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8696.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22:41:4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25 Nov 2009 08:41:23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9138861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9138861#comment 1 Wed, 25 Nov 2009 08:41:23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9138861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3676141
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至今十七年矣。
十七年后，再见庄之蝶，他依然活着。
在此期间，《废都》遭遇了严峻的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废都》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这个叫庄之蝶的人，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人。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件事不言自明地成为了立论的前提：作为文学人物，庄之蝶是知识分子的镜鉴——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反正，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
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废都》中的“口口口”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口”时，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他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他也的确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次狭邪的玩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过了《废都》，然后读到了福柯，现在，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废都》中的功能。那些“口口口”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在那些特定场合，我们对文本的“真实”幻觉被击破：眼前之事被删减和缺省，因而也是被“写”出来的，那么，是谁写了它谁删了它呢？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
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些“口口口”是当代出版对于明清艳情小说通行的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作出评论，他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他的特定意图。
——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从人物身上移开，被引入了一个对照的文本序列：简体横排的、被删节的艳情小说和原版的明清艳情小说，贾平凹的意图正在此间，他在整部《废都》中明确地模仿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明清小说传统，在此处，自废文本是要凸显这种模仿的当代语境，庄之蝶这个人的根本境遇由此呈现：他或许竟是一个明清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删节的、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
——的确非常机巧，在这样的地方我能够领会贾平凹在《废都》中那种错综复杂的才能。但就这件事而言，它或许复杂得失去了控制，且不说它确实很容易被读成一种低级噱头，更重要的是，它使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
注视着眼前这些空缺，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原是古老声音的回响，尽管是喑哑断续的回响，就好比，在这处私室一系列镜子互相映照、繁衍和歪曲，但镜子之间空无一人。
是的，这正是我的感觉：庄之蝶这个人在此时恰恰是不在场的，他从那些“口口”中溜走了。
这才是问题所在。似乎底本已经写定和改定，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他的身体和心灵边界之内，似乎他不过是被动地扮演一个“山寨版”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似乎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不能负责。
我认为，那些“口口口”之根本的不道德就在于庄之蝶的这种溜走，这种不负责。贾平凹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人物的身心之中有些事物是他无力触摸和言说的，他无法让庄之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明确的个人责任乃至公共责任，于是，他机巧地使出腾挪大法，招来昔日幽魂，让这个人变成了不在。
所以，必须注视庄之蝶这个人。他是谁？他如何看待他的世界和他自己，他如何行动如何自我倾诉和倾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人们把庄之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展开争论和批评时，批评者们实际上是借此确认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那么，对庄之蝶来说，他的问题是他和我们不像吗？我们又凭什么认为他应该像我们？也许他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太像过于像呢？——这不也是人们感到遭受冒犯的一种理由吗？也许情况更为复杂：庄之蝶是像我们的，但这种“像”不符合我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描述，这个人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无法顺畅运行。
但无论如何，贾平凹不应埋怨别人误读了《废都》和庄之蝶，庄之蝶这个人无疑有所指涉：贾平凹给他起个名字叫“庄之蝶”——庄生的蝴蝶，是蝶梦庄生还是庄生梦蝶？谁是蝴蝶谁又是庄生？最直接的答案是，庄之蝶是贾生梦中之蝶，但每个阅读者也有权自认为蝶或自认为生，在这个开放的绵延的镜像系统中，误读是必然之事，也是被作者充分纵容之事。
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大观园中一公子吗？是一块遗落的顽石吗？还是一个浇溉灵草的仙人？他都是，都曾是；那么甄宝玉又是谁呢？这个人似是而非，在亦不在。——关于“这一个”如何同时又是广大的无数个，曹雪芹有一种远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思路，《红楼梦》的天才和魅力就在这虚实相生之间，不能洞晓此际者皆非《红楼》解人；贾平凹是《红楼》解人，他在《废都》中的艺术雄心就是达到那种《红楼梦》式的境界：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
但想到了和做得到是两码事。二十世纪至今，“红学”蔚为显学，端的是开言不谈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但相形之下，《红楼梦》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艺术其实甚少影响——曹雪芹那种眼光几乎是后无来者，大概只有一个张爱玲，但张爱玲的语境、她的上下文与曹雪芹是若有重合的，而其他作家和红学家皆是以自己的上下文去强解《红楼梦》，不学也罢，一学便丑。
然后就是贾平凹，他的上下文和曹雪芹同样不重合，但他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创造一种语境，与曹雪芹仍有不同，但在这种语境中《红楼梦》式的眼光竟有了着落。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评论家的滥调是力戒模仿，但你模仿一个《战争与和平》试试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深刻地感受着他与伟大前辈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他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写一部《红楼梦》时，他是认真的，他尽知其中的巨大难度。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任何当代作品中《红楼梦》式的虚至少在叙事层面上都难免装神弄鬼的不诚挚，就《废都》而言，那个口唱段子的拾垃圾的老人就已是勉强的符号，更不用说广受诟病的奶牛思想家和庄之蝶老丈母娘的满天鬼魂；《废都》之虚在艺术上极为冒险，即使是张爱玲也主要是发展了《红楼》遗产中实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张爱玲的人情洞晓其实是阴毒刻薄的姑嫂博谿，一面是破落贵族，一面是小市民，所谓精致的俗骨。——而贾平凹的虚，也只是在庄之蝶这里令人信服：这个人同时具有此岸和彼岸。
庄之蝶是一位作家——他后来被一群治文学的学者痛加修理不是没道理的——而且他享有巨大的名声，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从父母官到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识庄之蝶。人们熟知、关注、溺爱着他，虽然很少有人搞得清他究竟写了什么。
除了一些应酬文字，我们也不曾见过庄之蝶写什么，也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力图写一部作品，他一直在为此焦虑，最后他终于要去写了，但这部作品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想象，或许也就是这部《废都》。他几乎从未谈论过文学或他的写作，尽管他为此以可疑的方式从公家弄到了一套房子，但那房子里的事后来被证明皆是胡扯和胡搞。
也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红火热闹立于浮名之上。如果我们断定庄之蝶就是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那么，他这一笔巨大的象征性资本应该是来自八十年代，那时的文学声名是有可能达到如此地步的。但是，尽管所有关于《废都》的评论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际上下手，但在《废都》内部，庄之蝶其实从未流露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他并无八十年代之乡愁；有太多的论者在他身上搜寻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和精神变化的征兆，并在一种集体建构的历史论述中以时代的变迁解释他的生活和命运，但庄之蝶本人对此似乎毫无领会。他通常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领会自身：一种浩大难逃的宿命。似乎《废都》如《红楼梦》仅仅是一个世间故事，久已有之并将继续流传，并不属于特定年代——这是非历史，但也是非历史的历史化，贾平凹寻求的不是以历史解释人，而是以人的恒常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一起，开启了当代文学的重大转向。但贾平凹与“新写实”又有根本不同：他的“恒常”不仅是生活被勘探的底子和被发现的“真相”，更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的空间。
恒常如新。十七年后重读《废都》，我感觉
庄之蝶先生很像一个现在的人——也许比九十年代初更像，他是一个“百家讲坛”上的说书人，一个“名人”，他戴着他的光环游走于世间，精于象征性资本的运作和增值。他也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和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等等，就差开坛讲学了。
如任何名人一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食客”——一条社会生物链，在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相互依存，有“食客”在，庄之蝶才成其为“名人”，庄之蝶反过来必须提供和分配“食物”，他像个小朝廷的君主或小帮会的大哥，他当然不能去打人，但他显然有义务“罩”着兄弟们，带领兄弟们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换。
一部《废都》是一张关系之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他的本质，马克思的教诲贾平凹同志是深刻地领会了。《废都》一个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这个结构不是狭义的政治性的，但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如何在利益、情感、能量、权力的交换中实现自组织，并且生成着价值，这些价值未必指引着我们的言说，但却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生活。
——这种结构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和常态，它并非应然，但确是实然，而认识实然应是任何思考和批判的出发点。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贾平凹的这份洞见，我们可能都把这视为自然之事，以至它无法有效地进入我们的意识；更可能的是，在一套对生活的现成论述中，这种结构被忽略了被径自超越了。比如，对《废都》的另一种诟病恰恰就是，贾平凹并不了解城市生活，他笔下的城市更近于一个巨大的农村。
对此，贾平凹也算是自食其果——他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长于动员误解的一个——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是个农民，时刻准备退守到农民的堑壕中自我保护——谁能欺负一个自称农民的人呢？但是，让我们放过城市生活中那些浮云般的符号、时尚和经验表象，直接回到最基本的层面：这里不正是声名、利益、财富、雄心、欲望的集散之地吗？那么，有谁能说贾平凹不曾透彻地领会和理解这一切呢？
乡村无故事——不要忘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乡村中人走出去，进入现代境遇，或者现代性降临乡村，乡村才能够成为小说想象力的对象——贾平凹在《秦腔》中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在这座大城之中，复杂的社会生物链活跃地蠕动着——那是红火热闹，是兴致勃勃的俗世，是请客吃饭：如同《金瓶梅》、《红楼梦》，《废都》中一些最见功力的大场面几乎都是请客吃饭——请汪希眠老婆吃饭的那一场，是第一个大场面，楼台重重，小处腾挪，人情入微如画。
吃饭是热闹，是烈火烹油，但烈火烹油中也必是有一份冷清荒凉。庄之蝶的牢骚，他的寂寞与疼痛，在热闹散尽时席卷而来。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普遍情感：看古人诗文，你觉得没有人比我们更爱热闹，更溺于人群和浮世，但也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切地从热处闹处领会虚无；有时你甚至觉得，我们是喜欢这一份虚无的，人生因此而宽阔，除了追名逐利的实和“好”，还有了转身放手的虚和“了”。当我说贾平凹有志于《红楼》，并且为此重建语境时，当我说贾平凹的“恒常”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空间时，我所指的正是此等处：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我们无名的酸楚与喜乐与牢骚在《废都》中有名了，却原来古今同慨，先秦明月照着今人。
比如乐与哀、闹与静、入世与超脱、红火与冷清、浮名与浮名之累，比如我们根深蒂固的趣味偏好如何带着我们溺于“小沈阳”式的俚俗与段子式的狭邪，这一切是构成传统中国生活世界的基本的精神框架，这即是中国之心，其实一直都在，但现代以来被历史和生活抑制着，被现代性的文化过程排抑于“人”的文学之外——甚至，“颓废”和“空虚”这两个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前现代意义其实也判然不同，在传统语境中，颓然自废和空寂虚无是本体性的、审美的人生境界，作为对热衷、上进的儒家伦理的平衡性向度，使中国人不至于变成彻底的僵硬实利之徒，只是到了现代语境下，它们才变成了一种道德上可疑之事。（注）
而庄之蝶的问题岂止是“颓废”，他还上进得很呢，他的身上具有相反而相成的双重性：他依存于他的生活世界，深以为苦也深以为乐，他无疑厌倦，他也无疑沉溺，烦极了时，庄之蝶痛切言之：“人人都有难念的经，可我的经比谁都难念”，何以他的经就比别人难念？因为他确实另有难处，但也因为他不是“别人”，此人深陷于自哀自怜，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累最苦之人，他对得起所有人而世间人都亏负了他。
他是累的烦的，因为他的“上帝”就是他周围的人们，他有义务让他们满意，他也因此获得肯定，他被需要也被裹挟，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必然与他的自怜同步增长。
贾平凹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这种对中国人基本生活感觉的重新确认和命名——《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重建了经过现代以来的启蒙洗礼、在现代话语中几乎失去意义的中国人的人生感，无数的贾平凹爱好者所爱的恰恰就是这个。
这样一种人生感的重建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与社会变迁有确凿的关系，而且我也不认为这种关系是纯然负面的，一定程度上重获日常而恒常的中国式人生，未必符合五四与启蒙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规划，但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份难得的馈赠。生活的意义并非如知识分子所规划的那样判然分明，比如在那场作为根本情节的官司中，一群当事者几乎不曾思考过其中的是非曲直，这里只有一件不言自明之事：“我们”必须维护“我们”，但反过来，有谁能轻易说清庄之蝶的对错？他应该被裹挟着参与这样一场严重而无聊的风波吗？官司的这一方所表现的正义感不是很可笑吗？但设身处地地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替庄之蝶想想，他能怎么办呢？他能够背叛他的朋友，背叛那些向他求助的人而置身事外吗？
这个生活世界的价值图景之复杂远超出我们的论述和知识，这里有利益的交换，也有人情的温暖，也有一个人对生活、对他的世界的承诺，而利益可能变成欲望和无原则，温暖可能变成酱缸，承诺可能变成对承诺之外的人们的冷酷……庄之蝶这个人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们所持的话语系统和人生想象有重大的差异，《废都》之备受批评，原因正在于此。
九十年代初的那场争论，知识分子们大获全胜，但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掌握着论辩的话语，那是一场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场地上进行的论辩；但是，十七年后再看，或许庄之蝶没有失败，或许贾平凹比他的任何批评者更具现实感。或许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他们本人有可能就是庄之蝶，当时就是，现在更是。
庄之蝶肯定不是我们想象和规划之中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但他的出现和存在对于所有认同知识分子身份的人提出了一个真正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问题：认识你自己，穿越幻觉，请回答庄之蝶究竟是我们梦见的蝶抑或我们是庄之蝶的梦？“知识分子”在庄之蝶的面前必须论证自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贾平凹以尖锐的力度展现了他的批判精神：当我们幻想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在幻想。
如果庄之蝶一直保持着他的相反相成的平衡，他会和我们一样，在话语和身心的二元运作中“成功”至今，一切都会过去，庄之蝶继续生活，当然也就不会有《废都》。
但是，贾平凹终究是放不过他，不能让他在一个恒常的生活世界里安居，他还是逼迫他回答一个现代问题：我是谁？我如何在？于是，庄之蝶则不得不苦苦证明自己具有一个现代灵魂。
这个过程中，贾平凹和庄之蝶都面临巨大的困难——没有语言，或者说，没有可信服的内心生活的语言。庄之蝶很少独白，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无法做到哈姆莱特式的自我倾诉和自我倾听，他缺乏用以自我分析的话语，他当然也可以手捧《圣经》像个知识分子一样忏悔，但在他的生活语境中、在整部《废都》所操持的语言中，这倒是唐突了虚假了。
至此，我不得不谈到那些女人，她们成为了庄之蝶通往另一个“上帝”的途径。庄之蝶与唐婉儿的关系中有一种令人悚然的恐怖：不仅是欲望的深度，还有不可遏制的自毁冲动，一种绝对的承诺和绝对的背叛：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和庄之蝶分享着一样的生活智慧——这件事是没有下文的，这件事里包含着毁灭性的危险，庄之蝶对得起唐宛儿就对不起所有人，甚至就对不起自己，他兑现了对唐宛儿的承诺也就意味着他背弃了他对自己全部生活世界的承诺，反过来，他对不起唐宛儿同样也是绝对地对不起自己背弃自己。
唐宛儿最终也果真孤绝地悬在那里，清晰地标出了庄之蝶生命中的深渊。
但庄之蝶在抵达深渊之前竟是一往无前的，这当然证明了他的苟且，但同时驱使着他的，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自我的焦虑和悲哀，他沉痛地迷恋着唐宛儿：在一次疯狂性事之后，他“把妇人的头窝在怀里”，说：“我现在是坏了，我真的是坏了！”“也不知道这是在怨恨着身下的这个女人，还是在痛恨自己和另外的两个女人”……此时，“深沉低缓的哀乐还在继续地流泻。”
——他并非不知自己是“伪得不能再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人”，他也并非不知，最终向他证明自己之罪的恰恰就将是怀抱中的这个女人，但是，他不能停止不能改过，这不仅仅因为道德意义上的“堕落”，更因为，这个人，他终究不仅是一只因为苟且于世间而被贾平凹梦见的蝴蝶，他是一个自知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存在深渊的人，他甚至在寻找那处深渊，他向着它走去，满怀恐惧，满怀悲哀，他自知有罪但他却不知这罪何以论定、谁来审判和如何惩罚，他的身上有一种认识自我的强大冲动，他终究是个作家。
于是，在古老的城墙下，庄之蝶最后一次问宛儿：“宛儿，你真实地说说，我是个坏人吗？”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呢？“两个人就相对跪在那里哭了。”
——这是生命中的大哀，这份哀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在《红楼梦》和《金瓶梅》中，世界的朽坏与人的命运之朽坏互为表里，笼罩于人物之上的是盛极而衰的天地节律，凋零的秋天和白茫茫的冬天终会来，万丈高楼会塌，不散的筵席终须散，这是红火的俗世生活自然的和命定的边界，这就是人生之哀，我们知道限度何在，知道好的必了。但在《废都》中，城墙上如泣如诉的埙声、庄之蝶家中的哀乐所表达的“哀”更具内在性：这并不仅仅是浮世之哀，直到小说结束，庄之蝶的筵席在俗世的层面上也还没有散，他还没有被抄家，还可以混下去，但他的内心溃败了，他在贾平凹所归认的传统中，成为第一个自证其罪的人——古典小说中无人自证其罪——而庄之蝶之哀，或许也是哀在他竟可以不受审判，继续在这俗世行走。
庄之蝶的出走是他在整部《废都》中做出的最具个人意志的决定，他弃绝一切承诺，他为自己做出了决定，但问题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要走向哪里。
当贾宝玉披着大红斗篷出走时，他自己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去了他的来处，一片“干净”之地；当晚年的托尔斯泰出走时，托尔斯泰至少在理念中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但庄之蝶不知。
《废都》的批评者常常以托尔斯泰为精神标尺，衡量庄之蝶的分量，这极富洞见。我猜测，当贾平凹写到火车站上的最后一幕时，他很可能想起了托尔斯泰，这个老人，在万众注目之下，走向心中应许之地，最终也是滞留在一个火车站上，这时，贾平凹或是庄之蝶必是悲从中来：他心中并无应许之地，他的出走无人注目并将被迅速遗忘，他甚至找不到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这个决定，他在踏上放逐与流亡之路时他的内部依然携带着那个深黑的沉默的深渊。
——终究是孤魂野鬼。我猜测，《废都》中花了如许的笔墨过度渲染黑夜中无言的满天鬼魂，不过是最后要让庄之蝶加入进去。
但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哈罗德·布罗姆曾在《西方正典》中指出，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做出了雄辩的责难，但是，托尔斯泰自身在最后时刻的境遇却非常近于“李尔王”：一个背弃了自身的生活世界，同时被自身的生活世界所背弃的孤独无着的老人。
那么，这个庄之蝶，他是李尔王吗？或许我们根本不必向他提出知识分子式的问题，他的问题仅仅是陷溺于自我的幻觉而背弃了他的生活，他的罪和罚都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成立，他不过是人类的虚荣——世俗的虚荣和自我的、精神的虚荣的又一个牺牲品？
对此，我并无定见。贾平凹也不能提供答案，当他让庄之蝶从那些“口口口”中溜走时，他和他的批评者们一样，是把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环境和时代，但当他在无着无落的火车站上把庄之蝶付与痛苦的无言、付与生死时，他又确认了庄之蝶的“存在”，而把存在之难局严峻地交给了我们。


（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引用李欧梵谈到了这一问题：
李欧梵先生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这篇文章里谈到这个问题。中国新文学，包括左翼文学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信奉历史进步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前进的泛道德情绪下，颓废也就变成了不道德的坏名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第64页)。确实是这样，“颓废”是我们用来批判、挞伐包括“现代派”文学在内的那些不能指明方向，“悲观主义”，情调上不明朗、健康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常用词，或者是“关键词”。李欧梵说，“颓废”是一个西洋文学和艺术上的概念，英文是Decadence，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人翻译成“颓加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第59页），是音译，又是意译。在西洋文学、艺术中，这个词可能并不包含道德上的价值判断，但是在现代中国，也包括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语境中，它确实是个包含有严重贬斥意味的“坏名词”。我想，这是因为不能容忍对于“时间进步”的信念的怀疑和反抗，也不能认可文艺表达“颓唐美感”的合法性。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74-275页，三联书店2002年8月第一版）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3676141#comment 0 Wed, 23 Sep 2009 03:15:58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3676141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2320054

朱熹论文、论心，喜说“活泼泼地”。现代汉语里，活泼泼省了一泼，就是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细思量，此“活泼”与活泼泼略异，盖因上下文不同，活泼泼是一种生命境界，君子之风，无所不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活泼则是对革命干部的要求，说的是昂扬向上的集体风貌；当然若用到个人身上，这个词就基本上是阴性的：属于妇女或儿童。
做到“活泼泼”大难。——顺便说一句，朱夫子对现代中国政治语言其实是有隐蔽的影响，不唯活泼，诸如活学活用、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都颇具理学风范。“活”这个范畴在朱子是体也是用，当然现代中国人更强调“用”，所谓“搞活”，也是功夫下在“用”上，但重回朱子语境，这个“活”之体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说朱子，是为了说到唐兴顺。兴顺兄的文章一路看下来，感觉恰好是三个字：“活泼泼”。他的文字好，状物、叙事、抒情、说理，均是摇曳生姿，流荡不拘，有时是调皮的，如孩童，有时妩媚如少女如李逵，有时又如老僧、如领导、如家居一闲人，一路行来，无常法、无常形，自由无碍。
如此文字得山水之意。兴顺兄的散文也确实多写山水、草木。中国文学和文章近些年来，写风景的好的不多，以至于谢有顺兄疾呼文学中不见天地。我以为，文学中无天地，因为我们心中、感官中确实无天地——抬头看窗外，星星没有，灯光通明。但另一方面，在散文中，特别是在所谓“新散文”中，对大地风物的书写也蔚为大观，至少是数量可观。不过，“新散文”中的风景是被记忆和遥望的风景，人与大地不相亲，文章见证着人如何遗弃大地或被大地遗弃。所以，“新散文”写乡村与山水，表达常常是困难的、滞涩的，无论如何不活泼，更不是活泼泼。
“新散文”的这路文章我不喜欢——我用了“不喜欢”这样情绪化的、诉诸感觉的词，因为这确实就是情绪、感觉。那些文章与其说是在描述风景，不如说是在戏剧化地叙述风景的死亡。风景的死亡，这当然不是令人喜欢的命题，更令人不喜欢的是，这命题中包含一种孱弱的知识分子气或书斋气，我们不能在天地中把身心交给风景，而是，把自己变成了风景的客人。身在异乡为异客，这是现代之病，但常常也是自己找出来的病，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你告诉他此地是本乡本土，不是远方他乡，他还真就失语了，他一定要把故乡变成他乡才有话可说。这当然是现代性的深刻之处，但也是现代性话语之一大俗套滥调。
所以，“新散文”的风景书写多用书面语，且是雕琢缭绕多思多愁的书面语，脑袋很大、身体退化。
而唐兴顺，他的文章并无多少现代书面语的气息，他的语言来源大概是古文、小品、口语，也有一点得自贾平凹的禅意，总之不是从现代散文的主流中来。这个人也真不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而更近于前现代的文人。他在山水中做得主，他所写的风物，大略是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一带的村庄、山水、草木，他都是亲切地看成家里事。那么多草木，竟如数家珍，皆有名字——虽是小节，但由此可见精神，你看熟了邻居的脸和你知道他的名字，这完全是两回事，“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山之有名无名也不是末节；所以，孔子劝人读《诗》，以为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多识草木虫鱼之名，识得大名小名，山水间呼朋唤友呼儿唤女，人就不是客人。
唐兴顺不是客，这样一种态度，使他的文章“活泼泼地”，心性、风景是活的，文章也是活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他最好的文字，总有一种家常随便。随便是散文大难，随便而无章法，就成了邋遢惫懒，太有章法，就没了随便。对文字、对生活有一种牢固的故乡感，或许才能养出这种随便。
所以，就文章而论，活泼泼大难。当然活泼也难，但现在活泼的文章多，活泼泼的文章太少，活泼之文，滔滔者网上皆是也，网络是个大集体，不活泼没人搭理，万众欢腾，一人向隅，成了闹个人主义，就只好活泼；这活泼是自娱抑或娱人乎？我看主要还是要娱人，先存了一个吃力讨好的念头，于是就少了一个“泼”字。而“活泼泼”是山中溪水，溪水活泼泼不是为了给人看，是因为它就是活泼泼，不活泼泼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活泼泼的文章终归是有一种主人感，此心是我家，此文亦是我家，所以就活得起来。
兴顺兄也有不活泼之处。流水碰见了石头就活泼泼了，唐兴顺的文章碰到石头就不活泼了。这石头，我把它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一攻我们的唐兄，唐兄就忘了自己是主，就变成坐立不安的客人。唐兴顺有古文人气，性情、心性皆是好的，写到得意处，兴致盎然，流连忘返，但文章总要结束，即使是古文人，兴尽而返时也要说两句“载道”门面话，交代一下。可是一到此处，兴顺兄就撞上“石头”了，长文短文，写到归结处，常常就苦于不能升华、高调，说几句套语了事，或者索性喊两句口号。
这也难怪他。古人流连山水，由此悟道，这道和山水本是一体，道乌乎不在，就在山水草木之间，从心性到天地到文章，逻辑上是可以自洽，浑然贯通，所以古人“载道”也不是很不自然。但我辈今人，即使如兴顺兄这样沉溺自家山水，抬头看天悟道时，也会觉得这山这水和这道没啥关系，或者说，今日之道的语言不是从山水中来，也不能与山水之中的语言在审美上恰当匹配。这就是所谓道与文支离。
于是，只好强说了。
但又何必强说呢？道或许本就是一说便俗的事，与其信那把我们变成万物之客的道，不如且信这一株花一棵树，且信它们自身就是大道，且以太行山为自家园子，悠然看山看花，任机心尽去，哪怕只是此时，哪怕只是以文章记下此时。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2320054#comment 2097152 Mon, 07 Sep 2009 10:33:42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52320054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7753847 2·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友谊出版公司
3·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4·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
5·阿来：《空山》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延安、西安、甘肃，西行路上我带的唯一的书是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历史也许真到了如此时刻：我们需要这样的书，需要这样忠直诚挚、严厉和痛苦（而不是廉价甚至愚蠢的痛快）的思想，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邻人和对手，进而正视和剖析我们自己。

很多人不会喜欢这本书的诸多论断，我也常常欲与作者争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所喜欢的未必正当，也未必心想事成。比如十八世纪我们自大成病，喜欢全世界都来下跪磕头，认为那是天经地义之事，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所以，在这个时刻，应该倾听这个人的声音，这个人不是“讲坛”名流或网络名人，他无哗众取宠之心，他固执地说出自己的所见和所知。

一百多年来，中与日冤缠孽结，但中国人严肃深入地探讨这一关系的书，据我所知，竟仅此一部。

不喜欢的是《小团圆》，不能卒读。张承志对张爱玲的立场和态度有严厉的指责。而我，首先是受不了她的“老姑婆”气，写《小团圆》时，她老了，沉溺于昔日的鸡毛蒜皮，无老了后的阔大、淡远，只剩下重复絮叨、尖酸琐碎，并且奇怪地坚信读者对她的那点翻炒不休的烂事有无穷兴趣——当然奇怪的事总是无独有偶，此时的读者或者媒体还真就对此不厌倦地有兴趣。

《恶童日记》与《小团圆》相比，高下立判。也是乱世中的人生故事，但“恶童”的人性深度、那种对人的选择决不留情的审视和追问，张爱玲做不到，她太爱自己、只爱自己，决不忍对自己动刀。这是张承志鄙视她的原因，我怀疑也是众人对她有兴趣的原因：一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作家，一个曾把这种品质竟表达得如此华美如此感伤的作家——但年轻时的自私或许是自傲，到了《小团圆》，老来自私就让人不忍看，不知她何以无自尊至此。

而《亲爱的安德烈》至少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常的女人：感情充沛但也不至于充沛到不讲理，她明理、说理，即使是对儿子。

《空山》第三卷出版，《空山》至此完成。此书大概不像《尘埃落定》那样召人喜欢，但我认为它比《尘埃落定》写得好。怎么好，非这点篇幅能够说清，一定要说，我就说：《尘埃落定》写藏区，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区——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

人之为人，难矣哉。这就说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认为这是上半年汉语小说中最具原创性的一部。这本书放在这里，立此存照，我就能鲜明尖锐地感觉到，原来，关于中国人、关于中国人的心与身与命与我们的聒噪沉默和忙碌奔走，我们都还所知甚少。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7753847#comment 0 Thu, 16 Jul 2009 14:13:25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7753847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6546467
“推拿”，是中国古老的医术。医者的双手之力施加于患者的身体，患者隐秘的病痛被另一人、另一双手所感知，这双他者之手或许比你更懂得你的身体，在一种审慎、巧妙地运用的暴力下，你的身体与侵蚀它的力量达成和解或平衡。
在中国，推拿者大多是盲人——或许没有比推拿更适合他们的职业了，按照中国古代哲人的看法，人的感官缺陷必会获得补偿，上帝蒙上了他们的双眼，但给了他们一双灵敏的手。推拿诊所低调、谦卑地隐藏于市井，在那狭窄的门面内，一群盲人等待着——人们走进来，躺下或趴下，放松，卸去铠甲，卸去对这世界的警觉，把身体信任地交给他们。这些盲人，也许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在他们面前有一种安全感，似乎身处黑暗，我们听任他们与我们的身体对话，身体在盲人的触摸下不再沉默。

然后我们一身轻松地离开，重新投入五光十色的俗世。生活建立在对身体的遗忘之上，而那些盲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不再想起他们，似乎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

《推拿》这部书，所写的就是这另一个世界。一个隐于黑暗的、边缘的王国，被我们忽略，他们也看不见我们，在毕飞宇的笔下，这个王国有独特的文化礼俗、政治秩序，但是，在黑暗中，那里的人们笑着、痛着、隐忍着、哭泣着……

毕飞宇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虽是一个偏远的王国，人类生活中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在那里暗自运行：爱、责任、梦想、欲望、孤独、尊严、情谊、权力，等等。他们备受考验，也许由于他们通向世界的道路狭窄，他们的选择高度受限，他们经受的考验就尤为严峻、艰险，他们行走于价值世界的钢丝之上，闭着眼，只能依靠深藏于眼睛之后的心，和他们无助地张开的双手，小心翼翼，如临深渊。

——注视着这本书上的一行行铅字的中国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忽然意识到，尽管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但他其实就是这个隐秘王国的居民，这一切，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作为医术的推拿中，医者需要辨识人体的穴位，穴位标记出我们身体中一系列关键的节点，那是身体的整体状况和特殊病症会聚的地方。医者低调而自信，他相信，他只要找到一个恰当的点，你的身体就会把它深藏不露、甚至向你自己隐瞒的秘密向他敞开。

毕飞宇在写这部书时，也闭上了眼，用他的手，寻找中国生活的穴位，他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确认，他知道他必须穿过丰盛的浮辞和喧闹的表象，穿过所有宏大总体之物，找到人之为人的基本之点，他在小说的一开头就找到了一个：钱，人怎样对待他的钱，然后他找到了爱，人怎样爱，怎样在爱中承担责任——他就这样一个一个执着地、甚至蛮横地找下去，完成了对中国之体的“推拿”。

中国人的生活和经验，中国之身体与心灵，由此在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在那黑暗的推拿房里经受了一次锐利的诊断。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6546467#comment 2097152 Thu, 02 Jul 2009 14:49:20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6546467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3096287
写序的人是作者的客人，他有义务谈论作者。

但对于萧耳，我所知甚少。她是哪儿人呢？我是在杭州认识她的，那时她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后来，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上海了，主编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说老实话，我忘记了；这再度证明了我的记忆像戈壁一样干燥，但我保证，我记住了那份杂志巨大的开本，简朴到傲慢的装帧——是的，是傲慢，那份杂志似乎随时要去千里之外，是否带你玩，它还要把你打量几眼再说。蒙萧耳不弃，一直向我寄赠这份杂志，那两年里，我通过它窥探另一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这杂志不是给我看的，它是给极少数人、想象中的极少数人看的，而我很不幸不在其中。至于这极少数究竟是谁，我下面将会谈到。

然后又是两三年没有音信，再然后，就是现在，萧耳拿出三本书稿，而且，无理由地，她命令我写序。
以上就是我对萧耳所知的全部。现在我要谈谈这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关于西方上世纪的小酒馆，关于西方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西方上世纪的女艺术家。

通过这三本书，我终于对萧耳有了比履历表更多一些的了解，我发现了她的踪迹：她正在巴黎、纽约或者伦敦，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她在爵士乐飘荡的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坐着，这个中国女子，她和一帮子外国女人窃窃私语，她们或许会谈到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菲茨杰拉德、雨果、尼采、海德格尔、马勒、亨利米勒，还有正闹单相思的中国诗人志摩徐……

发现了这一点，我知道没有比我更不适合为本书作序的了，我也情愿生活在别时别处，比如宋朝或晚明，比如杭州或苏州，如果一定逼着我流落异国而且可以选择，我宁可去紫式部或江户时代的日本；我有点喜欢十九世纪的伦敦，但真到了那里，我想我多半不会和萧耳的朋友们厮混，总之，在各自的想象中，我和萧耳肯定不会邂逅。

而且，我真的去了也就不回来了，挥一挥手，云彩与我何干。萧耳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在远方的每个深夜，她回到酒店的房间，借着昏黄的灯光在打字机上运指如飞，她要在截稿前发回消息：本报巴黎讯……她要把消息传回21世纪的中国。她是个记者，写这三本书时，她是穿越时光的记者。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我无话可说；在我来看，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但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该记者为什么认为我们对她所报道的陈年西方八卦感兴趣？此时是21世纪初的北京之夜，扭过头看窗外，灯火灿烂，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大吃大喝，在娱乐，守着电视机热爱“小沈阳”，在打印求职信，在揣测她或他的公司是否经得住经济危机，在思考明天的股票该买还是卖，在担心为什么赵家的狗看了我一眼为什么领导今天的脸色不好看，紧迫、焦虑，生机勃勃的日子劈头盖脸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给定的生活逻辑中力求成功，对不能成功我们满怀恐惧和怒气，我们从不想象我们是否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把此处之外的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懒惰、失败、不靠谱——今年春节，我在尼泊尔度过，一路上一群脸色暗淡睡眠不足的中国成功人士都在嘲笑尼泊尔人民的懒惰，他们急于在释迦牟尼的故乡传播真理：关于如何上进、如何GDP，如何在喜玛拉雅的河上修建水坝和电站，把闲着的林子砍掉卖钱……

然后，偶然地，你看到了这三本书，一个女记者在遥远的远方、在往昔发来消息，这是关于一群奇怪的人的消息，那些人以各种方式力求“格格不入”，他们以小酒馆为阵地，孤身犯险，在摇滚、酒、性、诗歌、冥想中动员起自身的一切力量——头脑、身体和本能，他们自我折腾、不断叛逆、死不上进，把不上进作为通往荣耀和幸福的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冲出那个世界，证明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

他们因此成为了“英雄”——反“现代性”的英雄。这三本书主题各异，但同样关乎“英雄”，英雄们的侠骨柔肠，他们的苦斗和牺牲。

但坦率地说，我仍然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英雄”感兴趣，毕竟《福布斯》杂志还从来不曾编制一份《文化英雄榜》，一份关于想象力、勇气和个性的排行榜。我们可能还只是抓住了“现代性”的皮毛，我们死不放手但也不知道接下来如何下手，这时，该记者却发来消息，说“现代性”已经被“反”了、被“后”了，你说这事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当然不搭理她，或者我们会跟她好好谈谈，我们告诉她，她正在危险的道路上走着，她正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推销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下去她不会成功注定失败。

但是，我们中也许有人——大概就是我开头所说的那极少数人——会在某个灯火阑珊的夜晚，忽然想起这个发来远方消息的执拗疯狂的记者，她会不会仍留在巴黎或伦敦，打字机的声音雨点般敲击着这个寂寞的世界？这时，我们可能忽然想到，她离其实我们不远，就在隔壁，就在对面那座楼上的那盏孤灯下……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3096287#comment 0 Sat, 23 May 2009 16:16:55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43096287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8999237
——《2008年短篇小说》序，春风文艺出版社


这个选本收入二十篇我以为值得一读的短篇小说，均发表于二00八年。在一米多高的一堆杂志中游荡十多天，最终有了这样一本书，我很满足——我无意对二00八年的短篇小说在总体上提出责难。

满足了就无话可说了。只好谈谈小说之外的事：一个短篇小说文本形成后，印在纸上，等待读者，而我们这些读者在浩如烟海的纸页中何以恰好能够找到它？即是说，短篇小说是如何流通、如何消费的？

在此之前，我主要是通过各种文摘、月报和选刊来阅读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基本上发表于各种文学期刊，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认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翻阅很多的杂志。我们相信选家们有足够的眼光和能力把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品筛选出来，然后，我们放心去读就是了。

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或者
“纯文学”——姑且用这个词吧——在短篇小说、很大程度上还有中篇小说上久已形成的秩序。该秩序至今并无改变的迹象，不仅是一般读者依赖于这个秩序，即使是专业批评家——他们一样没有时间和耐心读那么多的刊物；每年都有各种短篇小说的年度选本出现，这些选本通常是对文摘、月报和选刊的二次筛选。当然，批评家出于对个别作家或个别刊物的特殊关注，偶尔也会看到文摘、月报和选刊之外去。

这个秩序非常合理。生命短暂，小说太多而好小说注定太少，如果有人能够替我们判断什么是好的，对我这样的专业读者无异于延年益寿。

但是，这个秩序有一个前提，就是，关于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我们和我们所信任的选家们有充分的共识，我们相信那些选家大致是依据这样的共识甄别作品，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先行行使认可之权。

但恰恰是这个前提，我认为很成问题。二十年多前，我曾在一家选刊工作，那时我就知道，关于什么是好小说，在编辑部内部的看法通常是南辕北辙，我们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摸索，在已知的、熟悉的好小说与未知的、陌生的好小说之间犹豫，比如在八五、八六、八七年，我们就得经常为莫言、苏童、韩少功、余华的小说是不是好的、是否值得选而争论、权衡。权衡的结果不同，当时的选刊、月报之间就有明确的差异。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八五、八六年那样的“革命”已成往事，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变化和创造的好奇与期待。——在我看来，如今的文摘、月报、选刊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他们对此有岩石般稳固的看法。至于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以后会找机会谈谈，总之，在二00八年的时候，你把文摘、月报、选刊翻个遍，翻完了你会感到他们的趣味和判断基本一致而且一以贯之。某些作家是必选的、某些作品是必选的，而你完全知道他们和它们为什么正好就被选出来，几乎没有意外。

我承认，这块岩石标志着某种共识，有共识总是一件令人安心的事，但问题是这种共识得来未免轻易，而且它一经形成就拒绝反思，以市场的名义、以读者的名义、以现实的名义，真理在握，过度自信。

在审美判断这件事上，不自信不行，过度自信则可疑而且乏味无趣。只相信以往的阅读经验，相信多少年来形成的范式和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叫好的必定是我们熟悉的——在这审美空转中，我们怎么就会不感到疲劳呢？

没有陌生，没有对经验和心灵的新的想象、阐释和表达，可能就真的没有文学，而过度自信——不经反思的自信与狂妄和僵硬几乎就是同义语。

所以，在编选这个选本时，我决心不偷懒，自己去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找。结果，除两三篇外，这里的短篇小说都不曾蒙恩被选。

由此，我得以对短篇小说的衰微有了另一重理解：短篇小说确实面临恶劣的生态，它和长篇甚至中篇不同，它的流通和消费只有原创期刊和文摘、月报、选刊这样单一狭窄的路径，如果这个路径最终只对某些特定判断下的作品开放，我们就不能指望杂花生树、草长莺飞。

但此文的目的并非就“生态”问题发出呼吁，我知道，如果听得进呼吁，那么也就不会有拒绝反思的过度自信。只要不怕疲劳，只管自信下去，而且我还知道，在审美问题上，还真是有颇多的人耐得住疲劳。

我远未看尽这一年的短篇小说——我怀疑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尤其是我本该看看所谓通俗文学的——我最近就看到了一篇具有眩目才情的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今年第二期的《赶在陷落之前》，作者程婧波是个科幻小说家，对咱们这“纯文学”圈子里的事懵然不知，但这根本不妨碍她写出好小说，当然，如我所料，也果然没人选她。但即使在这个局限于“纯文学”的有限的选本中，我也看到探索正默默地、不为人知地发生，僵硬的“共识”正在破裂而且不破裂才怪呢，一种由老实得像木头一样的写实加半吊子愤怒小文人加前农民构成的共识远不能含纳多姿多彩的写作。

这个选本中的作品有些或许经不住再看，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构成了挑战；我甚至只是喜欢某个作品的某些段落、某种语调，它们或许不完美，但是得多么庸常的作品才能让这个意见纷纭的时代的人们感到完美啊？一篇小说如果不能在半小时内稍稍改变一下我对世界的看法，那么这样的作品你还写它干什么我还读它干什么？


附·目录



张惠雯：末日的爱情《收获》第1期

徐则臣：镜子与刀《大家》第1期

王祥夫：看戏《上海文学》第2期

李 冯：猴子《山花》第3期

罗望子：墙《收获》第2期

张玉清：安全《花城》第2期

刘庆邦：摸刀《上海文学》第3期

弋 舟：嫌疑人《花城》第2期

陈昌平：纯洁《作家》第4期

李妙多：奇迹故事《人民文学》第4期

阿 成：延误《芒种》第4期

叶 弥：混沌年代《花城》第3期

陈丹燕：柳叶撇《十月》第3期

徐则臣：南方和枪《大家》第4期

石舒清：眼欢喜《青年文学》第9期

张悦然：嫁衣《收获》第5期

笛 安：塞纳河不结冰《十月》第5期

鲁 敏：在地图上《上海文学》第10期

陈 河：夜巡《人民文学》第11期

东 君：黑白业《十月》第6期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8999237#comment 0 Mon, 06 Apr 2009 06:16:01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8999237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6218100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的弟子都是“活雷锋”，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努力做好事。做好事分为两种，一种如颜回，躲在破巷子里哪儿也不去，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有个窝头吃，有一瓢清水喝，颜先生就乐呵呵的了。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做好事，世道这么乱，一个人呆在屋里不出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德行。

帕斯卡尔说：世上一切灾难都起于人不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一棵“思想”的芦苇；颜回有芦苇之风，孔子在众弟子中对他评价最高。说起来，孔老先生也有些凡人的毛病，看《论语》就知道，他也喜欢背后议论人，但他对颜回是一贯地夸奖，这可能是因为颜回能做到的，孔夫子本人也做不到。
孔子就是个不肯呆在屋里的人，他要奔走，要实践，总想干点什么，他的大部分弟子都和他一样，很积极，很忙，忙于做官、办外交、做买卖，忙于改变世界。这当然也属于做好事，是做好事中的行动派。
行动派的代表人物是子贡和子路，他们做的好事想必很多，但历史上鲜有记载——古代的史家如同现在都市报的记者，对人性抱着相当阴暗的看法，他们通常喜欢报道坏事——但有几件还是流传下来了，连同孔子的评论。
比如有一次，子贡在外地碰见了一些鲁国老乡，也不知是掳去的还是骗去的，老乡们已经沦为奴仆；子贡是仁人，有不忍之心，况且又是老乡，于是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带回了鲁国。

然而当时的鲁国有一项政策，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金由国家财政支付。但子贡在做好事啊，怎么能拿着发票去报销呢？所以，“来而让，不取其金。”

至此，子贡算是把好事做到底了，他完满实现了中国人对“好事”的全部预期，但事情传到孔子那儿，老爷子却不以为然，子曰：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被拐卖了恐怕就没人再去赎了。

相反的，有一次子路见义勇为，抢救了落水者，被救的人千恩万谢，最后说：也没别的，这头牛你牵了去吧。子路竟不客气，施施然牵着牛回了家。这件事真的有点不靠谱，把好好的一件“事迹”弄的不好报道，但孔子得知，竟大加肯定，断言：鲁国人民从此必将争先恐后地拯救“溺者”矣。

两件好事，两种态度，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实践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他相信人有道德之心，但也相信人有利己的本性，他的意思是，你的境界那么高，高得凡人跟不上，那么德行也可能就变成怪癖，失去了教育意义。

当然，按我的想象，子贡也可能不服气，心里说：做好事还做出错了，都像颜回那样倒是不会出错。可是他做了什么？

孔子则说：都像颜回那样，也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6218100#comment 2097152 Thu, 05 Mar 2009 01:48:57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6218100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4360962

本书收录五年来的部分长文、短文和答问。

前后看一遍，看出了主题，一以贯之，就是“为文学申辩”。

文学是万古江河，但是，在它存续的每一世代，在每一个“此时此地”，它都是一种弱的、备遭猜疑蔑视的事物，同时，它的那些最热情、最真诚的维护者们，也经常辛辛苦苦地使它僵硬和凝固——使江河干涸。

所以，文学需要为之申辩，在申辩中领会它的价值，领会它的过去和未来，领会它真的精神和活的生命。

选择“申辩”一词，颇费踌躇，我喜欢这个词招架和防守的姿态，不得不辩，但这个“辩”并非一味进攻，并非“手执钢鞭将你打”，“辩”是为了“申”——自我认识和申明。申辩的过程其实是反思的过程，既辩之于人，也反求诸己。

也就是说，五年来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说文学，并非怀里揣着取自东海龙宫的法宝，更不是为了布道，而是为了求道——面对公众和同行，面对自己，小心地求证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和它的可能性。

所以，这本书叫做“关于文学的价值与可能的对话”或许更为恰切。

感谢在这些文章和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催促、启发、帮助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对话者们：熟悉的和陌生的提问者，写出我所赞赏或质疑的作品的作家，提出我赞同或非议的观点的批评家。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4360962#comment 1 Wed, 11 Feb 2009 13:53:51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4360962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0723244 邓一光：《我是我的神》，十月文艺出版社


被忽略的杰作。勇敢与孤独之书。有力地想象和求证了中国生活中的“现代英雄”：一个敢于自我选择的人，一个对自己对世界负起责任的人。这部书之被忽略，证明笨重必遭报应，也证明这种人的稀少和孤独。

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


获得了广泛赞誉，但这是一部低调的小说。对特殊经验自信的占有和精密的分析，在从“钱”开始的生活诸基本元素之间领会人性之复杂、考验人的性格力量。不象征、不引申，不宏大，但毕氏炼金术从我们含混暧昧的生存中炼出了确切的金。

严歌苓：《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


孤绝的、罪感的故事，读者变成胆战心惊的同谋。跨国、跨文化、跨战争与革命，这三个男女的命运证明人的相残，更艰难而雄辩地证明人的相亲。严歌苓在险而窄的刀锋上丰满、壮阔，但她缺乏耐心——这小说的结尾草率了。

慕容雪村：《原谅我红尘颠倒》，珠海出版社


厌倦了堕落，但甚至这厌倦感也如滚滚红尘一般旺盛。主题是罪与罚——法律的和灵魂的。慕容雪村有“白茫茫”之心，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
]]>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0723244#comment 0 Wed, 31 Dec 2008 11:27:33 GMT http://622008696.qzone.qq.com/blog/123072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