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9999.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04:21:14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23 Nov 2009 16:14:09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849 笑蜀
粗略统计，仅在建、拟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广东已多达至少19家；其中，广州就占了8家。
广州8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当然统统建于近郊。这就是说，未来广州近郊，几乎已找不到二噁英阴影不能覆盖的净土了。
如此蔚为壮观的景象，岂限于广东一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垃圾焚烧发电的烟囱正到处生长，将一座座城市包围起来。二噁英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次第打开，令人恐惧到心悸，令人压抑到窒息。
抗议么？反对么？无效。因为别无选择！这是所有城市政府强制推行垃圾焚烧发电的共同的理由。
你可以说，强制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其实是“借敌自重”，是借当下垃圾危机来大干快上垃圾发电产业，以从中逐利。
这话说的一点不错。专家赵章元早就披露：美国和日本近十年都没有增加一台焚烧炉。那么他们继续生产的焚烧炉去哪了呢？中国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市场。
这个最大的市场大到何种程度？随手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拟建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预计投资9.3亿，在建的李坑二期投资总额9.7亿，广东另外两个尚在“报批可研”阶段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预计投资都高达13亿。深圳上坑塘垃圾焚烧发电厂预计投资22亿，更是令人咂舌。
汇总已披露的预计投资额，广东拟建、在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共计至少110亿。
区区广东一省如此，全国又是什么规模，不难想见。完全可以断言，卖垃圾焚烧炉已成当下中国最赚钱的行当之一。
有关部门的冲天干劲从何而来，答案至此昭然。但遗憾的是，仅此仍不能构成拒绝垃圾焚烧发电的充足理由，因为，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个方面也无可讳言，那就是垃圾危机的增长及相伴而来的城市治理危机。正是事实的这后一个方面授人以柄。有关部门对公众的回应也就不乏讥讽：
制造垃圾危机的是你们，拿不出办法的是你们，对我们的办法说三道四的也是你们！
我们自私，我们狭隘，我们无能。我们在有关部门眼里的形象，大概就是这样不堪吧。他们收产业利益之真金白银，反而振振有词，大义凛然；我们都是二噁英的潜在受害者，倒显得胡搅蛮缠，理屈词穷。
但是，我们真的除了说不，就一点办法没有吗？解决垃圾危机，真的只有焚烧发电一途吗？当然不是这样。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欧洲垃圾处理巨头、意大利“马可波罗环境集团”在华公司负责人近日声称，意大利人讨厌垃圾焚烧发电，这种技术在欧洲已是淘汰技术，因为它会带来很多疾病，比如二噁英导致胎儿畸形等。当然，如果垃圾得到很好的焚烧，不会产生二噁英，但这很难做到，一是当前技术达不到，二是成本非常高。所以，意大利主要采用更环保的垃圾分类回收加上垃圾填埋发电。
更值得借鉴的，是同文同种的台湾的经验。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整个1980、1990年代，台湾也曾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所苦，其应对之道也是大干快上垃圾焚烧发电，甚至要一县市一座焚烧炉。但现在台湾的城市垃圾却急剧萎缩。以台北市为例，其每日生活垃圾总量已从10年前的3695吨，锐减到1500吨。垃圾危机化解，相应地，台湾三分之一数量的垃圾焚烧炉也宣告取消建造或停止运转。
这个巨大转折是怎么来的？一言以蔽之，是从公共博弈中来的，是从持久而充分的公共辩论和公共讨论中来的。大干快上焚烧炉的主要理由是别无选择，但通过博弈，通过辩论和讨论，政府、市民双方的智力和灵感都被激发出来，终于找到了垃圾危机的有效应对之道，即在民间广泛参与、民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在社会监督和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垃圾分拣体系，从源头上就实现垃圾减量、分类和资源化。
台湾的成功转型给我们的一个最大启示，是公共博弈的绝对重要，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的绝对重要。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好办法是想不出来的，政府就只能用坏办法，特殊利益集团就不难趁此暗度陈仓。
公共参与、公共博弈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因事涉公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公众参与、公共博弈的动力也一定足够强劲。问题只在于这扇门能开多大，而这点恰恰最令人忧虑。近日媒体披露，在回答垃圾焚烧厂能否多几处供市民选择的提问时，广州有关部门的说法竟然是，多项选择固然更能满足公共利益，但是，这样做时间长没效率！这足以证明有关部门对待公共利益、对待公众参与的诚意了。
建立在充分博弈、充分辩论和讨论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理。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而相关部门恰恰最迫不及待，最没有耐心。真实原因何在？真实原因并非如他们所称的垃圾雄兵马上要一夜破城，这不过是吓唬小孩的托词。垃圾固然已成危机但也没到一年两年都等不得的地步。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只要他们自己的效率，即产业利益所需要的效率，部门利益所需要的效率。不仅拖一天就少赚一天，而且最直接的损失是，十一五规划已到尾声，项目再拖下去，就没办法拿到十一五规划规定的专项财政投入了。而用纳税人的血汗做本钱为自己赚钱这等好事岂容坐失？所以他们才分秒必争，哪有什么耐心让你去从从容容地博弈，去认认真真地辩论和讨论。
一言以蔽之，他们把小集团利益看做西瓜，把公共利益、把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看做芝麻。这才是垃圾焚烧发电似乎不可阻挡的全部奥妙之所在。
——载《东方早报》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849#comment 136315392 Mon, 23 Nov 2009 16:14:09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849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103 我就觉得好笑：你往哪走？但凡是城郊，无论广州深圳，将来哪里没有垃圾焚烧发电厂？除非你有本事，住进省委或者市委大院。
这是我一篇文章中开头的一段话。这篇文章预计明天见报——
已建成的不计，仅在建、拟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广东已多达至少19家；其中，广州就占了8家。
广州8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当然统统建于近郊。这就是说，未来广州近郊，几乎已找不到二噁英不能覆盖的净土了。
如此蔚为壮观的景象，岂限于广东一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垃圾焚烧发电的烟囱正到处生长，将一座座城市包围起来。
逃无可逃，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命运。那何不如不逃，何不如就地坚守？

再据南方都市报最近报道，即便是台湾那样的法治社会，垃圾发电业主也会把不适合焚烧发电的垃圾拉去焚烧发电，而往往被突袭检查的市民抓个正着。
有严密法治和强大社会监督体系的台湾尚且如此，况乎大陆？大陆已经有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了，谁有胆量试一下，能不能像台湾的市民那样，随时闯进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检查？
其实国家发改委已经承认，已建的大陆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了骗取国家的发电补贴，不惜偷偷烧煤发电，此种现象之普遍，逼得国家发改委去年就在考虑要不要修改发电补贴标准。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官员承诺的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监管几乎形同虚设，以致大陆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成了火电厂。知道人口稠密地区火电厂的环境危害吗？
这其实一点不奇怪。官员的监管承诺本来就是笑话，与f000f0,,][/M]

11.消除臀部下垂的赘肉和紧实腿部肌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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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赶快一起来做运动吧，除了弄掉你的小肚子，颈椎不好也是很痛苦滴~~~

这么多方子，短时间内是辨不清真伪了，但，总有一天革命会成功的，哼！！！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103#comment 134218240 Mon, 23 Nov 2009 16:01:43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8992103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5047 笑蜀

冲天巨浪突然涌进纽约，自由女神被吞噬，街市皆没入无边汪洋。转眼之间，气温骤降，水城纽约又变成冰封世界……
看过美国大片《后天》吗？这就是《后天》描述的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场景。
类似《后天》这样的灾难场景，马上就可能在中国广州，在广州番禺上演。只不过涌进来的不是冰山融化后增高的滚滚海浪，而是无边的垃圾。但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城市毁于一旦，家园不再。
这不是科幻，而据说是科学预测。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番禺当局。根据番禺当局的这个恐怖预测，后天随时可能变成今天。要让后天不变成今天，惟有一法可解。
那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官方的《番禺日报》近日即郑重宣布：番禺已遭垃圾雄兵重重围困，百计皆废，惟有“焚烧处理是首选”。
《番禺日报》接着告诉读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采用较多的处理方式，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普遍致力于推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
但是《番禺日报》忘了告诉读者，它说的是过去而非当下的发达国家，当下各发达国家，垃圾发电已成隔日黄花。资料显示：“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此类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自2007年至今，德、英、丹、荷、挪等国终于相继作出了新决策，不再新建可燃废物与城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厂。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番禺日报》更忘了告诉读者，西欧尤其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第一是最大限度减少了需要焚烧的垃圾总量，第二是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尤其在当下番禺，恐怕不是八年十年就能具备的。在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处理之前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可能适得其反，不是更环保而是可能更大程度地破坏生态，给未来埋下更多生态炸弹。
真的只有焚烧发电才是唯一出路吗？非也。媒体近日报道，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先生就上交了提案，建议政府以番禺为试点，在此兴建垃圾分拣中心、购置生物垃圾处理机等项目和设备。
韩先生倡导的此种模式，其实并非创新，专家赵章元等早就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此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是主流。设想一下，如果将投入垃圾发电的9.3亿资金，用来组建现代化的垃圾分拣中心，向番禺市民普及垃圾分类和回收的基本知识，假以时日，类似发达国家那样主流的垃圾分类和回收的主流模式在番禺建立健全，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其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难道不是小得多吗？
明明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但为什么番禺当局偏偏就视而不见？赵章元先生对此有他的判断，他早说过：“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政府嫌麻烦。”
但我认为，赵先生还是太书生气。问题的要害恐怕不是番禺当局怕麻烦那么简单，问题的要害恐怕还在于产业利益驱动。
无论《后天》把气候变暖的后果描述得怎样严重，人们都不会怀疑作者的诚意，这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确实是客观中立的，他们的立场之客观中立，是因为《后天》背后没有跟进一个巨大的产业。
这就是《后天》的预言跟番禺垃圾破城的预言之根本区别。番禺垃圾破城预言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利益在支撑，那就是垃圾发电产业。番禺垃圾发电之所以可疑，原因正在于此。
有关番禺垃圾发电的新闻发布会，产业利益的阴影已见端倪。出场为公众释疑的“专家”聂永丰，即为垃圾焚烧炉专利持有者。另一位“专家”舒成光，即为国际垃圾发电产业巨头卡万塔集团的中国副总裁。
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万塔集团。该集团颇多不良记录：在美国的垃圾焚烧厂被政府认定违反消防法规；且因污染空气被罚款。其在英国的垃圾发电厂，则遭到附近居民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在发达国家的路愈走愈窄，卡万塔集团把目光转而投向中国。2007年该公司在重庆成功落地，信心大增，不断斩关夺隘。近年更投入前期运作资金五千万，开发珠三角垃圾市场。卡万塔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宁愿冒着舆论的炮火，也要在垃圾发电新闻发布会上登场，至此不难理解。
青睐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岂止一个卡万塔！媒体早就报道：“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诸如北美最大垃圾发电公司美国惠明废弃物管理有限公司，全球垃圾发电“大腕”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新加坡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都已在中国落地。广州水坑垃圾发电厂即为威立雅所运营。
这意味着一个隐蔽的趋势，即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趋势，即在发达国家遭到杯葛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这跟早几年，诸如PX等重石化产业纷纷涌入中国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此次产业转移的冠冕更堂皇，即多了一个环保的冠冕而已。
这个产业是一个钱景无限好的产业。与每吨煤炭发电成本500元～600元人民币相比，垃圾发电几乎不需要成本，何况国家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价每度0.55元，远高于煤电每度3毛多的电价；国家还要向企业按吨位支付垃圾处理费。更诱人的是，此类项目将大幅带动配套装备产业。这种钱景不是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进入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尚未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多国的垃圾发电商，也莫不看得分外眼红，都渴望从中国垃圾中“淘金”。
这就是垃圾发电厂在中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终极动力所在，也是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的终极动力所在。
但是，堂皇的冠冕即所谓环保冠冕，基本名不副实，否则垃圾发电也就不会在发达国家到处败走麦城了。其中最主要的危害二噁英，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某些地方官员还可以轻描淡写。譬如力保垃圾发电厂上马的一位吴江官员就公然指责反对人士“妖魔化二噁英”，在他眼里二噁英倒像是天使似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今年9月1日在北京召开之后，二噁英的巨大毒性终于得到国人公认，这时再回避不了，某些地方官员则祭出新的法宝，宣称二噁英可以控制。
但是，二噁英岂但无法完全控制，就连监测目前都无力保障。中科院郑明辉教授即指出：截止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能对焚烧厂产生的二噁英做到在线监测。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也是难题。连有效监测都做不到，二噁英实际上的自由排放又何从杜绝？
不建垃圾发电厂，垃圾雄兵马上就要一夜破城，似乎近郊番禺比垃圾量可能更大的广州中心城区如越秀、天河、海珠形势还要严峻，明显有“借敌自重“之嫌；更可恶的是，连二噁英可以控制之类极不严肃、对公众生命安全极不负责的大话都拿来作说服公众的主要论据，足见政商合谋的公共政策游说，其底线何等之低，其能量何等之大。这才是最值得公众警惕之处。如果不能阻挡政商合谋格局下的垃圾发电项目遍地开花，又如何能够指望政商合谋格局下对已经上马的垃圾发电项目实行有效监管？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闻中科院权威科研报告，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更恐怖的是此类报告只能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发表一份这样的报告难度已如此之大，如果是垃圾发电引发的性质更严重的环境灾难，公众又何从及时知晓和提前防范？
总之，番禺垃圾发电项目只要有一丝可疑，就决不能放过。既设于人口密集区，事关公众生命，理当万全。欲求万全，必得从容讨论，充分讨论。各种追问，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必得充分发表。倘若持以公心而绝无私利，就应该容得下这种不同意见，这种反对意见，这种从容而充分的讨论。越是不容忍，越是着急，越是箭在弦上，越说明诚意成问题，越显示利益驱动强劲，其间隐含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可能越高，那么我们就越是必须加以阻止而决不能稍有苟且。这就是我们对待番禺垃圾发电项目，进而言之，对全中国所有城区垃圾发电项目应持的态度，即现代公民的态度。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5047#comment 134218240 Wed, 11 Nov 2009 15:57:27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5047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4635 但是，教授固然尊严扫地，校长尊严又如何？两鬓皆白的老校长被三十郎当的教育部小处长当众呵斥，这样的传闻其实早就不是一起两起了。笔者听到此种传闻，始而惊讶，震撼，一而再再而三，也就习以为常了。只不过纪校长在高等教育论坛上的一番感慨，才重新激活了笔者的这份敏感。
小处长固然官衔太小，但是厅长部长们，就有资格训教授、训校长了吗？如果有点点正常的人伦观，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完全不可思议。处长不论，即便厅长、部长，不都是从教授、从校长的教鞭下走出来的吗？有什么资格将自己凌驾于师长之上？退一万步讲，即便厅长、部长跟他们训斥的教授、校长确实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毕竟，只要是教授、校长，再年轻都属于老师辈，都代表着神圣的教育，从前的学生岂能不抱以起码的尊敬？
师道无存，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人伦无存。但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教授、校长颐指气使的教育行政系列的那些处长厅长部长们，何以总是心安理得，而丝毫没听说他们有过什么歉意？
当然不能仅仅用他们的粗俗来解释。好歹他们也曾经是读书人，现在也仍然大多并不拒绝书香。那么他们怎么会总是有辱斯文，甚至连上个世纪的军阀张宗昌、张作霖都不如呢？恐怕要归结到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在高等教育衙门化即权力化的体制下，全部的公共教育资源都被教育行政垄断，事实上也就是被他们垄断。
于是，教授算个屁，校长算个屁。我让你当教授你才是教授，我让你当校长你才是校长，我不高抬贵手，你纵然满腹经纶，照样步步都是鬼门关。阳光雨露皆操之于我，所有公共品的分配都无须根据权利而都来自恩赐，当然我就是主子，教授、校长名号再高，也得仰我鼻息，那么在我眼里，又有何尊严可言？
纪校长感慨师道扫地之后，开出的药方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诚然善哉美哉，但它不能没有前提。事实上也不是没有高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结果都无疾而终，原因就是他们的教授治校都是无本之木。那么教授怎样才能治校呢？胡适讲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同理，治校的大业，也不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独立人格的教授能够胜任的。如果教授、校长只能来自权力恩赐，因而不得不对权力俯首听命，那么即便弄多少个教授委员会来治校，背后的权力之手都一定不会退出的，本质上都无非仍然是权力治校。
温家宝总理呼吁，中国需要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他之所以这样呼吁，当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教育家在办，而是衙门在办，是教育行政官员在办。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只有教育官员而没有教育家的国度，中国教育一直搞不好，一直为人诟病的真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呢？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大教育家，直到上个世纪，陶行知、蔡元培、张伯驹、陈鹤琴、黄炎培、梁漱溟不是仍然可以如数家珍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家天空突然就一片空白了呢？答案可以很多，但说得出的一个重要答案，就是教育官员太多，教育官员权势太盛，他们就像入侵教育界的外来生物水葫芦，长到哪里，就抢光哪里的阳光、空气和肥力，而他们其实只懂做官，连尊师这点起码的人伦都不放眼里，还指望他们懂教育，尊重教育？他们包办下的中国教育，能够是真教育？
所以，中国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要使教育有希望，别无他途，必须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切实推行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必须分权于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必须让这样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宰。教育官员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只是给教授和教育家跑堂的，教授和教育家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他们就必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而不能在教育界一手遮天，仿佛他们就是教育界的统治者。
只有这样，即只有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能真正起作用，才是懂教育的人办教育，中国教育也才能回归真教育，中国教育也才有起码的尊严，教授和校长也才有起码的尊严。处长训教授这种有损国家形象的闹剧，也才可能从此绝迹。

——原载今天《南方都市报》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4635#comment 134218240 Wed, 11 Nov 2009 15:50:35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954635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2105 （转自http://gzbbs.soufun.com/2811006867~-1~430/55018445_55018445.htm）
2009-11-10 21:22:07 两眼一摸黑025 发表于 搜房网 - 广州业主论坛 - 祈福新村（广州最火爆社区）

谭应华书记，作为番禺区的一哥，你的下属市政园林局的周什么什么其实给你设了一个大大陷阱，你入局了。你不幸成为这场闹剧的政治牺牲品。
如果政府顺从民意，取消或更改了垃圾场建设，番禺区政府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料，其实这段时间的“专家”听证会、番禺日报的“民心工程”，早已经成为大家如厕时的笑谈。
即使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建那个烧鸡场，谭书记你更加麻烦。请你一定要相信三十万业主保卫自己财产和权力的决心，群体性事件一定会随着烧鸡场的建设此起彼伏。党中央17届4中全会说只要有群体性事件出现，就一定要严查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这番禺区无论是查出谁，对你都不利。
即使你们分化了群体，那个烧香的大炉冒了烟。也不一定就能顺顺当当的点高香，江苏吴江那个香炉就是个例子，决策失误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去承担的，谭书记，作为番禺的首长，你无可推卸。
即使高香保佑，那大炉烧了下去，番禺华南片的屁民们只有用脚投票，远走增城从化这些没有香炉的地方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书记您，面对的是哀鸿遍野、鬼城幽魂，土地无人问津、企业少人出工。番禺的鸡的屁一落千丈，您的政绩就此凝固，仕途或许就此终结。
所以，谭书记，这大香炉、烧鸡场的建设，实实在在是给你出的一大难题。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2105#comment 134218240 Tue, 10 Nov 2009 16:55:05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2105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1848
作者 史哲 2009年11月10日05:48

　　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近日，广州番禺区一座拟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选址地周边的30万居民忧心如焚。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在对1550例周边民众的抽样中，知道该项目的达到100%，表示反对的高达97.1%。
　　按说，在当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常和环保、高科技联系在一起，被许多地方视为突破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途径。那么，素以观念领先著称的广州市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呢？
　　广州市目前日产垃圾过万吨，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就会迎来垃圾围城。所以，尽管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广州市民依然对此类项目表示了审慎支持，比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时就曾获得这样的认可。可以说，在垃圾处理的紧迫性方面，民意与政策的初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为什么具体到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却发生碰撞呢？
　　从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甚至电厂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也大多不知道有该项目的存在，直至它突兀地被民众关注。
　　人们还记得，曾经获得民众支持的李坑电厂，尽管主管部门表示其排放水平达到了欧盟标准，但实际生产中异味难消，民众常有抱怨。对于这样的前车之鉴，番禺电厂项目如何避免？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而在讨论过程中，政府方面始终强调该项目的优越性，聘请来开导民意的专家却来自垃圾焚烧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的专家本身就拥有垃圾焚烧的相关专利，有的更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公司副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即使环评报告通过，超过90%的民众仍表示会质疑其真实性。
　　可以说，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民意和决策已经迎头相碰。这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一些行政部门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决策的初衷是善意的，只要从长远和宏观看，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无须过多地在民意沟通上“纠缠”。事实上，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民主、公正、透明、科学之上，让民众和专家充分参与，让商业利益充分回避，让利弊之议充分表达，能否广纳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求得决策与民意的契合，令决策畅行无阻，这既是对决策意识的考验，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1848#comment 136315392 Tue, 10 Nov 2009 16:50:48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871848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762060 番禺市民最大的噩梦就是自己“被代表”，但很不幸，他们还是被人家代表了一把。
其实真实民意的表达岂限于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实证数据，此前已有业主万人签名，已有各大媒体强烈的反对声浪。但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万人签名还是媒体呼吁，人家统统视若无物。部分地方人大代表上嘴皮下嘴皮一碰，“民心”就那么出来了。
番禺当局眼里的“民心”为什么跟真实民意南辕北辙呢？部分地方人大代表的身份足以说明问题。
番禺当局这次请来做客的地方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蒙面人，即都没有公布他们姓甚名谁，其身份也就无从查考。已经公布的几位，则全部是区人大副主任一级的人大官员。想都不用想，这几位人大官员，肯定都是党政官员出身。
上网一查，果不其然：几位人大官员要么曾任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副区长等要职，要么现在仍在区政法委书记、区总工会主席等要职任上。他们上嘴皮下嘴皮那么一碰，马上就被番禺当局翻译成了“民心”。这番禺当局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此前番禺当局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已经是一个笑话。番禺当局请来向公众解释垃圾发电厂项目的所谓专家，后来竟被证实其身份大成问题，一个本身就是卖垃圾焚烧炉的；一个是正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垃圾发电投资和运营商。以商代学，以利益集团代表冒充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如此与公众沟通，效果难免适得其反。此事尚未了结，番禺当局故伎重演，搬出一堆区官来冒充民意代表，而有“民心”跟真实民意打架的奇观。
不仅口含天宪即法律政令，而且口含“民心”。需要法律政令的时候他们用法律政令说话，需要民心的时候他们用“民心”说话。角色不断变换，但上台说话的始终都只是他们自己。这么一来哪有什么交流和沟通可言？不都是他们在那里自说自话，自己跟自己玩儿。
对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番禺当局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承诺。譬如一定要敢于花钱、舍得花钱，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设备；譬如一定要推行最高级别的，最严格的监管，不给二次污染任何可能，等等。但毕竟，关系番禺大石地区三十万市民性命和身家的垃圾发电厂是否上马，不可能只以政府承诺为据。手段决定目的，目的再好，没有百分百的程序正义来保障，目的就必然被扭曲和架空。单纯的政府承诺因此一钱不值，根本不应引为公共决策的基础。
所以，番禺当局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公众承诺未来，不是在目的上下功夫，而应该主要在手段上下功夫。目的不重要，手段才是一切。不对手段的光明正大抱以绝对忠实，就不可能对目的抱以绝对忠实。要彰显自己对目的绝对忠实，别无它途，惟有先用对手段的光明正大抱以绝对忠实，用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用这样的每一个细节来证明。
那么手段上如何下功夫呢？既然急于用“民心工程”包装垃圾发电厂，就证明番禺当局已经意识到，垃圾发电厂必须是民心工程才合法，才可行。恭喜番禺当局了，这个判断当然是正确的，有这个判断是番禺当局的一大进步。下一步就应该是把“民心工程”做实，而不是只挂在嘴皮上。这就需要彻底抛弃过去的霸术和诈术，不用商业需要来替代民意，不用官员意志来淹没民意。老老实实做人，民意是什么就是什么，尊重真实的民意，按真实的民意去做。没有这样的态度，民心工程就只是一个骗人的牌坊而已。
垃圾发电厂到底是福是祸，到底该上马还是该停建，大可以公说公有理婆有理。只要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学理上总不难弄清楚，所以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无须马上一锤定音。不妨先回过头来，反思过去的手段是否足够光明正大，现在是否具备手段足够光明正大的制度基础。手段上的光明正大完全落实了，确实得到公认了，那时再来决策垃圾发电厂是否上马，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762060#comment 136315392 Mon, 09 Nov 2009 10:21:00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762060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138424 “钓鱼执法”属于典型的滥用公权，现在已经无可辩驳了。但是，“打击黑车”难道也错了吗？上海某些部门仍这样振振有词。他们还不想放弃这最后的一根稻草。
完全可以不客气地回答：对黑车如果只是一味打击，当然大错特错。
如果一味打击真是遏制黑车的对症之药，那么迄今为止，各个城市政府可说是不遗余力。几乎全套对敌斗争的办法、专政的办法都用上了。甚至人为制造出一个实际上属于黑社会性质的职业拦车群体，甚至逼得黑车司机愤而杀掉职业拦车者，亦在所不惜。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打击时间不可谓不长，打击成本不可谓不高，但是见效了吗？哪个地方，什么时候，黑车市场因强力打击从此不振？据官方数据，继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8年的前10个月分别查处7500、23000、25000、18000辆（次）黑车后，仅今年上半年，上海又查处黑车16700辆（次）。可见黑车非但没有因为强力打击有所收敛，反倒愈打愈多。而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上海一地。
强力打击之下仍保持强势增长，这说明有一个巨大的需求是无法遏制的，那就是个性化出行的需求，多元出行方式的需求。正因为这种需求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满足，才有了黑车市场的繁荣。
这就是说，黑车泛滥不都是黑车的错，黑车泛滥不过是市场变形的倒影。所以，针对黑车泛滥这一事实本身，政府的态度首先应该是反思。
反思什么呢？反思市场何以变形。
解读中国奇迹，即改革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把经济自由还给了人民，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民创造财富的激情和潜力。而经济自由不只表现于生产领域，更表现于消费领域，即消费者主权。所谓消费者主权，就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自己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自主地选择消费方式的权利。一句话概括，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权利。
但遗憾的是，随着近年来垄断格局的逐渐定型，不仅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的经济自由也在逐步萎缩，老百姓用脚投票的路似乎愈来愈窄。譬如城市住房消费，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不能买小产权房，平民置业的多元路径都被封杀。只剩下买商品房这么一个独木桥，千军万马都被逼到这个独木桥上。而能够垄断这个独木桥的非公权力莫属。要从桥上过，先掏买路钱。这种格局下，地方政府想不做地产暴利的头号得主都难。
能源领域、电信领域、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产业高端莫不如此。无关国脉的出租车市场也在劫难逃。不准邻里拼车，不准拦顺风车，所有这些在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受到鼓励的，公认为节约环保的自主出行方式，在我们这里往往都成了禁区。不堪低效公交的折磨么？有十万火急之事么？对不起，只能打的。可见跟其他垄断行业的畸形繁荣一样，出租车行业的畸形繁荣，也建立在对消费者主权的公开剥夺的基础之上。
正是不自由的出租车体制，最终把公众驱赶到了黑车市场。既然黑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问题，一个供求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难道是靠国家暴力，靠一味的打击就能手到病除的吗？此起彼伏的“钓鱼事件”提醒我们，一味的打击非但不能遏制黑车，反倒可能坐大某些利益集团。上海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区区42人，借“打击黑车”两年创利5000万元，人均年度创利近60万元。如果没有黑车市场的畸形繁荣，如此暴利所从何来？可见“打击黑车”跟黑车市场表面上势不两立，但实际上可能相辅相成。如果说寡头化权贵化的出租车体制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第一桶金，那么黑车市场则可能是它们的另一桶金。靠这样的利益集团去“打击黑车”，岂不是缘木求鱼？
黑车固然太多问题，需要严重关注。但这并不能赋予“打击黑车”以天然正义，更不能以此为“钓鱼执法”遮羞。黑车需要治理，但应该主要运用经济规律，主要通过矫正市场变形去治理。而这除了落实消费者主权，没有别的路走。消费者需要多少出租车就该有多少出租车，消费者需要怎样的出租车就该有怎样的出租车，而不是都交给公权力去越俎代庖。市场经济的鲜明特点在于分权和自治，通过分权和自治达成市场平衡，通过市场平衡最终达成平均利润，实现公平消费。这只有通过落实消费者主权才能做到。公权力独占的所谓市场，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市场，仿佛自来水管，开关都在公权力手上，这必然导致市场不平衡。没有自由就没有公平，这同样适用于消费。没有自由的消费，就没有公平的消费，市场就会失去最好的净化剂，其藏垢纳污，怪相迭出，也就在所难免了。
载本期《南方周末》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138424#comment 136315392 Mon, 02 Nov 2009 05:07:04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7138424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77547 根据我的观察，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引爆重大公共事件的可能性也许很难排除。
张广宁市长说，番禺人口将越来越多，将来也是一个城市副中心。
古怪的是，番禺官方却竟然宣布，就要在这里，在人口密集的几大小区旁边，建成一个大型垃圾发电厂。
固然，番禺官方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引进世界一流设备 保证把污染减至最低。
一流设备不难做到，反正现在不差钱。但我们不放心的不是设备，我们不放心的是你们的人，是你们的素质，你们的管理水平。
一流设备到了中国只能发挥三流作用，这已经是规律。广州水坑旁边的大型垃圾发电厂不也是一流设备吗？广州当局当初不也是信誓旦旦吗？但现在如何？
如果番禺当局非要执意在这里建成垃圾发电厂，也不是不可以。但我相信附近几十万业主肯定不愿与可能每天生产毒气的垃圾发电厂为伍。这几十万业主没有义务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做试验品，也没有义务也用物业贬值来做贡献。
所以我建议，如果这个垃圾发电厂非建在这里不可，我们几十万业主可以按当前物业价格，将自己的物业全部出售给番禺官方。然后，我们和开发商统统走人。

附件1：关于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工程建设的通告
穗府〔2009〕9号
　　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位于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为顺利推进工程建设，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工程建设范围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有关文件确定。
　　二、项目用地涉及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番禺区政府负责实施，具体由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会同大石街街道办事处和钟村镇政府依照国家、省和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三、工程建设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和配合国家建设，不得阻挠建设工程的测量、钻探、施工以及征地拆迁工作。
　　四、违反本通告，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附件2：新火车站选址偏了？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广州的新火车站选址偏西了，如果偏东就可以把东莞等地带动起来。
　　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城市规划厅厅长刘榕：我坐火车到广州只要40分钟，但从火车站到办公地点可能要一个小时，很难形成无缝链接，这会限制我们吸引人才，做强做优城市。
　　广州市长张广宁：我不赞成说新火车站的选址好像偏离了，这个是我参与的事情，当时在广州东站扩大这个新的火车站，你说天河有可能吗？没可能啊！在流花车站再扩展行不行呢？这个方案也不可能，而且根本没办法。因此从空间位置来说，把新火车站拉到番禺就是想调整出来。广州市的中心不断在转移，番禺的人口是越来越多，将来也是一个副中心。当时我们选择在番禺是符合南拓的战略规划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把城市格局拉开，那个新火车站旁边就是顺德，可以带动当地的发展，所以这个火车站不只是从广州考虑，还是从珠三角来考虑的。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77547#comment 136315392 Thu, 29 Oct 2009 00:52:27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77547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26821 全民性喜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老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现在，从老百姓到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一些党政领导，甚至一些相当高层的党政领导，包括笔者接触过的，对于互联网言论的评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过最初的想像。
笔者认为“新意见阶层”这个提法，虽然影响大，但可能不是太严谨，因为“新意见阶层”它不构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独立的阶层，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不像一个企业家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后者有严格的属性，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讲是“新意见群体”。
所谓的新意见，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所谓新意见群体，当然主要就是发表这样一种意见的群体。
这样一个新意见群体，它是怎么来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进程跟新意见群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发表到才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媒体，官办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市场可言，更谈不上新意见群体。新意见群体，在笔者个人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1世纪开始，也就是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它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言论的意义。这也是笔者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笔者大概是1999年就开始上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当时的网民还比较精英化，人数极少，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应的，当时互联网的言论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间当然也大得多，给笔者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差不多，随时可以办杂志，随时可以办出版社，基本上不会有政府的力量来干预你，来关闭你。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重新开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帮人上去谈天说地，这就是刚开始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据说已经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就是说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论场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互联网言论都不可能这么繁荣，这么强大！这是一种言论上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怎么逼出来的？打个比喻，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言论就像地面战场，在这个地面上，各种险关要碍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切割完毕，比较自由的那种言论已经是插翅难飞。那么互联网就像空军。我们知道，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决胜希望。今天互联网在中国言论界的地位就类似于空战，类似于战争中的制空权。目前来看，政府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制空权基本上仍然还是在民间言论里边，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没有被消除，这是为什么互联网那么繁荣的一个原因。
就像上访一样，你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你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上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那么互联网也是，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你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你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到互联网上去发言这个喜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笔者认为它就好像是一个众议院，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议员。网络言论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这儿，它是以整个社会集体的力量，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来提供素材，来设置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这种多元之多，它的变数之多，它的变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无法操纵的地步，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去讲控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流，因势利导。

两个对接
新意见群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和成长了，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还是一种言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现实力量的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在互联网上早就形成一个公共舆论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局限于互联网，局限于虚拟阶段。但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它越来越从空中，从天上挪到地面，越来越与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力量。
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来起作用，就是它有两个对接。
第一个对接就是互联网的言论，也就是新意见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影响现实。通过影响高层来影响公共政策，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对接。每个高层部门现在都有舆情部门，舆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联网言论，互联网言论主要就是新意见。那么搜集以后，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变化，这是第一种对接。
第二种对接就是新意见，包括互联网言论，包括一些市场化媒体的言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原来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见群体是只说不做，我到网上去发泄一通，只是为了发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既要说，更要做，说和做对接，虚拟世界的言论跟现实中的行动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慢慢开始产生一个新的阶层，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见群体，就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最大的特点用一句民间言语来形容，就是都是吃饱了撑的一群人。这不是贬义，是个客观描述，吃饱了，他有钱，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的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这么一个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一群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去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是比较高了。

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它的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互联网的言论你要把它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这样负责任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比较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的发言，而不是硬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最好是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去竞争。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如果是到互联网上去，以匿名的、蒙面的形式发言，我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什么话不能说？我知道你可以追踪我的IP，但是法不责众，你真的要惩治也只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可能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网民普遍持有的心态。为什么网络的言论会比较偏激？原因就在这儿，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网络长城筑得再高都没有用。
互联网的言论需要分流，怎么来分流呢？就是用传统媒体来分流。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见市场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无从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消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比如说，你要解决上访问题，怎么去解决呢？你就让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要起作用，该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访的那些人都分流，分流到他应该去的那些部门当中，应该走的那些渠道当中。
国家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不是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这些制度。比方说税收，比方说海关，比方说法院，比方说警署，诸如此类的，它都不属于价值层面，都属于基本功能层面，一个国家如果基础性的制度设施没有了，失效了，那么这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设施，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同样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也需要有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正常化，第一个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会成长；另外一个是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正常运转，要能够把那些上访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网发泄的人吸引过去，把他们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本文为作者在北京的一个演讲记录摘要，原载《南风窗》2009年9月号） ]]>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26821#comment 136315392 Wed, 28 Oct 2009 10:47:01 GMT http://622009999.qzone.qq.com/blog/1256726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