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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熊丙奇]]></title>
<description><![CDATA[熊丙奇的博客]]></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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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7 Nov 2009 02:09:1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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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办好教育的痛苦与不办教育的快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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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河北武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免职当夜突击调动上百农村教师进城”事件，在事发2个多月之后，终于了不太确切的进展：据《燕赵都市报》11月27日报道，虽然此前武安市调查组的调查，初步认定冯云生在局主要领导交接过程中存在失职错误，但未发现冯云生收受钱物。但近日，又有网友发帖称“冯云生被刑拘”，此事再起波澜。<br> <br>冯云生是否被刑拘，还需要有关方面“确认”，但是，这一事件本身，却已向公众传递一个“确切”信息：教育局长作为教育系统长官，权力无边，一夜之间就能突击调动上百教师；以及一个“不确切”信息：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很快调查宣布没有腐败，证明教育局长的本事还真大。<br> <br>权力大、本事大，教育局长应该是有“能耐”的，可是，同样在河北，11月18日，蔚县教育局长自杀身亡。据报道，就在他自杀当天，还为了学校孩子烧煤取暖的事情和两个校长一起去开滦煤矿集团公司要煤。<br> <br>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11月21日，一辆面包车悄无声息地把葛祥的遗体拉到了殡仪馆。“葛局长的死，对河北蔚县的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位中年老师说，“我们老师都十分担心，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走了，谁知道以后又是个什么样子。”“他太痛苦了，为啥别人叫他‘葛疯子’？那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糊弄他，啥事都指望不上别人，搞煤炭、盖楼……只有亲自到处跑。”一位知情人感慨，“如果上面有人支持他，或者周围有人理解他，他都可能不会走这条死路。”葛祥自杀身亡的第二天，教育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葛祥同志英年早逝，此事不流传，不讨论。<br> <br>葛局长之死，又给公众的信息是什么呢？教育局长没权，“啥事都指望不上” ；教育局长没本事，“如果上面有人支持他，或者周围有人理解他，他都可能不会走这条死路”。<br> <br>两个教育局长放在一起，形成多么鲜明的反差：一个有权有势；另一个孤立无援。按照世俗的评价，前者“混”得不错，后者“混”得很差，差得连自己身前工作的部门，竟然做出“不流传，不讨论”的紧急要求。有老师说，“我们老师都十分担心，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走了，谁知道以后又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官员们也会如老师们所想么？就是在身前，葛局长是否在同行那里——教育局长与教育官员——有好的评价也难说：你这样当教育局长，让我们其他教育局长情何以堪？你这样当局长，弄得整个局是清水衙门，当官就是苦差事……<br> <br>一心办好教育，已为一县教育当家人，却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葛局长的个人悲剧，他其实也可以有权有势、混得很好的，只需稍微向冯局长学习，“好好”当自己的官，盘活手中的人事权和财权，就足以过着风光的日子。而这样的个人悲剧，发生在今天的教育中，实在是教育的悲剧。我们不知道葛局长选择极端方式时的内心所想，但从报道中，我们所能感受的是，在当地，教育投入不到位，局长东奔西走，要的是对教育条件的基本保障。但对于这样的基本要求，“上面”却不支持。<br> <br>就在葛局长选择自杀的同一天，11月18日，全国中职和中小学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暨经验交流视频会。河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了河北省开展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的情况。刘教民说，河北省积极创新活动载体，突出特色，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广泛开展“三访六问”。“三访”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家长、学校教职工和社区群众，重点了解他们对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师德、师风建设，校风、教风、学风有了明显转变，树立了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br> <br>这又是一层反差：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为无法解决当地学校的办学条件而痛苦地选择自杀，而县所在省的教育厅长却在大谈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在这样的教育大局之下，葛局长的个人悲剧，将很快被“教育经验”所覆盖，被当地遗忘；而我们也可确认，类似葛局长这样的一心还想着办好教育的“傻”局长，将越来越少。<br> <br>有人称，葛局长在对教育的现实进行“死亡控诉”，那是针对办好教育的理想而言；当办好教育的理想不在，葛局长之死，就是现实給人们以现实的教育：现实的教育环境，会让人越来越现实，逼着大家放弃理想，这样的教育，正如老师们所问：“谁知道以后又是个什么样子”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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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7 Nov 2009 02:09:1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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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用生命抗争不正之风与灰色技能教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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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学生违纪，家长请客送礼就能不了了之；学生按成绩排座位，家长可以通过打点老师把座位从后往前调；学生有事请假，要先给老师塞现金；一次考试费没交即被停止考试，并被调入“平行班”……反映这些问题的是河南郑州市新密实验高级中学高三学生李金川。11月8日晚，李金川在学校服毒自杀，人们在他留下的遗书中发现了上述内容。 <br> <br>如果不是李金川以这样的极端方式来抵抗学校中的“不正之风”，我们可能已经忘了，这些熟视无睹的事件居然还会有学生这么较劲，将这些视为“不正之风”。但是，李金川之死，真能如他在遗书中所说——“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引发整个社会关注这些可能给孩子终身造成不良影响的不正之风吗？<br> <br>我看未必。对于这则新闻，我周围同事的第一反应是，今后得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对于这些“不正之风”，要冷静对待，不要太在意。“否则，孩子用理想的眼光看世界，发现世界这么多问题，一时想不开，这可怎么办？”<br> <br>其实，这样的教育早就在家庭中进行了。比如，有的家长请老师吃饭，并不回避让孩子一起参加，在孩子的面前，请求老师多对孩子关照；有的家长教师节给老师送礼，也不会瞒着孩子，而是让孩子自己去送，并且告诉他要巧妙地交给教师；针对孩子关于择校、借读的困惑，有的家长也把理由给孩子摊明：现在只能这样，你按照规定就在附近读一个普通学校，今后肯定要吃亏的……<br> <br>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能说出应该让孩子懂得诚信、懂得守法、懂得尊严的道理，也知道拉关系、走后门，摆不上台面，可是，面对周围环境中的现实规则，他们往往身不由己地，不会教育孩子坚持正气，反对潜规则，而是会教育引导孩子，学会怎样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媒体所揭露的教育八大潜规则，会有多少家长觉得搞这样的潜规则难为情呢？反过来，更真实的情况是，能走通潜规则的，更认为自己有本事、有能耐，也被其他人认为有本事、有能耐。“潜规则”已经是“明规则”。<br> <br>这并不是家长的问题。在今天的教育中，家长普遍存在如何教育孩子的现实焦虑。从受教育者角度看，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没有认真履行作为教育者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而受教育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并不畅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一点“权力”的人，都可以拿权力来寻租。拿李金川事件来说，如果学校中有维护学生权益的家长委员会发挥作用，上述这些“不正之风”，难道能逃过家长委员会集体的眼睛？难道教师就不担心有家长委员会会针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惩罚？<br> <br>可怜的李金川，他的死可能很难对现实的改变产生触动。虽然在当事学校与当地，这可能引发一些关于师道的反思，但如果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受教育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李金川之死只会给家长们提供更多的反面案例，从中吸取教训：不要教育孩子抗争不正之风，而要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审时度势。<br> <br>一位50岁左右的教授最近告诉我，他到一所大学做讲座，讲座中有学生提问：请问老师，您是怎样一直坚持理想、保持激情的呢？这位学生的提问让教授大为感慨，20岁的大学生，问50岁的人关于坚持理想的问题，这个社会还会有进步的动力吗？而这些大学生的理想为何让给了现实的利益追逐，这可能是所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在他们身上的综合效应。在这样的教育综合效应中，我们能回答钱学森老先生的世纪问题吗？不用说培养杰出人才，能否培养基本合格的公民，都值得追问。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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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25 Nov 2009 23:42:3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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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一流大学难以靠“大学群”堆出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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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11月19日，奥一网友“夜郎锅王”以《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深圳面临大学长考》为题，发表万言帖，对深圳的未来表示了极大担忧。他表示，深圳大学陷入“深大魔咒”，很大的原因就是深圳缺乏大学群，单独一根苗要发展很艰难，没有相互扶持，导致起点很难一下拔高。“夜郎锅王”建议深圳打造大学群落，充分发挥和利用大学城的模式、机制优势及核心教育资源优势，让它们“陪扶”南方科大跨越式成长(见昨日《南方都市报》)。<br> <br>“夜郎锅王”还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认为大家只谈论香港科技大学短短几十年就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却忽略了香港科技大学背后有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学群落的支撑。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笔者就不得不问，为什么在北京地区，仅985高校就有10所、211高校23所，可北大、清华的办学质量却赶不上后来居上的港校？为什么除北大、清华之外的北京高校已经被舆论和公众有意无意忽略呢？在一些地区的重点中学，学生发誓非上北大、清华不可，把北邮、北交大等都不放在眼里———这些学校，周边并不缺大学群！根据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我国的高等教育院校已经达到2300所，任何一所大学，在一国之中，都有这么多兄弟扶持，怎么没有出现一所一流大学来？<br> <br>同样，以这样的逻辑去分析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难解释这所办学条件简陋、周围没有“大学群”的大学，为何可以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奇迹。而再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国外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就更难理解他们怎么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有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或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br> <br>事实上，“夜郎锅王”的观点并不新鲜。近10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学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支撑大学城迅速建设、发展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实现学校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可推进学校间的竞争。可是，这种集聚效应在大学城落成开张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反过来，一些大学城在经历最初的热闹后，由于生源减少，已经出现人去楼空的冷清景象。在深圳发展“大学群”，就能做到其他大学城所不能做到的吗？<br> <br>“夜郎锅王”认为，由于南方科大的冒出，尽管其和深圳大学及大学城定位完全不一样，但它还没出现，却已经给这些高校形成了压力，并相互影响。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南方科大给其他高校形成了压力，正在于“其和深圳大学及大学城定位完全不一样”———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上任之初即宣布，南方科大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去官化、去行政化”。这种完全不同的办学体制，才是给其他有行政级别、有庞大行政机构的大学的真正压力。<br> <br>香港科技大学的迅速崛起，其实根源不在于周边有无“大学群”，而在于其从建校之初即确定“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并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在小地方“孤独办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持现代大学制度，另一方面，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发达地区并不重要。相对而言，学者们更愿意待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甚至有观点认为，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与周围有无其他大学无关。<br> <br>简单地说，如果我国大学不从办学制度上寻找难以提高教育质量、学术质量的根源，而一味想着从资源的整合出发构思如何把大学做大做强，再怎么建设“大学城”、“大学群”，除了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外，都难以办出高水平的大学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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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25 Nov 2009 11:25:2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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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西部教育投入“10年增近五倍”可喜吗？]]></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9021544</link>
<description><![CDATA[    <br>教育部部长助理吴德刚19日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说，教育投入大幅增加，使得西部地区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从609亿元增长到3434亿元人民币，增加近五倍，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部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西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力争到2020年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br> <br>“10年增近五倍”，这听上去特别令人振奋。西部的教育投入果真这么喜人？<br> <br>接着第二天，在教育部网站上，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公布了《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称，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14500.74亿元。根据这一数据，我再去查了一下1998年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得到1998年的全国教育经费为2949.06亿元，进一步计算，2008年的全国教育经费是1998年的4.92倍。<br> <br>由此可见，教育部负责人的话，确实没有错，2008年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是1998年的5.6倍，其增幅要高于全国教育经费增幅7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7个百分点。可是，这样的增幅，对于西部地区的教育来说，是“喜人”的吗？<br> <br>众所周知，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基数极低，在这样的基数上发展，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必须大幅加大投入，可是，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最多可以说是与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同步增长”，而如果按照绝对投入数量差值看，更是远远落后。<br> <br>这样的基本道理大家不难明白——举例来说，根据最新的全国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情况，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最高的地区2008年为上海，为13016.14元，最低为河南，为1640.03元，上海与河南之差为11376.11元，两者之比为7.94；相比2007年（两者之差10106.08元，两者之比8.26），倍率有所下降，可距离却拉大。而河南的增幅为18%，上海的增幅仅13%。如果持续维持这样的增幅，不知何时河南才能赶上上海。或者换句话说，河南要在10年间赶上上海，每年至少要超过上海的增幅70个百分点。<br> <br>“力争到2020年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是令人心动的目标。但按简单的数学计算，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下结果：假使继续按照现在仅比全国增幅高7个百分点的“优先发展战略”，西部地区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需要五十年！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部门或不能满足于“10年增五倍”这样的“可喜成绩”，而必须面对教育不均衡其实在拉大的现实。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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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4 Nov 2009 00:00:1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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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是什么捆住了“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手脚？]]></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9021542</link>
<description><![CDATA[      <br>获得三个推荐名额的重庆南开中学，最近公布了此次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名单，最后入选的学生，都是全年级考试成绩的第一或第二名。对于这次推荐，南开中学校长宋璞感慨：“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宋璞说，外界对校长的猜忌，公众对学校的不信任，都让他感到难以按照自己个人的意见自主进行推荐。<br> <br>其实，不仅是重庆南开中学推荐的学生，是成绩排名第一、第二者，此前，江苏南京师大附中推荐的学生，也被称为是学校的“牛人”,被同学们誉为 “文科生里理科最好，理科生中文科最好”，而已经公示推荐名单的其他中学，也都是按照应试排名以及竞赛表现，决定最终推荐人选的。<br> <br>对于这样的推荐结果，有评论根据宋校长的感慨指出，是舆论捆住了校长的“推荐权”，几乎就差说是舆论扼杀了这次改革了，由此呼吁舆论应该给高考改革更多的宽容，给校长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不要对改革“叶公好龙”，述而不作。情况真是如此吗？<br> <br>舆论确实一直在质疑校长实名推荐是否公正，但是，难道校长回应公正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推荐权交出来，简单地按名次推荐么？这不像是回应，而是在“赌气”、“撒娇”——你们这样不相信我，我干脆就不要推荐权了！其实，除了“简单名次法”之外，还有国外大学自主招生早就实行的“多元评价法”可供中学校长参考，中学校长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教育理念，设计适合推荐人选的评价指标，并先对指标进行公示，接着透明地对所有在校学生评价，再把最终当选人选的情况全部公示，这样的过程，不也能回应质疑吗？<br> <br>可以解释的一条理由是，校长不愿意为这样的过程投入更多精力，也不要招来“不必要”的争议。从这条理由中，我们不能得出舆论的苛刻，而恰恰验证舆论质疑的正确：现在的中学校长并非教育家，也就没有所谓的“教育声誉”——轻易地放弃“教育理想”、放弃“推荐权”，难道能证明校长有教育声誉？一个教育家，是在任何环境之下，也会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而不会随意摇摆的。可以由此推论：在上级管理部门为校长提出某些要求时，这样的校长会坚持自己的办学主张吗？<br> <br>另一条理由是，在这些中学里，其实推行的还是应试分数评价，学校实在不希望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打乱学校既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起师生的“思维混乱”。据笔者了解，在不少中学，校长和老师们对学生谆谆告诫，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在自主招生上，高考才是你们的正途：参加自主招生获得资格之后，还是要高考，高考成绩好才是硬道理。此番“校长实名推荐”为何统统推荐成绩好的学生，难道不可以理解为，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就是要被推荐，也得成绩好！北大选择的这39所中学，都是当地的重点中学，而重点中学的一个代名词就是高升学率学校，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否认。<br> <br>还有一条理由是，重点中学集中的全是“应试高手”，校长们真想在学校里推荐“偏才”、“怪才”，也找不到。巴蜀中学校长说了一点实情：“我个人的特别推荐权是留给那些偏才、怪才的，但是这一届高三学生中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只能按考试分数来进行推荐。”有人在校长实名推荐权推行时，大谈钱锺书、吴晗的故事，在今天的应试体系中，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能数学零分、或者不及格吗？他们连中考的线也过不了！除非北京大学把校长实名推荐权给普通中学，甚至职业高中，那里或许有很多被应试教育体系早已抛弃的偏才、怪才。<br> <br>我国高考改革，其实有方便的、正确的路径可以走，拿自主招生来说，就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模式，在6月高考之后，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学校自主提出申请分数要求（这相当于把高考作为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达到申请条件的学生可以自主向多所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再结合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考察，单独向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书，在这一招生过程中，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再根据学校录取的专业、提供的奖学金确认学校。这样的自主招生，才赋予了学生选择大学的权利，把学校从选择学生到被学生选择，也才能让学生的素质能得到更多元的评价，由此带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br> <br>与之相比，北大给校长推荐学生30分录取优惠，事先要让考生填写报考北大的承诺书（这也让考生家长认为是为了抢夺生源）的自主招生改革，算什么改革呢？这样在错误方向上的“高考改革”，当然经不起质疑。 <!--v:3.2-->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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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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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3 Nov 2009 23:59:3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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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校长实名推荐制”很难腐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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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仅用2天时间，获得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南师大附中就确定了推荐人选——一位被同学认为是“文科生中理科最好，理科生中文科最好”的“牛人”。之后，湖北省首名校长推荐学生也已公示，是一位“很厉害的，经常考年级第一”的女生。 <br> <br>对于这样的“实名推荐”，舆论的评论不一。其中有一种声音是：经过实践，证明对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可能产生腐败的担忧，其实是多虑的，在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校长实名推荐是很难腐败的。<br> <br>真是这样么？<br> <br>先看看这些已经公示人选的学校，他们是在按照校长实名推荐制所设计的“推荐思路”进行推荐吗？这些学校的基本做法是，先由学生自荐，然后由老师综合评定，综合评定的依据主要是中学学习成绩排名和竞赛表现。这种做法已然不是“校长推荐”，而成了“学校推荐”。因此，对于这种已经变味为“学校推荐”的“校长推荐”，只能说，校长不敢面对舆论质疑，承担压力，而放弃推荐。推荐已经放弃，又何来关于校长推荐的腐败质疑呢？<br> <br>退一步说，姑且也把这叫做“校长实名推荐”，而且也承认校长这种公开、透明操作回应了关于不公平、不公正的质疑，但是从这几起个案中，就能得到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一制度不存在腐败可能的结论吗？从目前北大实行校长实名推荐看，北大和获得资质的中学都处在舆论的聚光灯之下，因此，就是中学校长不用采取综合评定的方式推荐学生，也不至于在“北大”、“全国首次”、“本地区首例”这样的事件中斗胆腐败，他们很可能把推荐的学生信息全部公开以接受监督。但是，如若校长实名推荐制由此推广，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媒体的关注热情不像现在这么高涨，我们还能说其中不会产生腐败吗？<br> <br>就如现在的国内媒体已经对学术腐败产生审丑疲劳，对985高校、校长、院士之外的学术不端已经产生不了多大兴趣一样，对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如果在北大之后，全国43所985工程学校以及211院校纷纷效仿，媒体会去关注吗？而如果没有媒体关注，校长实名推荐制，又靠什么来维护公平呢？从保送生的黑箱操作、从冒名上大学事件中，我们尚难从当前的教育管理中看到具有约束力的严密的制度。<br> <br>应该看到，校长实名推荐已在舆论的压力下，变异为综合评定与推荐，已不具备这一政策推出时的意义；而这种操作中的变调，正表明校长实名推荐并不具备推广的基础。我国的中学和大学，只有改革办学体制，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才能真正产生教育家，也才有学校以及办学者的教育声誉可言。那时，方可谈及校长实名推荐制问题。 <!--v:3.2-->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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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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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22 Nov 2009 00:26:5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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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高教改革应明确真实的“社会需求”]]></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8850276</link>
<description><![CDATA[    <br>2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袁贵仁强调，要增加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数量。据悉，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万人，加上往届未就业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新闻网11月20日）<br> <br>也是去年这个时候，为解决2009届611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教育部推出包括提早安排全年网络招聘，提前启动全国性大规模网络招聘活动等五项举措，全面加强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21日）与去年这些具体举措相比，教育部今年的举措，无疑更具前瞻性，不仅仅是“救急”，而是想通过高等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人才培养机构，探索求解就业难的长效机制。<br> <br>可是，教育部对改革的要求，却同样让人感到改革形势如大学生就业形势一样严峻。袁部长强调，“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那么，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明确分析社会对高等教育、对大学以及对大学生究竟有什么需求。教育部门已经明确知道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了吗？<br> <br>单从大学生人才需求数量来说，就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教育部一直强调，整个社会的大学生数量并不多，扩招并不是造成就业难的原因，甚至有官员指出，大学生就业难主要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可大家不解的是，既然社会对大学生人才的需求旺盛，可为何还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官方数据，2009届611万大学毕业生至今仍有26%未就业，总数达159万），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并不如官员们所指责，各地不断有消息传出，很多名牌大学生已经争抢卖猪肉、淘粪工的岗位，一个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岗位在大学里招聘，也至少获得10倍以上的应聘者，这表明大学生们根本就不存在不愿意去基层、不愿意去艰苦行业的观念问题，而是教育部门所掌握的“信息”有误。<br> <br>而说到信息，对于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情况，至今也存在严重“分歧”。今年7月，官方的数据显示，到今年6月底，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68%，此后，有大学生上网曝自己“被就业”，一时之间，不少大学生纷纷讲述自己的“被就业”、“被要求就业经历”，虽然政府部门仍旧坚持自身统计的就业率是科学的、可信的，可民间机构调查的数据却进一步指证，截止今年6月底，应届本科生的签约率仅为40%，高职高专学生签约率为33%。<br> <br>就业数据当然不是评价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政府部门统计和公布的就业数据都不准确，其后果则是十分严重的——有的高校某个专业可能只有10%的学生签约就业，可“统计”、“公布”的数据却达80%，这会不会误导新大学生选择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会不会让这所大学继续在就业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照样扩大招生规模？会不会对来年的大学毕业生产生信息误导，以为这个专业就业很好，因此就业定位偏高？另外，按照这样的就业数据，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指导大学生就业时，又会提供给学生怎样的就业信息呢？——为了让这一届的就业数据依旧好看，可能从就业之初，很多“准备”工作就开始了。<br> <br>其实，除了上述社会需求，需要教育部门深入调查，全面了解外，对于不同的高校，社会的需求一致么？对于不同高校培养的人才，社会的需求有哪些不同？对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社会又有怎样的需求？……这些“需求”，是远远不能被一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涵盖的。更不能在实践过程中，演变为政绩需求、利益需求。<br><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span><wbr /> <br>据笔者所知，英国教育部门2003年提出，升大学的毛入学率要从新世纪初的43%提高到超过50%。因此，他们也要扩招, 但是怎么扩招？就是根据社会需要。英国教育部门对社会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准备大幅度扩招两年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之对照，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扩招时进行过社会需求的深入分析？我国各大学在新增专业、扩大招生时，又做出相关调查吗？今年我国教育部宣布，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其依据又何在呢？<br> <br>新一轮教育改革，应该力促教育部分析社会的需求信息、重视真实的社会需求科学决策，同时让各高校能面对社会对自身的要求，进行办学定位与调整，受教育者则能获得真实的信息，以便选择教育、评价与监督教育。前者，要求教育部门转变角色，从管理教育到服务教育，从自己参与办学到为所有学校营造平等的发展空间，尊重基本的教育规律；后者，则要求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落实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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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22 Nov 2009 00:25:0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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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大学的合理定位能被“要求”出来吗？]]></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8850273</link>
<description><![CDATA[      <br>11月20日，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强调，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各类院校都要合理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各地教育部门要积极调整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和专业结构，对就业状况不佳的专业，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调整。<br> <br>教育部对2010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部署，提到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这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难，已经充分暴露出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弊端，抓大学就业，必须“短线”的救急与“长线”的治理双管齐下。可是，每每落实到现实，却只见“短线”，难见长效机制的探索与构建。<br> <br>问题何在？从教育部的“部署”中，或可以寻找到答案。教育部要求，“各类院校都要合理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各类院校无法合理定位？无法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无法成为不同层次中的特色学校、一流学校？这其实都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指导、评审、评估有关——依照教育主管部门对一流大学的定义，基本上就是“高、大、全”，很多学校不管有无条件，都开设新学科，都争报硕士点、博士点，努力创建研究型大学；上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采用统一的指标去评价所有高校，让这些大学都朝一个标准看齐，哪里还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而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都有一流学校，只能是畅想。在集中高考制度之下，民办学校在不少地方是被列在公办高校之后（二本之后的“三本”、“专一”之后的“专二”）录取，高职高专是放在最后一批次。与此同时，在各地的人才政策之中，是公然对学校和学历进行歧视的，比如，对不同学校层次、学历层次的毕业生，以不同的分数评价。<br> <br>教育部还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积极调整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和专业结构，对就业状况不佳的专业，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调整。”这一要求，或许想强调教育部门的办学责任，但却让高校的“合理定位”陷入悖论——高校的定位，究竟是学校做出，还是由政府设定？如果是由教育部门去“积极调整”，高校的合理定位又从何而来？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依据《高等教育法》，教育部门的“积极调整”，其实侵犯了高校的自主办学权。越是“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调整”，越可能看不到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未来。<br> <br>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努力“推进”与“要求”，可是，为何却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高校总是在“办出风格、办出特色”的要求之下，却走向“千校一面”，没有特色、没有个性，人才培养质量逐渐下降？问题就在于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着改革，甚至越过管理的权界，直接参与办学，代替学校办学者，进行学科、专业的设置，进行学校办学的定位。在这样的办学中，高校根本没有办学自主权。<br> <br>中国科技大学前党委书记郭传杰在前不久的一次论坛上说，“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而正是各级政府“有形的手”让千百大学变成清一色的面孔。他举例说，前两年，中国科大凭借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科学教育资源，在“校所结合”中推出了“本硕博”贯通的培育模式进行试点，为某些优势前沿学科选育优秀人才提供了有益途径，很受学生和社会的欢迎，反响很好。但就是这点小小的自我试点性改革，因为未经报批，曾遭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特别关切，几次质询。<br> <br>大学的合理定位与办学特色，是不可能由政府部门“要求”出来的。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当前的关键是落实《高等教育法》，依法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把教育改革的主导权交给每所学校，并以此为基准，改革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方式、高等教育拨款制度、高校领导任命制度，明确政府部门的教育投入责任与教育服务责任。具体到大学生就业一事上，政府部门的重要责任之一是为所有大学毕业生提供真实、客观的就业信息，以利于学生进行准确的定位，同时便于各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和调整时，有明确的依据。客观上说，在这一点上，政府部门的工作尚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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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22 Nov 2009 00:23:4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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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中学校长为何主动放弃“推荐权”？]]></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8676359</link>
<description><![CDATA[      <br>在北大公布“举荐权”后仅两天的时间，南师附中就率先出炉了要推荐学生的名单，不得不让人大吃一惊。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这个决定，学校里的反应还相当正常。同学们对这位江苏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第一人”的评价是，“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扬子晚报11月19日）<br> <br>看了这样的推荐结果，不知北大有何想法。依据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初衷，是为了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根据知名人士——一校之长的推荐，就可给学生面试考察的机会。甚至有人明确指出，校长实名推荐，是为了给那些“偏才”、“怪才”以高考之外的升学路径。<br> <br>江苏这位实名推荐上北大的“第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远没有达到制度所期待的效果。根据他的中学成绩，完全可以通过高考顺利考进北大，根本用不着校长推荐，更没有必要享受降低30分录取的录取优惠（这最多让他进北大更稳一点）。南师附中周副校长说，首先由学生自己报名，学校任课老师再推荐；接下来根据学校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优秀学生的《推荐条例》进行评价考核；最后由学校研究决定。可见，校长也基本上没有动用自己的“推荐权”，而是将“校长推荐”，变为“学校推荐”，而“学校推荐”，也就成了“综合排名推荐”。<br> <br>如果所有拥有推荐资质的中学都这样选择推荐人选，或许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更应该叫住“学校综合推荐”。从目前获得推荐资质的中学的具体操作看，基本上都是由学校对所有学生的学科成绩、竞赛进行综合比较，然后依次排队，在这种推荐模式之下，获得推荐资格的，基本上就是以前的保送生。依照这种推荐方式，校长也终于可以不用对自己的教育声誉负责，也就可以轻松地以“这是学校综合评定的结果，校长只是最后签字的人”，来“消除”社会的质疑。<br> <br>这样推荐方式的变异，可能是校长的无奈选择，但是，这种无奈的选择，不恰恰表明，中学校长是难以对自己的教育声誉负责的——在北大推出这一制度之初，有中学校长说，要相信中学校长，是珍惜教育声誉，会对教育声誉负责，并用好推荐权，树立更好的教育声誉的。可话音未落，校长却把推荐权交了出来。如此审时度势的把推荐名额给一个毫无“争议”的学生，回避了质疑，却让大家确信，校长们并没有教育声誉，也难通过教育声誉，来保证推荐的公正性。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一片质疑之中，有中学校长把推荐资格给了一个成绩排名并不靠前的学生，而且向大家公布其推荐的详细理由，我们或可从中看到一丝教育家的风采。<br> <br>中学校长拥有教育声誉，这是实行校长实名推荐的前提。但这一前提，在我国中学却不存在。从校长的产生看，均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虽然不少地方已经推行校长职级制，但中学校长还是享受或正科、或正处等不同行政级别，严格地说，仍旧是一级官员。与此同时，在中学校内，主要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管理，所以，不是教育家办校，而是行政办校。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家办校，是校长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理念，懂得尊重教育规律，有清晰的是非观，按教育标准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行政办校，则注重的是政绩与校长官位，办事遵循的利益原则——当没有更大利益诉求时，以中庸的方式处理争议问题，也是一条利益原则，在这样的利益原则之下，口头上表达的教育理念，在行动中就会悄然变形。<br> <br>当然，要求中学校长，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不按利益原则办事，几乎不可能。为此，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寄希望于校长以自己的声誉，来推荐学生，也就脱离实际。这对北大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收获”，即明白给校长推荐权，不如给考生更多的选择权；让校长把偏才推出来，不如探索多元评价学生的评价模式，给所有人才以个性考察与评价。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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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9 Nov 2009 23:53:3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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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自主招生不能误入歧途]]></title>
<link>http://622007992.qzone.qq.com/blog/1258590344</link>
<description><![CDATA[      <br>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民间质疑声四起的情况下，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针对质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为这些积极探索创造宽松的环境与氛围。（齐鲁晚报 11月18日）<br> <br>“积极探索”、“有益尝试”，这是教育部对北大改革的定性。在这一“定性”之下，“社会各界”倒显得很不厚道：不愿意给北大创造“宽松”的环境与氛围。但问题是，北大的改革，真是“积极探索”与“有益尝试”吗？<br> <br>认为这是“积极探索”与“有益尝试”的，大致有两方面理由。一是这可以打破“一考定终身”，为一些偏才、特长生提供进入大学的渠道；二是这是对国外大学自主招生成熟模式的借鉴，在国外大学，校长推荐已实行已久。<br> <br>先来看第一条理由，从目前北大实行的自主招生看，其实既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也不可能给所谓的偏才、特长生以升学大学的通途。按照北大的自主招生政策，获得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将直接进入大学的面试程序，经面试考察后，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将获得高考分可低于北大录取线30分的录取优惠。很明显，这一自主招生嫁接在集中录取制度之上的，本质上还是“一考定终身”，不过是将“一考”拆开来。<br> <br>至于“偏才”和“特长生”概念的继续存在，更是说明人才评价的标准没有变为“多元”，仍旧是“一元”，即用考试分数作为“主流”评价，其余的则归为“偏”与“特”，并把“偏”与“特”“折合”为一定的分数优惠。事实上，在多元评价体系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偏才概念，每个学生都是人才，他们的个性能力与素质，在多元评价中都会得到体现——以美国高校的评价为例，一个学生的SAT（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在多元评价体系中，权重为25%，而一个体育特长生的体育能力在多元评价体系中，权重可高达40%，那么，SAT成绩高分者，是不是被称为偏才呢？<br> <br>另外，从目前中学校长的实名推荐操作看，也根本不可能推荐所谓的“偏才”——道理很简单，“偏才”难以服众，而且，那么多“偏才”，谁更突出呢？——很可能的结果是，按照平时的学科成绩排名和参加学科竞赛的获奖，综合确定。而这种“综合素质优秀”的同学，参加高考有何必要享受录取优惠呢？<br> <br>再看第二条理由，国外大学在自主招生中已经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没有错，可是，我国高校在学习国外大学的这种做法时，是不是像国外大学一样，拥有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呢？同时，国外大学的自主招生，是申请学生与大学之前的双向选择，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学校，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根据大学的教育质量、录取的的专业、提供的奖学金，选择大学，而我国大学，已经从2003年开始实行自主招生改革，可至今却以高等教育资源有限、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率、多次录取招生成本高等等为理由，始终拒绝给学生充分选择大学的权力。不但如此，还把本来已经存在的港校与内地高校之间的竞争，限制到最低限度，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将港校自主招生安排在内地高校提前批（或零志愿）录取之前结束，不希望看到学生同时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br> <br>毫无疑问，自主招生改革是高校招生改革的方向，但是，真正有益的尝试、积极的探索，包括两点。其一，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即尝试让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此为出发点设计自主招生体系。由此一来，可真正建立起大学的竞争机制，促进大学重视教育质量。而不是像现在，大学的自主招生权扩大，可学生的选择权受限，更让大学只关注生源竞争，却不重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其二，围绕自主招生，推进大学的管理制度改革，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不是靠政府行政部门的“定性”就可以树立的，而必须依靠基本的制度建设，其核心是摆脱行政因素对教育管理、学术管理的干涉，让教育评价、学术评价坚守教育与学术标准，没有这样的基本制度，自主招生改革将存在很大的风险。简单地说，就是把受教育者的权利归还给受教育者，把教育权给教育、把学术权给学术。这种改革，唯一的障碍，就是政府部门和学校是否愿意放权。<br> <br>其实，老百姓给高校自主招生的环境，已经够宽容了——过去7年中，对高校的自主招生做法一直质疑不断，可大家还是眼看着自主招生从22所学校扩大为80所高校；今年，对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早在7月北大谈设想时，就有质疑，可北大不还是在11月推出，并没有把质疑当一回事吗？——当然，这可能不是“宽容”，而是无权参与教育决策、监督学校办学的无奈。这样的无效的质疑，才让老百姓陷入焦虑：一意孤行的北大和有关教育部门，何时才能“觉悟”，回到改革的正途呢？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992@qq.com(熊丙奇)]]></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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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9 Nov 2009 00:24:4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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