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7年离开故乡，主席始终没有忘记那块生他养他的热土。在《西行漫记》中，还留下了他不知从何得知的乡亲们保护韶山树木，等待他归来的消息。终于，建国之后，他可以完全自由地踏上回乡之路了。但这一天的真正到来，则是十年以后的事情。摄影师侯波全程跟随他拍下了这组照片…… 步入父母卧室的主席在双亲遗像前伫立良久，然后向众人介绍：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伤寒病，我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在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当见到母子合影时，他兴奋地用韶山土语问：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现在还像不像？这些照片，都是主席八舅之子——借他《盛世危言》、陪他去东山读书的表哥文运昌保存下来的。毛顺生去世后，主席毁家革命，把东西都送了人，表哥惟独把那些书籍、文稿之类当时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东西拿回家保存起来。可叹的是：他在1949年给主席写信时有这样一段话“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这里的老表，说的就是母子合影中的毛泽民。主席次年回信，“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用极克制的语言痛苦地将噩耗告知仍不知情的表哥。 在晒谷场上，主席说：母亲去世，灵柩就停放在这里。等我回来……当时主席神情凝重，仰头望天，是否又想到了有关毛顺生的一件往事？

　　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在田里割禾，谁知天气突变，下起瓢泼大雨，男女老少纷纷跑到自家晒谷坪上抢收稻谷，毛顺生更是急急招呼全家，却惟独不见主席。雨下得又大又急，有的稻谷顺着水沟流走了，手忙脚乱一番，终于把稻谷盖好。主席雨停才回来，原来是帮邻居抢收去了。父亲气得扬手要打，他却站着不动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别人多些，冲走一些也不太要紧。父亲更火了：不要紧？你吃饭不吃？主席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在故乡的山水田地间，主席的思维极其活跃、放松。看到故居前的水塘，他一定想起了当年这段故事：

　　一年夏天，主席和同学逃课游泳，老师要罚他们，他却说“孔老夫子也是赞成到河里洗冷水澡的”，还拿出《论语·先进篇》“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段来念。老师下不来台，向家长告状——“你家润芝了不得喽！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顺生火了，抄起一根楠竹丫子跑到离家百步之外的私塾来打儿子。主席见了，扭头就跑。眼见父亲追不上自己直跺脚，回家肯定要挨一顿死打，母亲也劝不住的，于是就向城上的方向走去。他以为县城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但是转了三天也没走到，最后还是被砍柴老人送回家的。原来自己是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回家之后，出乎主席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他了，而塾师也较以前来得温和。其实，父亲这几天一直在急得托人四处找他。出走反抗的结果给他的印象极深——这是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啊！在荒草埋没的父母墓前，外公向父母墓深鞠一躬，口中念着：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随后又伫立良久，说道：下次再回来，还要看两位老人。 　据卫士回忆，当天晚上，他住在松山一号楼，睡不着觉，口里念念有词。黎明时分，就有了下面这首诗：

　　　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人物峥嵘变昔年。

　　　（注：正式发表时，“哭”改为“咒”，“飘”改为“卷”，“人物峥嵘变昔年”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另外加了一段小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年了”。）

　　故乡之行让主席意犹未尽，他用湖南乡音对陪同的湖南负责人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咯块子给我搭个茅棚子住，好吗？两年后，“茅棚”搭好了，就是现在的滴水洞别墅。1966年，主席果然又回来了，他后来把这里称为“西方山洞”。然而这次他并没能像第一次回乡那样，到自己故居、乡亲家里和父母墓前走走，看看。后来，就是十年“文革”，再后来，就是主席重病。据说，他在病危中的最后岁月向组织请求回乡养老，而当中央最终批准时，已经是1976年9月8日。几个小时后的次日凌晨，主席也抱憾离开了人世。

　　主席那首“赠父诗”，发现其中竟对自己的生平做出如此奇妙的预测，而他当时不过是16岁的少年。是的，他立了志向，学成功名，最终远远葬在异乡。只是最后一句似乎不确——主席长眠的纪念堂，是建在一马平川的天安门前啊。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也许让主席归去的“青山”，不是“托体同山阿”的高峰，而是子孙后代的心碑吧。

在长沙清水塘有一张相片，它应该摄于1924年夏秋之间。那年杨开慧与母亲向振熙老太太带着两岁和半岁的孩子到上海与主席会合，住在一栋两层石库门老房子里，位置是现在上海市中心，威海路和茂名路交界处。这里属于党中央“宿舍”。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指定户主，毛泽东一家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等对外称是一家人，向警予（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部长助理，妇女运动委员会秘书）为户主。而到了冬天，主席就携妻儿回乡养病去了。这里是五方杂处之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给自己的领袖及家属立下了严明的纪律：不许随便上街、会客、串门和照相，以免暴露。考虑到开慧母子初来上海，留个纪念也是人之常情，向警予行使了“户主”的权力，于是才有了这张照片。

蔡和森和向警予，对于毛泽东和杨开慧来说，不仅是兄长、大姐、挚友和同事，还是婚姻上的楷模。主席对“向蔡同盟”爱情关系表示特别的欣赏，而他自己，不也组建起毫不逊色的“毛杨同盟”吗？作为“五·四”胸怀天下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幸福，反潮流反传统，拒婚拒庆，就是说：“不作俗人之举”。 如果说，生于韶山乡间，父母皆为村夫村妇的外公能够具有这种20世纪初的人类新思想，是他天资不凡并且好学深思的结果，那么杨开慧之所以能与他志同道合，除了自身“开明聪慧”之外，与有一个可敬而可亲的父亲是分不开的。主席从一个热血青年一步步向职业革命家迈进。但从此，也就开始了他与杨开慧聚少离多，以至最终一个青年别夫，一个中年丧妻的伤心史。而这，无论对娇弱的开慧，还是敏感的主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主席和杨开慧有很多共同点，其一就是饱读诗书。他们互相可以诗词酬答，是真正的夫唱妇随。为说明这对夫妻的精神生活，先举两首当年的诗作：

主席早年诗作以情深多悲为风格，祭母文就是例证，为同学悼亡诗更是如此。诗言志，言为心声，这两首咏情之词更让人一窥青年他的内心世界中的细腻、哀婉。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主席抛妻舍子。先是发动秋收起义，然后又上了井冈山。当年所作诗词说明主席已与从知识分子相结合走向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此后，历史似乎又给了一个让他们夫妻团聚的机会：这年夏天，红军两度攻入长沙，当然时间也短，而杨开慧一直住在城外不远的板仓杨家。据说，当地党组织劝她去找“毛委员”，杨开慧的回答是：润芝没有让我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主席和杨开慧有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他们与父辈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一样，都是家里的“毛氏三兄弟”。 虽然与经历战火考验的主席那代三兄弟不同，他们所经历的辛酸童年，一样让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八岁之前就有了这张合影。不久六岁的岸龙就因痢疾病逝

对全家团聚的日子，在岸英、岸青记忆中尤其少之又少。有一件事，是1925年在武昌都府堤住的时候，两兄弟在屋外玩耍（岸龙还没出生）。两岁的岸青拿着一小块玻璃向父母蹒跚而来，仅长一岁的岸英也不知其中利害。杨开慧一看忙要夺下，主席却在一旁说：不要管他。妻子不解：会划破的呀！丈夫仍然慢条斯理地说：没关系。这次夺过来，下次他还会拿。不夺过来，划破了手，他下次就不会拿了。果然，不久传来了岸青的哭声——手划破了。但是此后，他也确实知道该不该拿玻璃了。 这就是主席的教子法，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有效性。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王医生，还记下了外公与他共进午餐时，逗他年幼的女儿吃辣椒的事。主席向犹豫的小姑娘挤眼示意说：尝尝吧，可好吃哩。就一点点，怎么样？当她被辣得皱眉咋舌，差点哭出声来时，主席向王医生解释说：要让她知道，大人的话并不都是对的。不要一切都听，要有自己的主见…… 主席这样做，恰恰说明他爱孩子，而且从哲人的角度出发，知道怎么爱才对孩子好。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夺去长子生命的那颗罪恶炸弹，他必定也会像同龄的慈祥老爷爷一样，过上儿女绕膝乃至子孙成行的正常快乐生活，向后人传授更多受用不尽的人生经验，这个家的一切会完全不一样。可是……

1930年失去母亲后，兄弟俩在大上海流浪过。1934年的一天，岸青在街头听到有人叫卖报纸，口口声声说的原来是泽覃牺牲的消息。震惊的他悲痛之余，气愤地在墙上写下了抗议的字迹，被巡捕发现后毒打，头部受伤，从此留下了神经和精神的双重病根。这一年，他和远隔千里，互不认识的弟弟岸红一样，都因叔叔的牺牲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弟弟的病逼得岸英比过去更加努力求生，以养活兄弟俩，这也使他从此对外人更加警惕。他经历接二连三的重大变故，件件都是同龄儿童难以承受的，但他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以惊人的早熟咬牙坚持生存下来。1937年，兄弟俩辗转万里到达苏联莫斯科，次年见到新来的贺妈妈。但他心中属于父母的那一块神圣角落始终封闭，既不提及父亲毛泽东，更不向精心照料他们，视若己出的贺子珍喊声“妈妈”。 最终，贺子珍最后一个孩子在苏联的出生改变了这一切。《我的伯父毛岸英》讲道：贺子珍征求岸英、岸青的意见：该给小弟弟起个什么名字？岸青抢着说：那就起个叫什么“斯基”吧，比如叫“霍夫斯基”。岸英当即反驳：你真逗，不是“司机”就是“伙夫”。凭小弟弟长得这么像爸爸，也要培养他将来带兵打坏蛋，当将军呀！……岸英酷似父亲能言善辩，岸青因受伤而常显尴尬羞涩，逗得贺子珍哈哈大笑。 小弟弟的名字最后定了下来，叫廖瓦。而正是他仅有十个月的生命，唤起了岸英、岸青兄弟对英年牺牲的母亲、对幼年早逝的弟弟和离别十年的父亲的情感，积蓄了多年的这股洪流爆发后，冲开了封闭的心灵闸门，他们向因失子而痛不欲生的贺妈妈伸开双臂，开始叫她“妈妈”了。也正是在此前后，他们开始通过书本、谈话和思考，认识他们的父亲——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他们长大了。 幸福总是聚少离多，日渐长大的岸英不久依依不舍离开贺妈妈，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他成为苏联红军战士，随军打到德国本土，1945年才回到离别十年的祖国和思念17年的父亲身边。当时主席由于重庆谈判前后过于劳累，精神紧张，回延安后一时失调，吃不下、睡不着，极为痛苦。此时，“天上掉下大儿子”的喜讯是最好一剂药方。父子在机场紧紧拥抱之前，他的病已经不治而愈。为了欢迎儿子的到来，不善烹饪的主席下厨挥勺，给岸英端上辣辣的湖南菜，为的是让他想起在长沙妈妈身边的那些日子。随后他就开始把中国风俗礼节苦口婆心地教给久在外国，不通国情的儿子，还有就是广为人知的送儿子去“劳动大学”磨练的故事。到了父子又一张合影时，岸英早已脱去西装，手上也磨出老茧，更像父亲的儿子了。此外，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1947年撤离延安时，给主席父子还拍过一张照片。他们回忆道：当时敌军已经逼近，而主席坚持要最后离开，还要亲眼看看敌人长的什么样子，谁劝也不走。此时彭老总冲进窑洞嚷道：老毛，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我替你看了！你的命不是自己的，是共产党的。现在党决定你走，这是纪律！主席这才留恋地看了看自己生活多年的家，抚平桌上书籍的折痕，慢慢腾腾走出门去。这时，他叫来也在院子里的长子毛岸英，让秘书给他们父子拍下一张合影。主席此时对留下自己13年岁月的第二故乡，对曾经娶妻生女的家庭和对长子的感情，从中还能看到老一代人独有的那股子精、气、神。书中写道：岸英牺牲那天，敌机先来侦察。工作人员赶快叫彭总去隐蔽，当时岸英已去办公室取文件。彭总不想走，刚被好说歹说带离房间，敌机第二次呼啸而来，岸英也再没能从房间走出来。毛泽东—毛岸英—彭德怀，他们的千古英雄气，永远值得后人记取，岸英和继母江青也有几年的接触。对于这位只比自己小8岁的，丈夫最喜爱的长子江青没有让他像家里别的子女按自己规定的那样叫主席“老爸”，叫她“小妈”。

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她在短短3年与毛岸英的相识乃至结婚、生活的岁月里，留下了当时看来平常，现在却弥足珍贵的记忆。 在1949年底二人结婚后，到1950年毛岸英参军这段时间，毛岸英和她曾多次漫步在中南海墙外的古桥上（即现在的北海大桥，原桥已拆毁），看着桥边已矗立数百年的牌坊（原牌坊后已拆毁），在落日余晖中谈天说地。毛岸英说：“这些优美的古建筑，在国外是看不到的，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宝贝啊。” 两人在电影院里看《三毛流浪记》，毛岸英感慨地说：“太像了！我和岸青那些年，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儿子，真是什么都干了。”有这种童年经历的他，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然而在保家卫国问题上，他坚定地做出了选择。出于保密，毛岸英没有告诉刘思齐自己的去向，一别经年，再也没了消息。已经知道儿子牺牲的主席在忧思成病的她面前，如坐针毡。他决定选择渐进的办法告知真相。比如，他在和儿媳谈话时，经常向这个方向引导：开慧不容易啊！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里，没有我的消息。那个年代，不坚强的女子是做不到的呀！直到有一天，中南海摄影组长侯波奶奶笑眯眯地给了舅妈一张照片，上面的毛岸英穿着朝鲜人民军服装——她当然还不知道真相，自己还以为在小两口之间带了信，做了好事呐。刘思齐顿时明白了什么。 她再找到主席，一老一小先在中南海湖边散步，然后找到一棵古树，在树下坐定。外公开始谈起毛家历史，已经牺牲过五位亲人，他们和自己的关系，当年的故事，怎么牺牲的，家人得知后什么态度，等等……主席看着掩面而泣的儿媳，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得知噩耗时脱口而出的古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位位亲人离他而去，只有眼前的古树历经无数代人仍然存在。后来，主席也离开了人世

经历了1923年来这么多风雨的毛岸青，能够跨过新世纪，真是一件应该祝贺的事。毛岸青与我的贺子珍曾经彼此关爱，在莫斯科相聚的日子恐怕是毛岸青前半生和贺子珍在苏联期间最开心的了。后来再加上李敏，四岁的她一到异国，马上成为两个哥哥宠爱的对象，给了生下不久就孤身留在保育院的李敏从来未有的满足感。1947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和毛岸青一起回国，直到1949年她把两个孩子托人送到他们父亲身边，毛岸青在贺子珍身边断断续续生活五六年。由于这期间得到的珍贵的母爱，毛岸青在20世纪50年代曾和李敏说过：我觉得贺妈妈好！我想念贺妈妈！ 虽然贺子珍和岸青此后再没见面，他们的心灵还是相通的。而后来无法把儿子留在身边的主席，也和后来托李敏关照贺子珍一样，交给了她关照岸青的任务。几十年来，李敏从未忘记父亲交给自己的这个职责，始终把岸青放在心上，哪怕自己也曾重病缠身。他们的兄妹情是让人感动的。搬进中南海之后，岸青病情已比较严重，他向主席身边的王医生说，自己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直到有一天，病情发展到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咱们跳中南海吧！十几岁的李敏被弄得不知所措，幸好被卫士发现才拉开了他俩。在主席、李敏以至很多好心人的关爱下，岸青后来虽然搬出了中南海，但在大连休养的那段时间病情大有起色。他还做了很长一段俄语翻译工作（工作时的他思维清晰，根本不像病人），退休后始终过着平静的老年生活，而人们也并没有忘记主席这位惟一在世同时又有着坎坷经历的儿子。岸青的夫人邵华是岸英夫人刘思齐的同母异父妹妹。两兄弟娶两姐妹，和主席与毛泽覃和贺怡的关系一样，也是毛家一件趣事。邵华多年照顾病中的岸青，有“贤妻良母”之称。岸青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常有机会和主席谈论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主席和她谈过自己喜欢的诗人，如陆游、曹操、王勃等等，并手书陆游的“夜游宫”留给邵华 现在，邵华，李讷和李敏同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