低端、低利润，处在国际产业链的最底层，等等。这种观点其实值得商榷。暂时我们先就算它并不错，就算那些“高端产业”的确是那样令人神往，即便如此，“转型”、“升级”也需符合一定的条件。西施、貂蝉是绝代美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把她们娶回家，夫差、董卓就都是反面例子。
哪怕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哪怕没有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要想让整个中国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升级”，也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单个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不受限制，只要有一个天才企业家的领导，就能创造奇迹。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普遍调整，这就必须要有一个时代浪潮的驱动，以至于连资质平庸的企业家们也能纷纷“转型”、“升级”成功。过去历史上成功的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无不如此。例如美国上世纪的信息化大潮中，连最平庸的互联网创意都能轻易拉来几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其实，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升级，即“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同样深深受益于时代浪潮的推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纷纷提高，导致其国内低端制造业生存条件恶化。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自由贸易思潮高涨，1984年开启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开始形成风气，极大增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活力。发达国家制造业主动寻求出路、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推动，这三种力量一起，结合到中国的实际优势，才使得中国在短短20年时间中就迅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大国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不客气地说，中国其实扮演着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也就是说，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想要发展制造业，而是因为别人主动地把制造业“转移”给了中国。
到目前为止，至少我并没有观察到任何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足以支持“中国制造”全面地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之类进行升级、转型。环顾当今世界诸大经济体，如果中国试图将自己的制造业“转移”出去，我实在不知道哪个国家能够接得下来？如果无人承接，又怎么能够转移呢？而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使得大规模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更为渺茫。今后几年，全球化进程可能不进反退，国际金融资本将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部门自己也可能进入一个增长放慢、利润率下滑的时期。眼下，除少数优秀的企业外，最重要的，应该是力保“中国制造”本身，而不是侈谈什么转型、升级。
从中长期看，我认为“中国制造”也未必要“转型”、“升级”。只要人类还要吃饭穿衣，还有各种物质需求，制造业就不会成为所谓“夕阳产业”。制造业并不是低端、低利润的代名词。我曾数次撰文指出：过去20年中，制造业一直是美国平均工资较高、出口贡献最大、科技投入密度较强的中高端行业。有人肯定会反驳我说：美国那是高端制造业，我国则是加工制造业。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也是加工制造业。遍布日本各地甚至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却能在某一个极狭窄的领域生产出全球最领先的产品，正是这一个一个极为不起眼的“加工制造”作坊共同构成了日本庞大的制造产业链，并支撑了汽车、半导体等核心制造业的发展。中国目前的加工制造业，在很多方面和日本当年有近似之处，不少小工厂的确已经能够在某个细分市场上达到世界水平。把加工制造业一概斥之为低技术、低利润，是闭门造车的学者式自负。
我认为正确的口号不是“产业转型”或“产业升级”，而是“产业扩张”。亦即：不要放弃制造业已有优势，东施效颦地去追求什么创造、品牌、服务等等，而是要以不断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来建立相关的支撑产业体系，包括金融支撑、研发服务、品牌服务等等，如此逐步向其它产业扩张。关于这个思路的一些具体建议，“产业扩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区别，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用一些实例来说明。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5779998#comment 136315392 Tue, 04 Nov 2008 06:26:38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5779998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4553460 吴向宏 国际商业顾问
在目前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我认为国内正弥漫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由于金融体系尚不发达，金融工具杠杆化程度不高，更因为我们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甚至都不能自由兑换，所以已经“躲过”了这一劫。金融层面上，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全球金融风暴中唯一安全的孤岛。当然，中国也会受点影响，不过主要是在实体经济层面上，比如说出口会放慢等。因此，中国政府目前主要只需考虑一些实体经济层面的刺激增长政策，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振房地产等行业的内需等。总之，就金融体系而言，中国不说是固若金汤，也是可以安之若素的。
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已经到了中国可以在世界金融体系重建中扮演重大角色的时候了。他们呼吁中国赶快布局华尔街，参与发达国家金融峰会，甚至直接出手为发达国家“救市”。手机短信上流传一个段子，很能反映这种心态。这个段子说：一九四九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二零零九年，只有中国能够救资本主义……
我认为，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正如牛市往往在大多数人看好的时候崩溃一样，金融危机爆发起来，往往也是出乎多数人意料。由于金融体系的操作都是前瞻性的，多数人都看到的危机就会被金融市场提前消化，反而不会剧烈爆发。恰恰是危机四伏而多数人盲目乐观的时候，一旦出问题就极可能是大规模崩溃。
多年以来，中国上至决策者，下至各路专家学者和大众意见领袖，一直都把“防范金融危机”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有时不惜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比如前几年国有银行大规模引入国外战略投资人，这一举动如今多受诟病，但在当时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让中国避免金融危机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因为当时中国很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最近两年，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房市、股市等资产市场过热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为此多次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以打压“泡沫”。这期间一些具体的调控措施，如印花税、二套房贷政策等，固然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措施所反映的总体态度，即时刻提防金融风险的谨慎意识，我认为很值得肯定。
如果说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风险的边缘运行，那么，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一阵大爆发，中国的金融体系反而变得安全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隐患反而不存在了吗？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从常理来说，一个本来就不稳定的体系，在一个突发动荡的大环境中，只会更加不稳定，不可能反而变得稳定。打个比方，你本来住着一幢危房，邻居住的是气派的洋楼。有一天邻居的房子忽然轰的一声倒塌了，难道你的房子会因此而变得稳固了吗？还是它其实更加岌岌可危了呢？
总之，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金融危机彻底终结、全球走出衰退并进入下一轮繁荣周期之前，切不可轻言危机不会在金融层面蔓延到中国。在政策层面上，既要防衰退，更要防泡沫。既要采取措施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手段，又不可为了保增长而一味采取冒进的金融政策。
假设未来中期甚至短期内，中国遭到金融危机冲击，大概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老实说，我不知道。就像前面说的，如果连我都能预测，就不叫危机了。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想举两种假设性的可能，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种可能性，是人民币大规模贬值、资金大规模外逃。目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地区的资金供给可能有正反两种效果。从正面看，短期内中国可能成为投资洼地，成为吸纳国际资金的避风港。不过，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存在受冲击风险，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又不足，这一资金洼地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反面的效果倒是更可能发生，那就是国际资本在重建其金融体系的过程中，被迫或者主动地从中国境内抽走资金。这一进程，假若伴随着中国出口的萎缩，很有可能推波助澜地造成人民币的大规模贬值，进而推动境内资金大举外逃而诱发金融风暴。
第二种可能性，是房地产市场不可扭转地硬着陆，并冲击银行体系。采取一些局部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只会刺激投资性购房，对消费性购房的意义不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大量资产包括美国的房地产都变得十分廉价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对投资者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所以，除非大幅度降息(本身又风险极大)，否则房地产市场硬着陆的可能性难以排除。这也足以诱发一场金融危机。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4553460#comment 136315392 Tue, 21 Oct 2008 01:44:20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4553460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0498661 　　撇开这些故意把"限售股"和"大小非"混为一谈的谬论，"大小非"究竟是不是当前股市低迷的症结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得先声明一点："大小非"的确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缺陷，也对前期股市下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几个月前，批评"大小非"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早在去年大牛市的中期，就一再指出"大小非"是一颗定时炸弹。当时却偏偏没几个人肯听。然而现在，中国股市已经跌到相当低的一个程度。前一段"死空头"谢国忠曾说过，股指公允点位在2500点左右。如今的股指，已经低于这位"空军司令"认为的公允价值了。在这种形势下，继续纠缠于"大小非"，正应了我以前说的一句话：在资本市场上，一个迟来的正确观点，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批评"大小非"的人，所持的无非是一个谬论：即"大小非"的持股成本很低，几乎为零，所以他们无论何时都有抛售冲动。只有彻底将其排除出二级市场，另设一个专门的"大小非"交易市场；或者对其课以高额"暴利税"，才能抑制"大小非"的抛售，股市才能恢复正常。这套说辞听起来顺耳，其实根本前提就是错的。
　　错在哪里呢？让我先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假若你用1元钱买彩票中了1万块钱，会不会愿意拿这1万块奖金跟我换9000块？按照批评"大小非"的那些人的逻辑，你一定会换，因为你的1万块几乎是白捡的，所以换9000块你已经大赚了。按此逻辑，不但9000块你肯换，8000、7000块、哪怕是我仅仅出1000、100块钱，你都会跟我换。因为你的"初始成本几乎为零"嘛！实际情况却是，除非你犯傻，否则绝不可能和我交换。
　　把这个例子稍微变一下：假若你中彩的奖励是一只市场价值1万块的钻戒，会不会9000块就卖给我？当然，考虑到钻戒不是现金，你可能会愿意给一点折价，但是8000块、7000块呢？5000块，你还会"抛售"这只钻戒吗？最后，假若你中彩得的是市值1万块的股票，你会9000、8000或者5000块就卖给我吗？
　　答案是明显的：在理想情况下，一桩资产的价格，和你取得它的所谓"初始成本"完全无关，而只取决于该资产的当时市场价值。依此类推，"大小非"取得股权的"初始成本"有多低，完全是个不相干的话题。唯一重要的是其股权在市场上能取得的定价。假若"大小非"手中持有的某股票有潜力马上涨到10块，那么即使"大小非"取得这些股票的初始成本只有1毛钱，他们也不会傻乎乎地在8块、7块就出手抛掉，更不要说5块4块的低位水平上了。换言之，假若目前的股市价格合理，没有泡沫，则"大小非"并不会抛售；假若股市价格泡沫巨大，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抛售，仅仅限制"大小非"又有什么用处呢？
　　事实上，股市上"初始成本"最低的，并不是"大小非"。很多炒作资金的初始成本或者平均建仓成本完全是零，甚至是负数。如果因为"大小非"成本低就予以限售，或征收所谓暴利税，那么对这些炒家又该如何处理呢？
　　我决不希望大家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忽视"大小非"问题。"大小非"对所投资企业的了解，通常大大超过一般散户，其心理价位和散户就可能差异很大。如果"大小非"们心目中的"合理价位"大大低于散户心中的"合理价位"，"大小非"就的确会成为散户杀手。此外，实际市场中有各种复杂情况，如资金链紧张等，也会促使"大小非"不惜"亏本"抛售。尤其在股指处于高位的去年底，或其它市场心理紧绷的时期，"大小非"们哪怕稍有动作，因其潜在抛售数额过于庞大，都可能触发市场危机。但是，在目前股指已经低于高位近六成的情况下，"大小非"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此刻还将批评矛头喋喋不休地盯住"大小非"，就是把力气用错了方向！
　　在目前的股指水平上，人们应该更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尤其是关注在国内紧缩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双重压力下，中国企业的运营状况。作为舆论领袖，如果真心希望股市向好，不妨把更多努力用于呼吁实质经济政策，特别是那些能大大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政策，如大规模减税等。经济实质面只要有重大利好，以中国股市目前的估值水平，再走出一个大牛市不是什么难事。那时回头看今天某些对"大小非"的抱怨，或许会和今天看诸如"黄金十年"之类评论一样，别有一番滋味了。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0498661#comment 2097664 Thu, 04 Sep 2008 03:24:21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20498661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6029569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依旧是，以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以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外汇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应该说，这套政策组合拳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效的。然而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大型的转轨经济体；当前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正常的金融环境，而是一个秩序动荡（以美元丧失信用为标志）、拐点浮现（有可能发生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转变）的高风险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未雨绸缪。


　　传统的经济政策，在特殊时期往往会受到挑战，这是因为它所仰仗的决策体系，通常使用一些表面的经济指标来判断方向。比如说，依赖CPI（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通胀是否严重。其实如果看过去几年中国的资产价格（房价、股市），不难得出流动性早已大规模过剩、投机性投资活动早已过热的结论。而如今CPI指数的上升，反而只是通胀末期的所谓“翘尾效应”，恰恰是流动性紧缩可能到来的标志。通俗地说，泡沫高涨的时候才是严加调控的最佳时期，在泡沫晚期不断收紧流动性，其后果极可能是一场“硬着陆”。


　　目前情形下，不能再对经济数据做照本宣科的解读。GDP增长率多一个百分点还是少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名义房价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下跌，这些纸面上的经济数据，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经济的运行状况，更不能在这些数据上定标杆，下指标，把它们当成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如果单看国民账户报表，中国经济似乎风平浪静，有些表面数字如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高速增加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被解读成大喜讯。但只要深层次观察实体经济，结果就未必如此。


　　经济警号其实相当明显：（1）庞大的非正常外汇储备占用大量金融资源，随时可能因热钱大规模出逃而使金融体系失序；（2）反复采取收紧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最令人头疼的“滞胀”现象；（3）对资产泡沫的错误调控政策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硬着陆”（参见我年初《当心消费者和房产商“双输”的硬着陆》一文），使国民财富白白遭受损失；（4）贫富分化进入高危区，已经由单纯的经济状况分化，衍变为社会心理的强烈对立；（5）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相对比重早已超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参见我过去几年来就此问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国家财富向政府手中畸形集中，不但妨碍经济发展，强化贫富分化，而且等于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筐子里，冒着极大的经济风险。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对内对外，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宏观政策不能再陷于“控制通货膨胀”、“调控房价”、“增加就业”等指标。防止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防止金融体系失序导致国民财富蒸发，这两个防止才是重中之重。有必要果断地采取非常政策，以度过经济风险期，延长中国经济繁荣周期。具体来说，在对外政策上，我主张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恢复联系汇率（可在一次性升值之后）。理由可参见我三个月前《人民币升值进程应当停止》一文。而在国内政策上，我认为目前最有效、最应当采取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1）厉行减税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在收紧货币政策、预防通货膨胀的框架下，避免经济因过紧的流动性而导致衰退；（2）企业减税将刺激资金回流实业领域，从而“自然”地消除资产价格上的泡沫，同时又不会像现行某些硬性“打压”泡沫的政策那样导致硬着陆；（3）减税对股市来说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从中长期看显然对股市是极大的实质利好，同时在短期还会刺激部分资金流出股市，不会像其它的“托市”政策那样导致新一轮恶炒；（4）减税如果辅以某些激励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政策，还将普遍提高民众收入，减轻贫富分化；（5）减税是将财富还于国民的最直接途径，也将显著减低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统风险；（6）从中长期看，减税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增长。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6029569#comment 2097664 Mon, 14 Jul 2008 09:59:29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6029569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3864336 像爱子女一样爱自己的国家

吴向宏

今年这是我的第二个父亲节。成为父母，是一桩改变人生的事件。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间接理解父母之爱，但只有你真正体会之后，才会领悟这种爱是多么强烈和投入，领悟到为什么许多人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领悟到在自然灾害来临时为什么绝大多数父母都会把子女的生命置于自己生命之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天然具有面向未来保存生命种子的冲动，这种情感超越了一切的自利倾向和冷静权衡，也天然地超越了人类对上一代的感恩之情。

很久以来，我一直对一个比喻非常不满意，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这就是把“祖国”和“母亲”相比，把对国家之爱和对父母之爱相较。当然，我非常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但这种爱和我对自己祖国的爱，很少类似之处。我们对父母的爱，更多是一种尊敬和宽容之爱。纵使我们的父母有千般不是，作为做子女的，我们也很少会直接去批评指责，更少尝试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对父母的爱，更多还是一种承继之爱，而非牺牲之爱。绝少有人会为父母的幸福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事实上，身为人父，我自己所冀望的子女之爱，也必定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他们自己的幸福而牺牲掉我，因为前者也是我本人的最高愿望。这和爱国之爱中所蕴涵的献身精神，截然不符。最后，我们对父母的爱，还是一种距离之爱。不论我们曾有过多么好的父母，作为有出息的子女，我们的选择迟早一定是要离开他们，解脱和他们之间的羁绊，追求我们自己的生活目标。以爱父母之爱比拟爱国之爱，似乎就是在鼓励我们最终远离自己的国家。因此，我一直以为，无论在性质还是强烈程度上，对父母之爱和爱国之爱都不在同一范畴。如果像爱母亲、爱父亲一样爱国，那将很不得体，甚至是非常不光彩的。

在为人之父以后，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表达。最贴切的说法理当是：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爱自己的国家！这首先是因为，爱儿女和爱国一样，都是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无论我们的子女昨日是多么可爱，我们永远也操心着他们的将来。无论我们多么愿意在别人面前夸耀儿女们小学时的优秀成绩单和奖状，我们真正关注的，永远还是他们的下一场考试，下一份工作……我们时刻挂念的是儿女的未来幸福，而它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正如作为爱国的公民，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国家的未来就是由我们来决定。最能证明我们爱国心迹的，不是我们多么善于称赞国家的辉煌历史，多么善于宣称它眼下正处盛世，而在于我们多么善于改造这个国家，多么善于为未来、为我们的子女，留下一个更好的中国。

像爱子女一样爱国，还因为这两种爱都并无任何功利或交换的先决条件。我们对父母的爱，以及在他们老年之后的赡养，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感念他们的养育之恩。但真正的爱国者爱国，却正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全无所图，全心愿意含辛茹苦，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保护它，监督它，养育它――对国家，我们像对子女一样无恩可感。因为国家和子女一样，并不养活我们。相反，是我们每一个爱国公民，为了它的明天，在心甘情愿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养育这个国家，使它成长。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像父母爱子女一样无条件地爱国，我们才会和真爱的父母一样，无论子女多么怨恨，多么反叛，多么口出不逊甚至在肉体上伤害我们，我们依旧不离不弃，不出走，永不放弃自己对他们的监护和教育权利。就像深爱的父母会苛察自己的子女一样，真正心怀大爱的爱国者，也永远倾向于看见自己祖国的不足，永远为他们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缺点和忧心忡忡辗转难寐。尽管我们明知这将激起怨恨甚至招来报复，真正的爱国者也无怠无悔，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女，或者子女的子女，会记起并感激我们对他们、对他们的国家，这种不留余地的爱。

所以我想借这个父亲节的时刻，提醒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父亲和母亲，对它的成长，都怀有不可推卸、不可剥夺的监督和照料责任。尤其当今天，当我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而崛起的历程里，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的意义上，都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孩子，还是一个怀着喷薄希望却又时常迷茫的少年中国，这种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就更加需要挺身出来，承担起我们作为国家之父母的责任，砺刺它，鞭策它，将我们的心血倾注于它，直到它成长为我们欣慰的模样。

]]>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3864336#comment 512 Thu, 19 Jun 2008 08:32:16 GMT http://622007982.qzone.qq.com/blog/1213864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