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陈福民]]>

<![CDATA[陈福民]]> http://622008586.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09:08:31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19 Aug 2009 09:58:11 GMT <![CDATA[批评的倦怠与知识的困局]]>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50675891 批评的倦怠与知识的困局

文/陈福民

在当下的时代，对于文学批评的轻慢与指责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参与者，同时也作为一个读者，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刻骨的致命的倦怠。在很多时候，倦怠意味着一种勉为其难之后的信口开河与无的放矢，当然，可能还包括着由于华丽修辞与空洞无物而产生的对自身的不信任。这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这一行当的自我消解。
我知道，“倦怠”这个描述性词汇会使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它的感性味道过于浓厚，它可能会显得不够严厉也不那么“学术”。但是仔细体会下来，除了“倦怠”，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当下文学批评那种独特的灰溜溜的气质了。比照此前种种对于批评的不满和激愤指斥（诸如“失语”、“焦虑”乃至“堕落”等等），倦怠这个词因其温和的性质尽管并不那么旗帜鲜明，但我始终觉得它颇为恰当确切，至少这是我近年来参与其中感同身受的。作为一种工作体制，相关的批评刊物在办着，栏目开着，各个话题在不断地重复着，批评家们在惯性支配下似水流年勤奋地写着，然而这些都无法掩饰一个基本事实：一种迟暮消沉之气和陈词滥调正在侵蚀着文学批评。
形成这种印象和感受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未便一概而论。但是就文学批评工作的性质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追究与其相关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层面，借由对这个层面的描述与辨析，我们希望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能够得到廓清和有效的说明。
需要考虑的是文学批评与时代需求、哲学精神、思想道德资源之间互相阐发激励的这一层面。而对这一层面的把握与阐释，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它所牵涉到的内容和领域要远远大于文学表达。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似乎是个无需强调也无甚新意的老生常谈。然而，这个“老生常谈”一点都不老，事实上它相当年轻——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确立，与“西学东渐”以及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焦虑基本上同步展开，前后不过一个世纪。我们现在所理解并且实践着的文学批评，完全是拘囿于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框架而进行的。尽管其间不断有“审美批评”与“感性批评”的呼吁，不断有重感觉、直觉的着眼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现代性转换的各种努力，但总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模式中，完全没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评点派”、“鉴赏派”等等理念方法的地位。举例而言，各类“诗话”、“词话”与但丁《神曲》或歌德的《浮士德》无关，张竹坡、金圣叹也大概对付不了《战争与和平》或者《追忆似水年华》。
只有在“知识的转型”意义上看待批评理念与方法的这种时代性“断裂”，才能清晰准确地理解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作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是批评界的一个共识，与一般的学术性研究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蔚为大观。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代，批评方始成为一种被高度重视、影响巨大的写作方式而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文学批评甚至对文学创作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优势。以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批评为例来看，别林斯基对整个俄国文学的评判与引领，堪称世界文学批评史的奇迹。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生动真切的回忆便可明了。而别林斯基曾经是不折不扣的黑格尔哲学之“绝对精神”的俄国文学版。不仅如此，与他同处一个时代的大牌批评家们，无一不是从那个时代最紧要的民族任务、哲学精神和思想道德出发来评价要求文学的。这种评价要求，首先着眼于文学之外激烈沸腾的社会事务，他们凌厉而敏锐的目光在文本内部搜寻人物与时代的关联，发掘他们的道德根性及价值，以图让文学有益于它们所服务的时代。在这一切的背后，建构着恢宏完整的现代知识格局，赫然醒目矗立着“现代性”的历史目标。
以文学批评行思想阐发之职事，在文学领域大面积展开哲学精神阐扬和社会思想评价，这既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文学批评特别是俄国“别车杜”式的批评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时代性馈赠，也是历史转型与知识转型的必然结果。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个对俄罗斯文学极有造诣与心得的人，对别林斯基、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文学浪漫主义均有极富启示性的深入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是以《俄国思想家》一书名世，他在讨论书中主要内容和人物时的着眼点及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思想史问题的理论思辨。而这种思想史问题强力楔入文学批评的方法，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导致了把文学写作视为思想材料的弊病，它都显示了一个时代建构并使用知识的特征——文学批评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承担着某种思想史功能。尽管其后也有“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等批评话语力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部阐说文学问题，然而，其实际效果远远无法拆解文学批评从时代知识架构和哲学思想中获取核心资源的牢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实质，最终要回归并诉诸一种知识活动。
把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也好，视为一种“知识霸权”对文学的凌驾僭越也罢，都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念与方法不再能有效处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质是一个知识转型所导致的困局；与此相同，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批评的倦怠、乏力甚至无效，除了这一领域从业者自身的个别因素外，它更本质地表现为又一轮新的知识困境。
对当下文学批评指责、痛斥最为严厉的时期，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失语”，“堕落”是关于文学批评最常见的判词。考虑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时代背景，当可明白，其时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已经在各个领域引发了相当程度的震动与变化。文化、文学界最醒目的转型变化就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思想淡出，学术彰显”。此处显然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当年发生的内在逻辑，但仅就“思想淡出”的字面含义来理解，亦能鲜明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知识转型的大时代的降临。海德格尔在1964年发表《形而上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提示着西方世界的知识构型的全新可能，而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则上演了一出“思想的终结”的悲喜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文学批评家们曾经扮演了感性思想家的伟大角色，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与那个时代的知识架构之间几乎是完美的天作之合。这一切在90年代戛然而止——如前所述，从思想到学术的转轨是与社会历史转型相表里的知识运动——失去了思想凭恃与佑护的文学批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立身的知识根基，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找不到自己与时代如何有效关联之后，批评像一个徘徊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的“零余者”，满怀心腹事而又进退维谷。除了少数道德神经强硬且对自己的真理性坚信不疑的从业者（一般来说，这类话语主体既是很可尊敬的，又是亟需自我反思的）之外，很少有人对自己的批评文字具备足够的信心。
在今天的知识条件下来看，当年对于文学批评那些极端严厉的指责，是相当空洞和缺乏意义的，类似“失语”、“堕落”等追究文学批评这一行当及其从业者道德动机的标语口号式的愤怒，是多么肤浅又多么令人慨叹。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90年代文学批评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其本质乃是与社会历史转型密切相关的知识困局。而文学批评为了摆脱自身尴尬所做的种种努力，非但收效甚微，还时常用力过猛甚至用错了方向。当年的贾平凹试图用一部《废都》传达并缓解他所感受到的转型压力，就这个意义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敏感而孤独的先行者。但他颓废的文人气不仅欺骗了时代，也欺骗了他自己。从而，他的失败不仅证明着时代的迟钝，也证明着知识分子作家的脆弱。而当时的文学批评，除了对小说中那些故弄玄虚的方框框大打出手之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直奔贾平凹和《废都》的“道德沦丧”。直到今天，当代文学还在承受着这个滥用道德权力而杀伐的批评后果。关于我们面对的知识转型期，我在过去的文章里曾经说过：一个时代还没来得及结束，另一个时代就气势汹汹破门而入了。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心考验的艰难时刻，各种纠结在一起的因素提示着了解时代的巨大难度，给作家的文学能力设置了至关重要的门槛。这个门槛，作为一种知识困局不仅属于文学，还同样属于文学批评。
今天，文学批评的知识困局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淡出”抽空了批评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束手无策地面对着破门而入的一个庞然大物：大众消费文化背景下各类写作。随着文化转型与市场细分，“80后”写作以及网络文学的各种类型化写作，经过十年的磨砺终于破茧而出且影响巨大。然而，由于原有知识格局的解体，文学批评与大众消费写作之间几乎难觅可以共享的知识基础。这一点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噤若寒蝉和无所作为。面对新世纪以来风生水起的大众消费写作，文学批评严重缺位未必是它们的主观愿望所致，但在客观上说，传统的文学批评在知识格局上无力介入和判断新的文化现实，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众文化逻辑在根本上对文学批评的拒绝或者强制性改写自不必说，这是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必有的冲突与妥协；即便是同一形态的传统文学生产内部，文学批评在思想表达和艺术评价方面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今天的文学格局里面，文学批评的位置显得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商业写作出版宣传策划无孔不入的压力，文学批评时常要在灰色的边缘地带扮演着有难言之隐的“专家”角色，没心没肺的善颂善祷词令，不仅让批评变成了商业文化生产链条中的一部分，也因此使得它在公众那里成了一种很不体面的行业，逐渐失掉了自己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文学生产内部在关于经典、人物、语言以及“文学性”理解上的分化、消解和莫衷一是，又进一步加剧了批评话语在上述方面持论的难度。批评游移在多重挤压之下无精打采勉力支撑，表面看是它的职业能力甚或职业道德出了问题，然而究其根本，这所有的一切，乃是需要在社会历史转型背后的知识困难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确认的。
诚然，一个时代的知识困局绝非靠几个人、短时期的努力即可克服，那是一个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的大事业。但对此能否具备一种自觉的反思性认知，则其体现在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上的实际效果，将完全不同。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50675891#comment 136315392 Wed, 19 Aug 2009 09:58:11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50675891 <![CDATA[蹓实马、捂实马乃至草泥马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能的]]>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42401650

蹓实马、捂实马乃至草泥马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能的

这两天，有关杭州胡斌闹市飙车、在斑马线上撞死无辜行人的“危害公共安全”或曰“交通肇事”的新闻已经迅速成了“旧闻”。事件发生不久，杭州警方以罕见的、异乎寻常的高效率匆忙发布了肇事车速“70码”的消息，由此立刻催生出网络热词“欺实马”之绝大讽刺。然而更大的讽刺是，鉴定机构联合调查的结果让杭州警方不得不吞下自己产出的效率性恶果：不尴不尬地更正了车速码数为84.1——101.2并道歉。尽管这个道歉含糊其辞不痛不痒且指向不明——警方如何能单方听信肇事者说法而得出欺实马的结论、并且道歉给谁听也不清不楚——毕竟不能公然再欺实马下去，相比前面的效率，也算是一种进步了。同时，有感于肇事者及其同伴的无良冷漠及其相关部门的信口草率，一时间舆情激愤，引发了不乏炒作意味的富家子与穷学生的戏剧性冲突。更多的疑惑，诸如肇事者是否在案发当晚脱困归家，并做了QQ空间“闯大祸了，一片空白”的更新，等等，这些都需要有警方予以确认或者否定。我见过比这大得太多的疑惑最后也都不了了之，所以，对搞清这类疑惑，我并不期待很高。一般说来，我能忍耐。
然而，我的忍耐力还是很不体面地被击破了。
今天完全是偶然地浏览网络，竟读到一篇文章，赫然醒目叫做《“欺实马”中非理性情绪如何而来》（此宏文在某门户网站新闻中心首页挂出时被更名为《杭州飙车案中的非理性情绪如何而来》），其中诸多观点颇为彪悍。譬如，“对这起公共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视角，发乎内心的看法，不好以一个特定的标准去评判谁是谁非”——似乎这完全是一个可以任人解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厘头事件，而“最后相关与无关的人，相关与无关的事都充斥进来，事件本身的性质将越来越模糊，社会舆论只能陷入逞口舌之快的尴尬境地”——这似乎是说，事件的解释权只是某个“相关部门”的事，而没有被撞死的人对此关心都是“无关闲散人员”在瞎添乱瞎起哄瞎扯淡。他由此还能大发悲悯之心：“头脑发热的怨气裹挟进事件……现在的社会反应让相关部门难以招架”——似乎带给这个社会最大伤害的不是那些违纪违法贪赃枉法的各类事件，倒是“相关部门难以招架”让他心忧如焚……
这篇署名肖擎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是我读到的有关杭州飙车案的最强大、最骇人听闻的文字。该评论员对于那致人死命、危害公共安全的闹市飙车速度没有丝毫的谴责，对于网络民意推进事件调查进展的积极作用非但视而不见，反倒怨言多多。事实上，在所谓“无关人员”即网络公众民意未及参与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并没有遭遇到什么“难以招架”的事情，所以仅凭肇事者的“口供”就能顺利快捷地得出了欺实马的结论。相反，当公众普遍质疑这欺实马的来历并引起更大的“相关部门”重视之后，欺实马才在权威鉴定机构科学计算下升级为一百马。此种变化足证，所谓“非理性”只是让某些“相关部门难以招架”，而对于最广大的公众利益以及监管执行这利益的政府而言，那是十分欢迎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观点惊世骇俗之外，该“本报评论员”的行文也非常随心所欲因此非常的不严肃。譬如他说“这几天有专家说，肇事者当时的速度肯定不止70码，到底多少码，已经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云云。对此种论调我实在很奇怪了：到底多少码真的不重要吗？正如一位新浪网友在跟帖所指出的：“多少码为什么不重要？太重要了！如果真的是欺实马，那么杭州交警就正确了；如果真的欺实马，那么危害公共安全就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欺实马，所有网民的质疑就真的是‘非理性 ’了”。鉴于宏文彪悍，我实在无从判断作者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不重要”之论，也没有能力弄清。但我相信一点，至少我自己是坚信不移的，那就是：如果没有所谓的“非理性”，那个欺实马非但不会自动升级到一百马，而且相反，完全可能变成蹓实马、捂实马乃至更小的什么马，最后变成草泥马。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42401650#comment 134218240 Fri, 15 May 2009 15:34:10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42401650 <![CDATA[往事并不如烟一日长于百年]]>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747675

往事并不如烟一日长于百年

——大型电视剧《中国往事》之先睹为快

文/陈福民

刘恒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最近被改变成电视剧，它有了一个颇为“宏大叙事”同时也更具悼挽意味的名字：《中国往事》。我不知道这是导演张黎或者编剧赵立新的意思还是出自刘恒自己的手笔，但必须承认，这个名字使故事的叙事指向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不遗余力的人性掘进转而表达了大历史变迁的叙述与理解。尽管电视剧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刘恒小说那种独有的阴沉奇诡的色调和人性深度，但这个叙事转向的意义，还是让我们体会到了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基本位置感——离开历史理解，一切均无可能。
强调这一点是很必要的。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艺术走到今天，终于真正遭遇了“历史变迁”这个庞然大物，因此它成了文学艺术在当下一个致命的门槛或者说是一个高度的参照坐标。目前太多的创作，不管是文字还是影视，都在这个门槛前摔得鼻青脸肿。而迈过这个门槛，方始有海阔天空的机会。像《中国往事》这样的题材，自然是首当其冲要做好这个功课，即便是不那么具有“历史”品格而专注描写当下的作品，也没有豁免权。由于缺乏恰当的历史理解，那些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的当下讲述，很容易显得浅陋苍白就事论事。
《中国往事》显然是感受着上述历史冲动而有所追求的经典大片，它延续了由《四世同堂》开创的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当代中国电视剧传统，这中间我们或许还要提到《大宅门》。但很显然，《四世同堂》与《大宅门》的着眼点比较多放在“家族史”上，而《中国往事》的家族史涵义只是一个背景性的故事套子，它的国族史叙述意图远远大于前两者。特别是在“大历史变迁”的框架上，《中国往事》融进了关于中国现代史黎明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元素：蓝巾会暴力——由帮会而来的革命党雏形、曹光汉办厂——欧风东进的改革笑料、马神甫行善——近代以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曹光婷发飙——婚姻恐惧背后对家族罪恶的极度厌恶，当然还有现代版味道十足因而让人不那么舒服的路卡斯郑玉楠的恋情……等等。举凡上述元素，像一座勾连着古代与现代之间天堑的浮桥，中国人站在桥的两端左右犯难举步维艰，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跨过桥踏进前方迷茫的荆棘。往事并不如烟，一日长于百年，中国人的蒙昧、屈辱、觉悟、奋斗的现代史就此拉开了帷幕。《中国往事》在这个意义上必将坐镇电视剧历史叙述的经典位置。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讲故事并且把故事讲好，应该是电视剧的义务。“往事”作为叙事指向，需要有“故事”承担。与当下五花八门、热闹喧嚣的“故事”相比，《中国往事》在讲故事上精彩纷呈毫不逊色。老爷曹如器、耳朵、太太曹金氏构成了推进电视剧叙事铁三角动力源，围绕着他们之间不可理喻又难以拆解的特殊的“中国关系”，中国社会伦理虚伪残忍、阴鸷发霉的一面以及博大精深、重厚久远的一面，都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而这个曾经卓有成效的传统，在承接着西风东渐的大趋势时，则越发表现出它的无能乃至垂死的性质。有如象征着曹如器生命血脉的那锅老汤，乌烟瘴气残渣翻滚，纵然是煮了千年万年，也拯救不了曹府以及这个乡土社会行将末路的命运。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中，无论是诗书礼义还是天道人情，都面临着动摇解体和分崩离析。曹如器一方面对偷情违规的家奴痛加申斥悲愤欲绝，另一方面又视长子曹光满三妻四妾为理所当然，同时，他还不得不忍受着太太与耳朵带给他的锥心刺痛，而他自己的手上，沾着耳朵生父的淋漓鲜血令他寝食难安，一如曹府穷凶极恶地用路卡斯的鲜血洗刷耻辱却增添了新的罪恶。他一向坚持着的“祭祖晒书”仪式早已经丧失了往日的尊严感，只剩下一具没了灵魂信念的空壳，随着太太、姨太太们的勾心斗角和种种残害、虐杀，随着管家炳叔的出走，大家庭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一个土崩瓦解穷途末路的旧社会早已丧钟长鸣。
“火柴公社”的创办是扼住命运喉咙的一次尝试，也是曹府仅有的一丝光亮。维新人士曹光汉带着洋人技师路卡斯飘然归来，不但号召平等自由劳工神圣，还要身体力行“实业救国”。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比，这个携带着新文化因子的英俊少年其实一直都是个没长大的婴儿。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何以曹如器会有那种不屑的判断：“让他玩吧，等他玩腻了就完了”。他的夸张举止以及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气质正如婴儿学步那样跌跌撞撞破绽百出。与所有的“幼稚病患者”一样，狂热、超酷之后总是因失败而消沉萎靡，以至于他完全打不起活下去的精神来。电视剧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显得有些生硬，他的极度超酷、莫名狂躁以及对郑玉楠的冷落摒弃，多少给人勉强之感。
《中国往事》的美仑美奂不仅依赖于编剧在小说基础上的精雕细刻，也有赖于张国立、祥子等演员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及其出神入化的表演。事实上，对于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来说，故事与人物是互为表里无法分割的因素，没有故事，人物难免凌虚高蹈镜花水月，没有人物，故事肯定鸡零狗碎瓦子勾栏。在以往的观念中，很少有人把电视剧当作认真的艺术，正因如此，也就很少有像《中国往事》这样认真地把自己当作艺术来对待的电视剧。从导演到编剧到演职人员再到服装道具，《中国往事》都堪称是最为敬业认真并且光彩夺目的佳作。它像一缕哀歌，唱彻时代更迭。当曲终人散之际，又意犹未尽。不由得人要道出：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747675#comment 136315392 Thu, 23 Oct 2008 07:41:15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747675 <![CDATA[沉入现实或写作的“改朝换代”]]>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410732

沉入现实或写作的“改朝换代”

文/陈福民

经历了上次的“韩白之争”，人们对最近爆发的“韩寒PK作协主席”事件就有了免疫力，不会再为“文学”的被轻贱而唏嘘扼腕了。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写作正在进行“改朝换代”并且接近业已完成的时刻。去书店走走，无一例外地可以看见满架子上摊子上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畅销书，其作者要么惊世骇俗，要么闻所未闻，其作品则讲述着当下五花八门却万变不离其宗的俗世情感需求与职场心得。这一切，弥漫着经验的直接与透彻，以及精神的亢奋与萎靡。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当下写作的所有肤浅似乎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而厚重、经典、大师——那些远离当下现实的文学，其落寞基本上无人同情。

所以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文学畅销书是现在这样一种面貌。从早期的《基金经理》、《高位出局》、《操盘手》到现在的《杜拉拉升职记》等等，所讲述的东西都有着相同的现实生活逻辑。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生存压力正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无情进发。太多在一线打拼的白领、准白领或者前白领们，都希望在这些读物中寻找到对自己有切实帮助的东西，诸如谈判技巧、投资手法、营销秘籍、个人成功、致富窍门，以至情感纠葛、泡吧聊天等等应有尽有，但需注意，没有人愿意从这里面寻找“文学”。或者说，对于今天的主力读者来说，上述一切就构成了他们的“文学”。

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现实到非现实，其实并不遥远。今天的文字写作特别钟情于这两个极端：要么你彻底沉到血泪艰辛、打工炒股、购房或恋爱未遂的直接经验中，从而不遗余力去铺陈这个时代的糟糕败坏，要么就神骛八级升天入地，挖空心思地去经营一切不着边际的题材。从去年盛行的“穿越文”或“盗墓文”，展示了当代写手们令人佩服并喷饭的想象力。从粗糙无望的现实出发，抵达难以企及之境，显然这不仅是写手们对个人才华的某种自恋式偏爱，它还表现为文学对于现实和自身的一种本能的抚慰。有如所有职场生涯必然包括各类凄美绝望的三角、四角乃至多角恋爱一样，仅仅写出工作竞争的残酷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或缠绵悱恻或撕心裂肺的事物共同行进。因此，在刻骨地写尽现实打拼之外，想象力这个东西就必然出来挽救那些沉沦的灵魂。

这就说到了西藏。不知从何时起，去西藏写西藏成为一种时尚。今年有两部西藏题材的小说《藏獒》、《水乳大地》入围竞争茅盾文学奖，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但它们远不如《藏地密码》闹得红火。《藏地密码》的成功有很多意外的因素，它不会像《藏獒》那样着力写几条獒犬，也不会像《水乳大地》那样在相对严格的意义上描不同宗教之间的龃龉与沟通，但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畅销的元素，从香巴拉到玛雅文化、从密修到纳粹，凡吸引眼球又难堪细论的种种传说奇观都尽收笔底。受到初战告捷的激励，《藏地密码》连续出了多卷，这有点像王晓方的《驻京办事处》的模式。让我担心的是，王晓方已经用“驻京办”把自己逼上了死路，何马连同他的《藏地密码》会是什么结局呢？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410732#comment 134218240 Sun, 19 Oct 2008 10:05:32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4410732 <![CDATA[日记家书全是爱？]]>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1589337

日记家书全是爱？

文/陈福民

西方有句谚语：“谁有什么病，谁就老说什么病”。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从文字到影像，从艺术品到广告辞，满世界连篇累牍都充斥着有关“爱”的预支允诺和宣誓悼挽，无论人的一生与这个伟大永恒的主题发生怎样的遭际，看破的也好，痴迷的也罢，这个情总是不能不表的。至于能得到多少，没人敢下保证。

于是有个日本人，处心积虑殚精竭虑地要把这个主题深挖到底，在男女情爱、性爱和婚姻家庭破灭的线索上一条道跑到黑。一般说来，渡边淳一算不上是个顶级作家，除了人性在极端爱欲、死亡中不断破产这个面向之外，他几乎没有别的文学维度。至少他不是川端康成、夏目漱石或者大江健三郎，甚至也不是松本清张或村上春树。但说来奇怪，他一直是日本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界不折不扣的宠儿，日本那边出一本，中国这里立刻就翻译一本，到现在，他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作品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集了。作为翻译文学的大观，渡边淳一的这份“殊荣”，也只有上世纪的米兰·昆德拉能与其抗衡媲美。这次他的《紫阳花日记》，尽管已经不再禀有《失乐园》的那种凄迷绝望极端唯美的气质，然而，男女主人公川岛省吾和志麻子仍然在渡边的安排下给读者们演绎着偷情、欺骗的人性破产喜剧。以日记泄密的方式推动情节，渡边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来对付这种老套伤神的故事，他的观察思考的惯性，也不过是从那个摇摇欲坠的婚姻家庭神话的墙角下再抽出一块砖头而已。可是从他自己乃至很多接受者、阐释者来看，都喜欢一厢情愿地把这种拆除行为视作某种变相的补救措施。也许，以“亲情”为婚姻家庭保留最后一点信心，表明渡边已经“黔驴技穷”，也许，人性到此为止？

《傅雷家书》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这本认真诠释了“我们怎样做父亲”的通信集，显示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格外纯粹、完美甚至有些陌生的高贵情感！20年前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热血青年，对书中的点点滴滴曾经抱有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我庆幸自己的童年由于没有那样的严父而得以逍遥自在，同时又庸俗地抱怨没有像傅聪那样得到精深的艺术教诲。今天重读这部沉寂了20年的书信集，一些当年认为不重要、甚至完全被忽略的信息变得熠熠生辉。有如高尔基所说：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做的，但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在这个蔑视传统崇尚个性迷信自我教育的时代里，父与子、知识与教养乃至超越知识的伦理之美，是无可替代薪尽火传无可替代的人类精神遗产。

《全世爱》或者全是爱吗？由青年人讲出来的故事，对这时代甚至这世界有不同于以往天真和衰朽的理解认知。他们或许也会看看渡边淳一，或许读读《傅雷家书》，但他们不会在某个固定的地点停下来。即便这世界不全都是爱，对于他们来说，有了这个支点就足以鼓舞他们走下去。这是我们必须向青年学习的根本理由。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1589337#comment 2097665 Tue, 16 Sep 2008 18:22:17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21589337 <![CDATA[面对地震，除了捐款我们还应做什么？]]>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809254
　　

　　面对地震，除了捐款我们还应做什么？

32年之后，我们遭遇了比唐山大地震更为严峻和惨痛的灾难。唐山大地震伤亡24万人，主要原因在于震中是大中型城市，人口密度大，震发时间又恰好是人们熟睡的后半夜。而这次三川一堰（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大地震的伤亡人数或许不会超过唐山，但救灾难度及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唐山。
我们哀伤，我们祈祷，我们关注，我们焦虑，我们捐款，我们献血，我们为子弟兵所感动也心疼子弟兵，我们痛骂无知的辽宁狂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展示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尺度和空前的民族凝聚力。
然后呢？我们还应该怎么办？
我想说，保持热情和理性的态度，做好每一个人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我一个学生（我执教大学时教过的，现在一所中学教书）告诉我，她所在的中学已经是二次捐款了。不仅如此，由于目前这种难以平静的道德高潮席卷了一切，学生们激昂澎湃热血沸腾，认为老师捐款不够，给老师们贴了大字报。
这个例子也许并不典型，但它对说明我探讨的问题有帮助。我觉得我们的学生非常可爱，他们单纯明朗充满爱心，他们面对灾难没有退缩，他们渴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个民族。但是，我很担心这股道德激情退潮之后怎么办？一个民族的长足发展与建设能够靠这种道德激情来维持吗？学生们都是未成年人，他们的道德激情与付出受到社会舆论、学校、教师一整套高调爱国理论的诱导，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需要有家长的经济条件做保障的。恕我说得尖刻，任凭这股道德高潮席卷一切，这是对学生的道德资源的一种“过度开采”，是一种后果严重的榨取。因为这个灾难终将过去，所有的人们最终还要生活在平淡无奇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学生们终将会走向社会，他们注定会遭遇到与现在的道德体验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生教训，谁能保证他们纯洁的道德感情在那个时候不受到伤害？
面对 “捐款”，一方面在理论上说“爱心没有排行榜”，另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谩骂涌向那些被认为捐的不够的人。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被无情地撕扯成两半，这个民族将如何承受这种沉重的尴尬？
道德资源透支的惨痛后果，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忆犹新！
假如一个社会的灾难，过多地依靠总理的眼泪和学生的道德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一回事）来应付，那就很难有我们期待的好的结果。同理，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更需要学会在平凡平庸中坚韧不拔、理性从容。我们有必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学生：“烈火见真金”的古训固然美好，其实这还不是最困难的。让每一块金子经受住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侵染与腐蚀，在每一个平凡时刻里都葆有金子一般的道德品行，在任何阴云密布、凄风苦雨中都能看见人性的光芒，这才是最困难也最具有魅力的功课修炼。而所有这些，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谦虚友爱的心，需要我们在表达对受难同胞的挚爱时，更要让所有跟我们一样有缺点有毛病的普通人能够享受到宽容体贴之大爱。
鲁迅曾经失望的发现：“今天镇压学生的官僚，当年就是骂官僚的学生”。这个可悲的历史循环曾经让鲁迅备受伤害。21世纪的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不再承受这种折磨，不再重蹈覆辙。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809254#comment 2097664 Mon, 26 May 2008 13:40:54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809254 <![CDATA[我祈祷：但愿我这一生只经历这样两次地震]]>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039502
　　同样是7.8级的特大强烈地震，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历史在32年

　　
之后，把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连

　　
接在一起了。

　　
江山失色，民泣国殇！

　　我祈祷，我们的灾民能有吃有穿；

　　我祈祷，我们因此感受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

　　我祈祷，我们能更加珍爱人性的美好与尊严；

　　我祈祷，我们的人民因此变得更加坚强；

　　我祈祷，我们的中国在危机时刻众志成城；

　　我祈祷，灾难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敛去凶暴的面孔；

　　我祈祷，今后我们能慢慢体会、理解和善待自然……

　　我祈祷，在我这一生，中国只经历这样两次地震！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039502#comment 512 Sat, 17 May 2008 15:51:42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11039502 <![CDATA[铁笔诛心文字扛鼎]]>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9450859
【按】：惊悉台湾知名作家柏杨今天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
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1949年后前往台湾，曾任《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及艺专教授。1969年开始坐“文字狱”到1976年，出狱后又遭“留置”，共遭囚禁9年。
现贴2006年旧文《铁笔诛心文字抗鼎》以悼之。此文曾刊发于《北京日报》。

　　

　　

铁笔诛心文字扛鼎

——读柏杨“传统大反思”杂文系列

文/陈福民

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而著名于大陆，那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忆及当年阅读之后的感受，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那时我们都被广泛教导说台湾始终尊孔读经，兼而又有海外“新儒学”在学理信仰层面的立论鼓噪，照理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何期竟能有针对传统如此振聋发聩、恨铁不成钢的泼辣文字和拳拳情怀呢？事实上，柏杨先生后来进入大陆的《中国人史纲》和《白话资治通鉴》尽管篇幅浩大，用功甚深，但从冲击力和“短打”效果而言，似乎都不及《丑陋的中国人》来得简洁明快、入骨三分。
应该说，《丑陋的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际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个极有意味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把我们直接带回了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问题语境：如何在寻求现代性拓进的过程中认知传统并恰切地处理同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被迫回忆起已经有些淡忘的无法回避的困难：“新时期”这个命名所蕴含的现代性承诺的身后，自始至终都纠缠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梦魇和包袱。当然，所有的“后发”国家或民族都可能会遭遇这类普遍性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积层深厚的国家来说，它的特殊性却生发出政治权力结构、文化价值系统、国民心理习惯等等世俗后果，这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大而化之的。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或曰启示性在于，任何设想弃绝传统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意图，或者相反，宣称“21世纪将是东方乃至中国的世纪”之类的鼓噪，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近来很有一些针对“五四”的“反思”，大意是说，中国后来之所以搞不好，完全是因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罪名可谓不小！这倒让我联想起《友邦惊诧论》中的一句话：“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象一个国”。套用这话，“好像没有‘五四’，那断裂就不会发生，中国就可以搞好了”。操持这类信念的人士似乎不记得一个起码的事实：现代性自身就是“断裂”，这断裂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球的贸易要求和资本积累与扩张，结果于它对传统农业文明和生产方式的结构性摧毁。并不是某位文人提倡一下就可以勃发，反对一下就可以禁止的事情。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人痛定思痛筚路蓝缕，检讨两种文明冲突中传统文化的不适应症，不过是针对这个“断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中比较激烈的一种。而且，即令这“断裂”未曾发生之时，憎恨传统并口诛笔伐者亦代不乏人。只是语境不同，言论的意义指向不同罢了。
“酱缸”是柏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最著名的招牌定义。植根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这个定义趋近于鲁迅关于“人肉宴席”的说法。尽管由于当年台湾政治环境等限制性原因，柏杨在自己的杂文中基本上没有提及鲁迅，但毫无疑问的是，自“五四”以来坚持不懈承继鲁迅精神并在杂文领域把鲁迅所开创的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大业推向纵深地带，柏杨先生实属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鲁迅的早逝，使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批判止步于“回头看”，因此也没有机会深入感受现代社会境遇中滋生的更为花样翻新的国民性痼疾。在这一点上，柏杨先生比之鲁迅更为艰难也更为幸运。艰难在于，作为一个写作者置身其中的语境，自“五四”迄今近九十年间，在中国社会曲折反复地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要面对文化传统资源的评价、梳理与整合的问题，问题的起点和复杂程度都高于鲁迅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恰恰也是柏杨先生的批判性杂文写作的用武之地——新的场域提供了颇具现代意义的丰富材料。
“酱缸”的描述思路是要酣畅淋漓地痛斥“混沌而封建的社会”，难免极而言之。并且，由它的广告招牌效应所导致的简单化也是无须讳言的。柏杨先生其后多年的批判性杂文写作并没有沿袭这条简单化的思路，而是在现代性业已推进、社会转型愈演愈烈的关口，竭力观察并捕捉那些隐藏在“现代”表象底下实质上完全与现代民主、理性、自由社会背道而驰的因素及表现形式。种种不堪之处经由柏杨先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立刻现出“麒麟皮下的马脚”。而“一个国家现代化，必须一个国家国民的思考方法现代化，至少跟物质现代化同时并进，才能产生新的文明。”（《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P56）在社会的边缘处致力于文化“清道夫”责任的担当，以现代文明为参照，凡事务求理性平实而从不高头讲章云山雾罩，这才是使柏杨先生获得持久不衰的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与上述有关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只说为柏杨先生所深恶痛绝的“混沌”之病。前些天全国人民都知道抗SARS英雄钟南山院士遭遇打劫丢了电脑，举省为之震惊，警方破案力度空前。不知道那些平民百姓遭遇打劫后能否享受到如此的破案力度，这也不去说了。问题是钟院士就此发表了些颇为“混沌”或至少“疑似混沌”的言辞：“偷盗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该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据此他建议恢复千夫所指的“流浪人员收容制度”。这里的是非且由专业法律人士去评价，我们只看看柏杨先生对此类事情的态度：“柏杨先生府上曾一连串被窃被盗，报到台北市第四分局，他们一听说柏老受了损失，真是上天有眼，不禁大喜，自然捉不住小偷，追不回失物，我自然也怨声载道。但我宁可永不破案，也不愿意他们随便抓一个可疑的朋友，把他打得屎尿满地。即令把我丢的东西全部打出来，我也认为那比不破案更为可耻。”（《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P20）两相比照判若云泥，方知“混沌”之病的危害性远较SARS猛烈，而现代民主、自由、理性社会的建设委实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之扛鼎文字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高尚的品格与动人魅力！

（《柏杨杂文精选集》主编陈晓明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年2月第一版）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9450859#comment 2097664 Tue, 29 Apr 2008 06:34:19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9450859 <![CDATA[沉静与力量]]>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7982195 　　

　　沉静与力量

文/陈福民

文学的品质到底是什么、以及这种品质在今是否还重要，类似这样的问题多问几次并没有坏处。通过这种沉静的反躬自省，我们或许可以对当下文学的各种表现保持一种相对公正和接近事实的判断。这个判断，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引导文学阅读走向内心的必由之路。而我们，今天多半已经被沉重的现实压力和太多的文化欺骗弄得眼花缭乱，甚至心浮气躁脆弱不堪，对任何来自内心的真实需求都敷衍了事，仓促打发掉。
由于上述原因，《我叫刘跃进》成了一部徘徊在两极的作品。刘震云天然地具备沉静与喧闹两种气质，当这两种气质被协调处理得各安其位时，他的小说就拥有一种嬉笑怒骂气定神闲的风度与妙味。刘震云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更是（至少曾经是）一个思想家味道十足的发现者与冒险者。在当代中国文坛，像刘震云这种气质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是，当他的两种气质不能友好相处，而是彼此反对彼此掣肘的时候，他的小说就经常掉进自己设置的“废话”陷阱。在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度把这个“废话陷阱”当作独树一帜的风水宝地而敝帚自珍。我永远也不愿意再去回忆阅读《一腔废话》时的失望感、无聊感和呕吐感。当时我只知道刘震云从《故乡相处流传》走向《故乡面和花朵》已经开始迷惑开始耍滑头，走着走着他就有些走火入魔的嫌疑，但是我没料到他竟然能一头栽进陷阱，弄出《一腔废话》这样气味恶劣品质粗糙无法吞咽的东西来。
很幸运的是，这一次刘震云没有跌进自己的陷阱，《我叫刘跃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刘震云小说的风度与妙味。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它的语言、它的人物、它的举重若轻和动静相宜，让我们回忆起了《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这些刘震云小说写作史上的光荣时刻。《我叫刘跃进》的开篇，是我近几年来长篇小说阅读经验中最为精彩最值得回味的。它是那么简洁而饱满，那么圆润而不露痕迹。小说主人公刘跃进的出场，让我联想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布局引路、带出书中各色人等，刘震云则借“青面兽杨志”之手，拎出了刘跃进以及他的全部家当。我想说，这才是刘震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巨大才能。小说开始前几章的人物，出场说话或多或少，总能本色当行，蕴藉妥帖。如果刘震云能保持住这份沉静的力量，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他自己，那都将是更幸运的事。
可惜，他没有能保持住。小说的后半部开始有些喧闹，刘跃进这个人物的本色的执拗、狡黠和内心的孤独感，被处理成了一个俗世套子里逢凶化吉、智勇双全、百打不死的喜剧笑话。这当然符合了刘震云的悲剧观——所有的悲剧背后都是喜剧。可是喜剧虽然喜剧了，刘跃进就此减损了人物形象饱满的质量，小说的文学力量打了严重的折扣。
《山楂树之恋》也是一部着眼于“沉静”的作品，小说记录和讲述了文革后期一段刻骨铭心伤怀泣血的爱情故事。它的主旨就是希望表明：“永远的爱情是可能的”。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部准“知青小说”，时隔30年之后它能够以如此简单如此孱弱的方式激活历史记忆。按照艾米以及静秋的说法，这部小说如果在卢新华的《伤痕》之前问世，那么文学史关于“伤痕文学”的部分就要改写了。可见无论从格调还是历史观来看，《山楂树之恋》都不属于当下。我甚至可以设想，倒退30年，《山楂树之恋》在“知青小说”中多半是不够格的，至少不可能是相对重要的作品。然而历史进程的吊诡让《山楂树之恋》在不属于它的时代中大放异彩。
说《山楂树之恋》的走红仅仅是一种对历史的煽情性消费是不公平的。静秋和老三之间纯净、哀婉而最终无果的爱情，显然呈现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病态扭曲的精神特征，也正因如此，朱大可才说它是一部关于“性压抑的原始调查报告”。同时，小说对历史记忆的相关元素的调用也恰到好处。“山楂树”这一优美感伤的意象如同那首著名的歌曲一样，始终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和我们的脑海缭绕回旋挥之不去。它那想象中的白色花朵，就像冬妮娅、娜塔莎、塔吉雅娜一样脆弱美丽。沉静总是能够积蓄起力量，而喧闹通常是容易泄气的。《山楂树之恋》以自己单纯甚至不乏单调的构思与文字叙述，在熙熙攘攘沸腾喧闹的文学阅读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不是偶然的。
《闯关东》是一部沉郁雄浑的力量之作，在高调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后，发掘和弘扬民间那种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价值体认，并试图以此支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就成了这类文学创作的一个必然途径，边缘的“小人物”与“史诗性”是关于它们的笼统的审美定位。《狼图腾》在某种意义上走的也是这条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中国历史这三笔奋斗血泪账，过去只是正统官方历史的边角料，今天它们都被整合进了民族认同的大前提下加以发挥了。就艺术传播的角度看，《闯关东》的大红大紫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李幼斌极其出色的表演才能。这种说法高满堂绝对不会买账，但这是一个事实。作为一部于电视剧火爆后才在全国打响的小说，其实这是很多好作品的相同命运，并不是它的罪过。每年出版的1500部长篇小说，谁能保证好作品肯定能水落石出而不是被忽视甚至被埋没？
从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到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贯穿着高贤智者的沉静澹定与坚忍的力量感。这力量不需要用千军万马、三山五岳来证明，它有的是透彻、精辟、宽容、和启示。但钱钟书让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的博学，聪敏和傲骨，而杨绛先生还给出了另外的东西：友爱、诚实、不苟与从容。读这两位老人的“人生”，你会获得什么？它们是沉静与力量的最完美的结合。有时可能有点苦涩，但它像中国茶一样，有着悠久的回甜和朗润。

附：2008年2月文学畅销排行榜前20名　　
1 闯关东高满堂
2 狼图腾姜戎
3 士兵突击兰晓龙
4 人生若只如初见安意如
5 文化苦旅余秋雨
6 绝对小孩朱德庸
7 沙漏(Ⅲ终结) 饶雪漫
8 不朽落落
9 我叫刘跃进刘震云
10 悲伤逆流成河郭敬明
11 藏獒3(终结版) 杨志军
12 山楂树之恋艾米
13 大象的眼泪莎拉·格鲁恩
14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
15 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
16 素年锦时安妮宝贝
17 德川家康(第一部)-乱世孤主山冈庄八
18 海底两万里(精) 儒勒·凡尔纳
19 新狂人日记王朔
20 色·戒张爱玲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7982195#comment 2097664 Sat, 12 Apr 2008 06:36:35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7982195 <![CDATA[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沉思录]]>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5592635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沉思录

——读哲夫的《执政能力》

读过哲夫的《执政能力》，引发出很多想法。就让我们从这部作品的文体及其命名说起。
作品的文体叫做“政论体纪实文学”，我不太清楚是否如出版者宣称的那样是“中国首部”。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一直保持着高调的“政论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抹杀哲夫先生在这方面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功。事实上，《执政能力》用力最大、最能显示作者思考和才情之处，也正在作品密不透风、甚至有时略显冗赘的“政论”上面。
之所以特地提出来这一点，是因为这么做并不如想象得那么简单，它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社会文化转型带给文学写作的一个后果：在“纪实与虚构”的方向上，人们纷纷厌弃了“纪实”而“站在虚构一边”，即便在不得已需要抒情议论的地方，人们通常也是选择感悟、喟叹之小道而远远离开了忧患雄思。像哲夫先生这样，笔触所及直指“执政能力”者，应该是稀少又稀少的。
给一部纪实性作品起一个不太像纪实作品的名字，这应该是让哲夫先生煞费苦心又有些自鸣得意的事情吧。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作品的名字叫“论一个县委书记的执政能力”，或者干脆就叫“执政能力论”，会是什么情景。这确实是让作者有些为难但又值得知难而进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山河、岁月、人事之沧桑巨变，确实就像李鸿章所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它扫荡了中国一切领域的犄角旮旯。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从思想观念到价值情感、从城乡结构到社会阶层，从道德伦理到经验习俗……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强烈的激动、希望、沮丧、焦虑和危机感。这样一个大时代，是需要一些大冲突、大构想、大文字来跟它进行智力情感上的辩难博弈的。
《执政能力》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一部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沉思录。
以桃峰县“桃电二期”工程秀水镇征地补偿纠纷从爆发到解决为主要线索，哲夫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和思考了资本与民生、合理要求与昏乱欲望之间尖锐的冲突，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类问题已经是很常见的了。但是在哲夫笔下，这种冲突还被赋予了历史、心理和民族性格等更深刻复杂的维度。譬如，造成这场尖锐冲突的直接原因，其实就是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每亩100万的谣言。我想，任何一个稍具理性分析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说法，而任何一个不曾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无法理解造成民乱冲突的这个原因。农民们真的会相信这个说法吗？真的会以这个理由作为自己忿忿不平激化矛盾的现实根据和道德根据吗？在这里，哲夫的思考是别开生面、深刻独异的。一方面他为农民的利令智昏而长叹不已，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古老关系已经彻底断裂的严酷现实。这个关系不仅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更凝结和积淀了深厚复杂的心理能量。“一丈布卖了九尺”，仅存的一尺即将永不复返地失去了。为了最后这一尺布的价钱不计后果地斤斤计较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不仅有前面九尺布的积怨在里面，同时还涉及到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所有性格因素。因此，如何理解并且处理好这种棘手的问题，不仅要求着领导者的诸如政策、时务等一般水准，还要有切合实际的人性理解。在哲夫这里，就叫“执政能力”，或者说，哲夫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执政能力”的高度。
桃峰县委书记和治国是寄寓着哲夫的人性观察、历史理解以及写作理念的关键人物。这个酷似葛优、喜好文墨的人，在自己遭遇围困面临不测的危险时刻，在面对纷乱冲突、打砸公物、绑架人质的危机关头，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超乎常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或一个原则：对农民与土地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与河北定州发生的惊天事件相比，秀水镇民乱的起因与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征地、补偿、谣言、不满、抗拒、民乱。但是事件的结果却完全不同，由于和治国与他的同志们自始至终坚持以民生为根本的和平解决方案，桃峰县非常幸运地没有演变成像定州那样的生灵喋血惨剧。因和而平稳，以和来治国，这就是哲夫津津乐道念兹在兹的“执政能力”。
哲夫先生是一位致力于环境文化建设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有关生态保护的著作。由此让我想到，就他这本《执政能力》而言，问题还有更微妙更要害的方面。事实上，在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活中，所谓的“执政能力”不可能抽象地独立地存在，这能力天然地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相关：执政环境。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用西方政治家的术语来描述，通常体现为政治家在执行政策时的一种“灵活性”，但是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与执政环境的关系，其复杂性和深刻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的政治理解。对秀水镇事件，和治国坚持不扩大事态而和平解决，除了对民生、权利的尊重之外，与他对构成环境主要因素的人性水平、精神习惯、道德情感的考虑也有绝大关系。像绑架人质的主谋骡子，一方面可以穷凶极恶为害无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人质又能够凶悍自残吓退起哄者，同时他还懂得利用人质与和治国称兄道弟。千头万绪百事待举八方掣肘，这就是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执政环境。对此缺乏足够认识与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执政者。
人们会关心底层，会关心环境，关心小动物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关心过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中的执政者的执政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于这样一批“说了算”的民生决定者，人们经常用“无能、懒惰、渎职、贪婪”来描绘他们，但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他们的生存环境之艰难恶劣，他们的辛苦恣睢事倍功半，一向很难获得作为人应有的同情，尤其缺乏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与分析。如果哲夫的《执政能力》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人启示，那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5592635#comment 2097664 Sat, 15 Mar 2008 14:50:35 GMT http://622008586.qzone.qq.com/blog/120559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