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韩石山]]>

<![CDATA[韩石山]]> http://622008549.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20:51:50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un, 19 Jul 2009 08:39:40 GMT <![CDATA[不是国学大师,该称之为国师]]>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780

不是国学大师,该称之为国师很想写篇文章,太忙,顾不上.意思在这里说了.这些日子很多人都说,季先生精通印度学,不该叫国学大师.我就在想,该叫什么呢? 想呀想,总是脑子不太笨,还真让我想出来了. 是不是国学大师，好久了,人们都这么叫唤,已顺口了.要改也难.有鉴于此,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给他叫：国师。既是国学大师的简称，也是国事大师的简称，一简就混一了。
你想想，中央一提和谐，才两个意思，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温见他，他马上就乖巧地提出：要内心和谐。这下子好了，往后谁要是再有腹非之想,更别提作乱犯上了，就只能是自己的不对了。你内心不和谐嘛 . 季老还有一个最可敬的品质.就是动不动就说自己是贫农.你是三十年代初就上了清华的,那时山东又没有土改,谁给你家定的贫农?是你们村的贫下中农协会打土豪弄下钱送你上清华,又送你去德国留学的吗?在文革中,在改革开放之后,说这样的话,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与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教授区别开来而已.真的有区别吗?季先生自己该清楚. 还有,有儿子的人,为什么长期住在三零一里,一面又说自己没有病,是假冒伪劣病号,让医生给有病的去看病. 我的感觉,国家一有事,季先生总能说些比中央还革命,还能安抚民心的话. 季先生还公开说,真话不全话.说真话,这是个精神,就得有名望的人来提倡.你都不敢说真话,让贫下中农说真话吗?贫下中农送你上大学,留学,就是要你这样代表他们说话吗? 有这些事,我觉得,季先生住三零一医院都是怠慢了，该住在什么海里才对,以便不时献上治国良策也.那真是国家之大幸,百姓之大幸也. 可惜现在翘辫子了.岂不痛哉! ]]>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780#comment 134218241 Sun, 19 Jul 2009 08:39:40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780 <![CDATA[往后要出国学大师，戛戛乎难哉]]>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590

往后要出国学大师，戛戛乎难哉——答半岛都市报记者秦绪芳问
韩石山
1、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界大师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大师的讨论，您认为现在我们还有大师吗？
答:虽然我不知道谁是大师,但我以为,中国肯定是有大师存在的。这样的大师需要社会的认同，这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气量的。
2、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大师呢？您心目中，哪些人（包括故去的）是真正的大师？
答：西方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萨特的一个例证最能说明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特质，他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你得关心社会的进步，民众的福祉，才能担得起知识分子的名分。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时代，士为四民之首，知识分子（士）无论自期还是自许，他律还是自律，都跟这差不了多少。凡真正的读书人，其最高的理想，莫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身在江湖而心系魏阙。只是到了近世，“皮毛”之说大行，思想改造无已，才弄得知识分子灰头土脸，没了脾气。只要唤起知识分子自主自强的意识，不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据此可以说，凡是那些在自己专业领域有独特贡献，关心社会进步，关心民众福祉，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之为大师。我接触的领域不多，我觉得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去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足可称之为大师。他的学问就不说了，关键是他对过去时代文化方面诸问题，都有足够的反思与批判。这在他那一辈人里，是很了不起的。
3、大师也不一定是国学、文史、文化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大师，您能否列举几个?
答：对科技方面的事，我知之甚少。有成就的人很多，有没有担当就不知道了。整体感觉，中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享有尊荣的多，有担当的不多。或许黄万里先生是个例外。他绝对是个大师级的人物。留美归来，一生献身中国的水利事业。三门峡大坝要建的时候，他以带罪之身（右派），数次据理力争，如同螳臂挡车，直到上书国家领导人，仍无效果。多年后，祸患俱来，只有按照他所指陈的一一补救。其处逆境而抗争不息的精神，足为万世师表，堪称一代大师。
4、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于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来说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产生那么多的大师？
答：我想你是说，这一时期出生的人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师吧？这是有原因的，一是他们求学的时期，正是国学尚未泯灭，西学又正昌盛的时期，而这些人，多是在国内接受了完备的旧学的教育，出国留学时，又选择名校，投师名门，接受的是当时最前沿的学科的教育，别说学业优异者，就是普通者，一回国便成为这方面的开山人物。二是他们学成归来的那个时期，正是中国向社会求新求变的时期，纵然社会有动荡不安的时期（比如北洋政府时期），但在学术方面仍享有自由，得到全社会的推崇。这样的自身条件，这样的社会环境，一个优秀人才成为大师、巨擘，也就不足为奇。后世看去，灿若星汉，也就是当然的景观了。
4、大师的产生要预备什么样的因素，现在的文化环境为什么难以产生大师？
答：自由，开放，富足。现在的文化环境为什么难以产生大师？总是在这三项上有所欠缺。
5、现在仍建在的学界大家，有哪些人最接近大师的标准呢？
答：我认为一些学有专长，敢于担当的中年学人，最接近大师的标准。老的不行了，要成为大师早就该成了。
6、大师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能诞生大师？
答：大师是要有胸怀的。社会的胸怀与文化人的胸怀，无论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都必须有才能说得上。时代有多大的气量，它的出产物才会有多大的气量。当然，不能一味责怪时代与社会。从历史上看，治世出过大师的，不乏其例，乱世出过大师的，亦不乏其例，不治不乱的温吞之世出过大师的，亦非无例可寻。于此可见，个人的禀赋与努力，也是相当重要的。昨天傍晚我外出散步，路过一处正在改造的街道，封闭三个月，旧人行道的砖缝里，居然长出了翠绿的青草，以草比人，该有几分相似吧？
7、现在兴起一股国学热，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培养出未来的国学大师吗？
答：我实在看不出现在怎么就兴起了国学热。是小学校都开了经学的课程吗，还是中学都增加了经学的时间？中国旧时的童蒙教育所以成功，是在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时期），给以经学的教育，具体就是读经书读史书，一次性地完成了识字教育、品德教育、儒家经典教育。有了这样深厚而精湛的学问基础，以后就看自个的禀赋、器识与机遇了，那些禀赋高的，器识大的，机遇好的，假以时日，不难成为一时巨擘或是一代大师。现在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年轻人，不算幼儿园，从上小学一年级算起，起早摸黑十二年，跌死撞活一头扑进大学之门，力气差不多快耗尽了。往后几年，能缓过气来，还是有见识的，应付到毕业，才是另一场征战的开始，怎敢不文恬武嬉养精蓄锐以待于来日？这样的教育体制不敢变，要培养几个国学小师怕都戛戛乎难哉，更别说什么国学大师了。我一直认为，那些早年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及时回国效力的人里，或许将来会出现几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也是我看现代文化史里那些人的成长之路悟出来的，跟前面第四题的看法相仿。

2009年7月15日 ]]>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590#comment 134218241 Sun, 19 Jul 2009 08:36:30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590 <![CDATA[季先生的长寿之道____三论季羡林之死]]>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234
——三论季羡林之死

韩石山

　看今天的新闻，季羡林先生火化了，按中国旧俗，等于是入土为安了。西方的说法是，哪儿来的回到了哪儿。

　　季先生刚死那阵儿，我曾应一家报纸的要求，写了个答记者问，算是一论。

　　前两天，又写了篇文章，发在博客上，叫《不是国学大师，该称之为国师》。起因是那几天，常见网上好多人说，季先生精通的是印度学，不该称之为国学大师，我就想呀想，总算是想到了这么个名号，自以为既敬重季先生又符合客观事实。

　　我的依据是，每当中央发出什么号召，季先生总能在中央号召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又深合中央的精神。比如建设和谐社会，中央想到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一是人与社会，这期间温总理去医院看望季老，季老郑重地说，还要内心和谐嘛。这一招的可贵之处是，往后谁要是对中国现状心怀不满的话，可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你内心不和谐所致嘛。

　　这样的优秀品质，哪里是学问上的大师所能涵盖的，什么学大师都不行，——分明是国师的行径嘛。

　　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贴出后，赞同的有，反驳的有，都是正常的，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有位朋友跟了贴子，说我是嫉妒：“老韩心里不是滋味了，实话实说，您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不会有老季的学术成就，更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位朋友倒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可能是见我这么不尊老，看不过眼，就尥我一蹶子。

　　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我总觉得，一个大人物去世了，无论从哪方面评说，都是一种敬重，毕竟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遗产嘛。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也允许这样评说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了。

　　既然有人说我不尊老，已落下这样的恶名，我也不用客气了，那就谈谈季先生的长寿之道吧。

　　今天季先生火化，国家发的新闻稿里说：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一九三〇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五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任首任系主任。

　　我们的一切评说，只能依国家的正式通告为准。

　　季先生生前多次说过，他出身贫农，因此热爱新社会，不争待遇，只知劳作。就在前几天，中央台重播朱军对他的访谈，其时已经住院，还说他是贫农。季先生早年家境不是很好，这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明白，凭什么说你家就是贫农？须知在当今的中国，贫农一词，绝不是“业农、家境清贫”的意思，而是个政治性词汇。它是经过某种公认的程序之后，授给你的一种身份资格。解放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经过土地改革，在乡村实施过。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才在全国实施。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又没有进行过土改，不知季先生凭什么说自己是贫农出身。即便解放后，季先生在老家的家，划为贫农，其时季先生已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又有什么相干？

　　季先生去国十年，一九四六年回国，直到一九六二年才把妻子与儿子接到北京。这样淡的夫妻情分，真令人吃惊。不过从季先生说自己的贫农这件事上，我们知道，从一九三五年到解放，妻子在老家守了十几年，还是值得的，就是给季先生挣了个贫农的家庭成分。想到此，让人不寒而栗。也不是无话可说，那就是，这个贫农是季夫人的，不是季先生的。

　　我总也想不通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动不动就拿出身贫农说事，是何心肠，是何心态。

　　我倒不认为是怎样的居心叵测，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想到的，就是为了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将自己与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教授区别开来，避开一些可能加诸其身的迫害与麻烦。若是这样，在那个年代说自己贫农出身，是可以理解的。那个年代过去了，也就别说了。季先生的可悲与可怕之处在于，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总也忘不了自己的贫农出身，不时的还要强调一下。

　　这次颁布的季先生的生平简历，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这样解读：季先生是用帝国主义的钱完成了大学到博士的学历教育————清华是美国退还的庚款余额办的。抗战期间，全国民众都在与强敌苦斗，许多知识分子放弃正在完成的学业，回国效命，而一九四一年就完成博士学业的季先生，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平安回国。回国后，经其时的北京大学校务会，报请其时的教育部批准，一聘任就是教授。数年后大陆解放，季先生虽是留洋学生，虽是名牌教授，但出身贫农，天然具有革命阶级的血脉，除文革中受到些折磨外，悠然活到九十六岁，躺在三零一医院的病床上，无疾而终，极尽哀荣。

　　质言之就是：用帝国主义的钱学下本事，给社会主义服务，解放前上资本主义的大学，解放后工作享社会主义的大福——包括政治待遇。

　　一个在现在的社会里，以出身贫农自得的人，其思想境界，高不到哪儿去。

　　中国古来有尊老的传统，常见的说辞是：仁者寿。但从来没有人敢说：寿者必仁。另有一个小小的规律，也该记取：文章憎命达。也就该知道，命达的人会怎样了。民间又有民间的说法，换作西化的说法该是：人身上的某个部位或是器官，若不太顾忌，也是可以添寿的。

　　一个没有多大担当，只知奉迎当道，悠然活到九十多岁的人，历史上也是有说法的，这里就不必说了。《手机》里有句名言，做人还是要厚道嘛。我的毛病是，说是发发狠，事到临头总也狠不起来。

　　　　　　　　 2009年7月19日
]]>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234#comment 136314880 Sun, 19 Jul 2009 08:30:34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7992234 <![CDATA[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２]]>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6242009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当当网本书连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575657
　　　　　　　　韩石山
　　　　　　　第四讲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2)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北京，这些日子他们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考察古代庙宇。就在七七事变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在山里，见不到报纸，也没有电话，只顾工作，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天之后来到代县，有了报纸，可以打电话了，才知道北平发生了战事。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抗战爆发的标志。平汉路的火车不通了，好在平绥路没有断，他们先到大同，坐平绥路的火车回到北平。当时北平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守军在他们家门前也挖了战壕，像是要长久驻守，与日军对抗的。他们也准备了吃的喝的，等着战事起来用。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早上起来外面静悄悄的，出门一看，原来中国军队夜里悄悄撤走了。接着日本军队开进城，一枪都没放，北平就沦陷了。
　　北平一沦陷，梁思成便决定，一有机会赶紧离开，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大后方去。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东北大学待过一段时间，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再就是，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留在北平。此前两三年间，随着几篇著名的古建筑考察报告的发表，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日本学术界对他尤其敬重。日本人占领华北后，要维持地方治安，学术繁荣，不会不打他的主意，那时要走可就不容易了。
　　　　9月初，机会来了，他们一家五口，除了他们两口子，还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林徽因的母亲，上火车去了天津。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下来去哪儿呢？梁再冰的文章里，好像是说，一开始就定下去昆明，怕不是这么回事。先定下的地方是长沙，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给文化机关、研究机构定的一个重要集结地。7月间，梁实秋和叶公超两人逃出北平去了南京，找到教育部，要求给他们分配抗战工作，部里给了他们船票和路费，让他们去长沙集中待命，说不久就要发表成立临时大学的命令。李济和赵元任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的回忆录里说，1937年8月他们奉命撤离南京，其路线也是经武汉到长沙集合。后来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也都由长沙往昆明撤退，那是战局发生了变化，长沙失陷在即，不得不采取的第二步撤退方案。
　　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时日，10月初，一家人开始往长沙进发，历时二十多天，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长沙。在长沙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大约两个月的样子，不久战局紧张，又开始往昆明撤退。从长沙到昆明，原本十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路途艰难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发高烧，在晃县一家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直到经过治疗，烧退了才继续上路。到了贵阳又休息了十几天，这样走走停停，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路上得的肺炎，一直没有痊愈，到四川李庄后，终于引发了已经康复的结核病。
　　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他们一家，是当时撤退的文化人中，头一批到达昆明的。从头一年9月离开北平算起，共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这行程数千里，途经数省的逃难之旅，让林徽因有机会，全面认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既领略了山川的秀丽，民风的淳朴，也见识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精神风貌。逃难途中，包括往后一段时间，有件事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精神烙印，甚至影响到她后半辈子的人生态度。
　　1937年12月间，他们来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晃县（属湖南，现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天色已晚，林徽因开始发烧，梁思成急于找个旅馆，把一家人安置下来。但是，在小县城转了一圈，才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正着急时，听到一间旅馆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两人循声上到楼上，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梁思成会广东话（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攀谈之下知道全是空军航校的学员，奉命往昆明撤退。听说他们一家五口没有住处，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子给他们。第二天一早，学员们要走了，临别时，梁思成把他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这些年轻人。
　　本来只是小事一宗，谁在旅途中都可能遇到，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说是小事了。
　　到昆明住下后，在晃县结识的那些航校学员，又跟他们联系上了，常来他们家的有七八个，来的时间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林徽因像接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接待他们，事实上，她也确实有个弟弟叫林恒的，也在这个航校服役，班次要晚些。林恒是十期，这些年轻人是七期。不久，要毕业了，他们的亲人多在外地，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当他们的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毕业后，这七八个人大多分到了四川各地，担负空袭警戒与作战任务。大约1939年，拉小提琴的那个学员，最先牺牲。因为他的家乡在沦陷区，跟前没有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充当过他的家长，部队上便把烈士的遗物，寄给梁家保管。这才是个开始。此后不到两年，他们在晃县认识又常来往的七八个小伙子，几乎全部阵亡了。不久，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一次空中作战中阵亡了。
　　隔不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阵亡，一包遗物又寄到了梁家。有朋友，也有亲人，最重要的是，一个个都那样的年轻，生气蓬勃，有理想又有担当。断断续续三四年，犹如一柄重锤，不时地敲击着林徽因的心灵，锤炼着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而又锐利，粗砺而又刚强。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晃县相遇及此后的一连串事件，看做是历史老人的一个着意的安排，他要让林徽因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英雄，真正地见识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多么的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多么的气吞长虹，感天动地！
　　有了这件事，她后来做的许多事，也都有了精神的依托，力量的源头。作为一个后死者，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些年轻的英魂。
　　从1938年1月中旬到昆明，到1940年11底前往四川，林徽因一家在昆明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以住处而论，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过省主席别墅那样的高档住宅，也跟别人合住过普通的民房（在昆明文津街九号与清华大学一汪姓教授合住），时间最长的，还是营造学社恢复后，与学社的人一起住在昆明郊区麦地村，一座走空了的尼姑庵里，一家人住一间半房子。后一阶段，有了自己的房子。1940年春天，他们在离麦地村大约两华里的地方，龙泉镇龙头村，建起了自己的住房，还有个不大的院子。同时建起的，还有钱端升教授家的，也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监造。他们的房子后建，砖瓦木料，这些建筑材料开始紧缺了。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有大工也有小工，他们还是亲自帮着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的活儿。龙头村在昆明东北，相距十五六华里，交通也还方便。
　　这个房子还在，从照片上看，相当讲究。主屋分主卧室、小卧室、饭厅，起居室。院子里另有佣人房、厨房、柴房和厕所。卧室和起居室，铺的木地板。起居室北墙有壁炉，外墙镶嵌着陶土圆管拼接的烟囟直通屋顶。这在昆明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先例的，只可说是林徽因要显示他们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调。
　　有件事，现在的人听了会有些奇怪，当时的人肯定一点都不会奇怪，就是，房子建成或正建之际，想来应当是后者，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金岳霖，见了很是喜欢，自己出钱，在正屋的西侧续接了一间耳房，比正房稍矮些也稍窄些，房门直通梁家的起居室。林徽因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半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及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谊时，曾说过，自从1933年那场感情风波过后，金岳霖就过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不同处在于，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我们的金教授是逐林木而居。林徽因信中，不说他们这是个大家庭，而说他们这是“北总布胡同集体”，是耐人咂摸的，也是光明磊落的。
　　住在乡下，是比城里安全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
　　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有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赶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林徽因说过，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意思是战局不稳定，谁知道能在这儿住多长时间，这话还真让她说中了。建房的地，是龙泉村的土地主人无偿提供的，条件是离开时房子无偿地留下。能多住几年，自然是合算的。然而，时势谁也无法预料，1940年春天建起住上，到11月就得离开了。
　　原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离开昆明了。营造学社恢复后，梁思成任社长。学社是私营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有诸多工作不便，经梁思成奔走申请，正式附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谓的附属，只是名义上的，经费上得不到多少补助，名分上好听些，招揽的业务多些。主要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史语所的大批图书资料。这样，史语所到哪儿他们也得跟到哪儿。
　　史语所选定的地址是长江上游，宜宾附近长江边上的李庄，听起来像个村子，不是的，是个镇子，还不能说小。1940年9月，梁思成得到教育部的正式命令，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往宜宾县李庄镇。刚住上新房不久，建造的费用还没全部还清，这可怎么办，多亏费慰梅给寄来一百美元，才救了这个急。11月底要动身了，偏偏梁思成病了，无法成行，林徽因只好拖着病体，带领母亲和孩子，随着大队人马先行。坐的是卡车，一家准许带八十公斤行李，同行三十一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在一个车厢里，人多行李也多，只好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经过七八天的长途颠簸，12月7日才到了四川的泸州，要去宜宾，还要坐船走水路。又经过一番折腾，10日晚上才到了宜宾。不行，还得走，李庄离宜宾还有六十华里的水路，下水船，好走多了。13日上午，终于到了长江南岸的李庄镇，住进距镇子边上的上坝村张家大院。是他们住家的地方，这里也是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也赶来了。此后几年间，直到抗战胜利后，梁家一直窝在这个地方。
　　在李庄的几年，好处是听不见日本飞机扔炸弹的声音了，人是安全了，生活却艰苦多了。林徽因卧床不起，营造学社的经费断了，一家五口，节衣缩食，艰苦支撑。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典当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梁思成是个风趣的人，要当卖什么了，就跟家人说：把这只手表“红烧”了吧，把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这期间，林徽因的肺病更加沉重，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的肺病也加重了。思永是史语所的人，也在李庄。这个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说白了就是蒋介石的关注，拨付专款，给以救济。

　　当然不是蒋介石亲自到梁家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他给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一下，由陈布雷上达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拿上钱给梁家送去，他让当时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咏霓，就是翁文灏，给拨了一笔款子。多少呢，具体数目现在已不可知了，但是从傅斯年给朱家骅的信上，能看出来，至少也是两三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对这样的辗转申请，蒋介石只会如数拨付，不会再打什么折扣的。
　　傅斯年和梁家兄弟的交情并不深，对梁启超还不无徽词，主要还是佩服梁家兄弟，包括林徽因的人品学问，才仗义执言，上书教育部长，转请蒋介石玉成此事。按说，这样的信，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傅斯年怕梁家兄弟突然接到这么一大笔钱不知所措，就把他给朱家骅的信的抄件，还有一些往返信件的抄件，全给了梁思成。梁思永是史语所考古组的组长，傅斯年是他的上级，为梁思永请求专款接济，是他的责任。要为梁思永申请，当然不能忘了梁思成，毕竟营造学社是附属于史语所的。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上说，“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为梁思成申请专款，实际上是因为林徽因病重卧床不起。为了将来能说动陈布雷进而说动蒋介石，傅斯年特意把梁思成的成绩做了评价，因为要钱实际上是为了给林徽因看病，顺便把林徽因的情况也做了介绍。原文是：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在君语”，是说这句话，是丁在君说的，丁在君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多年前就去世了。信中有几句话，现在读来仍让人感动，请听听：
　　总之，（梁家兄弟）二人皆今日难得之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傅斯年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很长，我们再“总之”一下：总之是必须给钱才行。
　　当时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接到钱的同时，也接到了这一束信，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当然是很感动的，就要写个回信表示谢意。不是给蒋介石写，那犯不着，是给傅斯年写。信中代表思成，也代表思永，她是嫂子，当然能代表了小叔子，表示了感谢与愧悚。信中说，兄弟二人“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与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关于她自己，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疾病处残之阶段”，不通，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想来该是“疾病身残之阶段”。这里多说两句，傅斯年信中，把林徽因与冰心相比，从私人信件上说，是可以的，后来发表出来，我这里也引用，没有一点鄙弃冰心的意思。不过是存点史实。
　　不管怎样，林徽因总算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活着离开了四川，到了北京。抗战中，有一度曾传说她已死病死了。抗战刚胜利，李健吾在上海，就听说林是死了，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据说林徽音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这传言并不为错，抗战危急时刻，她确实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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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6242009#comment 134218241 Mon, 29 Jun 2009 02:20:09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6242009 <![CDATA[碧水蓝天林徽因第四讲]]>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6241736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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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山

　　　　　　　　　第四讲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林徽因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出名很早，几乎可以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出名了。
　　又没有什么成就，而能出名，是因为她很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那年代，后来也差不多，中国留学生要融入美国社会，得到彼邦人士的文化认同，是很难的。中国留美的学生，以清华学校为大宗，这些人高小毕业考入清华，上八年学，毕业时大都在二十出头。比如梁实秋，一步不落地上下来，到1923年放洋时，已二十岁了。闻一多也是清华的，在清华待了十年，1922年放洋时二十三岁，妻室儿女都有了。徐志摩北大出身，留美时二十二岁。这样的年纪，学业可能很优秀，但要融入美国社会，怕就难矣哉了。有人说徐志摩是个例外（赵毅衡说的），要叫我说，林徽因更是个例外。一是她的小学中学，在国内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二是她十六岁跟上父亲旅居英国，又游览欧陆，一待就是两年。少年时可塑性强，学下什么就是什么。林徽因后来说她是双重文化教育熏陶下长大的，主要不是说她曾在美国上过学，应当是说她从小受的就是西洋教育。在美国上学，不过是进一步的深造罢了，也可说是一次印证。
　　到美国不久，这个印证马上就来了。
　　在美国，她和梁思成上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学院，梁思成进了建筑系，她也想进，建筑系不收女生，只好进了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有人说，美国人怎么这么保守，建筑系竟然不收女生，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那个年代，美国人怎么会比中国还要保守呢，应当说美国人的考虑更人性一点，或者说是过分人性了些。没有进入建筑系，林徽因当然要打听为什么不能进，打听到的原因是：“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而无人陪伴的女生不太方便。”这解释不能说多么周全，也有它合理的成分，人性化的成分。因为志在学建筑，选了建筑系的课，跟上了建筑系也差不了多少。不管怎么说，她的学业是相当优秀的。1924年9月入学，1926年春季班开始，她已是建筑系建筑设计教授的助理，下学期又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这时候，她还完全是个学生。为什么要担任这样的兼职呢，恐怕与她的父亲林长民先生，前一年冬天突然死去有关。当然，也得是学业优秀才能得到这样的兼职。就在这一年，她的一个同学因为对她的敬佩，专门在《蒙大拿地方报》上写了一篇她的通讯。其中说：
　　她坐在临窗的一把高凳子上——这样一个娇小玲珑的人儿却正埋头解决着一个巨大的建筑问题。当她设计出来以后，和另外三四十个人的作品一起挂在裁判厅里，她的作品肯定获得最佳奖。这并非轻率的断言：她的作品一向总获得最高分，或者偶尔拿个亚军。娴静但是富有幽默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在谈话过程中她始终不谈个人的成就。（杨立《林徽因留美生活片断》，收入《窗子内外忆徽因》）
　　对林徽因能这么快地融入西方社会，她的好朋友，美国人费慰梅是这样说的：
　　“她有着异乎寻常的美貌、活泼和机灵，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善于交际”。而当时因为义和团（拳）运动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给中国来的留学生叫“拳匪学生”，中国学生的整体特点是刻板、死硬。宾大美术学院里，独有林徽因和另一个中国学生陈植是例外。陈植回国，也成了著名的建筑学家。
　　1927年2月林徽因大学毕业了，梁思成还要拿硕士学位，一时毕不了业，徽因就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学生。这样刻苦自励，这样广吸博纳，她是有高远的志向的，正如她在采访录里所说：
　　我随家父遍游欧洲，正是在这次游历的过程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学建筑的想法。现代西方的经典艺术辉煌壮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渴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带回我的祖国。我们需要掌握西方的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
　　也就是说，早在游历欧洲时，看到那些高大辉煌的建筑，让她的视觉，也让她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立志要改变中国传统建筑那种低平而不耐久的缺憾。1928年春夏间，是新婚旅行，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理性地考察欧洲的近代建筑，夫妻俩遍游欧陆，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可以说，在国外数年间，这对年轻人，一个心眼，就是要开辟中国建筑的新纪元。林徽因更是雄心勃勃，她自认为，她的才分远在丈夫之上，至少也是不分高下。
　　但是，历史和这个漂亮的女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它造就了她，又毁灭了她，就像我们前边说过的捋瓦盆的笑话一样，只留下了飞速而过的闪光的影子。更像一个摔碎了的名贵的瓷器，只留下了一块块精美的瓷片，深埋在土中，多少年后一一挖掘拼接，才能复元它那让人惊叹的优异的品相。曾经有过的，真正美丽的，总不会完全毁灭，历史老人有他冷酷的一面，也有他忠厚的一面。该深长思之的，倒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中国历史的不肖子孙。
　　能说明她，也包括她的丈夫一生形态的，该是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他们历尽艰辛来到昆明，这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成一个大学。此前已合在一起，组成临时联合大学，是在长沙。这次算是正式命名。这可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当然要设计校园，设计楼房，地方批下来了，谁来设计呢，当然得是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于是便聘请了梁思成来做这个事。是梁思成的事，也是两口子的事。结果怎样呢？在《西南联大纪实》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化的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建造这所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我细细地翻看了林徽因的《年谱》，想看一下，夫妇俩这一生到底设计了什么建筑。大略说来有这些：
　　1、1929年2月，梁启超去世后，梁林二人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小亭。此为梁林设计的第一个作品。
　　2、1929年，东北大学梁思成、陈植、童寯、蔡方荫四人组成“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接受建筑设计业务，设计了吉林大学校舍总体规划和三层的一个教学楼，还设计了交通大学计划在锦州开办的锦州分校校舍。林均参与其事。
　　3、同年，梁林二人共同设计了沈阳郊区的“肖园”，一幢私人住宅。
　　4、1932年，林为北京大学设计地质馆。又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北大女生宿舍楼。
　　5、1938年8月，林梁被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校舍顾问，为联大设计校舍。又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
　　6、1940年5月，林梁二人在昆明郊区龙泉镇龙头村为自己设计并监工修建了一所住宅。
　　在昆明期间，他们还为一些朋友做过房屋的设计。用林徽因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里的话说，就是：“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委托的杂务，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也就是说，这些设计，都是白做的，顶多请次客、送点礼就行了。
　　以上列出的几项，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踪影全无，有的即便还有，也面目难识，唯二（不是唯一）还在的，一是为梁启超设计的墓和小亭子，二是他们在龙头村住过的一排土坯墙的房子，据说昆明市要将之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两个建筑物中，有建筑艺术价值的，只有梁启超的墓和墓前的小亭子。梁启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首倡者，当初他送儿子和准儿媳去美国学习建筑，是要他们回国之后，建筑标志着新时代新纪元的高楼大厦，绝不会想到一对这么杰出的儿女，学成归来也努力了也奋斗了，几十年后存留下来的建筑竟是他自己的坟墓！
　　林徽因毕竟是学美术的，与建筑的结合，当是建筑装饰艺术，纯粹的建筑不是她的本业，那就看看她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吧。
　　1、1928年秋天刚回国，回福州省亲，帮助叔父林天民设计了福州东街文艺剧场。属装饰设计。
　　2、1929年，东北大学征集校徽有奖设计，林作中奖，获四百元奖金。
　　3、1935年，林徽因赴天津为南开新剧团演出的《财狂》（莫里哀《悭吝人》）作舞台设计。
　　7、1947年，林徽因倡议并带头，组织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的工艺美术组，接受校外业务。其中可能就有梁从诫文章中说到的王府井大街上一家商店门面的设计。
　　4、1949年，林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教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
　　6、1951年，林参与了北京特种工艺品景泰蓝的改革与设计。
　　7、1952年，梁林为清华大学同方部设计学生活动场所。
　　8、同年，梁林负责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
　　9、1953年，梁林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主要负责基座花纹浮雕的设计。
　　存留下来的，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作品，只有那个得了四百元奖金的东北大学校徽。只怕中国的收藏界，偶尔见到这么个实物，也不会想到此物的设计乃出自林徽因先生之手。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花纹雕饰，也会永久留存，应当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
　　但是，在别的方面，她和她的丈夫，却立下了盖世奇勋，那就是中国的古建筑调查，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国第一个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就是他们发现的，在此之前，日本人曾宣称中国没有唐代建筑。在梁思成写成《中国建筑史》之前，日本和欧洲，都出过类似的著作，都不是中国人写的，梁的《中国建筑史》虽后出而高出一筹，填补了中国学术史在这方面的空白，给中国人长了志气争了脸面。只是这两项，古建筑的调查和建筑史的写作，其功绩都要归在梁思成的名下。林徽因只能说协助丈夫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某些图是她绘的，某些章节是她写的。
　　对自己的壮志难酬，林徽因是深有感触的。抗战期间，林写给她的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备述自己人生的困顿与无奈。时间是在她一家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之后，信中说：
　　现在的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我问自己三十（岁）底下都剩些什么，假使机会好点我有什么样的一句话说出来，或是什么样的事好做，这种问题在这时候问，似乎更没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接着，她用在黔滇公路上看到的情景，比喻了自己的身体，也是比喻了自己的大半生，实际只有三十四五岁，因为她只活了五十一岁，可说是大半生了。她是这样说的：
　　我看黔滇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随时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是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一辆破烂的汽车，仍要爬那长长的坡，可说是她一生的写照。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不见得就不能爬过那道坡，翻过那道岭。此情此景，想着都让她寒心，让她气馁。这样一架破机器，总有一天要爬不动的，要熄火的。
　　抗战期间，他们一家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比如到长沙刚住下来，就逢上日本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住的房子旁边，气浪将房子的玻璃全震碎了，林徽因正抱着孩子从房间出来，被气浪冲倒在楼梯跟前。
　　但是，我们也别把他们的艰苦，想象成中国农民三年灾害时期的艰苦，更别想象成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沈从文的信中，林说，到如今她还不太明白，她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社会性骗子”——因为梁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他们夫妇，所以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他们笑脸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此中情感良心均不得平衡！这话的意思，是说比起前线的将士来，他们的生活太好了，而却不能做些直接有助于抗战的工作。
　　就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住的是云南省主席的别墅，不管是租的，还是借的，都要绝大的面子才能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这也由不得他们。须知三十年代的中国，提起梁启超的名字，可说无人不知晓，无人不敬重，有的高官大员，说不定还是梁启超的门生故旧呢。梁启超的大公子，那是许多人都想见一见的。能招待梁大公子夫妇吃顿好饭，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很给面子的事体。
　　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逃亡的路线。有了这些事实，说起他们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有了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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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看了几天林徽因了,还没看完.换个口味接着再看吧.
　
　　　　　　　街边，那一对老人
　　　韩石山

　　如果你来到我们这个城市,清晨或是黄昏，正巧从府东街一带经过，可能会看到人行道上，一对老人相伴着，正在不紧不慢地行走。这里的不紧不慢，得分开说，就是有时紧，有时慢。至于何时紧何时慢，全看他们当天的心境。
　　男的身材高点，有一米七八吧，女的稍矮点，也就一米六的样子。不管紧走还是慢行，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平和的笑容，有时还互相调笑一句，或是就眼前看到的景象，说上句别的什么。
　　且听他们的一段对话。
　　女的说：“你看见前面那个女的了吗，从后面看，我的腰有她那么粗吗？”
　　男的说：“没有，你比她的细多了。”实际上，前面那位的腰身，跟身边的这位不相上下。
　　女的说：“那么我敢穿人家那样的衣服吗？”
　　这回男的不敢撒谎了，又要为刚才说过的话负责，便说：“最好不要穿，那衣服太俗气了。”
　　女的听出了话外的意思：“虎虎，你又在骗我了。”她懂得衣服，知道人家那衣服是很贵气的，或许艳了点，但绝不能说俗气。
　　男的说：“南南，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真的，那衣服是有点俗气。”
　　南南和虎虎，是他们之间的外号。那还是多年以前，他们还没有现在这么老，一次相互调笑，男的说：“你看你，都快成秋天的南瓜了。”女的说：“还说我呢，不看你额头上的皱纹，跟老虎似的。”于是便有了这亲昵的外号，男的叫女的南南，女的叫男的虎虎，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连他们的儿女都不知道。
　　这天，他们还谈起一个小小的话题。是说，两人要是一个先死了，另一个会怎样。女的说，她会和儿女和睦相处，度过晚年。男的怯怯地说，他也会的。女的嘲笑道：算了吧，你那德行我还不知道，你能守上三个月的“寡”我就求阎王再给你添寿了。男的嗫嗫嚅嚅，也是老老实实地说：是的，我也信心不足。
　　走到省政府门前，在街心花园转转，开始往回走。快要拐进他们的小巷了，男的轻轻叹口气：“无功而返！”女的知道是什么意思，说：“在省政府门口见到的哪个女孩子不是很漂亮吗，那身材多好！”男的说：“你眼神太差，没有看清她的脸，蜡黄蜡黄的，一点也不好看。”
　　女的说：“那我们再往前走一段吧。”
　　男的说：“不用了，刚才是逆行，能看清脸儿，这会儿是顺行，再好的姑娘，也只能看个脊背。但愿明天能遇上几个真正漂亮的。”
　　说话间拐进了他们的小巷。
　　现在可以挑明了，那男的是我，韩石山，六十二岁，那女的是我的妻子，不说名字了，叫她韩卫氏吧，五十五岁。一早一晚外出散步，已成了我们二十年来天天必修的功课。
　　若有认出来的，请你快点走吧，别打扰了他们平静的晚年。 ]]>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90530#comment 134218240 Thu, 25 Jun 2009 00:42:10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90530 <![CDATA[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三讲　３]]>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59693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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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山

　　　　　　第三讲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2)
　　柯露西：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
　　韩按：1932年费慰梅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诗人：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
　　韩按：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是徐志摩明显的相貌特征。梁实秋在《谈徐志摩》文中说：“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1927年……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这篇文章是梁实秋晚年写的，说徐志摩的鼻子很大，显然有调侃的意思。再看看徐志摩死后不久，他的好朋友陶孟和是怎么说的：“他的白皙的有神的面庞，他的特有的高凸的鼻子仿佛极清楚的映在我们的眼前。”可证徐确是白脸高鼻。
　　太太的丈夫：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韩提示：梁思成的相貌神态，绝对当得起“温蔼清癯”四字。他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在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在北京挂牌营业，叫“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从这一点上说，近似商人。
　　周大夫，来给太太看病：
　　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
　　韩按：林正在养病期间，医生在这里的作用，就不必说了。
　　这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还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看看下面这三段不相连的文字，尤其要注意太太的表情变化与心理活动：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 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那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
　　韩按：林徽因系庶出。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氏，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文盲。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因无后，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上海人，先后生有一女四子。大概在娶程氏后不久，妻叶氏即病故。至少在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回来，与梁思订婚时，何氏仍没有妻的名分。陈石遗是林长民的老朋友，闻知林梁两家结亲有诗记其事：“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小妻者，妾也。直到林长民去世前，林徽因的母亲仍未扶正。林长民是1925年冬天参与郭松龄的幕府，起兵反叛张作霖，乱军中被流弹打死的。后事由梁启超这个亲家，和朋友们商议处理后事。1926年1月5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谈及处理方略，信中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氏。
　　正妻已死，为什么不将大姨太太即林徽因的母亲扶正呢？扶正了，林的名分也就正了。这也是有原因的。林长民是个有文化的人，二姨太何氏有文化，又是上海人，且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深得林长民的欢心。程氏名桂林，林长民曾为自己起别号曰“桂林一枝室主”，可见对程氏的偏爱。林长民居北京时，住在景山东街的雪池胡同，正院子住他与程氏及子女，林母何氏居偏院，备受冷落。正妻死后，如果扶正，按先来后到，应当扶林母为正室。只是这样一来，既非林长民的本意，又对程氏没法交待。在这一点上，林长民不愧是个政治家，采取的办法是美国对付大陆和台湾的办法，即维持现有格局不变，也就相安无事。不扶正，林母仍是大姨太，虽锺爱程氏，仍是二姨太。对林徽因也是一个交待。
　　再简略分析一下冰心小说中的春秋笔法。
　　第一处，跟前没有人，太太就正声正气地要丫鬟打电话给老姨太。
　　第二处，丫鬟将电话打通了，报告太太，跟前有人，太太不愿丢份，就让女儿去接。至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老姨太是何人。
　　第三处，女儿打过电话回来，向太太报告：“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至此，太太仍是和颜悦色。但是不料童言无忌，冲口说出：：“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女儿的外公必是母亲的父亲，则老姨太者，绝非他人的老姨太，必是太太的生母无疑。生母是姨太太，则此人必为庶出无疑。至此一切都大白于天下。跟前还有朋友，这样一说，让爱面子的太太脸上挂不住了，于是“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
　　　有了以上的征引与分析，对有人说冰心写这篇小说只是借林家的事，嘲讽当时的归国留学生尚清谈，爱虚荣，生活奢侈，道德败坏，我都持怀疑态度了。若这样纯正的目的，那么就应当尽量地隐去一切可能让原型人物生疑的线索。比如，地点可以改变，人物身份也可以改变，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不是政治学者而是政坛人物，外国朋友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海关职员，横竖当时英国人赫德还管着中国海关的事儿，一个风骚的英国女人在海关做事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有这么多可以避免与林徽因结怨的办法，冰心全都舍之不用，偏偏要人人坐实，物物坐实，事事坐实，等于是指名道姓要给林徽因和那个小群体一个难堪，一个丢脸。不是铁了心要做这个事，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我只能说，女人的心不可测的，不管她怎样的出身名门，怎样的毕业于中美的名校，怎样一生都有着温柔贤惠的美名，女人毕竟还是女人。
　　退一不步，不必说什么品质问题，还是把它看成是两种文化性格的冲突更显得有文化些。
　　都留过学，林的文化性格更偏重西方，冰心呢，可说西方的东西，对她没有造成影响，基本上还是个东方的大家闺秀。就按普通人的性格说，林徽因属于开朗的那一种，什么地方有了她，什么地方就热闹，以她为中心的热闹。冰心则不同，冰心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像人们说的南方人的那种外慧内秀，腼腼腆腆，不爱张扬。梁实秋是个和冰心私交很好的人，两人之间，多少还有些超出友谊的感情，梁实秋写文章常用秋郎这个笔名，就是冰心给起的，当初是戏谑，后来就有别的意味了。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梁实秋在美国，听说冰心和老舍一样，叫整死了，就写了篇怀念冰心的文章，这种文章说的话常是真话。文章里是这样说冰心的：“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令人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后来又说，“她不是个恃才傲物有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不管怎么说，“矜持”总该是定论。一个矜持的女人，和一个开朗的女人，在性格上总是有差异的，合不到一起也是情理中的事。
　　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是冰心的不对。当然，要是像现在一些告作家的案子那样打起官司来，肯定是冰心赢，林徽因输。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人家又没有提你的名字呀。但是，我们在司法之外，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来约束我们的社会行为吧？比如人情，比如道德。
　　事情总会有个起因的，或者是冰心早就看不惯林的作派，或者是在跟林的交往中无意间曾受过林的伤害，比如某种冷落，言谈话语中的讥讽。即使什么也没有，公道地说，林徽因那种讨男人喜欢，不讨女人喜欢的性格，也会让冰心心里不舒服，写成这样一篇肆意嘲讽的小说。李健吾的文章里，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具体到冰心与林徽因两人，李健吾的说辞是，“她们是朋友，又是仇敌”。从某种个意义上说，冰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为当时北平社交界的全体妇女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推想，当时肯定有不少女人为冰心叫好的。
　　虽然我不赞成冰心的做法，但我还想为冰心做点辩护。就是，这一时期，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已不是什么“致小读者”了，那是在美国时期写的。也不是什么“繁星”之类的短诗了，那是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写的。这一时期，冰心的创作，以小说为主，题材几乎全是新旧蜕变途中的家庭问题。有个研究女作家的学者，写过一本多位女作家的研究专著，冰心名下只有两节，第一节就叫《家庭问题与家庭情节》。书里说，冰心最初的一篇小说就叫《两个家庭》，此后还写过多篇关于家庭的小说，如《西风》、《相片》等。（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冰心不是个多么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多来自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眼前就放着一个绝好的性格，绝好的素材，怎肯轻易放过？
　　在我看过的冰心的小说中，数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最为大气也最为娴熟。前后出场那么多人物，调动起来得心应手，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与之相应的语言动作，神情毕肖，活灵活现。行文自然有致，不疾不徐，明喻隐喻，自嘲反讽，俯拾皆是。其整体艺术价值，不在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之下，难度的把握上，还要超过些。无论从艺术性上说，还是从社会批判性上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有这样的作品，冰心才能说是个大作家，重要作家。我非常欣赏冰心这种捋虎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非常欣赏她在这篇小说上表现的叙事技艺与语言风格，唯一不满意的是，既然敢写下这么优秀的作品，为什么不敢坦坦荡荡地承认呢？
　　当然，我们今天讲“太太客厅”，讲林徽因的性格，一点也不回避她性格中缺憾。人都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尖酸，刻薄，都在常人之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中心人物，她说话的时候，滔滔不绝，别人插个嘴都难。你要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没有相当的忍耐力，是应付不了的。
　　对这件事的评价，七十多年来，分歧甚多，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拥林婆的说林婆有理，拥谢婆的说谢婆有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现在网上的争论也不少，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福建的一个研究冰心的学者王炳根，还跟林徽因研究专家陈学勇，为这件事起了一场笔战，说冰心的小说写的不是林，说冰与林从来都是好朋友，还举了个例子，说，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死了，福州城里的房子，就是冰心的爷爷买下的。这不是瞎扯吗？你要是说，林觉民死了，讨债的太多，家里人生活不下去要卖房子了，冰心的爷爷觉得怎能让革命志士的遗属落到这般境地，于是出钱把林家的房子保住了，还能算个理由。现在这么说，不如说林家是地主，解放后把房子分给冰心爷爷这样的贫下农，让人觉得还有些道理。毕竟是公家给分的，不是自个出钱买的嘛。
　　深入研究，弄清这篇小说写作的前因后果，并由此扩展开来，对我们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派系状况，中国高层知识分子间的人际关系，进而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都会大有益处。从看过的资料上，我愿意提供两个契入点，一是冰心1932年给《冰心全集》写的自序。这是冰心创作生涯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到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实际上直到写这篇自序的1932年，都没有写什么正经东西。可说是沉寂的五六年，而到了1933年，一出手就是这样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弄清了何以长期沉寂，也就会找到何以突然爆发的线索。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刘放园这个人。他是冰心的表兄，长期任《晨报副刊》编辑，与冰心情谊深长，对冰心的生活写作都关怀备至，可以说，是他把冰心送上文坛，让冰心的文学才能在各种文体上都大放光华。此人的发达与偃蹇，直接关系着冰心写作上的前行与停止。至少在她还未成为大名家之前，是这样的。将这一人一事厘清了，冰心为什么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一历史谜案也就澄清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都要尊敬。只有两个高手过招，才能显出彼此的品质与才情。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这样的事件都被遮蔽了，比如巴金曾跟朱光潜相互争辩谩骂，现在就很少有人提及。常提及弄到耳熟能详，甚至令人反感地步的，是左派人士对右派人士批评，比如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对梁实秋的批评。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左派之间的批评，就不提了。似乎一部文学史，只有左派在战斗，此外便是各自埋头写作，一派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不会是这样的。你争我斗，你仇我恨，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坛。
　　对这个问题，我不做什么结论，只把这些事实，还有我的分析说出来就行了。
　　写过太太客厅，或者说写过京派文人这种文艺沙龙式聚会的，还有钱锺书，也是短篇小说，叫《猫》。刻薄不及冰心，幽默聪明则过之。小说里，对京派文人有直接的挖苦，说：“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小说中的人物，如果细细寻按，也能跟当时的京派文人对上号。为什么没有引起风波呢？我认为，一是这篇小说写于1945年抗战刚胜利，离那个年代远了，当年聚集在太太客厅里的人，风流云散，各自东西，也就没人深究了。二是，钱锺书跟太太客厅里的主要人物，没有什么交情，写就写了，谁也不会见怪。世事就是这样，有交情的写了，那叫背叛，叫挑衅，就要结怨，就要送一坛子山西醋去。没交情的写了，无可奈何，也就不痛不痒，装个不知道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注点，跟冰心相比，钱锺书写《猫》，只能说是拾人牙慧，无论品相与魄力，都不能与冰心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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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

第三讲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2)
　　　　　　　　　　　　　　　　

　　
刚才说到李健吾是一个少有的天才，联想到林徽因，不妨多说几句。前面我说过，林徽因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林是个天才人物。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几乎都是天才人物。但是在中国，最不被认可的，恰是这样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通常说的一专多能，而是多专多能。而在中国，做学问，做事情，讲究的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鹜，讲究的是皓首穷一经，到死方罢休。只要你专了，不管深浅，都是专家，多了你就是杂家，等于什么家都不是。想来这是因为，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劣，社会资源有限，名誉资源也有限，你占住了，别人就没地方了。像李健吾，是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也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专家，但是，哪个庙里都不想要他。因为这个神太大了，太占地方了，他去了哪个庙里，哪个庙里原来坐主位的神就黯然失色，就得往后退一步，主神退一步，后面的神都得跟着往后退。这样，全庙里的神就都不喜欢他了。因此，戏剧界里就说他是翻译家，翻译界里说他是戏剧家，小说界里，散文界里，就更不用提了。两个地方一推，就哪个地方的都不是了。林徽因的情况，与此相似。清华建筑系里，有个展厅，里面塑了几个大建筑家的雕像，有人提议应当在梁思成旁边塑个林徽因的，我看了，觉得肯定不行。梁思成旁边有个林徽因，梁思成后面的人就都得往后推一个座次，这怎么能行呢？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她是文学家嘛。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塑了那么多等高的作家塑像，有人要是提议塑一个林徽因的，肯定也不行，有了她的，好多人就失去了光彩，理由嘛，也是现成的，她是建筑学家嘛。
我看厦门大学不妨塑上一个，她是福建人，厦门大学是福建最著名的大学嘛。有人会说，她没来过厦大呀，我可以说，没来过可她也没骂过，骂过的又不是福建籍的都塑了，没骂过的又是福建籍的，不是更该塑吗？至少样子好看些吧。要塑林徽因的雕像，一定要塑成真人大小，还得是青铜的，那才真叫个美！
　　　　还是说正经的吧。有一点也是要说的，就是她的文学观念。现在看来，她的文学观念是现代的，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前面说到萧乾第一次见林徽因时，林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只可说是她的文学观念的通俗表达，真正科学的表达，要严谨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在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写的题记里，她说，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远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清丽之上。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丝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历过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最怕的是，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重复一下，敲诈什么，铺张什么，骗取什么，说得多么俏皮，多么尖刻，又多么深刻有力！只有林徽因能说出这样的话。
　　她还指出了一种不好的偏向，跟我们今天的某种风气非常相似，那就是，好些青年作家，觉得自己在物质享用上，优越于一般的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地想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了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全面地看，这种偏向表示着才能的贫弱，缺乏创造的力量。这种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时的文学青年，这种内疚之感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是趋时，是跟风，是想得到文学之外的好处，弄他个什么文学奖，风光风光。
　　上面引用的林的话，多是从指导、纠偏的角度说的，比较而言，还是这期间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里，说得最为透彻。信是1936年5月写的，这时费已回到美国。信里是这样说的：
　　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了解到的，而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这段话，可说是林的经验之谈，也是深悟文学的真谛之谈。尤其要注意她的“读者观”，相比之下，我们宣扬的为人民而写作就有些肤浅了。我们常爱说些欺人也欺己的大话，好像一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人民的，写出来东西就高尚、高贵似的。从不想想，你写出来的东西人民喜欢不喜欢。林徽因不是这样，她写的东西，是给那些比戚友更能了解她的人，是给那些渴望听她诉说的人，是给那些听了她的诉说会喜会悲的人。正因为这样，她写出来的东西，能打动人心，先打动周围那些渴望听她诉说的人的心，再打动世世代代，各个阶层的读者的心。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写作的，而不是借了人民大众的名义拔高自己，掩饰自己的少才缺德，给自己那苍白无力的作品贴上黄亮的金箔。
　　有了这些精辟的见解，且是那样经常地说叨着，甚至是耳提面命着，又在自己的作品里一以贯之地践行着，我们说林徽因是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就不是空的了，不是跟大家聊聊天，提提神儿了。就不能说，她只会高谈阔论，而不会身体力行了。这样的说法，对那时的文学创作，是有指导意义的，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有启示意义的。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委实应当多听听林徽因的教诲，最好也能看看她的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比如小说《九十九度中》，比如怀念徐志摩的散文，就知道她是怎样把她的文学理论贯注在她的各类文体的写作中了。写作，要是一开始就从这儿起步，将来成就大小不敢说，路子不会歪了则是敢保证的。
　　文化沙龙，谈天说地，四处奔波，考古调查，自己写作，也指导年轻人写作，总括以上所述，应当说，住在东总布胡同的这五六年，也就是太太客厅开张的这五六年，或者说太太客厅和湖南饭店同时开张的这五六年，是林徽因一生最光彩的时期，也最充实，出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用梁从诫的话说，“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充分的条件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与才华”。
　　确实的，住到东总布胡同三号，可说是林徽因最得意的时候。但是，就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出事了。
　　1933年9月，冰心写了篇小说，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小说里面，把林徽因写成一个庸俗、势利、风骚，以勾引男人为乐事的阔太太。可说是对林徽因作了无情的嘲讽和丑化。读这样的作品，让人感到的不只是遗憾，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冰心这样的作家之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当年林徽因，包括梁思成看到这篇小说，会是怎样的呢。
　　一个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这样做了，另一个同样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用女人的办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林徽因绝不会客气，她从来就不是个客气的人，她要出这口恶气，只会按照自己的性格和自己能采取的最佳方式来处理此事。李健吾的一篇就叫《林徽因》的文章里，说了当年林徽因采取的反击行动：“恰好林徽因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了一坛子给冰心吃用。”接下来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这事儿肯定是真的，只是时间上不像李健吾说的那样，小说发表了，恰巧林徽因从山西回到北京，带了一坛子山西醋正好派上这个用场。不是的，小说是9月底发表的，就在这个月的上旬，林徽因去过山西，做古建筑考察，具体地点是山西的大同一带。也就是说，她家里就放着不止一坛子的山西好醋，或者是带了几坛子吃的只剩下一坛子，或者是只带了一坛子还没有开始吃，总之是家里就有这么一坛子上好的山西醋。李健吾的说法大致不错，只是增加了些戏剧性。
　　这种做法，很符合林徽因的性格，她才不会顾忌两家人过去的感情。你谢冰心能这样不讲情义，我姓林的还怕什么？
　　现在有人说，这篇小说不是写林徽因的，冰心晚年也说她写的是陆小曼。怎么可能呢？我细细地看了，要说不是写林徽因，鬼都不信。
　　此前冰心跟林徽因是友好的。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跟梁思成是清华同年级同学，要不是梁出了车祸，推迟一年留美，两人肯定是同船赴美，冰心当时还没有跟吴谈恋爱，但跟吴是同船赴美的。林肯定与梁同船赴美。那么，冰心与林就是同船赴美了。事实上，虽说推迟了一年，两对情人在美国是有交往的，现在还保留下来一张冰心与林两个人在美国的合影。回国后，都在北京，这个太太客厅，在冰心未写这篇小说之前，也是来过的。没有来过，场景不会写得这样逼真，小说中的几个男人的身份，不会这样巧合。
　　小说本是虚构作品，按说不必认真。但冰心曾宣扬她写作的宗旨是：“我只想把我所看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也曾说过，她的这篇小说中的“太太”确有所指。那么我们就有了考辨并确认的理由。
　　现在我们来比照分析一下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与现实中的场景和人物，有哪些关联之处。要不人们就会说，不过是一篇小说，姓林的也太刁钻了。
　　《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客厅内外，有精确的描写。林的子女和朋友，对客厅内外，都有明确的较为详细的回忆。再就是，现在出版的许多书上，刊载了大量的梁家客厅与院子的照片，也是重要的比照物。为了比照起来方便，我们先将小说中的描写逐条列出，再将他人的记述放在相关的条目的下面。照片没法放，就作些简单的说明。小说的文本，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冰心选集》里收的文本。个别字词参照别的版作了校正，比如人文版中有“腰支”一词，别的版本上是“腰肢”，就改过来了。人文版中有“黄鹿皮高跟鞋”一词，别的版本上是“黄麂皮高跟鞋”，也就从了后者。
　　一、客厅的门廊。
　　小说中：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
　　梁再冰的回忆：当时妈妈和爹爹住宅区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韩按：也就是说，正对着客厅，前面是廊子。廊子和廊庑，只是用词的不同。《建设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右图，是一张林身着马裤站在前后两进院子之间的照片，身后明显可以看到后院北房正门前面有个突出的廊子，只是正面是多棱体的，不能说是半圆。但那形状太难描写了，说是半圆也大致不错。
　　二、院子里的景象。
　　小说中：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满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
　　梁再冰：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和开着白色小花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两图中，都可以看到院中确有高大的树木，也可以看到不高大的灌木类的植物。冰心小说中高大的马樱花树换成了垂柳。
　　二、客厅里的设施。分窗户、沙发、照片三个门类说。
　　窗户。小说中：（窗户）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
　　韩按：我认真比照过《建筑师林徽因》和《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两书中的多幅客厅内的照片，发现，客厅北边的窗户上的窗帘是挂着的，可以横向拉动，南边的窗帘确实是绷在窗玻璃上的，不可拉动。全是黑白片，呈白色，而中国人家一般都忌讳用白色做窗帘，那么只能是淡黄色了。只是那窗户，绝不是什么法国式的长窗，只是南边的比北边的大些
　　沙发。小说中：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三四只小凳子，六七个软垫子，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
　　梁再冰：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像所有北方四合院一样），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使妈妈喜爱的窗前的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吴其昌：梁思成先生邀我到他家里去坐坐……静静的一盏橙黄色的华灯影下，隔窗望见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旋了一转，吐出一缕白烟。（吴其昌《志摩在家乡》）
　　韩按：前面提到两书中，有多幅图片能看到客厅里的长沙发，有张照片上坐了四个人照相。这张沙发的摆法，不是在靠南墙，也不是靠北墙，而是靠西墙的南半段。即在客厅的西南角上。有一张单人沙发或是双人沙发贴着南墙拐了过去。或许靠北墙，还有一张双人沙发。有时沙发背后挂的字画图片不同，当是在不同的沙发前照的。有张照片能看到沙发扶手上，确实蒙着一块织件，是不是双丝葛就不知道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前面的图谱中，有一张林梁夫妇与费正清夫妇、金岳霖五人的合影，两夫妇与金分坐在西和南的两个沙发上，两沙发相接处，能看到一个落地灯的灯柱，看不见灯罩，参阅吴其昌文，正可以印证冰心小说中“黄绸带穗的大灯”的说法。正因为长沙发的那种摆法，旁边又有这样一个落地灯，吴其昌才能在掌灯时分，从门外隔窗看见徐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冬天的太阳，也才能照在沙发上。
　　女主人的书桌。小说中：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梁再冰：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她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这里写成。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上部，有张林徽因端坐在书桌前的照片。长方形的“三屉两头沉”小书桌，沉的部分未触地，尚馀尺许的距离有桌腿支撑，桌面与北墙西头窗户下的墙体垂直，或者说是成丁字形。这样，林坐在桌前，既可以随意地与坐在右侧长沙发上的客人谈话，也不会冷落了坐在桌子对面椅子上的客人。桌面左侧，确实放着一个白色的笔筒，看不出是不是磁的，想来该是的。里面也确实插着几只毛笔。只是东边没有放着几卷白纸。
　　墙上的照片。这是小说中刻意写到的，最多。有一处就这么长：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像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韩按：写一个风流自赏的女人，这些都是应有的笑墨。当年与林徽因、冰心都有交往的萧乾问过冰心，这个“太太”是谁，冰心说过这么一句话：“《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全挂的是她的照片。”这话是冰心九十二岁时对两个来访者说的。因为是记录稿，这话稍微有点含混，理顺逻辑，应当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不是林，而是陆，证据是陆的客厅里，全挂的是她自己的照片。这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小曼风流自赏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人们一想，可不是嘛，准是写的这个女人。不管别人怎么信，我不会信，陆小曼是个情趣高雅的女人，不会这么俗气，不会这么不知羞耻地显摆。我在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对徐家也即是陆家的情形做过细致的“考察”。徐家在上海四明村的高级别墅住着，不是单独一幢的那种，是现在人们说的联体的那种，一排三四家。徐家是双开间的一个小楼，前面是两层，后面是三层。一层是陆母与下人住，二层是徐陆夫妇的卧室，也是客厅，三层是徐志摩的书房。1931年徐志摩还没死的时候，王映霞和郁达夫曾造访过陆家，晚年王映霞在回忆文章中说：“二楼是他们的寝室，相当宽敞，是一个统厢房”，我不知道上海的统厢房是怎样的格局，想来是一大间。“家具全是红木的，陈设也精致，有古玩，有花卉，有罗汉松，还有文房四宝。壁上是梁启超的立轴、刘海粟的油画，也悬挂着小曼自己画的山水，浓淡渗透，相互掩映”。够高雅的吧？是不是有大幅的女人画呢？有，在三层徐志摩的书房里挂着，但也不是陆小曼的，是俞珊的，是俞珊的大幅剧照，演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的剧照。俞珊是当时中国最红的话剧演员，有中国话剧第一演员之称。是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干女儿，有人还说徐与俞有私情，那是另一回事了，与本案无关。也就是说，陆小曼家里是挂着大幅的女人照片，但不是在陆小曼的客厅，也不是陆小曼本人的。可能是有人去过陆家，见过这张照片，以讹传讹，就说成是陆小曼的了。冰心为了洗刷自己讽刺林徽因的恶名，就把这个讹传当作遁词了。
　　再看梁家客厅的真实情况。在《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中部的一张照片上，能看出西墙南段（墙的中间是梁思成工作室的门），也就是长沙发背后，挂着四幅字画，其中三幅是一组，一幅中堂和两边的对联。第85页有一张林面向南窗的单人照片，可以看清对联的落款中有“梁启趣”三字，又有“辛酉”二字，当是梁启超1921年所书。中堂是山水画。中堂北边是一个画框，只能看清中间一个纵向的白影，绝不会是林的全身照。隔过梁思成工作室的门，就是林徽因的书桌了，背后的墙上有个横向的较长的画框，里面是装裱的毛笔写的小字。想来该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先生的手迹了。北墙因为没有正面的照片，在这张林徽因端坐书桌后的照片上，能看到有一幅字迹较为规矩的书法长轴，想来也该是名家的墨迹。总之，客厅里实用的东西比如沙发等物，是西式的，而装饰性的东西，则是中式的，如字画等，整个客厅给人的感觉应当是既人西式客厅的闲适情调，又有中国旧式客厅的高雅气氛。在这样的客厅里，是不会挂女主人那么妖艳的照片的。
　　再看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丑态。丑态的描写太多，为了节省篇幅，每人只挑一两句，未必是最有代表性的。
　　主人公，名字叫美：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韩按：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可以推知这位太太的年龄是二十八岁。林徽因生于1904年，小说写于1933年，林二十九岁。
　　其他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丫鬟菊花，英文名 Daisy：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Mrs．Is in bed,can l take any message?”(书中注：“太太还没起，我能不能给你带个话？”)
　　太太的女儿彬彬，出生在意大利，太太与先生旅游的途中：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她虽然极爱彬彬，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
　　韩按：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1933年五岁。
　　陶先生，科学家：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我们的太太在“二八芳龄”的时候，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陶先生脑中，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他便躲坐在屋角，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在众人未到之先，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
　　韩按：常来梁家的周培源是物理学家。是否与林家是世交不详。
　　袁小姐，画家兼诗人：
　　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年轻时虽以之自傲，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无脂粉气，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
　　韩按：不祥。
　　文学教授：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的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文学教授站着笑说：“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他虽然年轻，谈锋却健，很会说笑话，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看见他的告假条子。”袁小姐忽然笑说：“你们说的是小施呀？他哪里有病！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来回的走着。”
　　韩按：胡适1891年出生，到1933年是四十二岁。其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有用人之权。这一时期的胡适恰恰是留着两撇短短的胡子。
　　哲学教授：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韩按：金岳霖身高一米八零，看照片正是一个“深目高额”的人，有眼疾。
　　政治学者：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
　　韩按：钱端升，1900年出生，二十五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59385#comment 134218241 Wed, 24 Jun 2009 16:03:05 GMT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59385 <![CDATA[碧水蓝天林徽因第三讲]]> http://622008549.qzone.qq.com/blog/1245847824

小编按：我想一次将本讲全部呈现到博友们面前，空间提醒我说一次最多只能放二万字，因此这一讲要分二次在这里发表。朋友们，这是韩石山先生最近出版的新书《民国文人风骨》中的一篇文章，如果您喜欢他的文章，您希望社会上多一些似这般学识渊博又勇于担当的国民，那就请您和您的朋友购买他的书，这样您就会培养出许许多多像韩石山先生一样的作家和学者。哪天您有机会见到他们就可以很神气的对他们说，是您的慧眼选择了他们，是您的热情激励了他们，是您的支持成就了他们。请您支持他，他们，这样一群用毕生心血一丝不苟的用笔书写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厚意的文化人。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

　　　　　　　　　　　　　　　第三讲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1)

这个题目大了些，这一讲，主要想谈谈“太太客厅”这个话题，叫成“太太客厅”什么，显得不太庄重，还是用这个有点气派的题目吧。
我是学历史的，一说什么总爱说历史环境。说太太客厅这个话题前，也要说说当时的历史环境。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说到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史，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的留学史。中国的留学史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清末的留日高潮，一个是民国以后的留学欧美的高潮，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每次留学高潮过后，中国社会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留日高潮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统治的完结，建立了中华民国；留学欧美的高潮，促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最终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的国民政府，使中国初步走上一个相对和发平发展的时期。留学日本高潮就不说了，留学欧美的高潮，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成立。这时还是清末，民国政府还没有成立。最初的两批留学生，因为学校虽然成立了，还没有毕业生，是从社会上招考的，胡适就是第二批的清华留美学生。等到有了正式的毕业生之后，每年一毕业，就去美国留学，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上学。每一期都有好几十人。同时自费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多了起来。不管是公派的，还是自费的，学成之后基本上都回到国内做事。等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批人大都成了气候，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有的在大学教书，有的在研究机构做事，有的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并不是固定在一个领域，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出将入相”，比如王世杰这个人，原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南京政府成立后，就当了法制局的局长，过了两三年又当了武汉大学的校长，过了三四年，又当了教育部的部长。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学问好，品质好，能力强，待遇高，做事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也是偏西方化的。

　　

林思成家的“太太客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文化沙龙。“太太客厅”是一种谑称，开玩笑的说法，多少有讽刺的意思，后来为这个说法，还出了事儿。我们这样说，只是觉得好玩，没有别的意思。所谓的太太客厅，就是梁思成林徽因住家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三号。这时北京已叫成北平了，为了说起来方便，我们还是说北京。
形成一个文化沙龙，尤其是太太客厅这样高品质的文化沙龙，是要有它的条件的，不是说，谁想组织一个沙龙就能组织得起来，得有人去才行。梁家几乎具备了组织一个文化沙龙的一切条件。还得说清楚，这可不是个什么社会组织，要向民政部门申请备案，要履行加入手续，只是一种松散的，自然的聚合。
梁家是什么时候入住东总布胡同三号的呢？
林徽因是1930年冬天回到北京养病的，这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教书，要到第二年春天（4月）才辞职回到北京，接受了营建学社的聘任。也就是说，这时一家三口（梁林加上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还没有出生），都到了北京。有人说，这年秋天他们就住进了东总布三号，不会这么早，这一段时间，他们住在梁思成大姐梁思顺的家里。直到第二年即1931年“九一八”之后，约摸10月下旬，才租下这个院子住了进来。考虑到讲究些的人家，租下房子总要粉刷、糊顶棚什么的，入住的时间，还可以再靠后些，那就到了11月初。我的证据是，1931年11月10日，也就是徐志摩临死前离开北京，最后一次去看望林徽因的时候，正好他的表弟吴其昌也去看望林徽因，林指着她的窗户说：“吴先生，你们怎么啦？抵制日货？给你一篇文章，吓得我窗帘都不敢买了；你瞧，我们的窗，还裸体站着！”11月北京已经很凉了，还没有安窗帘，可见是刚搬进来不久。（吴其昌《志摩在家乡》）
只有有了这座院子，才可能有这个太太客厅。
这个院子坐北朝南。多大呢？前后两进，大大小小有四十来间房子。两个庭院，主人两口住里院（北院）一排北房。女儿有保姆带着住厢房。林徽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跟着林，也住在这儿，该在另一边的厢房。也就是说，主人层面的四人，全住在里院。除了带女儿的保姆外，仆人、厨师、车夫，一干人全在外院。
梁家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气派，相当豪华的，这种气派与豪华，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眼下还没有发现1931年刚住进来的资料，但是有1932年梁从诫生下来之后资料。据梁从诫说，他生下来之后，家里雇着六个佣人。两个保姆，一个照顾父母，一个照顾他姐妹俩和外婆，父亲的书房有个专门的听差，还有一个洋车夫专管送姐姐上学，另有两个厨师专管做饭。应当说，在他出生前，已是这样的格局了，不会是他生下来之后才雇了保姆，他姐姐生下的时候没有保姆。我加上一句，这两个厨师，很有可能一个是中餐厨师，一个是西餐厨师。另外，梁思成每天上班，开着一部1928型的雪佛兰小汽车。极有可能是他们回国那年在欧洲游览时买的，可说是当时的最新款式了。
怎么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家庭的开支呢？不必发愁。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薪金，每月是400大洋，到了营造学社，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而当时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劳务费也是很便宜的，有这么多钱，过这样的生活，可说是绰绰有余。
有了这些硬件，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形成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我的看法是，不会在1931年，当在1932年秋天，也就是差不多梁家住进东总布三号一年之后，标志性的事件是金岳霖住进梁家后边一个院子。清华大学有教授休假制度，教书五年，有一年的休假。1931年到1932年是金岳霖的休假年，休假年要跟教学年同步，第二年秋季开学前就得回来。过完休假年回到北京，金就把家搬到林家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了。此前金有个美国女友，与他同居，大概就是这次去美国，把这个同居女友处理掉了——送回去了。好多人说金为林终生未娶，不是事实，没正式结婚是真的，有过夫妻生活也是真的。只能说，金在爱上林之后，没有再动过结婚的念头，完整的说法应当是，没动过跟别的女人结婚的念头。
为什么说金岳霖住在梁家后院，就有了形成沙龙的条件呢？金是独身，又是清华教授，留过美也留过欧，有留学欧美背景的朋友多。更重要的是，有了金这样的金招牌，来梁家就方便多了，说是来看看老金，在老金那边坐坐，就过太太客厅来了。更何况，金就常在梁家，说是来找老金，实际上就是来梁家，找林徽因谈谈。这样就聚起了人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人脉。
常来的有哪些人呢？

　　
梁再冰年龄大些，记得都是些什么人。她说，抗战前常来她家，抗战后同她家关系仍然密切的伯伯阿姨们中，她们比较熟悉的有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和沈从文等伯伯以及他们的夫人，包括张姨（张奚若夫人）杨景仁、钱姨（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周姨（周培源夫人）王蒂徵（左为氵）、陶姨（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和陈姨陈意（陈植的组组，当时是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等。不便于说是，还有个叶公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英文教授，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还有更年轻一些的，比如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等人。没有留学背景的，大概就是沈从文了。萧乾当时还没有出国，也要算一个。
这些人大多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比如张奚若、钱端升是政治学家，周培源是物理学家，陶孟和是社会学家，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的所长。邓以蛰是个艺术史家，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两弹功臣的邓稼先的父亲。金岳霖是哲学家，李济是考古学家。沈从文就不必说了。
还有一个人，未必是常客，却是贵客，肯定不时会来一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先生。我查了一下，几乎所有的回忆文章里，都没有提到这位贵客。这也不难理解，这些文章，几乎都是解放后大陆的作家学者写的，说林梁二人与胡适有交往，等于是拉低了两位的思想境界，做人的品格。
近年来有所松动，随着胡适形象的好转，有的书上就提到胡适了。比如同样的收集回忆林徽因的文章编的集子，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窗子内外忆徽因》，刘小沁编选，就没有人提到胡适。2004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记忆中的林徽因》，杨永生编选，前面者杨永生先生写的《林徽因小传》里，就说“常常聚会的有胡适、张奚若、沈从文、徐志摩、金岳霖等学界巨匠”。不光提到胡适，还要胡适排在前头。
胡适与梁启超是朋友，梁思成该是他的晚辈，但是，对于林徽因来说，就不是晚辈了。按说也是的，胡适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朋友。胡适出名早，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都以朋友待胡适，没人说胡适是他的晚辈的，这也就是那个年代文化界最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来历。为什么同是晚辈，梁思成只能以晚辈自居，胡适也以晚辈视之，而林徽因却不然了呢？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差别。大概女人在姑娘时，也是按通常人伦辈份行事的，见了比自己大上七八岁，十来岁的，叫声叔叔，比自己父亲略大的，就叫伯伯了。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张奚若给梁从诫说过，他跟徐志摩第一次去看望林长民的时候，林徽因差点给他和徐志摩叫叔叔呢。这差一点，是因为张奚若和徐志摩后来跟这父女俩都处得很熟，成了朋友，林跟徐还有了恋情，要没有这些，肯定是要叫叔叔的。小姑娘都是这样，中姑娘因人而异，大姑娘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结了婚以后，更不一样了。这时候，女的不算，她的同辈份的男朋友，会以几何速度砰砰的往上蹿。可以说，小到十几岁的小青年，大到五六十的半老头子，凡是还有“力比多”的，都是她的朋友，至少也是以朋友之礼待之。
这是普遍情形，林徽因也不会例外，在对待胡适上，看得最为分明。
现在知道，林给胡的信，共有六封。分别写于两个时段，一个是1926年初在美国，一个是1931冬到1932年春，也就是徐志摩死了以后。抬头都是叫“适之先生”，但信中的语气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时，完全是个受教学生的态度，在北京就是朋友了，比如1932年元旦这天写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话：“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也就是说，把胡适完全当作朋友中的一个了。
林徽因初回国后一段时间，跟胡适没有什么交往。不是说这两年林在东北大学，而是胡适就不在北方。1927年夏天去美国考察回来，中国的世事变了，国民党上台了，胡适吃不开了，回到上海，没去北京，留在上海跟徐志摩他们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杂志，后来还当了中国公学的校长。直到1930年11月，时局稳定下来，才到北京当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林徽因也是这个时候，从沈阳回到北京养病的。再后来徐志摩也来了。这些人凑在一起了，能不时常见面吗？等东总布胡同三号的沙龙一开张，那么好人缘的适之先生，能不去凑凑热闹吗？
所以，说东总布胡同三号太太客厅里的客人，怎么也不能落下胡适之。只能说不是常客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时期，胡适家里也是门庭若市，自己的摊子还在经营着，就不一定常去凑别人的热闹了。去是肯定要去去的。
当然，这些人不是一下子全来的，你不来，他或许就来了，三三两两的，甚至四四五五的，总能碰到一起。也不是天天来，多是星期六下午来，这点更像外国的沙龙，比如英国就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因此，也叫“星期六聚会”。又因为来的人，常在金岳霖家吃饭，金是湖南人，爱吃湖南菜，也叫“湖南饭店”。事实上，金也是个西化很深的人，就他一个人，还雇了个西点厨师，据说小点心做得非常好，常常端过来给林徽因吃。
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
文学艺术是经常性的话题，而时局，更是经常性的重要话题。正是九一八之后，抗战爆发之前，时局当然会成为经常性的重要话题。在一起就是聊天，侃大山，偶尔也有人念念诗，想来不会很多。主角当然是林徽因。用李健吾的话说就是，“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话题”。这话说的太妙了，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与话题，还不就是应时应景，随兴而谈吗？
形成这样的聚会，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还有一个可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林徽因的美丽，高雅，健谈，有学问有见识，和由这些综合起来形成的个人的魅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边看着这样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美人儿，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着艺术或是时局，该是多么的惬意！哪个男人能不喜欢这样的聚会。不要说男人喜欢，就是女人也会喜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来的时候，还要带上自己的太太了。这些太太里，大多也是有文化的人，比如陶孟和的夫人，就跟徐志摩合作翻译过长篇小说。当然，来这儿动力最大的，还是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林徽因知道人们来她这儿，在相当程度上，是来领略她的美丽的吗？应当说是知道的。可是她在养病期间，有这么多人来关心她，陪她解闷儿，也是很愉快的。平时时节，请都请不来，现在一个个自个就来了，能不高兴吗？再加上，失去徐志摩，让她的精神一下子也恢复不过来，处于这样一种众人爱戴的地位，多少也可以平复精神上的创伤吧。
在这种情况下，林徽因是怎样一个表现呢？1932年后，随同费正清来到北京的费慰梅，来北京不久就加入了这个沙龙，经常来梁家，她亲身领略了林徽因谈笑风生、喜怒无常的情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没有插嘴的份儿，而且是那样的尖锐甚至尖刻。用费慰梅的话说是：“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
李健吾说，“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有一次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吃饭，不像是在林家，可能是在外面，平日这种场合，叶公超、梁宗岱这两个人，都是谈话的中心，别人很难插上嘴，这天全都不说话了。杨振声问：“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叶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对面的林徽因，林正口若悬河地说着。另一位客人说：“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叶公超说：“不对，还有宗岱。”也就是说，只有林徽因不在的时候，才有叶公超和梁宗岱说话的份儿，林一在场，两个人都没戏了。好在，男人们几乎全都把她当作偶像一样崇敬，没有人会在乎另外的男人高兴不高兴。听林徽因谈话，不光是听她的见解，同时还是欣赏她的美丽，她的气质，还有她的谈吐。用费慰梅的话说，就是“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当然，也不能说，这几年（直到抗战爆发），林徽因天天没事，就是等着朋友们来聊天。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林徽因身体不好要休养，没有从事有名分的工作，可以整天在家里待着，她的那些朋友们也不可能天天来。他们的聚会在圈子里叫“星期六聚会”，本身也就说明这是个休闲聚会，工作之余的消遣。
事实上这几年的时间，林徽因是很忙的，当然，有个由闲到忙，逐渐过渡的过程。可以说，初搬到东总布三号的时候，最为清闲，因为她在养病，后来病好了，就忙起来了。她是双重文化教育下长大的，生活习惯全是西方那一套，忙起来是真正的忙，休息起来是真正的休息，再忙也会不会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忙得屁滚尿流。
这一时期，主要的工作有三样。

一是多次与梁思成一起去山西、陕西、河南、浙江一带作古建筑考察，写考察报告，比如《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发表时署的是林徽因、梁思成两个人的名字，林在前，显然是林执笔。从文字风格上也能看出。比如《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是林单独署名发表的，肯定是她写的。
二是实际参与建筑设计。和梁思成一起设计了北京大学女生宿舍的楼房。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
三是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可以说，她的主要文学作品，全是这一时期写的。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她成了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这可不是空的，说说话就行了，她是做了许多实际事情的。大的有两宗，一是平日提携青年作家，二是参与了《大公报》组织的评奖活动，评出戏剧、散文、小说三个获奖作家，分别是曹禺、何其芳、芦焚，可以说，这三个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最初就是这次评奖确立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规的评奖活动。又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并写了序言。这事儿意义虽然大，说起来比较枯燥，就不说了，还是谈谈怎样提携青年作家吧。
林徽因这个人，做事总有她独特的方式。怎么提携呢？召见！召你到太太客厅聊天。那气势，也真像皇上召见臣子一样，不过被召见的人，没有恐惧，只有惊喜。召见过后，就可以加入太太客厅的谈话了，也可以说是进入北京文学艺术的中心了，甚至可以说是进入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了。那个时候，有哪个青年作家，能蒙林徽因召见，一履东总布三号这块宝地，一睹梁太太林小姐的容颜，真可说是喜出望外，说是金榜题名一点也不框外。
有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名，都写过承蒙林小姐召见的事儿。前面都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了。
一位是萧乾，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大记者，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随美国部队进了巴黎。也是小说家，翻译家，解放后当过中央文史馆的馆长。1933年秋天，还在燕大上学，经沈从文之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个小说，叫《蚕》，是他的处女作。过了几天，沈从文给他来信，燕大在城外，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占的地方，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的那篇《蚕》，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萧乾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早就把他平日穿的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一吃过午饭就骑上自行车进了城。当时沈从文住在城内的达子营胡同，见了沈，沈马上就领他去了东总布三号太太客厅见了林。见面后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然后就是吃茶，聊天。晚年，写到这件事，萧乾说：“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萧乾的这个比方是很恰当的，当然也说不上多么新奇，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里头，就有一句，“我愿意变作一只小羊，让她的鞭子轻轻地抽打在我的身上”。萧乾要是更有文采，更大胆点，应当说，就像文艺女神的纤细温柔的手指尖儿，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感觉才叫个幸福，那心劲才叫个大！
第二个是李健吾，这个人是我的老乡，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作家，写什么成什么，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贡献。1933年秋天留学法国回来，第二年秋天，在新创刊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他正在写作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这篇文章，带给李健吾的直接好处有两个，一个是已接受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郑振铎，正在物色一个法国文学教授，看了这篇文章，当即拍板，就是这小子了。当时李健吾只有二十八岁，出国前不过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助教，回国连工作也找不下，靠译书维持生活，可说是个待业青年。一下子当了国立大学的教授，真可说是喜从天降。比这个更喜的是，就是因了这篇文章，承蒙林小姐召见。晚年他是这样说的，“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林家见面。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的后院。我每次去，总是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前面说过的，去看望林徽因的人，好多都是以看望金岳霖为幌子。进入太太客厅，就等于进入了京派文学的中心，他不常去才怪哩。
第三个要说卞之琳，这可是中国的大诗人，写小诗的大诗人，凡是喜欢新诗的，没有人不会记得他那首叫《断章》的短诗，“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是徐志摩的学生，想来是徐志摩带他去见林徽因的。晚年的回忆文章里，他说，“她和我的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只比我大六岁，因为师辈的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亲切，知己，这两个词，大概是这些进入太太客厅的年轻人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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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按：阅读很像背着行囊出门看风景。几年前我最初阅读韩石山先生文章的感觉是很庆幸自己在经历了许多平淡风景后突然见到了一片亮丽的景致，欢乐平和的文字，毫无保留的人生感悟，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人生阅历……今天来到这里阅读先生文章的无论是新朋还是老友都是似我一般有缘品读先生美文的幸运儿。如果您真的喜欢先生的作品，感觉它的确不错，那就请您购买一本先生新上市的《民国文人风骨》，这不是先生的乞求，是我，一个喜欢阅读的读者的建议，购一本精致的正版图书就是对作家辛勤写作的最大鼓励与支持。此书原价28元/本，当当网书价为18元/本。
《第二讲　高尚的感情世界》今天就全部与大家见面了，接着推出的是《第三讲　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
　　　　第二讲高尚的感情世界(3)

　　转眼到了1924年的春天。
　　这年春天泰戈尔来华访问，两个人都参加了接待，接触多了，旧情复萌。这时，林与梁思成正式许婚已
一年多些，夏天就要一起出国留学了。
　　为什么说是旧情复萌呢，证据是，1924年5月20日这天，在北京火车站，是西车站，不是现在的北京西站，徐志摩要陪泰戈尔到山西太原参观，车下是送行的人，有梁启超，也有林徽因。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徐志摩还在车箱里写信，车开动了，信还没写完，不写了，抓起还没写完的信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英文秘书恩厚之知道徐林之间的恋情，知道这一来要出事，冲过去夺过信，将徐志摩推回车箱。事情过后，徐也没有再要这封信，恩厚之就收藏起来。再后来，恩厚之回了英国。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这封信，七十年代时，有个学者去英国，见到恩厚之的家人，拿了回来。信上有这样的话：“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有了这封信，至少可以说，林徽因在决定与梁思成一起出国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6月初出国），还与徐志摩有过一次幽会。时间是大前天晚上，即1924年5月17日。而这天晚上，两人可以说的话，只会是“佳人从此别矣，郎君多多保重！”
　　从跟徐志摩通信，还要父亲代笔，到深夜里两人坐在马车上缓缓而行，便是这一时期林徐二人情感的轨迹，也可说是牵手之后又无奈地分手。不管怎么说，这总要算是一种男女之间的恋情吧？
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往前发展，这就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1930年冬天林徽因得了肺病，从东北大学回到北京，直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坐飞机失事这一段时间。
　　这一阶段，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发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用实质性这个词呢？就是说，他们不仅是相爱相恋，而且有可能结为夫妻。证据之一是，梁从诫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几年对他来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这话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当时我就写了文章，批评梁从诫的这种说法，说，作为一个晚辈，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庭声誉，竟说另一个长辈叫烧死了是好事。这话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说的。要知道，在他母亲和徐志摩的关系上，梁从诫一直认为她母亲只是喜欢徐志摩，而绝不会跟徐结合，就连在英国时相恋相爱，也不会有，说他母亲后来跟他说过，“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到了1931年，就更不会了，“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梳着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既然说林徽因不会爱上徐志摩，而徐志摩又不是土匪会绑票，为什么说若徐志摩不叫烧死，将来就会“搅不清楚”，“将会很难办”呢？这话背后的意思，还不是说，徐志摩不死，就有可能跟林徽因结合吗？
在自己的母亲跟徐志摩的关系问题上，梁从诫就不如他姐姐梁再冰聪明，梁再冰1929年生，梁从诫1932年生，前些年，姐弟两人都写过关于母亲的长文，姐姐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母亲跟别的男人的事，而弟弟的文章中，处处都在为母亲辩护，什么事都要辩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总不能说弟弟跟母亲感情深，姐姐跟母亲感情不深吧？不会的，两人跟母亲的感情都很深。那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是因为梁从诫是个男的，而梁再冰是个女的，比弟弟更理解女人，更理解自己的作为一个女人的母亲。比如，梁从诫说他母亲在伦敦时，年龄小，又是旧伦理熏陶出来的，不会嫁给一个大自己八九岁而且有了家室的男人，这还说得过去，但是接下来说，到了1931年，更不会这样，就没有道理的了。年龄小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未必年龄大了不会做。哪个女人当姑娘的时候，都会想着自己将来的丈夫跟自己一样，是个第一次结婚的人，可是这世上，大姑娘嫁给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结婚的男人的，还少吗？哪个女人不姑娘的时候，都想着自己大了只嫁一回，可这世上再嫁三嫁的女人何止千千万万？
　　既然这么相信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还要担心徐志摩不死，事情就难办了呢。可见还是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的。这是第一个证据。也就是说，连她的儿子，都担心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徐志摩很快就死了，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危险。按梁从诫的道理推论，徐志摩死了，他们家就安宁了，就不会有什么难办的事了。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徐志摩死了之后，林徽因的一次感情危机，这次感情危机，差一点让这对夫妇离了婚。
　　这次感情危机的主角，当然不会是徐志摩了，他已经死了，这次感情危机的主角是金岳霖，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人原是徐志摩的好朋友，是徐志摩把他引进梁家，成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朋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精神非常苦闷，这时候，金岳霖跟林家前后院住着，不时过来聊天，安慰，就在这样的交往中，两人产生了感情，而且到了论婚嫁的程度。1932年6月中旬，梁思成去河北宝坻县（现在属天津市）考察古建筑回到北京，大概到了晚上，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听了这话，梁思成当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半天说不出话来，血液凝固了，呼吸都困难了。他自然知道妻子说的另一个男人是谁。但他仍很理智，感谢妻子没有把他当成傻瓜，对他是坦白的，信任的。他想了一夜，把自己、金岳霖和妻子放在天平上，反复比较，最后的结论是，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是缺少金岳霖的哲学家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第二天，他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妻子，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完，他哭了，林徽因也哭了。可是，当林徽因把这个消息告诉金岳霖的时候，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现在不说金岳霖，只说林徽因，只说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关系，有这么一件事，也就足可以证明，林徽因是可以为了真正的爱情，与他的现任丈夫梁思成脱离关系的。林与徐志摩的感情，比与金岳霖的时间更久，程度更深。为了金，能和梁离婚，怎么不会为了徐而和梁离婚呢？只能说徐的命不好，快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死了。
　　那么林和徐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现在能看到的事实是，林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天气暖和以后，就去北京西山疗养，徐志摩和朋友们，常去看望，有时朋友们回去了，他还要住几天，最长的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住了两个星期。有人说林徽因在西山住的是双清别墅，不是的，是住在双清别墅外面，一个斜坡上的几间平房里，她住一间，她母亲住一间，孩子住一间，还有一间是厨房。徐志摩去了，住在离这儿不远的甘露旅馆。徐志摩来看林徽因，一般是下午三四点到四五点，有时也出去到附近散散步。这些说明了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说是一个男老朋友来看看一个女老朋友。但是，看看徐志摩死了之后，林徽因做了什么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徐志摩死后，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马上赶到济南，处理徐的后事。在失事地点，梁思成知道妻子与这位老朋友的感情，就捡回一个飞机上的残骸，一块烧焦了的木头片，那时的飞机跟现在的飞机不同，是有木头东西的。梁思成拿回来后，林徽因将这个烧焦了的木头片，衬上黄绸子，挂在床头。另一说法是，放在一个盒子里，摆在客厅。这也不算什么，对老朋友的纪念嘛。能看出两人当年感情深厚，已达到实质性程度的是此前此后两人的写作发表的诗作，这样说有语病，应当是，看看徐志摩还活着的时候，两人写了些什么诗，徐志摩死了后，林徽因又写了些什么诗。
　　有个叫蓝棣之的学者，仔细研究过林徽因的诗作，得出的结论是，1931年和1936年是林徽因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年头，两个高潮，或者说是两个中心。1931到1932年，是第一个高潮，共写了五首诗，“看起来属于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跟徐志摩的故事。第二个高潮，也是有故事的，是跟金岳霖的故事，这儿就不说了。
第一个高潮期间的五首诗，写于1931的四首，题名是：《那一晚》、《情愿》、《仍然》、《山中一个夏夜》，写于1932年的是《别丢掉》。看看这些题名吧，那一晚，情愿，仍然，山中一个夏夜，别丢掉，光这些诗名连在一起，就是一首短诗。那深厚的感情，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这些诗，挑两首，一首写在徐志摩生前，一首写在徐志摩死后。写在生前的，挑《那一晚》，是这样的：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浪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密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据蓝棣之教授分析，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写的是林徽因对十年前情景的回忆，也就是林与徐都在英国的时候，林要回国了，两人有天晚上在一起深谈，后半部分的意思是，“如今我在感情上已经成熟，已有勇气闯入十年前的不敢去闯的边境”。我觉得，前半部分的时间，不会那么遥远，这个情景，和诗人的心境，更契合1924年5月17日晚上，他们两人在北京的那番深谈。“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是说她就要随梁思成出洋留学了。“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说的是从此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实际上这首诗，写了三层意思，一是过去我们怎样，二是现在我怎样，三是我将要怎样。怎样呢？就是说不定，“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三十年代，人们用“那”和“哪”是不分的，这里的“那”，应当是带口旁的那个“哪”，不确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勇敢地大胆地爱你的，我们是有可能成为夫妻的。当然，也可以是这个不带口字旁的，那就成了，等着吧，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首诗发表在《诗刊》第二期，这样的诗当然不能用真名发表，用的是“尺棰”这个笔名。尺棰，就是一根短木棍，这是有出典的，古语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暗含的意思是，我对你的感情，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同一期刊物上，发表了徐志摩的《两个月亮》，作为对林的表示的回应，诗中说：
“我望见了两个月亮，一般的样，不同的相”，一个是人们惯常看到的月亮，“她那样的玲珑，那样的美，水底的鱼儿也得醉！但她有一点子不好，老爱向瘦小里耗”。“有时满天只见星点，没了那迷人的笑脸”。另一个呢，就是他心里的月亮了，“还有那个你看不见，虽则不提有多么艳！”“可贵是她无边的法力，常把我灵波向高里提”。最后说，“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她就婷婷的升了天。”
　　这样一唱一和，可说是相当大胆的。有人会说，两人的诗怎么会发在同一刊物同一期呢，说清了一点也不奇怪，这份刊物就是徐志摩主编的。极有可能是他向林约了稿，看了林的诗，忍不住就也写了一首。
　　1932后夏天写的《别丢掉》，是在徐志摩去世以后写的，可说是写出了林徽因对徐的最真挚，也最明确的感情。全诗是这样的：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就这么短短的几句，但是，低低地读一遍，就能感到诗中那种沉痛的感情，那真诚的表白。有个小错误要纠正，在《林徽因文集·文学卷》里，那句“只有人不见”，成了“只使人不见”，这个文集是梁从诫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梁先生改的，若是梁先生改的，就不对了。因为改成了“只使人不见”，成了使动用法，意思就不一样了。请注意“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是怎样的一句悲怆的叹息。而最后几句，“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等于是说，我问我要的那句话，我现在就回答你吧，你听听山谷里回荡的声音吧，那就是我的回答！要知道，林徽音原来的名字叫“徽音”，这里的“回音”可说是“徽音”的谐音。再冬烘一点，把前面“松林”的那个林字加上，就是，仿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那句话就成了：这就是我林徽因对你的回答！
好了，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感情关系，就说到这儿。
　　与金岳霖的感情，更有它动人的地方，不专门说了，在下面的演讲中，还会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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