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5003645.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5:25:33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18 Nov 2009 17:32:53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565573
　　在不久前召开的首届安博教育高端论坛上，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提到两会的许多提案和议案让“教育无所适从”，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教育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她进而指出：只有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来研究，中国的教育才有前途。这可谓一语中的。

　　 韦钰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和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从教育部退休后的近8年来，又带领团队投身于科学教育项目“做中学”的研究和实践。以她丰富的阅历和严谨的态度，她的观点值得教育界反思。

　　教育领域这些年来乱象丛生，不少荒唐举措借改革之名大行其道，若追究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教育不把自己当回事儿”。这种态度反映在教育研究上，就是闭门造车、空发议论、原创性课题、长时间跟踪实验的项目很少；反映在教育管理上，就是无视教育规律和教育的主体地位，以长官意志唯上；反映在教育改革上，就是乱拍脑袋，急功近利、朝令夕改。因此，这项事关人的成长与国家发展的伟业，时不时会被推进盲目与随意的泥潭。

　　 在论坛上，韦钰还提及她常听到的令她最伤脑筋的一句话，出自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之口：“我别的不懂，但教育还是懂的嘛。”这些人信口开河论教育，也是常有的事，但教育（部）面对众多提案和议案，无所适从，我的理解，这不是面对民意难以应答的困窘，而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对如何办好教育没有清晰、坚定的信念和把握。教育的管理者们如果不去认真研究教育问题，最终也会丧失对教育的主导权，其危害之大，有目共睹。

　　 毫无疑问，教育是育人的事业，且不能被轻易用来作为实验的对象，但这个系统的官员一旦选择以“做官”为己任，就不可避免地会忽视“育人”重任，在骄奢之气日盛的同时，逐渐失去学习和研究问题的兴趣。在当前的体制下，不可否认，“做官”和“育人”确实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庞大的官僚队伍正阻碍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此，教育系统内外的人士都心知肚明，却一筹莫展。因此，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破除这些人为的障碍。

　　在采访教育报道这几年中，常听人提及“处男处女，掌控中国”一说，意思是一些科长和处长就能决定教育投入的方向和教育政策的设计。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亲耳听到北京某资深教育界人士当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面说，你再权威，说话恐怕还没有教育部的一位科员管用。

　　在安博教育高端论坛上，有校长就公开谴责一些教育局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副市长完全不懂教育。那么，谁真正拥有教育智慧？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王本中就对教育系统的官僚化给予了尖锐的讽刺，他说，教育行政部门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便认为自己就是教育的主宰，就有了最高的教育智慧，实际上，他们“至少不了解教育，就算了解，也是浮皮潦草的”。

　　当前，广大民众正翘首以待的新一轮教改能否成为一次重振教育信心的契机，主要取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能否超越部门和少数人的利益，而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的长远计。

　　 从中外的教改经验来看，扎实的教育研究有助于尽可能地避免改革的盲目和随意，这是《纲要》制定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要确保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有一支数量可观、水平上乘、能认真研究教育问题的队伍；二是主管部门能从骨子里剔除“教育主宰者”意识，虚心学习，主动打通与各界交流的渠道。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565573#comment 136315392 Wed, 18 Nov 2009 17:32:53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565573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042194 2009年11月12日 05:17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李斌
几天前，在江苏昆山市举行的安博教育高端论坛上，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批评“教育不把自己当回事”。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做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

韦钰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大半辈子，但她失望地看到，“60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教育论文里，教育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却常常无迹可寻。

这位坚称发表观点要有根有据的中国科协副主席，曾收到过某教育学会寄给她的一本10年来的优秀教育论文集，洋洋洒洒数百页的论文里，她竟然无法找到一条注释，太多的教育论文只是建立在直觉和经验的基础上。

中央政府富有远见地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马上获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韦钰也被邀请到某市参加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会议。该市提出到2010年成为创新型城市，在这个目标的刺激下，一些村庄也在高呼建“创新型村”。“好像只要一喊，创新型人才就出来了。”韦钰批评该市说，“你们是在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种教育研究的随意性，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并且层出不穷。最新的例证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韦钰参与了这项工作，发现它的草案因为“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较为典型的案例还包括，江苏省在10年里推出了5套高考方案。

在国内，韦钰能找到的致力于教育的科学研究的人员很少。她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差距。
2002年，美国议会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令，强调在教育改革中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目前，美国正在制定全国统一的核心教学要求，其制定的原则包括几个方面: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证的研究；国际视野和国际先进；符合进一步进入高一级学院学习和进入工作的要求；对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和技能有明确的表述。

她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老老实实学习人家科学研究教育问题的态度。韦钰说，强调基于研究和基于实证是国际教育学现代化的特点。

“我们的孩子将来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而是身处国际舞台上，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没有国际视野，他们哪会有？”韦钰表示了她的担忧。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042194#comment 136315392 Thu, 12 Nov 2009 16:09:54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8042194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7870648 作者：申公无忌
　　胡舒立辞职了。看来消息确实。给她打电话，惯例又是秘书接的（她有两个秘书）。回称“不在办公室”。我掷下姓名，只能等她回电了。显然，关心胡的人太多了。放下电话，又给《财经》的编辑总监杨大明打电话，询问情况。大明在家，他说：“北京下雪了，在家呆着。心情也是白茫茫的。”昨天晚上，他也递交了辞呈。许多原《财经》的编辑和管理团队，都在准备打点着走人了。

　　胡舒立,曾用名胡舒拉，浙江上虞人，也是名人之后。她是我同班同学，比我年长几岁。她是个才女。做什么事，都会惊天动地。显然，《财经》有了胡舒立，才会有今天的影响。媒体的成功与否，与发行人或者主笔者有极大关系。有人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这话太偏激。因为，胡舒立不是因为胆子大而出名。她的成功，乃是她的智慧。有人称其为“中国财经第一人”，是不为过的。

　　不久前，在青岛见过胡舒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同学的聚会。胡舒立迟到了。她很敬业，非要开完编前会再来。我知道，此时她已身陷风波之中。最近一期的杂志，我还看到了她的文章，《创业板的错位与复位》。显然，这已是她在《财经》的第后一篇文章了。

　　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担任主编。《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都是中国财经界轰动的报道。这些文章调查缜密、叙述简洁，让人刮目相看。2000年10月，《财经》发表《基金黑幕》，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腐败的现象，比如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等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面对压力，胡舒立表现了特有的韧性和无畏的勇气，她没有退却，又发表了《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驳。她说：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继《基金黑幕》以后，《财经》又刊发了《银广夏》的报道。这篇力作，斩断了这家造假上市公司的财路，胡舒立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更多人的财路。”

　　《财经》的办刊方针是“独立、独家、独到”，体现了中国媒体人的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和自由性。《财经》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揭晓，胡舒立入选。她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胡舒立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我在青岛的时候，给她拍过一张“大头贴”。据说，胡的团队，经营《财经》十二年，创下一个知名的媒体品牌。但是，他们与投资方在经营和发展理念方面，始终存在差异。尽管，双方有着大量的艰难的沟通，然而没有任何的结果。依胡的个性，她的出走，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人说，胡舒立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只是西方一些人的评价。他们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值一说。据我的看法，胡舒立主要是与资方在管理和经营层面存在的分歧。她的管理团队，据说没有任何的期权和股权方面的激励机制。《财经》员工的收入，在北京也属中等。因此，向资方讨一些说法，为手下谋一些利益，也是胡舒立的为人之道。

　　据了解，胡舒立是昨天上午递交的辞职报告,“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经研究,已经同意。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据说，“联办”为应对风波，早已在二个月前准备了接应的管理团队。然而，对读者而言，后“胡舒立时代”的《财经》，人们是普通不看好的。新浪有一个调查：其中一个选项：“缺少灵魂，要走下坡路”，支持者有七成多。

　　目前，胡舒立正有意接受中山大学邀请，担任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此事乃属“意向阶段”。尚未定论。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胡舒立，还是让自己清静一下吧。



　　胡舒立简历：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

　　浙江上虞人。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其外公胡仲持，也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胡舒立的母亲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

　　早年曾在山西农村插队，也当过兵。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在美国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访问，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8月，胡舒立谢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 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她多次刊发黑幕报道，被《商业周刊》称为是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比较著名的报道有：“基金黑幕”报道、“银广厦事件”报道等。

　　2009年11月9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已经正式向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联办）提交辞呈。联办表示：对胡舒立的决定表示尊重，也非常感谢她对《财经》作出的努力，对她在《财经》期间所做的一切表示高度肯定。也祝她未来的道路能一帆风顺。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7870648#comment 134218240 Tue, 10 Nov 2009 16:30:48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7870648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5390517 李斌
美国首任总统是谁？如果不用应付考试，美国的高中生们有多少人能对此准确作答？很多人估计这不成问题，实际上它隐藏的答案令人忧虑：为数不少的美国中学生缺乏基本的公民知识。

推论源自一项调查结论。不久前，俄克拉荷马州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电话对该州的1000名高中生发问，结果有77%的受访者不知道美国第一任总统为何人。错误答案五花八门，包括林肯、罗斯福、布什、尼克松、肯尼迪和现任的奥巴马。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个以开国总统命名的首都，并且把他的头像印在了一美元的纸币上，但这些信息对于帮助他们回答那个五岁孩童都应该知道的问题，竟毫无用处。

实际情况更糟。1000名高中生回答的是十个问题，它们来自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部门组织的公民考试题库。外国移民必须通过这项事关美国政治与历史的考试，即正确回答10道题中的至少6道，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此次调查发现，只有3%的高中生能够通过这项考试，远远低于移民们的通过率。

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统统指向这些美国学生对国家历史和政治的无知。
和中国一样，宪法在美国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或者《解放奴隶宣言》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只有28%的学生知道正确答案。很显然，一些学生连法律的定义都没弄明白，以至于闹出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错误。

远在万里之外的许多中国人都知晓美国的两大政党指的是什么，但有11%的学生提到的却是“共产党和共和党”，另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声称“不知道”。

面对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制度，许多学生手足无措，不知道总统就是行政分支的最高首领，于是答案让人匪夷所思，在他们的嘴里，州长、大法官、参议员或众议院议长等人纷纷取代了总统的职能。

看起来，这不像是个案，在美国今年的独立日前夕，一家研究机构在亚利桑那州开展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134名高中生中只有3.5%的人能够通过公民考试。笔者把这些情况转述给一位美国大学毕业生，她听得直摇头，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末了说了一句：“这两个州教育落后。”不过，这份覆盖范围不大的“答卷”确实让一些年长的美国人受到了刺激和震惊。十个题目虽小，但他们却由此看出了大问题，因而忧虑民主遗产若由这样的人继承，前途堪忧。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曾对亚利桑那州的调查发表评论称，如果人们不知道国家的历史，又怎么能选举出明智的领导人，又怎么能知道自由在何时受到了威胁？作者说：“关于美国的独立日，人们不能只知道有焰火表演，而应该知道更多”。

美国人的担忧算不算是小题大做？其实，这种忧患意识非空穴来风，而源于他们对民主生活的理解：民主需要知识，知识来自教育。美国民主的长久性，在它的建国者们看来，离不开人们对国家历史的全面了解和对政治制度的深入理解。这个国家的幸运之处在于，它最初的领导人如汤姆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就先知先觉的认识到，要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只有设计好的制度是不够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最终得依靠知识、技巧、公民道德以及他们选举出的官员的品德。而教育，对传播这些知识和技能，培养适合民主成长的土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

美国校长联合会执行会长保罗•休斯顿说，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公立学校的主要职能在于培养孩子们的公民道德，在于维护我们的民主制度，这种使命与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维护民主制度当然不能寄望于对民主无知的人去实现，它的一个重大前提是，要让人们有效而负责任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就要求人们从学生时代起，就有机会学着去了解作为公民的责任和权利，去了解什么样的政府最不容易滥用权力。

但回到现实，一些美国人失望的看到，说的总比做的好，那些印在书上的令人振奋的教育目标，在一些中小学仿若空中楼阁，无法指引它们的学生正确的认识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怎么办？一家智库的负责人开出医治药方：考试。此人认为，如果美国移民管理部门组织的公民考试对那些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来说是合适的话，那它也应该适合用于测试那些准备进入高中的学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剂良方。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5390517#comment 134218240 Mon, 12 Oct 2009 23:35:17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5390517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543663 http://www.cyol.net 2009-09-3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文题
　　1、你认为什么思想、发明、发现或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请简要说明。 　　2、什么是你曾经不得不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你是怎么作的？ 　　3、直至你目前的生活，你的什么具体的成功给了你最大的满足？
　　　　美国西北大学作文题 　　1、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你同意吗？为什么？ 　　2、有种理论认为：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具体的时代创造产生的。照你的看法，伟大人物的产生，是由于所处的环境，还是由于个人的特质？试举出一位人物来支持你的观点。 　　3、在愚蠢的错误和聪明的失误之间总是存在着重大的不同。请说一说你的一个聪明的失误，并且解释一下它怎么给你或他人带来益处。 　　4、罗马教皇八世Boniface要求艺术家Giotto放手去画一个完美的圆来证实自己的艺术技巧。什么看似简单的行为能表现你的才能和技巧？怎么去表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1、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2、假如一个平常的日子被加上了4小时35分钟，你将会做什么不同的事？ 　　3、开车进芝加哥市区，从肯尼迪高速公路上能看到一个表现著名的芝加哥特征的建筑壁饰。如果你可以在这座建筑物的墙上画任何东西，你将画什么，为什么？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543663#comment 134218240 Sat, 03 Oct 2009 04:21:03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543663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081672
路透社全球总编 史进德 (David Schlesinger)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邀请我来演讲。

在中国，就“新闻业与金融危机”这个话题发表演讲，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讨论同一个话题相比，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客观地说，中国的财经新闻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财经新闻的行为与目的都在遭受严峻置疑甚至批评。



（2009年9月17日，路透社全球总编史进德在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演讲。 摄影：路透/刘硕）

另外，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远没有其他国家那麽剧烈。中国的独特国情，以及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都令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与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G8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
我们在审视新闻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个话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许多媒体的目标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不再相信新闻业。许多人甚至对媒体怒火重重，埋怨媒体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准确预测了金融危机，就能够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至少能让他们减少损失。

此类批评不无道理。媒体的确远不够完美。我们的队伍中有懒惰的记者；有出於善意但没能充分理解自己报导内容的记者；媒体中不乏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者。也有些新闻机构——包括路透社在内——拥有高尚的理想和严格的标准，但仍旧犯了一些错误，没能完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这些问题都可能存在。但如果把金融危机归咎为媒体的失败，也是脱离现实的——人们对媒体的预期与媒体现实的职责之间存在差距。[youtube][/youtube]

即便是最高标准的新闻，也只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将社会现状真实地、诚实地披露、反馈给社会。当我们没能胜任这项工作时——比如我们反馈给社会的图像不够清晰，或者发生任何一点点的扭曲时——我们就应该遭到批评。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做到最完美的镜子。

身处北京，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历史巨作，开启伟大史志作品之先河的《资治通鉴》。毕竟，新闻难道不就是最初版本的历史吗？“资治通鉴”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以历史为镜子，帮助治理国家。看来，司马光在1,000年前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如果说，有关媒体角色的正确答案是“镜子”，那麽什麽样的答案是错误的呢？

我认为，如果期望媒体或某位特定记者拥有可以精确预见未来的“魔法水晶球”，那就是错误的。那并不是我们应有的角色，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扮演那样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过去几年内财经新闻的工作环境与背景吧。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最重大的财经新闻事件，可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它已经超越了财经新闻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许多此前从未报导过财经新闻的人、从未经历过金融萧条的人们也卷入其中，甚至是在很高的层面。结果就是，有些时候，记者们在报导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未能如合格的财经记者那样提供多种不同的角度，照顾到各方面的事实。

作为一名记者，49岁的我有幸经历了异常精彩的时代，我也在工作中学到了从不同角度报导新闻事件的重要性。

我是198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路透社在亚洲雇佣的最後一名记者。你们中的许多人也许那时还没有出生，但请相信我：那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好像整个金融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在仅仅一天之内，全球范围内多个市场暴跌不止，世界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10年之後，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末日”的感觉重现，似乎整个世界的进程将随之改变；而当现今这场金融危机降临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又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少人再度认为危机-复苏的周期将一去不复返。

但请记住，一面好的镜子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不会受情绪左右，只会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

在危机的空前规模和它引发的强烈情绪之外，我们还要意识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後，西方新闻业本身也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业危机：媒体广告收入大幅下滑；受众人群锐减；高度依赖传统媒体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媒体感到非常厌倦的一代人。

于是，当记者们报导那些深陷空前危机的公司、产业和国家时，他们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这场危机。对他们自己来说，局势也是令人恐惧和难以捉摸的。我认为，那些本来应该保持客观立场报导危机的新闻人，由於过於担心自己在其中所处的角色而犯了错误。

就“镜子”这个比喻来说，当镜子中的映像与它反映的物体发生混淆时，镜子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

这场金融与媒体危机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媒体科技的突飞猛进。随着媒体生产与传播内容方式的改变，媒体内容也应该随之转变。例如传播信息的聊天室，手机短信群组，博客和社交网络。这些新传播形式正在改变全世界的人们对新闻与信息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记者”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没有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过，可能没有在路透社工作过，甚至可能从来没读过新华社的新闻，但只要他们通过手机、博客或社交网络报导新闻事件，他们就会成为今天的记者。

对於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新闻从业者来说，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些新生代的“记者”存在的现实，必须学会与他们竞争和合作。

在当前的环境下，读者和客户们有多种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信息，同时也需要娱乐，他们还有社交需求。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不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生活的必需。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对新闻业有强烈的需求。

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该由谁承担责任？为什麽没早点报导这些情况？危机究竟什麽时候结束？ 我该怎麽办？

这些问题中，究竟有多少是记者能够真正回答的？从历史上看，能够就未来做出准确预言的记者寥寥无几。首先，没有几位记者具有能够做出预言的高度专业知识。而金融危机更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专家”在预见危机方面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

同样，就危机给人们做出建议更是难上加难。说实话，我认识的多数记者连自己的财务问题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向别人做出建议了。

记者们真正能够清楚回答的，能够附加最大价值的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实际上，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真正圆满作答，我们应该感到十分骄傲了。

作为路透社记者，我们一向对自己报导中国经济的专业水平引以为豪。这意味着报导的透明和清晰，意味真实、不偏不倚地讲述事实；意味着独立报导，即使有时候会惹怒某些人、某些机构也在所不惜。这还意味着从读者的角度，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问题，从任何需要了解事实以做出正确商业和投资决策的人们角度看问题。

下面，请让我再具体讲一讲我们的报导，以及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路透社曾做出众多影响重大的独家报导，例如2007年中国大幅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以调控过热的股市。我们在报导中一贯对股市过热的倾向提出预警，例如今年7月27日对成渝高速<601107.SS>上市首日暴涨300%多的报导和分析。另外，中国最近四次降息的消息，路透社在所有外国新闻机构中也都是最先报导。对於中国如何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最危险的陷阱，我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清晰报导。

在报导中，我们一直努力做到那面真实清晰的镜子，真实反映市场中变化和不变的因素。

当我从伦敦启程来北京的时候，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正在开会讨论危机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很明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被彻底改造，但也不会一成不变地回到危机前的情况：银行体系、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都将发生变革。

必须承认，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表现不俗，不但令中国受益，还帮助世界减小了经济萎缩的严重程度。

我相信，路透社的报导从几个关键方面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独特之处：

– 首先是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控。中国多数银行为国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银行挤兑危机；人们非常清楚，政府会不惜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同样，在危机过程中，政府能够向银行施加压力，令它们扩大放贷规模而不是紧缩；从2008年12月开始的爆发式信贷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原因，也为全球市场恢复信心立下汗马功劳。

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国家政府即使是在将银行国有化之後，也无法令它们再度放贷。

现在看来，保持政府对这一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控制，是中国的明智之举。目前欧洲各国决策者们纷纷敦促银行牢记自己的责任，扩大信贷，还暗示如果它们不从，就可能采取诸如强制扩充资本等惩罚性措施，这听起来已经很像中国官员的口气了。

西方国家还不至于永久性将银行国有化，但从目前正在讨论和实施的大量监管改革措施来看，各国政府的确有意更加严密地控制银行的行为。

– 另外一个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危机当前，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多重刺激经济措施，例如家电下乡。当今年早些时候中央政府决定扩大财政开支时，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们几乎连夜进京，提交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申请。同时，政府还启动大规模资源收储计划，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购进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扩大了需求。

与许多西方国家对比，中国的上述对策更加迅捷，更加彻底。例如美国，由於11月大选和随後的政府更迭，大规模刺激计划被延迟了几个月。而多数欧洲国家去年提出初步刺激计划的步调还要晚于美国，部分原因是担心违反欧盟预算规章。也许这就是欧洲衰退程度更高的原因。

我们对中国的报导非常关注天量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风险：效率低下，产能过剩，腐败机会增加，污染环境等等。我们还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减速说明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败，中国需要另寻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这些关於风险的预警都是正确的。从长期来讲，中国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改变，国内消费的比重需要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度介入投资决策产生的益处：中国大规模推动投资，带动整个地区走出衰退，引领了全世界的复苏。

–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对於资产市场的干预。随着去年下半年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大力干预资产市场。在人民币稳步升值三年之後，中国开始以非直接干预的方式让人民币与美元重新挂钩，这种非正式挂钩自2008年7月持续至今。200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干预股市，刺激楼市，放松了仅仅几个月前推出的限制楼市投机的一些措施。

海外常常批评中国官方干预市场的举措——有关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中国股市也常被称为不按正常商业逻辑运行的“政策市”。但在危机压顶之下，全世界似乎都更加认可甚至采取了中国对待市场的方式。

刚才我提到，新闻业报导这场危机的难处之一在於新闻业自身也遭遇了危机。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的消息来源和读者们也同样遭遇了危机。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媒体报导的关注异常仔细，一旦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读者很快就会投诉。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因为一家大银行对我们记者的报导十分不满，他们的公关总监和其他高管不停打来投诉电话。我很严肃对待这些投诉，但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我们的报导绝对准确，没有不实之处，但在写法上的确有可改进之处。

其他一些时候，我们的确犯过错误。但我们都按路透社的严格标准，迅速、公开地更正了报导。作为一家新闻机构，保持读者对我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如实报导、准确报导、更正错误、遵循标准都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容不得半点妥协，尤其是在报导重大复杂事件的时刻。

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报导中也学到了重要的经验。

经验之一是，我们必须不断审视我们的标准，有时需要加强这些标准。由於新闻事件的敏感性，我们将使用匿名线索和报导市场传言的政策修改得更加严格——我们不能制造新闻，只能报导新闻。

如今，反思过去几年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全世界的财经报导水平将有所提高。财经报导仍旧不是财经预言——新闻永远不会是魔力水晶球——但我们能够成为更清晰、更精确的镜子。

但这就够了吗？

对於其他一些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报导、需要读者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仍旧感到担忧。

例如，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报导，能否被称为好的“镜子”？我们对於资源供给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水源危机的报导，是否正中要害？是否需要再来一场危机，才能改善我们的报导，才能改变社会的思维？

记者们拥有巨大力量。我们手中的镜子能够产生强烈的效果。但无论我们的镜子多平、多亮、多真实，社会必须有勇气正视这面镜子，才能让它起到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完）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081672#comment 134218240 Sun, 27 Sep 2009 20:01:12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4081672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960923 难道总统没有资格鼓励学生？
李斌
风度翩翩的奥巴马总是不停的发表演讲，让我误以为美国总统只要有了三寸不烂之舌，任何事情便可以不在话下。这一次，他决定和“祖国的花朵们”谈谈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凭借个人魅力来鼓励他们为自己和国家担负起学习的重任来。
看起来，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总统表现出对教育和下一代的高度重视，孩子们则从国家元首那里吸取到学习的动力。但一些敏感的美国人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总统不等于领袖，而更接近于政客，政客可以在成人世界作秀，但不能主动跑去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演说，“毒害”未成年人的思想。从下面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让政客远离中小学校，已成美国人的共识。
据美联社报道，当奥巴马的车队抵达阿灵顿县的韦克菲尔德高中时，迎接他的可不是列队而立的学生们，那是一群抗议者，其中一人手举条幅，上面写着：“奥巴马，离开我们的孩子。”
这一天是美国时间9月8日，这个国家大多数中小学生重返校园的日子，“开学第一课”由总统主讲，主题为“我的教育，我的未来”，时间只有18分钟，但由此而引发的争议，前后持续了十几天。
首先向总统发难的，是在野的共和党人，他们批评奥巴马要借此机会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搞“个人崇拜”，甚至将他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相提并论。不问青红皂白，凡是执政党坚持的，在野党就有人反对，这是美国政治常态，不足为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共和党人的反对之声却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共鸣，他们群起而斥之，怀疑总统别有用心，欲在演讲中灌输自己的政治思想。
一名妇女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因担心总统“毒害”自己的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更多的家长则是给学校打电话、发邮件或只身前往，要求学校不得向学生们转播奥巴马的演讲。一位学区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们收到了许多抗议的意见，但一整天都没有接到一个对总统演讲持肯定态度的电话。
反对的结果显示出了舆论的力量，表明奥巴马的团队不敢视民意为儿戏。此前，美国教育部曾向全国公立的中小学校发出通知，要求学校组织学生收看总统讲话，并建议开展一些课堂活动，让学生们谈谈心得体会，比如想一想从总统那里受到了哪些鼓励、根据奥巴马的讲话给自己写一封信，谈谈“如何帮助奥巴马总统”。这些类似“听后感”的建议，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恰恰暴露了总统演讲的政治意图和对孩子们“洗脑”的可能性。
尽管美国教育部长斥责那些反对的行为“愚蠢”，但也不得不在反对的声浪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的建议。
白宫发言人也在9月4日劝慰人们，没有必要担心演说会有党派色彩，只是“在开学时鼓励一下孩子们”。9月7日下午，在奥巴马演讲的前一天，白宫方面迫于压力，只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前公布了总统的演讲词，以促使人们相信，它无关政治，但依然不足以打消人们的顾虑。
阿灵顿教育中心的一位老师提醒我注意学区在事件中的表现，她说：“教育若想远离政客的影响，就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学区对美国公立的中小学校负有管理职责，它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很少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制约，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区内居民的房产税，其委员会人选也由民众选举产生，州政府无权干预。
我们无法确知有多少学校组织学生收看了总统的演讲，但从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是否收看的行为不由美国政府决定，学区体现了充分的自主权。许多学区把教育部的通知抛在一边，决定不向学生转播奥巴马的演讲。有的学区在看到演讲词后改变初衷，决定给予学生们接受总统鼓励的机会。有的学区则把决定权交由学校、老师和家长们去商定。
奥巴马的演讲如期在9月8日中午十二点进行，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面对中小学生发表演说的总统。事实证明，他的演讲很成功，很多学生，还有我，都受到了他的鼓舞，我们因此而知道，他从两岁时就过的是没有父亲在身边的孤独而困难的生活。他的岳父母也没有很多钱，甚至连大学都没读过，但未来的第一夫人却考进了全美最好的大学。他诚恳的传达积极的信息，鼓励孩子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美国高中的高辍学率正在困扰着整个国家，奥巴马发表演讲的这所高中去年的毕业率还不到70%。
一些家长在事后给《巴尔地摩太阳报》写信表达了失望和愤怒，他们认为那些没有向学生们转播总统演讲的学校失去了一次教育学生的良机，而学校，这个最应该远离政治的地方，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党派之争。一位家长在信中写道：“尽管我百分之百的反对奥巴马的医改计划，但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讲，我十分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用心接受。”
总统有没有资格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这在美国成了一个问题。著名的加图研究所的副所长Gene Healy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嗨，总统先生，不要打扰孩子们》，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总统高于教育的权力。他说，当孩子们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批判性的去听去分析总统们的演讲。
而一位洗衣女工对轻蔑地美联社记者表示：学生们不需要总统来告诉他们责任是什么，那是家长而非政府的责任。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960923#comment 134218240 Mon, 14 Sep 2009 20:42:03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960923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466126 本报记者 王波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9-09 　　　[打印]　[关闭]

　　拿到全国总工会发的一份职工状况问卷调查时，78岁的老校长在上面填的几乎都是“很好”和“满意”。
　　“还有什么意见？”这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没地方讲我的意见。”老校长认真严肃地写道。

　　他的意见几乎都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老校长搞了一辈子教育，在当大学校长时，他算是敢说敢做，常针砭时弊，曾因为反对伪科学而在科学界有些名气。

　　后来，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再后来，在院校合并大潮中，他的大学和另外两所大学被合成了一所部属“211”重点大学。

　　孩子们以为，学校和职务都没了，父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关心教育。七八年来，学校的意见征求会，也不再邀请这个老领导参与。但白头发的老校长，一有机会跟人谈的，除了教育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我愿意作证，并承担后果

　　9月6日下午在北京的这场讨论会，就来自老校长的争取。这原本是一场以“科学与无神论”为主题的会议，会期一天半。

　　但在接到参会邀请时，老校长提出：“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专门讨论一下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的问题？”他对眼前的一些腐败问题，“实在看不下去”，需要找个地方来说说。

　　会议主办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会期延长半天。

　　讨论会上，老校长讲的都是自己了解的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狭小的会议室里，不时弥漫着愤怒的气息。讲到一些“太不像话”、“太说不过去”的地方，老校长会提高声音做出手势。

　　这些年来，老校长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大学教师找过自己。他们主要来自老校长身在的那座高校云集的省会城市，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他们想告诉老校长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位教授告诉他，自己正忙于为政府机关中的某主任写专著。另一位教授则向老校长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教授指导几名学生做课程设计，后来发现指导教师却写成另一位老师。他问为什么，有关领导说，那位老师要申报“名师”，由于教学工作量不够，便“借用了”教授的工作量。

　　老校长看到一名研究生忙着写论文，便问，“你的论文数还不够吗？”“我自己的已经够了，现在写的是导师要我代某企业的某领导写的文章。”研究生答道。

　　而在老校长自己的课题组里，也曾出现副教授让自己的学生代写论文的事情。课题组里的一名研究生因为作弊无法毕业，学生家长直接在电话里质问老校长：“你们的老师还让我儿子帮他写论文呢，凭啥不让我儿子毕业？”

　　老校长对这件事情做了严肃的处理。“碰到这些事情我就火透了！”在宾馆房间里，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

　　不过，在讨论会上，他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以来，老校长拒绝说出任何一个找过他的人的名字。他担心说了名字，“就再也没有真实情况的信息来源了”。他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说出那些研究生的名字，“这些年轻人就彻底毁了”。

　　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想安静地思考些问题”。但他随即强调道：“如果法律上需要我就所说的事实提供证据，我绝对会出来作证，承担后果。”

　　或许是对老校长的性格有所耳闻，那些经历过学术腐败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们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好，但没有办法，内心很无奈。”老校长边说边摇头。

　　从“难以容忍”到“忍无可忍”

　　因为看重这场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的讨论，来北京之前，老校长给不少人打过电话。他们中有这些年来报道过学术腐败事件的媒体记者，也有关心学术腐败问题的学者。

　　“一听说还有新闻媒体参与，就发怵，不少人说自己临时有事。”老校长无奈地说。他解释，之所以把媒体找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需要介绍一些情况，供有精力有兴趣的年轻人去调查。

　　而老校长现在所在大学的校长，也因为涉嫌论文剽窃，正陷入一场风波，被媒体所关注着。

　　“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说话的是另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讨论会上，听得最认真发言最多的，也是这几位白发老人。

　　教育部门有领导曾声称，对学术腐败要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这么多的校长、副校长接连出事，他否决了谁啊？”有位老人质问道。

　　今年年初，老校长被学校某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去做讲座。老校长只给他们讲了一个话题，“什么叫学术”。他希望年轻的这一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这很重要！这样才有坚持的动力。”他高声强调道。

　　他坚信大学里必须学术至上，但他听了太多有关学术的荒诞故事，他害怕眼前这群刚上大学的孩子，会在“金钱挂帅”下见利忘义，“没有独立的人格，那就完了”。

　　老校长喜欢打桥牌。有一次打牌之余，他跟一位年轻副教授闲聊。

　　“最近在忙什么啊？”老校长问。“忙考试。”对方回答。

　　老校长有些纳闷，便追问道：“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了，还考什么？”

　　“代别人考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业论文呢。”副教授笑道。

　　老校长这才恍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

　　老人也看到了他当领导时所不曾看到的一些场景。有人为了评教授，提着个小包，装着礼品甚至是红包，在全校到处跑。还有人亲口告诉他，自己连续评了3次才评上，前后送了3回红包。

　　老校长曾将这些情况向一些高校的领导反映，有些高校校长则告诉他，“现在这些情况没办法收拾，你这么大年纪就别去搞了”。

　　但他不肯就此放弃。来北京时，他带来了一堆材料，几乎全部与学术腐败有关。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拿着一些与教育腐败有关的材料，去咨询了一位知名律师。

　　“这些腐败现象会伤筋动骨，会影响我们的灵魂的！”老校长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这些现象，他在任时难以容忍，退下来了依旧忍无可忍。

　　正是基于此，他才要求在这场与教育几乎无关的会议上，就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讨论。

　　哪里还有干干净净的殿堂？

　　讨论会上，老校长原本以为会来的一些人，最终没有来，这多少令他有些失望。而愿意来讨论的，主要是几个和他一样年过70的老人。

　　老人们大都注意到了最近的新闻。老校长所在大学的时任校长，原本是被校方推荐为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在经历了“剽窃风波”后，该校长最终未能进入8月31日公布的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有人曾问老校长：“你反学术腐败，怎么反远不反近？”

　　老校长则有自己的苦衷。合校初期，学校开意见征求会，会邀请他去。但在会上，他总是讲教学和学术中存在的问题，校长和书记们听了后，总是说“不好办”。后来这几年，所有征求意见的会，都不再通知他去了。

　　有一年，他主动报名参加有关学校发展问题的大辩论，但他最终还是未被安排参与辩论。甚至在党支部里，他这种喜欢讲问题而不怎么讲成绩的人，也不大受欢迎。

　　老校长曾看到一则新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因为用公费寄了一封私人信件，后来遭到调查并被解除教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要高吧？”他说。为此他专门找了一个英语翻译能力好的人，把看到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亲自送到学校纪委。但这份材料很快就被退了回来。纪委领导告诉他，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我们的很多教授都要坐牢，那学校还怎么办下去？

　　这个故事在小小的会议室里激起一阵笑声，但老校长自己的笑容有些尴尬。

　　稍微让他觉得安慰的是，本校校长涉嫌剽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校园里老师们反应强烈，并且大部分站在公众舆论这边。这印证了他的一个判断，“学校里有正气，老师心里也有正义，但问题是不敢讲”。

　　“敢”讲的东西，则正是老校长所担心的。他回忆，早些年，当事人说起学术腐败的经历时，会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还有所遮掩。“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完全不避我了。”他叹气道。

　　而一些原来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也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了。

　　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期间，作为一个老党员和老领导，老校长曾分头找过学校领导，提出了自己所关心和担心的问题。领导们态度都很好，而给出的回答也相似：你提出的问题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有的问题是部里的问题，提了也没用。

　　然而，现在校长却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这批人的指导思想就是包装，就是把所有人的成果都搞到一个人的身上，好让他当院士。”老校长直言不讳。

　　有位教授给他讲过一件极为荒唐的事。该教授主持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他去申报院士，材料在初审后就被退了回来。一查才发现，原来该校某领导在上一届院士评选时已用过该奖，并且已评上。而真正负责该项目的这位教授，丝毫不知情。

　　一所知名大学的教师告诉老校长，他们学校的科室甚至是医院，都有创收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扣奖金。有些老师无奈之下只能到社会上“骗钱”。该教师觉得这样是在丢学校的脸，便去找校长反映。不料校长却在大会上讲，你有本领你也去骗啊，告什么状？你骗到了一百万，我就给你教授当。

　　这令老校长极为愤怒。在他看来，这会把高校的骨气搞没了，因为“追名逐利的人不可能有骨气”。

　　老人也毫不掩饰对这类校领导的厌恶之情。他注意到，不少校领导，在当领导前连教授都不是，当上领导后，很快就成了教授、博导，而有一点学术资本的就想当院士。为了让这些领导当上院士，整个学校都得“包装”他。只要与他的专业沾点边，所有人在申请项目、写论文和获奖时，领导的名字必须写在第一个。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则只需要跳出来说一句：“我主要的毛病是疏于管教。”

　　更为可怕的是，老校长发现，把成果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已不是潜规则，而成了官方要求。“我们那位校长的那300多篇论文，大家看了都笑。”他撇嘴说道。

　　不仅如此，工夫还要下在校外。有教师告诉他，学校为了在硕士点、博士点和院士人数上取得“跨越式发展”，为了过评审关，在外面到处请客送礼，连科研经费都可以用。校长给财务处打招呼，只要是请客送礼的钱，一律给报销。

　　他曾就如此包装院士的问题跟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交流。“没问题，大家都是这么搞。某某院士的文章就是我帮他写的。”对方一句话便把老校长噎了回去。

　　那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老校长想起来就觉得痛心。

　　“象牙塔早就倒掉了。清高、人格和操守早就没了。”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拍一下桌子问道，“这哪里是真正的干干净净的科学殿堂？！”

　　而他也曾被人拍过桌子。某天，一位老教授到老校长家拍着桌子说：“我夫人要我转告你，第一个讲真话的是右派。”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老校长面前拍桌子。不过这个曾经的“右派”知道，人家这样做，是为自己好。

　　“我说这些是想我们把事情做好，希望国家和人民好，而不是捅一下乱子。我时刻准备组织上来审查我。”老校长说，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感谢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老杜给了自己这个表达意见的机会。

　　听到这话，头发花白的老杜说自己很难过。他没想到，老校长为了这个讨论会要如此郑重地表示感谢，他更没想到，要找个机会谈论学术腐败，是这么的不容易。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466126#comment 136315392 Wed, 09 Sep 2009 03:15:26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2466126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1423587 李斌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下简称《美国新闻》）发布了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一些位居分类排名最前列的名校随即在各自的网站上将喜讯广而告之。显然，它们没去理会两年前十几位美国大学校长联名发起的抵制排名的行动。
有着贵族气息的普林斯顿大学，已有263岁，尽管它不是第一次位居排行榜首，依然在学校网站最突出的位置上公布了它与哈佛大学共享综合排名第一的消息。校方“很高兴”，表示“将继续承诺，让未来的学生们和他们的家人看到普林斯顿每年如何经历变化”。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也这样做了。它已经连续五年稳居综合排行榜第23位。这一次，校长John J. DeGioia还亲自发表意见，为学校的表现感到自豪。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高居“最佳本科教学”排名榜首，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新院长情不自禁，赞之为“最合适的排名”。
当然，大学与排行榜的关系不会是上面列举的这般和谐。从1983年《美国新闻》首次推出大学排名以来，它确实赢得了不好叫好声，但也遭致很多非议和更为严厉的谴责。试图对人类最为复杂的教育行为作出评价，并以一目了然的排名方式去体现，这本身就是大胆的冒险，毁誉会随之而来，《美国新闻》树大招风，自然不会例外。
在众多的批评声中，斯坦福大学前校长Gerhard Gasper的声音显得很有分量。1996年9月23日，这位在任的校长给《美国新闻》编辑部去了一封信：“作为一个排名领先的大学的校长，我想我有资格对你说，这个排名的许多部分，尤其是它华而不实的形式和虚假的精确度，完全起了误导的作用。”次年，斯坦福大学便决定，对这种排名，只提交大学评估的客观资料，不参与主观性的“声誉表决”。
　　 而Reed大学校长Colin Diver，在过去的十年里都拒绝向《美国新闻》提供学校信息。因为在他看来，对高等教育这种非常复杂的产品，仅凭单一的大学排行榜，不可能作出公平的判断。
　　 反对的声音在两年前达到高峰，一些反感大学排名的力量开始结合起来，有十几名校（院）长联名呼吁，希望校长们不要填写《美国新闻》寄送的调查表，也不要借此宣传自己的学校。他们声称，这种排名已经危害了教育本身。
每年，《美国新闻》都会发送问卷，邀请上千名大学校长、院长和主管招生的负责人对各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声誉作出评价，其结果在综合排名中占据了25%的权重。
　　 但校长们的抵制行动很难撼动这份杂志在大学排名上的地位。今年，受邀的校长中有48%的人做出了有效的答复，比去年的比例还高出两个百分点，和1983年第一次排名时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年，《美国新闻》向1308位大学校长发送了调查表，大约得到了一半的回复。看来，只要不关门大吉，这个大学排行榜还会继续发布下去，就像过去的25年一样。
如果还有大学校长希望回到没有大学排行榜的“黄金时代”，那可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今，再来争论该不该有大学排名，也根本没有意义，对于那些注定将与大学同生共死的“排行榜”，校长们要考虑的，是怎样与它们相处才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面对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排名。
　　 《美国新闻》大学排行榜的出现曾被视为美国大学学术质量排名的变革，在此之前，这类排名只是大学教授们和高等教育管理者的事情，甚至很少有人能轻易的找到它们，在帮助高中毕业生们选择大学时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这本杂志首次让广大学生和家长知道了大学可以按数字排位，它发行数百万份，很快就赢得了美国人的青睐，并给杂志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美国新闻》编辑部解释说：“大学教育是学生们最为重要也最为昂贵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学生及其家长应该尽可能多的获得美国高等教育的信息，它们有关学校教育的特点，并且可供比较。”编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且能够做到。
　　　 综合美国学者们的调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反差：新闻杂志提供的大学排名对那些成绩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影响有限，高达59.9%的大学新生认为，这在他们选择大学时“根本不重要”。但那些在高中阶段成绩为A的学生，却大都认为排名“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些孩子的父母，竟有三分之二的家长称赞《美国新闻》的排行榜在帮助他们评估大学质量时“很有用”。对那些希望吸收更多优秀生源的大学而言，这个排行榜不容小觑。
　　 当然， 这种来自外部世界的评价，以刺眼的、过于简单的阿拉伯数字体现，不可避免的会让一些大学受到委屈或误解，好的大学排名应该减少这种伤害，以更加公正的评价方式去鼓励大学办得更好，并提醒或者引导它们弥补发展中的缺陷。今年，《美国新闻》首次推出了“最佳本科教学排名”，当名校的教授们大都把重心放在研究而非教学上时，这种排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导向。
　　 我认可一位美国教育学者的观点：大学抵制排名的行为并不合理，它反映的是对竞争和责任的反感。实际上，高校不可能决定是否该有排行榜，它能选择的最明智的行为，是让自己做得更好。
大学坚持独立办学的立场与欢迎排行榜的督促评价，并不天然对立，大学不能为了迎合排名而弄虚作假，它更可以对排行榜提出批评和完善的建议，帮助它们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同时，不要忘了，尽可能多的向公众披露学校的信息。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1423587#comment 134218240 Fri, 28 Aug 2009 01:39:47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1423587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0895211
　　高校是什么？书上说，它是你我追求真知、真理的殿堂，是引导人们求真务实向善的地方，是知识分子和精英密集的场所，是各种思想和意见交流碰撞的平台，等等等等。
　　我们的高校是什么？有人说，应该请著名的书法家手草“堕落”二字送给它。我深以为然！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地方最不应该被权力玷污的话，我想，除了教堂，应该就是大学。可是，当我们放眼所及国内众多高校，却觉得，它们越来越像官场，越来越像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官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不该有的都有了。我们曾一厢情愿的寄望于高校能守住道德和精神的底线，最终却很快发现，它们早就出卖了贞洁。
　　教授们弄虚作假，已成燎原之势，这不算什么；大学校长一边喊打，一边剽窃他人果实，像极了贪官倒台前义正词严的反腐倡廉，这也不算什么；如今，70岁的老教授在权力这剂春药的刺激下，以行将老朽之躯涉险，又算得了什么？当为师之道、学术尊严和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都被高校的主宰者们嗤之以鼻的时候，那些又算得了什么？
　　只有权力才能带给他们快感！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想支配谁就支配谁，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这是何等快意的感觉。当越来越多的教授、导师、校领导们沉浸其中时，我从头凉到了脚。
　　　高校何以沦落至此？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不可忽视的，是来自官场的侵蚀和恶劣的示范。窃以为，欲拯救高校，先治理官场。中国社会有诸多问题，始作俑者为官场也。如果我们的官员们都不吃拿卡要、都拒绝行贿、都秉公办事、都循规蹈矩、都执政为民，社会风气将为之一变，明规则大行其道，潜规则逐渐销声匿迹。
　 这个假设多么像是在描述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权力，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像一匹野马，不喜欢被约束，我们怎样才能驯服它，给它带上笼子，牵上缰绳，当它企图撒野狂奔的时候，好迫使它回到正途？
如果你想让人相信，那很难被制约的权力能够自觉地为民众谋福利，那就等于你在告诉某个人：全国13亿多人民，每个人都会给你捐款一元。 ]]>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0895211#comment 134218240 Fri, 21 Aug 2009 22:53:31 GMT http://65003645.qzone.qq.com/blog/125089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