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康震]]> http://622008664.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23:40:12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18 Mar 2008 09:40:59 GMT <![CDATA[李清照的闪电离婚]]>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5833259 李清照的闪电离婚
　　
　　正式结婚之后，李清照与张汝舟都发现事实并非如他们当初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李清照。她很快就发现，张汝舟不仅在学识上、生活情趣上跟赵明诚没法儿比，而且根本就是一个居心叵测、道德败坏的小人，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在给綦崇礼的答谢信中，李清照列举并揭发了张汝舟与自己结婚的真实原因，以及他的种种丑恶的劣迹：
　　第一，李清照发现张汝舟与她结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得到她手中仅存的文物。换句话说，李清照认为张汝舟与她结婚，表面上是关心她、照顾她，其实他的真实目的是要“照顾”“关心”乃至霸占那些文物字画。其实这也难怪，因为赵明诚与李清照在文物收藏方面确实享有盛誉！据说当初赵明诚刚刚去世的时候，宋高宗还曾专门派他的亲信御医王继先出价三百两黄金，试图强行购买赵明诚收藏的文物。后来由于赵明诚表兄谢克家出面斡旋，宋高宗担心舆论批评，这才作罢。
　　第二，结婚之后，张汝舟发现，自己也受骗上当了！因为李清照手中的文物字画并不像外界盛传或者自己想像的那样丰富，尤其是珍贵珍稀的文物并不多，他心中当然十分失望。然而让他更加失望的是，李清照并不如他想像中那么百依百顺，而且根本没打算将文物字画交由他全权掌管处理。也许有时候她还对自己冷嘲热讽，毫不假以辞色。如此一来，张汝舟再也无法维持婚前温柔体贴的形象，甚至有可能对李清照饱以老拳。
　　第三，在给綦崇礼的信中，李清照控诉张汝舟对自己拳打脚踢，施以暴力，令自己虚弱的身体、精神难以忍受。她说：“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刘伶之肋”（见《世说新语?文学》）与“石勒之拳”（见《晋书?石勒载记》）两个典故均指备受张汝舟的虐待。她深深地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她说：“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投内翰綦公崇礼书》）意思是：我与这个人实在难以相处，我怎么会在自己的晚年，以清清白白之身，嫁给这么一个肮脏低劣的市侩呢？！她说：“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投内翰綦公崇礼书》）意思是说，我已经被这个满身臭气的家伙玷污了，只求快快离他而去；他对我手中的文物虎视眈眈，为了抢走它们，会因此而杀了我！
　　我想，张汝舟固然丑陋败坏，但他的目的只为谋财而不是害命，李清照这些话当然是在极度愤怒之下的激愤之语。但我们前面也讲过，李清照从来都不是一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小家碧玉，而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于大胆表达自己感情的大家闺秀。按道理，在古代社会，所谓家庭暴力，所谓夫妻矛盾，都属于家丑，家丑是不能外扬的，外扬之后是要遭人耻笑的。但李清照丝毫不在意这条封建社会的潜规则，她的原则是：只要这样的生活是不幸福的，这样的丈夫是道德败坏的，这样的家庭生活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夫妻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那么，这样的婚姻就没有必要再持续下去了！
　　李清照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与张汝舟离婚！在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中，甚至在目前一些偏远的落后地区，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就算夫妻感情再不好，就算遭受到家庭暴力，作妻子的都只能忍气吞声，怨天怨命。特别是在古代社会，有几个女子敢说：我要与丈夫离婚？！更不要说是在再嫁之后才仅仅一百多天！李清照的这个决定真是石破天惊，令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宋代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特别强调夫妻关系的稳定，强调夫妻之间从一而终，尤其是妻子，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即便是丈夫死了，也不应再嫁。至于离婚的主动权，则一直都牢牢地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如果妻子有不道德的行为，丈夫可以休妻。但在宋代社会，士大夫们对休妻这样的行为也大都持否定态度，对于被休掉的女子大都持同情态度。也就是说，在士大夫们看来，离婚这样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是有悖于人伦纲常的。既然如此，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当然就更不为舆论所接受了！
　　宋代法律明确规定，妻子不能主动提出离婚，即便提出离婚，也必须要由男方写出休书，离婚方能生效。如果只是女方单方面想离婚，那是绝无可能的。比如，宋代学者章元弼娶了容貌秀美的表妹为妻，但章元弼夜以继日地研读苏轼的诗文，对妻子不闻不问，妻子终于无法忍受，提出离婚，章元弼爱苏轼之诗文甚于妻子，便写了一纸休书，俩人于是离婚。
　　换言之，李清照要主动提出与张汝舟离婚，没有张汝舟的同意，没有他出具的休书，是万万行不通的。
　　可是，对于张汝舟来说，要是同意与李清照离婚，那自己与李清照结婚不就等于空忙一场？那他所费的这场工夫岂不付诸东流？况且结婚这么短的时间，妻子便提出离婚，对于张汝舟来说，这也是大失颜面之事。所以即便是为了维持基本的尊严，为了最终能得到李清照的财产与文物，也必须将这场婚姻关系继续维持下去。
　　这样看来，通过正常途径谋求与张汝舟离婚是不可能了。如果是一般女性，这件事情也许就不了了之了。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不了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得过且过算了。但是李清照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绝对不能容忍被欺骗被侮辱地生活着！对于赵明诚在生活上、官场上的不良表现，她能够容忍，因为赵明诚的本质并非小人、坏人，更何况她与赵明诚之间有着共同的人生志趣，深厚的感情基础，赵明诚本人也的确是深深爱着她的。但对张汝舟就完全不同了，在李清照看来，张汝舟与自己的婚姻基础就是一场骗局，此人不仅道德败坏，而且行为低劣，为人也粗鄙不堪，这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爱憎分明、情趣高雅的女性来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那该怎么办呢？
　　李清照又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她决定状告自己的丈夫张汝舟，告发他“妄增举数入官”。什么意思呢？宋代科举制度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考到一定次数、取得一定资格后就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李清照检举揭发张汝舟，说他的官职是虚报考试次数获得的，这是欺君之罪。
　　这件案子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据李清照在给綦崇礼的信中所说：“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居然惊动了宋高宗，并由皇帝亲自下令交付司法检察机关予以办理。张汝舟最终被开除公职，流放到广西柳州。按照宋代的法律，如果丈夫被流放到偏远的外地，那么妻子就可以合法地与他离婚，并且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但宋朝法律还规定，妻子将丈夫告上法庭，如果丈夫果真有罪，那么就算作是丈夫自首，丈夫被判处刑罚的同时，妻子也要坐牢两年。
　　对于宋代法律的这条规定，李清照肯定非常清楚，但即便如此，她依然不顾一切地将张汝舟告上法庭，这也就是说，哪怕自己也要坐牢，也必须与这个坏蛋离婚，可见李清照离婚的决心有多大！
　　庆幸的是，李清照并没有在牢房里住两年，她仅仅在监狱里住了九天，就出狱了。“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在这个离婚事件上，朝廷中有不少高官帮了李清照的忙。比如这位翰林学士綦崇礼，位居三品高位，他与赵明诚算是远房亲戚，正是在他的大力协助下，李清照才免除了两年的牢狱之灾。李清照的弟弟李迒，此时也正在宋高宗身边做官，也应该对这案子有影响力。
　　李清照还有一门非常特殊的亲戚，这就是当时朝中的权臣秦桧。原来，李清照的父亲一生有过两任妻子。李清照的母亲王氏是李格非的第二任妻子。李格非的第一任妻子也姓王，是宋神宗时期宰相王珪的侄女，与李格非结婚不久就去世了。这位王氏有一个侄女，应该叫做小王氏，后来嫁给秦桧，就是秦王氏。这样算起来，秦桧的夫人与李清照算是表姐妹的关系，李清照比秦桧大六岁，秦桧算是李清照的表妹夫。
　　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证据表明，秦桧、秦王氏与李清照有过什么直接的沟通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秦桧等人在这件案子上帮助过李清照。但从常情推断，依靠着这样一种家族的背景，对于案子的顺利解决，尤其是离婚的顺利完成，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现在，李清照终于与张汝舟离婚了，她终于摆脱了这个小人的纠缠。但是李清照再嫁并且迅速离婚这件事情给她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或者说很坏的影响。何以见得呢？这从当时几位著名诗评家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就能看得出来。
　　胡仔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
　　王灼说她：“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碧鸡漫志》）
　　朱彧说她：“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萍洲可谈》）
　　晁公武说她：“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郡斋读书志》）等等。
　　这些评论，都是李清照在世的时候就有的。很显然，这些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李清照再嫁并迅速离婚的行为遭到社会的嘲笑，而且肯定算是晚节不保了！
　　事实上，李清照本人当时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会给自己造成的消极影响，她在给綦崇礼的信中，说罢一番感激的话语，就不无担忧地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投内翰綦公崇礼书》）意思是说：我自己怎么敢不反省呢？扪心自问，还是非常惭愧的！如果从保全明智的行为与良好的名声来看，我肯定是难逃万世的讥讽，如果因此而败坏了道德名声，那还怎么去见朝野上下的士大夫们呢？至于其他人对我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也肯定是多得不得了。所以还需要您这样的智者出面说句话，才能制止那些没有根据的诽谤。在信的最后，李清照请求綦崇礼“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就是说：希望您能够对我的言行品行多加指点，而我也一定多多吸取教训，完善自我。
　　看起来，李清照再嫁并迅速离婚的事件，对她本人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压力，以至于一贯都非常刚强独立的她，也不得不求助三品翰林学士为自己说说话，平息一下沸腾的舆论。
　　这些都是所谓的负面评论，但是也有不少的学者拼命地要维护李清照的形象，不过他们维护李清照，替李清照辩护的基础，并不是在于李清照再嫁、离婚是正确的，而是认为这样伤风败俗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李清照的身上。为了论证这个问题，就要列举好些理由，这些理由说起来都令人感到不合情理，甚至有一厢情愿之感。例如：
　　一、李清照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本人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她不可能做出再嫁或者离婚的事情；
　　二、李清照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不可能再嫁；
　　三、李清照与赵明诚感情深厚，她不可能背叛赵明诚，等等。
　　其实无论是诋毁还是维护李清照名声的人，他们所立足的基本点还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那些为李清照辩护的人就是要死命地将李清照的行为规范拉回到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上来，他们觉得那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李清照的正面形象。
　　问题在于，在李清照所处的宋代社会，难道女子再嫁或者离婚真的就有那么难吗？难道真的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吗？真的不被社会所理解吗？不弄清楚这些背景，我们就很难对李清照再嫁婚变的事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根据相关史籍记载，曾有人问宋代的理学家程颐，贫困的寡妇能不能再嫁？他回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近思录》）司马光也说过：“贞女不事二夫。”（《家范》）这种论调在宋代社会形成一种潮流，对封建时代的婚姻家庭形成很大影响。
　　但需说明的是，程颐与司马光等人的这种伦理道德理论固然很有影响力，但在宋代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再嫁甚至离婚的现象并没有遭到人们的唾弃与批评，在很多情况下，还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同情。
　　比如，程颐的父亲程珦不仅同意自己的外甥女再嫁，而且还积极主动地为她操办婚事。程颐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对父亲的这种行为大加赞扬（见《近思录》卷6）。就连程颐本人，对侄儿媳妇改嫁的事情也是默许的。
　　再比如范仲淹，他本是遗腹子。母亲带着他再嫁朱姓人家。范仲淹从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家世，做官之后很善待朱姓子弟。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祐早死，范仲淹便将守寡的儿媳妇嫁给弟子王陶。范仲淹还用俸禄建立范氏义庄，资助贫困家庭解决婚姻问题。在《义庄田约》中，他规定，女子再嫁的费用与男子娶妻的费用相等。
　　还有王安石，他的儿子王雱有精神分裂症，对妻子儿子很不好，王安石很同情儿媳妇，专门找了一个中意的人家，将儿媳妇庞氏改嫁到那一家人家去。
　　至于宋代皇室中改嫁再嫁的事例也不少。
　　我们之所以列举了这么多著名人物的事例，就是想要说明，在宋代社会，再嫁改嫁固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骄傲的事情，但也绝对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遭到社会普遍的歧视、唾弃与批判。与理学家们严厉的理论约束相比，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对再嫁改嫁的女性更多的持一种宽容与同情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批评李清照呢？说起来，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当时很多封建士大夫的眼中，李清照这个人与她的作品一样，都是有一种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风格，表达感情更是无所顾忌。这种特立独行似乎与李清照的家庭出身、个人身份不大符合，也不符合儒家学者对传统女性美德的要求，比如贤淑端庄、温柔顺从、息事宁人。李清照的缺点就是太有个性了，太有才华了。宋人王灼的话最具有代表性，他不仅说李清照再嫁又迅速离婚这件事没有节操，而且接着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碧鸡漫志》）也就是说，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标新立异，风格出奇，街头巷尾的市井语言尽入词中，自古以来士大夫家中擅长文学创作的女性当中，还没有见过像她这么无所顾忌的。
　　第二，李清照前半生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完美，几乎集合了天下对美好爱情婚姻生活最美好的想像，然而后来与张汝舟的爱情婚姻却又几乎集合了天下对丑恶婚姻家庭生活最愤怒的诅咒。再加上赵明诚不同凡响的出身，李清照父辈的品德修养，就显得李清照的这个再嫁离婚官司特别刺眼。换句话说，在宋代社会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像李清照这样特立独行的杰出女作家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与赵明诚夫妻恩爱、志同道合的生活，加上丈夫去世之后，无子无女，孀居三年又再嫁，再嫁后仅仅百余日便状告丈夫，然后迅速离婚，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地发生在李清照一人身上。又怎会不引来如蝗的铄金之语呢？
　　但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诽谤诋毁以及同情者的辩护维护，才更为清楚地了解了李清照的人格与个性。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墨守成规，有着独立个性思想，决不向困难与不幸低头，坚强地走自己道路的女性作家。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她的文学作品才能永远闪耀着个性鲜明的光辉，才能够在大家如云的文学史长河上发射出耀眼的星光！我们不把她刻意看作反对封建腐朽伦理观念的先行者，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李清照在婚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果断的行为，坚定的态度，为追求幸福义无反顾的精神，为摆脱痛苦家庭生活而无所顾忌的精神，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就是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人都很难做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清照自然成为我们心目中反封建礼教束缚的伟大女性。
　　其实，从现代性爱与家庭观念来看，一个女性，在丈夫去世之后，当然有权利再次追求自己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而当一个女性发现自己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并不适合自己，并不幸福的时候，也有权利结束这一切。如果为了维护所谓的道德准绳，就强求女性一辈子守寡或者厮守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并标榜这样的行为为模范的妇道，这才是对人性最大的戕害。当代诗人舒婷在诗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清照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原则甚至具有现代爱情的意义。但这或许也正是生活在宋代的李清照感到痛苦与孤独的地方，是一个伟大作家在精神上最为痛苦与孤独的地方。
　　说罢李清照再嫁婚变的来龙去脉，却引起我们的另一番思考，那就是张汝舟是否真如李清照所指控的如此不堪，而李清照是否也真如她自己所言受到如此不人道的待遇？产生这个疑问的原因在于：所有关于李张二人婚变的记录、描述都来源于李清照一方的单面陈述，张汝舟一方没有任何的陈述记录。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民事诉讼的原则来看，这是不正常也是不公正的。退一万步讲，即便张汝舟真的不堪，而李清照遭到非人道的待遇，从普通家庭生活矛盾的角度，而非李清照激愤的角度，我们有无可能对他们二人的家庭情感生活作另一番推测呢？
　　李清照是个才学高超、敏感多情的女子，是个爱憎分明、个性独立、不畏权势、富有见识的女中英杰。她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小环绕在她身边的皆是学识涵养为一时之选的学者鸿儒。嫁与赵明诚之后，因与赵明诚才情匹配，夫妇擅朋友之胜，越发让她以知书达礼、情投意合、谈诗论画、两情相悦作为家庭夫妻之间的应有之义。但在赵明诚去世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在生理上“因疾病，欲至膏肓”，生活上“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内心的孤单寂寞，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张汝舟的巧言善语等，让她对这第二次婚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与想像。
　　但在婚后，她才发现张汝舟的人品才智均无法与自己匹配，加上封建社会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本来就不高，那张汝舟本来就不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也谈不上精通诗词书画，更不会月下煮茶论道，对李清照自然不会投其所好，甚至有可能摆出大家长颐指气使的面孔，李清照又如何能够感受渴望已久的幸福、亲情？至于张汝舟觊觎金石文物，我想他既为凡夫俗子，内心可能认为既然娶你李清照为妻，对于那些金石文物字画，我也自然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与处置权，至少是我们彼此共有的财产。殊不知在李清照心中，这些金石字画比性命还要重要，只因那是她与赵明诚间仅余的爱情信物，历尽劫波方得保全一二，岂能任由张汝舟指手画脚？而在张汝舟看来，与李清照结婚即便不图谋文物字画，至少能够在家中说一不二，为所欲为。殊不知李清照个性刚强独立，凡事都有主见，自己根本无法左右她的言行。文物字画既不可得，家中一应事务也不能完全做主，自己粗鄙的言论行为也许还曾遭到李清照的冷嘲热讽，这对于五十岁左右的张汝舟而言也难以忍受。
　　由此看来，两人在思想情趣、生活观念、对对方的期望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两人之间龃龉争吵甚至打闹势必难免。想那李清照对着家翁、当朝宰相，尚敢发出“炙手可热心可寒”那样直言不讳的讥讽，对着你张汝舟的所作所为，心中既然有“牛蚁不分”之恨，“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之叹，又岂能不大发议论？那张汝舟本是个粗俗之人，己意未遂，本来就意气难平，又怎堪如此冷嘲热讽，遂有“遂肆侵凌，日加殴击”之实。这样看来，二人的离异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如果换作他人，甚至对于张汝舟自己而言，也许争吵打闹到老也不会离婚，但对于李清照，这却是万万不能忍受的痛苦，从这一点来看，李清照无疑是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番另类角度的推测、揣测完全是基于一般普通家庭的矛盾而论，并无任何孤本秘籍作证据，也许完全不符合李张二人婚姻的历史真实，只能算作是题外之话。但是结论却不会相差太远：李清照、张汝舟的婚变事件只能说是造化弄人，终至两败俱伤。而李清照对理想爱情婚姻生活的最后一次幻想与期许也终究归于失败，但我们后人也正是通过李清照晚年的这一次婚姻的悲剧，窥见李清照的爱情理想、婚姻理想、生活理想。
　　现在，李清照离婚了，她又不得不住在弟弟李迒的家中，那她今后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状态？晚年的李清照，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生活的打击与挫折之后，还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吗？
　　（摘自《康震评说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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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赵明诚病故之后，李清照孤身一人陷于战乱之中，孤立无援，既要保全自身性命，又要保全珍贵的文物字画。无奈势单力薄，在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生活当中，珍贵的文物先后在洪州、剡州、越州三地大量丢失。

　　这几次文物字画的丢失，带给李清照的刺激非常大。这让她深深地意识到，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只要自己还是一个孤寡无依的弱女子，那些居心叵测的恶棍就会随时向自己伸出魔爪。在那些强盗、贪官眼中，自己简直就像是个破碎不堪，可以随意掠夺的珍宝馆。惟有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个比较坚实的靠山，才能彻底摆脱这接连不断的恶梦！
　　
　　自从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就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辗转飘零、居无定所以及孤独悲苦之中。赵明诚去世后或曾留给她一笔遗产，而李清照以知府遗孀的身份，也不至于穷困潦倒到连基本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但是，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思想与精神世界都非常丰富、敏感的人来说，身心的疲惫，精神的劳顿，以及随时都可能袭来的冷嘲热讽、侮辱诬蔑，都让她更难以忍受。她的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子女，而年纪已近半百，心中的忧愁苦闷真是无处可以倾诉。

　　若按当时情况来说，李清照以老大的年纪经年住在弟弟李迒的家中，似乎也不是长久之策。也许，对她而言，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再组建家庭。回想过往，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度过的家庭生活，高雅、温馨而浪漫，赵明诚虽则不免犯些小错误，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分手，他们之间还是那样相亲相近。现在，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世道里，想找个能够匹配的生活伴侣谈何容易，不用说如赵明诚那样志同道合、才学相当的人，就连找个老实人、好人都难！况且又有谁愿意娶个像李清照这样已年近半百、两鬓苍苍、体弱多病的暮年之人？

　　所以，从李清照当时的情感需求与生活状况来说，的确是需要组建一个家庭。但是，她自己能够找到怎样的伴侣，而对方又如何能接受自己，这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走进了李清照的视线。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奉承郎监诸军审计司的张汝舟。张汝舟所担任的这个官职主要负责检查核准军队粮草与俸禄，品级并不高，也就七八品，但责任重大，对任官者的素质要求较高。李清照是如何认识这个张汝舟的呢？

　　李清照有一封写给当朝翰林学士綦(ｑí)崇礼的答谢书信，即《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其中详细叙述了自己与张汝舟结识、纠葛的整个过程，是我们了解李清照这一段经历的重要史料，我们就结合这封书信来看看李清照与张汝舟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在这封答谢书信中，李清照首先用凄楚的笔触自述了她那段时间境遇的悲凉与不幸，以及之所以答应张汝舟求婚的原因：
　　
　　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

　　意思是说：我自己重病缠身，病情严重到连牛、蚁的叫声都无法分辨，家人已经开始为我预备后事，准备好了封棺用的铁钉与石灰。自从赵明诚去世后，照顾我的只有弟弟李迒和照管门户的老佣人了。就是在这样悲苦的景况下，我才会如此轻率地相信了张汝舟的如簧之言，被他所说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因为我已经病得将死，而弟弟又老实可欺，所以匆匆忙忙听信了媒人的欺诈之语，在急迫之间，再三犹豫之中答应了这门婚事。

　　在这短短数行的内容中，李清照连用了几个典故来阐述她凄苦的遭遇。“牛蚁不分”是《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晋人殷仲堪的父亲生了重病，听到床下的蚁动，以为是牛在打斗。这里形容李清照当时的病情极为严重。“官文书”暗指张汝舟与媒人共谋欺骗之事。官文书本指授官的文书。典故来自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唐朝诗人王适出仕前，想娶处士侯高的女儿，但侯高声言只肯将女儿嫁与为官之人，因此王适便与媒婆合谋，以一卷普通书籍诈充官文书瞒骗侯高以娶得其女。“玉镜架”用意与“官文书”相同。西晋温峤假托为姑姑之女择婿，并以玉镜台为聘礼，其实是温峤为自己订下婚约（事见《世说新语?假谲》）。

　　由以上内容来看，最初是张汝舟主动接近李清照的，而李清照最终之所以答应嫁给张汝舟，归纳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经过两三年孤独的颠沛流离生活的折磨，李清照迫切需要有个家庭、有个丈夫来保护自己，不但是保护自己的身心，也要保护自己手中的文物。尤其是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她当然要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考虑。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李清照身边有子女陪伴，也许她就根本不会想到在年届天命之年的时候再嫁，因为按照当时的生活逻辑，大多数遗孀都是在子女而不是兄弟姐妹的照顾下度过晚年岁月的。李清照选择再嫁，实是出于无奈。这是李清照接受张汝舟的核心因素。

　　第二，当时李清照刚刚从失魂落魄的逃亡生活中走出来，身体与精神频频遭到重大打击，特别是在精神上非常的孤独痛苦，而且一度重病卧倒在床，最需要他人的关心照顾，也最渴望得到家庭的温暖、呵护。张汝舟在最适当的时间走进李清照的生活。这是李清照接受张汝舟的关键因素。

　　第三，张汝舟此人官职不高，政绩也平平，但却极善于表现自己。他在李清照及其弟弟李迒的面前，不但巧舌如簧、花言巧语，而且对病中的李清照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让这一对单纯、老实的姐弟误以为他是个可以信任之人。而且张汝舟派来的媒人手持求婚的文书，满口信誓旦旦，使李家姐弟相信他将给予李清照一个稳定而温暖的家庭，这是李清照接受张汝舟的重要因素。

　　然而正式结婚之后，李清照与张汝舟都发现事实并非如他们当初想像的那样。

　　
（摘自《康震评说李清照》）
]]>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5220882#comment 2097664 Tue, 11 Mar 2008 07:34:42 GMT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5220882 <![CDATA[一碗“东坡肉”，吃出别样滋味]]>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482058 一碗“东坡肉”，吃出别样滋味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也许有人会说，用“潇洒”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似乎不大适宜，苏轼遭到这么大的磨难，从堂堂知府被贬到黄州做小官，人生反差这么大，还说潇洒？他能潇洒得起来吗？确实，要潇洒起来太难了，但是苏轼却在努力地去做。

　　黄州的饮食、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但是再难也难不倒苏轼这个潇洒的美食家，他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创造享受美食的机会。正是在黄州，他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翻译成白话小儿歌就是：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火候到了揭锅盖，肉味真香好可爱！黄州猪肉真便宜，价钱好比黄泥土。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吃两碗，饱我肚子你别管！

　　第二道菜叫做东坡羹，也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东坡羹颂》）

　　翻译成白话菜谱是：第一步，将大白菜、大头菜、大萝卜、野荠菜反复揉洗干净，意在除去菜蔬中的苦汁儿；第二步，在大锅四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第三步，将切碎的白菜、萝卜、荠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用油碗覆盖但不触碰菜羹，否则会有生油味；第四步，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煮东坡羹的诀窍在于：菜羹煮沸时必然上溢，但因锅四壁涂有生油，又有油碗覆盖，因此不会溢上蒸屉。但是蒸气上达蒸屉，米饭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都一次加工而成，方便实惠，价廉饭美，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做到菜饭合一，简便易食，苏轼曾将它介绍给一些道士、和尚朋友，很受欢迎。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道士提供的秘方酿造蜜酒，并作《蜜酒歌》一首：
　
　　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诗歌大意是：第一天酿酒缸里的酒液开始像小鱼一样吐泡泡，第二天酒液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居然闻到酒香。这甘浓的美酒清亮迷人，你看那南园中的蜜蜂像雨滴一样浓密，看来上天酿酒想要醉倒我！苏轼这首蜜酒歌中反复出现蜜蜂、采花，看起来这个蜜酒真是香甜无比。可惜，苏轼酿出的所谓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怎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 有人曾问苏轼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两位苏公子不禁抚掌大笑。他们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轼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其实，不管苏轼酿出来的是什么，当他按照杨道士的秘方，满怀希望酿酒的时候，未尝不是在酿造着自己对人生、生活的一份希望吧？在黄州这个地偏人稀的小城，也许正是这一杯苦涩的家酿蜜酒能够给东坡居士带来一点甜蜜的快乐吧？如果说从苦涩的酒水里能够品味出甜蜜的味道，也不惧怕腹泻的危险，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潇洒呢？

　　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生活真美好啊，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你说潇洒不潇洒？生活当然还是很苦，但是要善于苦中作乐，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乐趣，这才是真潇洒！
　　（摘自《康震评说苏东坡》，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

]]>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482058#comment 2097664 Mon, 28 Jan 2008 01:00:58 GMT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482058 <![CDATA[苏东坡到底长什么样？]]>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250392 苏东坡到底长什么样？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苏轼画像，这些画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几个共同的突出特点：

　　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画像着意突出表现其肩宽背阔、大腹便便；

　　第二，头戴高高的“子瞻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

　　第三，脸型长且宽阔，还有一部浓密威武的络腮大胡须；

　　第四，多数的画像都着意表现苏轼惬意的神情、潇洒的姿态。

　　问题是，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苏轼画像是否符合他本人的相貌特征呢？

　　这需要从苏轼兄弟、朋友们以及后人的诗作、笔记中寻找相关的证据。

　　首先，论身材。苏轼曾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宝山昼睡》）说苏辙与他兄弟二人：“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苏轼在给表弟的诗中，甚至提到了彼此在身材、头骨方面近似的遗传特征：“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表弟程德孺生日》）

　　苏辙在恭贺兄长生日的诗中也说：“颀然仲与叔，耆老天所骘。”（《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苏轼的朋友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则这样描写苏轼的身材：“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东坡居士画怪石赋》）

　　其次，论面部特征。苏轼在《传神记》中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孔武仲在《谒苏子瞻因寄》一诗中则说他：“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烨烨双秀眉。”至于苏轼的脸型，大画家米芾有清晰的描述：“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

　　再次，论胡须。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这句话出自于《论语?子罕》。有人称赞孔子多才多艺，孔子回答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具体的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多乎哉？”——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吗？自答曰：“不多也”，不需要。秦观巧妙借用原话的谐音，成了“君子多‘胡’哉！”将字面意思转换成“胡须多的就是君子”。

　　苏轼多么聪明，他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这是《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樊须是孔子的学生，他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孔子认为樊须只关心如何种田这一类具体的小事，不关心仁爱治国的大事，所以是小人，是没有智慧的人。苏轼也巧妙地借用谐音，转换成“小人‘繁’须也”，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这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却可以看出苏门师生间平易和谐的氛围，两位大文学家的广博学识与敏捷才思。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当然，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从反面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并无繁须，只有少许胡须。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苏轼的身材、面貌。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身高大约都有七、八尺，这在古代算是比较高的身材了，从诗作中可以得知，高身材乃是苏家的遗传因素。苏轼腰围自然不会达到十围，但至少说明中老年后的他的确很有些发福了，头发虽然已经花白，面颊的颜色依然红润。他的脸型并不宽，而是天庭较方正下颌较尖圆的圭形。其中颧骨的特征最为明显，以至于投影在墙也能辨别出他的模样，颧骨既然如此突出，想必他的面颊是较为清瘦的。苏轼的眉毛并不浓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气，眼睛也不算很大，却炯炯有神。所以整体来看，苏轼的面部是比较清癯的形貌。至于胡须，按照他与秦观的对话，他不是络腮大胡子，也许就是较为稀疏的胡须，因此民间流传画像中胡须飘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相貌的画像呢？

　　据说苏轼的朋友、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曾画过一幅苏轼的画像。黄庭坚在《跋东坡书帖后》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述，他说：“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看来这幅画像表现的是，苏轼坐在一块盘石上，手按藤杖，仿佛喝醉酒时的样子。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这些相貌特征按图索骥，倒是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真实面貌的画像。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曾邀请友人朱野云临摹过一幅苏轼画像。从这幅画像的情态来看，的确与黄庭坚的描述非常接近，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证这幅画的原作就是李公麟的那幅画，但是仅仅从前面所罗列的苏轼相貌的种种特征而言，这幅画也的确是比较接近苏轼原貌了。

　　
　　总之，苏东坡真实的容貌印象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民间印象有不小的出入。如果仔细揣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民间流传的东坡画像与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罗汉像、圣贤像很有几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部长髯飘洒胸前。或许，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潇洒快活、风趣诙谐、才气横溢而又人情味儿十足的文人，与佛陀、罗汉、菩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再说，佛陀、罗汉、菩萨本来不就是有智慧、有道德的圣人吗？苏轼既然拥有智慧与仁爱，善于反省与超脱，更兼有情趣与才华，画成佛陀像、罗汉像又有什么不对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的真实相貌究竟如何似乎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苏轼真实的精神气质、人格印象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摘自《康震评说苏东坡》，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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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也许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学家。

　　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确，在苏轼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着迷的气息。那是艺术天才、渊博学者、踏月酒徒与爽直诙谐个性的神奇组合。事实上，苏东坡的知名度与魅力要远远大于苏子瞻。在大众眼里，东坡这个称呼具有更浓厚的草根意味，更为平易近人，也因此在民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授苏轼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苏轼是宋代最大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成就，在朝野、民间广为传诵。他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经历、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蜀学”的领袖，他拥有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因此，要讲好、写好苏轼，很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硬功夫。我以前虽然也写过一些关于苏轼的文字，课堂上更是多次讲授苏轼与宋代文学，但要真正在语言、文字中全面展示苏轼的个性、思想与风采，还得踏踏实实地重新做些功课。

　　比如，要重新阅读苏轼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是了解苏轼的核心，也是研究苏轼的前提；要重新研读与苏轼相关的历史文献、文学文献，这是认识苏轼的关键，也是研究苏轼的基础；还要重新翻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苏轼研究的新进展、新情况，这是进一步理解、阐述苏轼的基础与参照系。总之，面对博大精深而又意趣盎然的苏东坡，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案头工作，才能真实、科学地展示他的人格、思想与文学，才能无愧于观众、读者，无愧于苏轼，也无愧于自己。

　　苏轼讲座结束后，我就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

　　这是一个更加艰苦的过程，需要重新设计框架结构，重新设置章节内容，还要考虑如何将评论与叙说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必须花较大的力气反复研读苏轼的重要作品，及其相关的文献史料笔记，力求对苏轼的生命、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有时候，为了核实查证有关材料，为了核准几个事实的正误，往往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而为了一个结论的准确表述，一段推论的逻辑、语法，往往也要字斟句酌、反复权衡方才罢手。对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与言语行为，也都力求做到以文献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绝不妄下断论，绝不随意猜度……

　　这个过程有时不免显得繁琐甚至枯燥，但乐趣也往往就在其中——毕竟，不是每个古代作家都能像苏东坡这样点燃后来者的激情与渴望，点燃现代人对遥远岁月的想像与眺望，点燃他们对诗词歌赋之美的追求与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苏轼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美学过程。

　　总之一句话，我讲苏轼、写苏轼，就是因为喜欢他、敬爱他，就是因为他有喜有悲的人生，有声有色的诗词，有情有义的个性……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喜爱与敬爱，希望通过自己的讲座、著述，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苏东坡。现在，经过近一年的写作，这本小书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就我而言，也算是对自己的苏轼情结有了一个小小的交待。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与支持。

　　著名苏轼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热情关注《苏轼》讲座，给予我许多鼓励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诗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钟振振先生，赋诗二首以为书序，又为本书欣然题签。恩师的垂爱奖掖，我永志不忘。

　　感谢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教育专题部副主任魏淑青女士，对我的讲座，她始终给予热情鼓励，令我充满信心。感谢《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先生、策划解如光先生，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宝贵经验。感谢总导演高虹先生、编导组孟庆吉先生、郭巧红女士、李伟宏女士、王珊女士。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到《苏轼》《李清照》，每一期讲座的完成，都饱含着他们的劳动与智慧，也见证着我们彼此的深厚友情。

　　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二本书。先前出版的《评说李清照》装帧清雅，雕印精美，令人心悦神怡。此番《评说苏东坡》的出版，再次得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副总编辑顾青先生的关心支持。编辑室宋志军主任、娄建勇先生为审读编辑书稿付出很多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副教授惠赐珍藏的苏轼画像图片，同济大学中文系崔铭副教授赐予大著，对此高情厚谊，我深表感激。陈珀如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修葺、润饰书稿的部分文字、标题，付出许多的劳动与心血。对她的古道热肠与敬业精神，我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感激。我的研究生冷林蔚、杨鑫也曾协助整理、校对书稿，出力甚多，在此也表示感谢。

　　《苏轼》播出前后，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的来函、来电，表达对我的鼓励与支持，谢谢大家！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同事们，对我的讲座非常支持，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谢谢你们！“百度贴吧——康震吧”的各位朋友始终关心支持我的工作，在此谨表谢意！本书在撰写中，有不少出版社表达出版意愿，对他们的厚爱也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了学术界苏轼研究的部分成果，书的末尾列出了部分主要参考文献、书目，其余限于体例、篇幅未能一一列举、注明，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与积累，是《苏轼》讲座成功的基础，也是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基石。我自己的一点体会与思考，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父母与家人始终关注着我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面世的。家里的“小虎子”，已经成长为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他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时时感受到生活的温情与活力。

　　最后，感谢苏东坡。是他，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忙乱的时代，依然能感受到一丝旷朗的清风迎面吹来；是他，让我们再回首，重新走过一段美的历程。

　　康震
丁亥岁冬
北京师范大学丽泽楼
]]>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250100#comment 2097664 Fri, 25 Jan 2008 08:35:00 GMT http://622008664.qzone.qq.com/blog/1201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