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79120340.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16:16:4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13 Oct 2009 04:52:37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409557


　　偶然从网上看到一则关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使用的塑料瓶的知识，吓了一跳，看来无知真是害死人呀！
　　就此事我又想到：这些本来应该成为生活常识的知识，恐怕连一些专业人员也未必清楚，更甭说普通百姓了。像这样关乎千千万万群众身体健康的常识，为什么不普及呢？没让普通百姓都了解这些知识，那么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算不算失职呢？
　　这篇网文的原始出处一下子难以确切查证。我查询的结果，最早是2009-2-23 15:23出自“19楼空间”网站，后来在网上转贴流传过程中又经过一些人的整理，比如2009-7-21 09:20在“三明论坛”上又被网友添加了几张照片，加了一个关于阿联酋12岁女童因连续16个月使用同一个矿泉水瓶而得癌病的引子。
　　作为文科生出身，我缺乏塑料专业知识，看了这些确实感到震惊。平时我们总想着一些塑料瓶扔了很可惜，尽量多次重复利用一下，孰不知塑料瓶的使用禁忌多多。
　　塑料呀，塑料，如今的人类已经须臾无法离开，可它潜藏的危险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为方便网友阅读，我把这些材料集纳如下，不免有重复和不一致之处，尚希见囿！
　　
　　 阿联酋一个十二岁的女童，因为连续十六个月使用同一个矿泉水瓶，她得了癌病。瓶里面含一种叫做PET的塑料材质，用一次是安全的，如果你因节俭或方便而重复使用，就有致癌危机。

矿泉水瓶的底部都有一个带箭头的三角型 , 三角型里面有一个数字 。


一般矿泉水瓶子，底部标示 1


农夫山泉4升装， 底部标示 2


泡茶的塑料耐热杯，底部标示 5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
常见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等 。耐热至70℃易变形，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融出。1号塑料品用了10个月后，可能释放出致癌物DEHP。不能放在汽车内晒太阳；不要装酒、油等物质



HDPE高密度聚乙烯
常见白色药瓶、清洁用品、沐浴产品。不要再用来做为水杯，或者用来做储物容器装其他物品。清洁不彻底，不要循环使用。



ＰＶＣ 聚氯乙烯
常见雨衣、建材、塑料膜、塑料盒等。可塑性优良，价钱便宜，故使用很普遍，只能耐热81℃.高温时容易有不好的物质产生,很少被用于食品包装。难清洗易残留，不要循环使用。若装饮品不要购买。


ＰＥ 聚乙烯
常见保鲜膜、塑料膜等 。 高温时有有害物质产生，有毒物随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引起乳腺癌、新生儿先天缺陷等疾病。保鲜膜别进微波炉。


ＰＰ 聚丙烯
常见豆浆瓶、优酪乳瓶、果汁饮料瓶、微波炉餐盒。熔点高达167℃，是唯一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盒，可在小心清洁后重复使用。需要注意，有些微波炉餐盒，盒体以5号PP制造，但盒盖却以1号PE制造，由于PE不能抵受高温，故不能与盒体一并放进微波炉。


ＰＳ 聚苯乙烯
常见碗装泡面盒、快餐盒。不能放进微波炉中，以免因温度过高而释出化学物。装酸（如柳橙汁）、碱性物质后，会分解出致癌物质。避免用快餐盒打包滚烫的食物。别用微波炉煮碗装方便面。



PC其它类
常见水壶、太空杯、奶瓶。百货公司常用这样材质的水杯当赠品。很容易释放出有毒的物质双酚A，对人体有害。使用时不要加热，不要在阳光下直晒。
　　

　　“1号”PET：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等
★ 饮料瓶别循环使用装热水
使用：耐热至70℃，只适合装暖饮或冻饮，装高温液体、或加热则易变形，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融出。并且，科学家发现，1号塑料品用了10个月后，可能释放出致癌物DEHP，对睾丸具有毒性。
因此，饮料瓶等用完了就丢掉，不要再用来做为水杯，或者用来做储物容器乘装其他物品，以免引发健康问题得不偿失。
　　

“2号”HDPE：清洁用品、沐浴产品
★ 清洁不彻底建议不要循环使用
使用：可在小心清洁后重复使用，但这些容器通常不好清洗，残留原有的清洁用品，变成细菌的温床，你最好不要循环使用。

　　“3号”PVC：目前很少用于食品包装 ★ 最好不要购买
使用：这种材质高温时容易有有害物质产生，甚至连制造的过程中它都会释放，有毒物随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引起乳癌、新生儿先天缺陷等疾病。目前，这种材料的容器已经比较少用于包装食品。如果在使用，千万不要让它受热。

　　“4号”LDPE：保鲜膜、塑料膜等 ★ 保鲜膜别包着在食物表面进微波炉
使用：耐热性不强，通常，合格的PE保鲜膜在遇温度超过110℃时会出现热熔现象，会留下一些人体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并且，用保鲜膜包裹食物加热，食物中的油脂很容易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因此，食物入微波炉，先要取下包裹着的保鲜膜。

　　“5号”PP：微波炉餐盒 ★ 放入微波炉时，把盖子取下
使用：唯一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盒，可在小心清洁后重复使用。需要特别注意，一些微波炉餐盒，盒体的确以5号PP制造，但盒盖却以1号PE制造，由于PE不能抵受高温，故不能与盒体一并放进微波炉。为保险起见，容器放入微波炉前，先把盖子取下。

　　“6号”PS：碗装泡面盒、快餐盒 ★ 别用微波炉煮碗装方便面
使用：又耐热又抗寒，但不能放进微波炉中，以免因温度过高而释出化学物。并且不能用于乘装强酸（如柳橙汁）、强碱性物质，因为会分解出对人体不好的聚苯乙烯，容易致癌。因此，您要尽量避免用快餐盒打包滚烫的食物。

　　“7号”PC其它类：水壶、水杯、奶瓶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制成饮料瓶的化学物品。 　　1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
　　2 高密度聚乙烯
　　3 聚氯乙烯
　　4 低密度聚乙烯
　　5 聚丙烯
　　6 聚苯乙烯
　　7 其它所有未列出的树脂和混合料
　　我们知道，有些被使用的化学品是有毒的，有些被使用的化学品会过滤塑料或者是把塑料带进饮料。在很多场合中，你或者是你的朋友会说：“我不喜欢喝这种饮料，它的味道像塑料。”这就是说明：你或者你的朋友正在喝着塑料了。
以上最有毒的是3、6和7号。如果在瓶底上出现这三个数字，千万不要喝这些饮料。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409557#comment 134218241 Tue, 13 Oct 2009 04:52:37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409557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262661 6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正所谓那稍纵即逝的玫瑰未必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拉长历史的视线，把60年的历史放在近代的百年史，乃至千年史的光谱中，在时间的结晶体中，会呈现出多义互现的重叠认识：无论是从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中国转型的历史维度，还是从世界大历史框架下观察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抑或从文明的角度来挖掘一个古老国家的浴火重生，那些纹理纷呈的历史切片都值得去观照。
从帝国到共和国，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血肉撞击沉重的闸门，从开除“球籍”的焦虑到重新崛起的自信，结束了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耻辱和失败。任何国家都难以用眼角的余光来打量中国，而必须正视这个不断变化和生长的中国故事。而作为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中国道路所包含的元素与特质，超越了以往的线性发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世界现代化转型理论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样本。对于观察家来说，不仅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更要在中国挖掘历史的谜底：这个未完成的史诗，将如何改变中国自身，又将如何影响世界？
在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中，自身都位于地图的中央，这是对世界想象的开始，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而在真实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大国的兴衰包含了复杂的历史逻辑，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潜流可以说是早已发生。无论是用“大分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分岔，还是用上溯到“清明上河图”的方法来推测原始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洋的近世”，叙述的方法不同，决定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大分流”也好，还是“白银资本”也罢，其间争论的底色确有不同，但无论哪样的底色，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识是以古老停滞的帝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开始的。马格尔尼觐见乾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预告，一个只看到自己脚尖的叫魂式帝国的崩溃即将开始。当“天下”的幻觉猝然瓦解后，“世界”就呼啸着扑面而来。历史没有如果，那种假设没有西方的“切断”，中国就会平行于西方世界，独立从自身内部生长出一套市场基因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们更应该反思，在千年的“无发展增长”中，中国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将如何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对于共和国60年历史的观察，脱离不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框架。其实，无论是“现代”还是“中国”，这两个基本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动态生成。从近代历史来看，主义和问题的纠结，各种方案的竞争与试错，对于何为现代，何为中国的追问贯穿始终。这种追问随着1949年共和国建立，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民族国家既立，国家建设的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在重新赶考的路上：建国一辈提出的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的承诺如何兑现，如何才能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王朝周期率的试验重新开始。国家以强力意志推行追赶战略，初步解决了一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建立。但后来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造成追寻现代中国的道路的断裂。“超英赶美”的梦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在脱离现实和规律的路径选择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从1978年开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再一次开始，封闭的大门重新打开，这个古老的国家有着令世界震惊的意志来追求强大和幸福，那些被压制的活力如野火般从地底下运行，借着广阔的市场腹地，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口红利，中国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这个“全球化的试验室”，不断刷新在全球GDP规模上的名次，更因为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发生巨大漂移的全球体系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的说法，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也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其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是改变世界的洋流。而这种洋流的下一步流向，值得全世界的关注。从数据上来看，19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1950年全球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为13.8亿人，而中国就占到了40%以上。1949年人口死亡率为20%，按照人类发展指标，中国指数是最低的。而经过了这6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各种发展指数已经大有长进，全球的增长地图都因为这些数字而改写。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它既是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祛魅过程，又是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推进的过程。有论者认为，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朝贡体系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而后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第二次全球化”的代表，当今世界，则处于“第三次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姑且不论这种分段法是否完全准确，但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年日益受到现实的挑战，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仅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两分法面临质疑，而且那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单线进化模式，也不能对真实世界发生的故事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传统未必等于落后，现代未必等于先进，所谓现代也不能凭空从另外一个躯体跳出。即使对于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农业化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面临一系列的漩涡和逆流。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初期现代化时即陷入困境和动荡，而有的似乎即将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又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卷入，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费了58年(1780到1838年)，美国花了47年(1839到1883年)，日本花了34年(1885年到1919年)。而此后的巴西、韩国和中国则分别用了18年、11年和10年。对于像英国那些内生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无疑是一个渐进的生长过程，现代化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直到有一天发展的结果被人们称之为是“现代的”。而像中国，日本以及俄国这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刺激都来源于西方的冲击。日本遭遇“黑船”威胁后，“脱亚入欧”，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令人惊奇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俄国也是与欧洲文明的遭遇，开始了防御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刺激反应性的模式，但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严复那个关于现代化的著名比喻“变牛为马”论一直没有失效，而这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部紧张：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国家中脱胎换骨，又同时避免那些外来基因的排异反应。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验室”，其间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绝不是历史册页中薄脆发黄的一页，而是应该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历史洞见。
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由一系列因素组成：政治上的稳定，基于财政分权的经济锦标赛模式以及渐进的变革方式。正是这些因素，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亚洲价值模式，也不能被“华盛顿共识”所涵盖，甚至连“北京共识”也只是道出一二。这些归纳固然有自己的理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完全跳出现代化国家转型史的抛物线。中国道路的形成，仍然包含着某种历史的暗线。那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不仅在那些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中早已体现，也同样为许多的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所证明。中国道路的特殊之处绝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一种和以往激进主义完全不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但是这种渐进从内部来说，却代表了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个体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是对公民那些与生俱来的一系列权利的逐步确认。这就像原来被当成封闭城墙上的砖体，或者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终于拥有了自身的选择和创造力。而这一点，不仅是千年来的“无发展增长”时代中无法做到的，也不是那个由所谓超级大脑所控制的计划经济所能完成的。而这正回应了近代史开始时的天问：所谓船坚炮利只是表象，宪政法治方为根本。什么时候尊重公民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创造力就能勃发，社会就能得到充分发展；什么时候忽视甚至践踏这些基本权利，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被GDP表面规模所迷惑，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悖论。
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一甲子，追寻现代中国的道路仍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从历史中别求新声，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变增长为发展，由国强而民富，不仅拥有强大的外在实力，也拥有柔韧的软实力，既能吸纳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全球文明之长，又能吐故纳新，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自觉，免于恐惧、饥饿和匮乏，享有公正、自由和尊严，而这将是中国道路对时代的贡献，也是中国故事生生不息的所在。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262661#comment 134218240 Sun, 11 Oct 2009 12:04:21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5262661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3716474 　　1 看购房合同,如果合同附件公有面积的构成不填写,那就有可能有问题；
　　2 看产权证,如果只填写一个总面积数,而使用面积、套内面积、分摊公有面积都是空白,那就有可能有问题；
　　3 看购房合同约定面积和产权证登记面积是否一样,若一样就可能有问题；
　　4 看标准层住宅楼上楼下面积是否一样,不一样就可能有问题；
　　5 看分摊面积是多少,普通商品房一梯二户分摊的公有面积每户只可能10－20m2左右,如果达到20－30m2那就有问题；普通住宅(非豪宅、超大户型等)公摊面积与套内面积的比例应在20％上下；
　　6 看阳台面积是否按一半计算,不按一半计算就错了；(按照2005年国家标准,所有阳台类型皆按一半面积计算)
　　7 看物业费缴纳面积、供热费缴纳面积和产权证登记的面积三者是否相同,不一样就有问题；
　　8 看是否把不该计算面积的窗台、露台、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库和人防工程等计算进建筑面积。
　　□本报记者陈江实习生何旭
　　对于大多数普通购房者来说,房屋建筑面积,也就是产权证登记的实际建筑面积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是个略显繁琐且又难窥门道的“技术活”,而少数无良开发商往往借助信息掌握的不对等侵害购房者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的国家标准(2005年实施,GB／T50353)规定,房屋建筑面积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有分摊面积两部分构成。其中,套内面积又包括使用面积、阳台面积和墙体面积三部分,其中阳台面积按一半面积计算。墙体面积又分为自有墙体面积和分摊的公有墙体面积；公有墙体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包括楼内和楼外相分开的外墙(山墙)、户与户相分开的分户墙、套与公用空间相分开的分割墙。在计算的时候,套内的自有墙体计全部面积,分摊的公有墙体按一半面积计算。
　　相比于套内面积计算的简单明了,公有分摊面积的计算较为复杂。公有面积就是全部业主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的面积,由电梯井、楼梯间、走廊、门厅等公共部位和公有墙体的一半面积组成。简单的说,整幢建筑物面积减去各户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就得出公有面积。
　　公有面积又是怎么分摊到各户(套)的呢?这是每个购房者最为关心的一环。
　　各户分摊到的公有面积是由各户的套内面积乘以“分摊系数”得出的。分摊系数则是将公有面积除以套内面积之和得出的一个比例,取到小数点后4位。这个系数往往是购房者最难从相关方得到的一个房屋信息,往往被保密。
　　按照以上的方法,人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算出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也就是最终需要付款的面积。
　　建筑面积(s)的计算公式(以m2为单位):
　　s＝套内面积＋公有分摊面积
　　比如套内面积118.25m2,分摊系数是0.1382,相乘得15.51295,精确到0.01m2,分摊就是15.51m2。118.25m2＋15.51m2＝133.76m2,就是产权证登记的实际建筑面积。
　　要学会面积测量计算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用测量工具比如卷尺,测量房屋的边长,长边是多少,短边是多少,然后长宽相乘就得出面积。测量房屋边长的测点一般取离地面1.2米左右的高度,保持水平；测墙体的宽度(厚)的测点一般取与门、窗距0.2m的位置(避开包门口等装修装饰)。按照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进行测量计算。如果你家房屋平面布局是正方形、长方形,那就可以直接测量出总长度和总宽度(不要忘掉加上外墙或分割墙、分户墙一半的厚度),然后总长度乘上总宽度,得出面积数,再加上一半的阳台面积就等于套内面积。遇有梯形、半圆形阳台怎么办?梯形阳台,(长边＋短边)÷2×宽×1／2(一半计算),半圆形阳台,半径长度的平方×π×1／2(一半计算)。这些微小的细节在计算面积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猫腻”。
　　购房者在与房产商交易的过程中掌握一些技巧也是相当实用的。比如要仔细阅读购房合同和产权证,是否填写具体的数据资料,像公有面积的构成,使用面积、套内面积、分摊的公有面积都要明确注明。
　　同样,购房合同约定面积(比如期房合同)和产权证登记面积应该是不一样的(施工中很难做到完全精确)；标准层住宅的楼上楼下面积应该是一样的；普通商品房一梯二户分摊的公有面积一户只能在10－20m2左右,而不可能是20－30m2；物业面积、供热面积和产权证登记的面积三者应该是相同的；窗台、露台、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库和人防工程是不能包括在实际建筑面积里面的。
　　购房者有了这些火眼金睛,房屋面积的缺斤短两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3716474#comment 134218240 Wed, 23 Sep 2009 14:34:34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3716474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945558 这些小运动， 只要每天挑一个做十分钟 两个星期内就会见效
这些是有氧运动 要慢慢的做 不要拼了老命的做
如果是第一次做的人 建议先做二十下 再看个人状况逐日增加
不要太勉强 但一定要持之以恒 加油吧！！！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945558#comment 134218241 Mon, 14 Sep 2009 16:25:58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945558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316 首先，他们限制孩子上网的时间，不让小孩老贴在计算机前面。然后，他们把上网时数过长看作一种心理缺陷，所以用“电击治疗法”来治疗它。终于，一群用心良苦的老师为了拔除一个16岁孩子的“网瘾”，把他活活打死。问题是，“网瘾”真的是一种病吗？沉迷上网又真是一种不健康的瘾吗？犹如一个人吸烟吸上了烟瘾，喝酒喝出了酒瘾，必须戒除，必须诊治？
一般而言，所谓“网瘾”并不泛指上网时间过长，而是说一个人花了太多工夫在网上玩游戏和看视频 （尤其是色情视频）。可是大家常常会把所有长期在线的人也视作网瘾患者，不管他们究竟是在游戏、泄欲，还是单纯地和别人聊天交流，乃至于阅读不同网站的讯息。假如我们下意识地以为一个人用去很多时间在网上就很病态的话，那么我们就该好好重省到底什么叫做正常了。
很多年前，互联网刚刚普及，一批先觉者已经转型成了宅男，闭门在家，终日上网。当时林奕华曾经在他的剧场作品里安排一个角色讽刺这些人，他说：“某人宣称要在网上认识全世界，可他却从不出门走进这个世界”。这话说得真好，起码我曾奉为铭言，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
勤于阅读的人叫做书虫；尽管稍稍异常，可这究竟不算是病，甚至还是种美好的习性；那为什么一把阅读搬上网就立刻成了问题呢？喜欢交朋结友，不惧陌生，任何人他都能轻松搭上两句的人，往往是大家羡慕的榜样；那又为什么一个老在网上聊天室搭讪陌生人的家伙会成为值得医学眼光关注的对象呢？同样地，什么电影都看的人是影迷，片刻不能没有音乐的人是乐迷，老坐在电视机前的人则可称作视迷；或许他们的生活不够健康，时间的管理也不够明智；但我们绝对不会用看待“网瘾”的方法去严肃处理他们。可见“网瘾”的真正问题出在主流社会对网络的偏见，更准确地说，这是上一代人的偏见。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世代巨变的分水岭。在互联网之前出生的人是前网络社会的成员，他们要学习上网，逐步适应网络带来的种种变化，慢慢掌握网络的新用途。对他们而言，“上网”是一种特殊行为，就像他们看电视看报纸一样，是种需要刻意去做的动作，而且可以计时。所以，前网络时代的人能清晰算出每天上网上了多久，他们会把上网当回事。
互联网以后出生的人，则是许多学者口中的“数字原居民”（Digital Native）。他们生在一个互联网连接范围无远弗届的年代，用不着太多力气就能活用各样数字工具，并且参与网络的革命，主动开发出不同的网络用途。对这一代人来讲，“上网”渐渐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因为他们从来就在网上。他们不会呆呆坐在桌前上网；利用手机等流动通讯装置，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线。哪怕他们上床睡觉，他们的博客仍然开放，facebook的户头仍然存在，人家可以日夜无休地留言，仿佛这个人的“虚拟人格”始终醒在网上。
“数字原居民”也许不认识他家的邻居，但他会和一个泰国人做朋友；他不请同学来家里游戏，但他会和他们一起在虚拟的空间里比赛谁先找到神秘的宝藏；他不和伴侣去看电影，但他会把心爱的视频传给对方，同时附上一堆评注甚至自己的习作。你说他们脱离现实，那是因为你不在他们的现实里面。你会因为网络的不现实而拒绝网络购物吗？你可想过，“数字原居民”将来可能还会在网络上学、上班，甚至找医生遥距看病呢。
没错，很多人习惯了网页间的穿梭跳动，因而丧失长时段的注意力，但这是注意力训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网瘾”；很多人会因为网络上的休闲活动耽误正事，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正事”还没充分适应网络时代的冲击。
总有一天，“网瘾”会成为历史名词，“惧网”才是让人担忧的疾病。到了那时候，“网瘾治疗”大概就和中古的宗教裁判所，19世纪的手淫治疗术一样，是种可笑复可悲的历史现象。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316#comment 134218240 Sun, 06 Sep 2009 12:48:36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316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115
　　最近接连看到一些有关“贞操”的新闻,没想到这个在“五四”时期就遭到痛殴的词,今天还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先说一个奇案。19岁的杨某杀了一个女人,但是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女人剥夺了他的初夜权,让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贞操。这个女人是43岁的邹某,事发前在深圳福田区上沙广场招嫖。杨某随同她来到一出租屋发生了性关系,邹某伸手要钱,杨某挥刀要命。杨某的辩解是,他酒后迷糊,上当受骗,痛失贞操,如遭强暴。

　　也许与邹某发生性关系,的确让从未有过性经历的杨某后悔。但是要说这是强奸,法律恐怕很难认同,何况行凶发生在事毕结账之时,令人怀疑他杀念顿生的真实原因。不过我感兴趣的是,邹某强调的是“贞操”。不管是真的怀有此种观念,还是以此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他显然认为,这个词能够打动法官和普通民众,可以博取同情和谅解。

　　尽管有彼此交集的时候,但是强奸和贞操根本上是两回事。前者的核心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性行为,后者的核心是性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力。杨某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我怎么会跟这种面目可憎、比我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发生关系?”这是一句非常糟糕的辩护词,是和贞操观相关的厌女症的表现。且不说你已经和这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没有能够从法律上证明是在她的强迫下发生的,性行为的意愿本身,跟一个人的长相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长得丑陋、比你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也有人喜欢和她们做爱；而年轻英俊的男人,也有可能犯下强奸罪。

　　我宁可看到杨某是因为没带够钱而羞愤动粗,或者酒后争吵行为失控,也不希望真的是像他和他的家人及辩护律师说的那样,因为失去了贞操而杀人,这比古代女子失去了贞操而跳楼还要严重。那时的人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杨某的辩解是“杀人事小,失节事大”,在被男权逻辑扭曲的贞操观之外,又加上了男权社会的暴力习惯。

　　接受了贞操观的男权逻辑之后,女人也会成为施暴者。不久前深圳某幼儿园发生过这样惊人的一幕:一个女人猛扑向一个3岁女孩,疯狂地抓破她的脸部和下阴。这个被媒体称为小怡妈妈的女人,发现女儿小怡从幼儿园回来时下身红肿,追问之下,小怡说是被同样3岁的好朋友小妍挠的。妈妈气急败坏,跑到幼儿园,找到小妍如此报复。事后小怡承认,她说谎了,小妍没有挠她。

　　一个成年女人,为什么对一个3岁小孩大打出手?显然不仅仅因为对方伤害了女儿的身体,更重要是红肿的地方是阴部,涉及到一个女子的贞操。小怡妈妈显然认为,女儿的阴部被挠,那不仅是身体的微伤,更是精神的重创,即便是一个3岁小孩所为,也必须以牙还牙。“五四”的两位牛人鲁迅和胡适,分别写过《我之节烈观》和《贞操问题》,此后更有不少文章对“封建贞操观”进行抨击,有人认为至少在文化人中间,贞操观念早就没有市场了。最近湖南某报一篇报道,在网上广为流传,充分展示了贞操观活得多么有声有色。

　　这个报道的主题是,“高考后缓解压力,很多女孩失去贞操”。关心青春期的女孩的性行为,让她们懂得负责任地对待感情和身体,这是媒体的好意。但是,用“痛失贞操,终身后悔”来恐吓那些初尝禁果的女子,呼吁母亲要为女儿“守住贞操”,甚至请出一些所谓专家来谈“贞操”的重要,这是非常荒唐的论调。

　　看得出来,记者相信,这篇报道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也相信,事实上,很多高三女生的妈妈一定对媒体心怀感激,会假装不经意地把报纸放到女儿能看到的地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小怡妈妈们自然会觉得,为了女儿阴部的红肿,杀人放火都不为过；杨某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男人的贞操”,是多么具有说服力的辩护理由啊!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115#comment 134218240 Sun, 06 Sep 2009 12:45:15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2241115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0785823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

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今与昔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
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
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
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术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
中国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派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退一步讲，“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
第二，或许有没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学术支撑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社会文化的走向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

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利益交易功能

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亲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中国文化的出路

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
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0785823#comment 134218240 Thu, 20 Aug 2009 16:30:23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50785823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6165965 　　南方周末：《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
　　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那个挫折、困惑、伤心的过程，不管是从父母还是子女的立场，有一点微小的参考价值。所以它不是一个教导手册，它比较是个“受伤笔记”。
　　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有爱却不能理解
　　龙应台艰难地决定离开10岁的菲利普、14岁的安德烈，离开欧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后，在马英九高票连任之后，她又毅然地决定离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再续任。“我知道，如果现在不退下来的话，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亲密共处的机会了，也许此生都不会再有。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不会等你。”
　　龙应台决定创造一个可以跟孩子相处的空间，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决定来香港和她生活，“共处了很甜蜜的两年”。
　　菲利普那时已14岁，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话：谈学校、谈政治、谈价值观。母子一起买菜，也一起上街。“虽然他很小，却像两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在交谈。”两年后菲利普回到德国父亲身边，大儿子安德烈来到母亲身边。龙应台突然发现：“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那种困境，跟你说你爱一个人，但却不被他所爱，还挺像的。”
　　龙应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约儿子写专栏，以此捆绑住跟儿子的交流。儿子答应了，专栏居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三年后推出的结集也成为两岸三地的畅销书。“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龙应台说。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周末：我发现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但那个议题并没有特别重的公共话题，相对来说是亲子关系之间的话题。
　　龙应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书，大陆读者反应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读者的不一样。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陆流传最广的是《不相信》，海外却是《目送》。这一回《给河马刷牙》却是大陆与海外读者一致最有感觉。
　　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一样在阳台上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
　　他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的时候我20岁，1972年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
　　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以他的速度跑，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南方周末：如果你儿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触到了东方社会里那种对于竞争的集体焦虑，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轻人在那种竞争的压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华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篇的反应很一致。
　　南方周末：20岁的时候你在上大学，有大的志向吗？
　　龙应台：我们都是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那个脉络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学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读台南女中，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岁时都是抱着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深刻。到了大学，专读西洋文化史文学史欧洲思想史什么的。再加上国民党所注重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样的价值观，你自然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料”。
　　但安德烈并不是“虚无”的。有一次，他回到家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生气，他说：“你怎么啦？”我就告诉他，台湾出了一件事情，一个作者因为文章“政治不正确”而受挞伐，这种挞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为他有公职，所以就把公职也丢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正在写书闭关，没时间去“主持正义”，因此更觉得郁闷。你知道安德烈的反应吗？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有理由为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找到借口。这种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来的？”
　　南方周末：安德烈对公共生活还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议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学生很少。
　　龙应台：对，有时候我会被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所骗，当他用嘲讽的态度在谈事情的时候，会给我一个印象：他就是觉得“甲虫身上的红点比烈士的鲜血还要美丽”的那种人，他也试图给你这样的印象。但是同时，比如说他对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实他又非常地主张社会参与以及用行动去改造社会、去影响社会、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许他自己也在虚无感跟积极社会参与之间摇摆。
　　南方周末：一般的母子在家里处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还是孩子天然的有这种想法？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譬如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爱给他们讲故事。每晚他们两个躺在床上，把灯关了以后，我给他们从《西游记》第一篇讲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装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知性的思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南方周末：所以实际上你先是带着他们的？
　　龙应台：我们是这样一路“思辨”过来的。你看这本书里有个故事：菲利普十四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从学校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接下来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东西，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菲利普跟我在香港相处的两年中，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新闻。于是就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我在厨房做午餐，他从他的房间里对我大声说：“俄罗斯那个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选举就要揭晓啦！”“以色列又轰炸巴勒斯坦了。”
　　我还记得新教宗名字出现的那天，他跟我说他好失望，新当选的教宗是德国人。我问他为什么会失望，他说这表示天主教没进步，到最后还是选一个中欧的白种人，为什么那个黑人主教没选上呢？为什么不选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选上他们才表示你这传统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
　　我们之间这些谈话，延续的是小时候讲童话的气氛。
　　他们是这样上语文课的吗？
　　南方周末：孩子有这种意识是跟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系呢，还是跟公共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家庭是一个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也观察到他的学校教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安德烈10岁那年，有天他特别高兴，说他们全班同学不用去上学，而是要去看戏，看《爱丽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来说，同学们讨论过了，这个戏不好看，因为《爱丽斯漫游仙境》竟然把角色全换成同性恋。我说，难道你们是因为他演同性恋而不高兴吗？他说不是，他们只是觉得表现得不好。我说，你们觉得演员表现得不好，那要不要表达意见？结果他们真的跟老师讨论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老师就鼓励这些孩子们给那个导演写封信，表达他们的评论。导演立即给他们写了回信，并且邀请全班同学在某天下午到剧院见面。
　　这班10岁的孩子再次来到剧院，在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坐下来的时候，导演、编剧、演员全在现场，跟这15个10岁的孩子仔细地讨论这个剧。
　　所以这种知性讨论的气氛不只是发生在家庭里，也发生在社会里。
　　南方周末：这种情形是例外的，还是常规的、日常的？
　　龙应台：至少我所亲身观察到的这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这种开放的、思辨的气氛是日常的，而且他们小学的时候在课堂里就常常要做口头报告和演讲。他们是一直演讲过来的，演讲不是去背东西，而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研究，自己写出一个报告当众演讲，这个训练在他们的学校里一直都有。我记得菲利普十二岁那年讲过老子；高三那年，历史课上还作过一场一小时的演讲，题目是“台海两岸关系”。
　　南方周末：他们学校里有这种专门的课么？比方说公民课、道德课这样的课。
　　龙应台：我曾经仔细问过安德烈：你们德国的教育系统里，公民教育是怎么做的。我发现，他们的公民教育不仅只是在公民课里，而是把公民教育渗透进入所有学科里。
　　比如三年级的孩子开始学英文，五年级开始学法文，你会以为这两科应该是专学语文的，但是我发现在语文课本里……比如说英文一个课文故事，讲伦敦某个街上的一位史密斯老太太有一天突然在厨房里晕倒了，她隔壁的邻居怎么打电话给消防局，然后消防局怎么来救她，她的街坊邻居为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给她送汤送药什么的。三年级的孩子在学英语，但他在学英语的同时，学的是社区里的守望相助。
　　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他的德文课，德文课等于大陆中文课还是国语课？
　　南方周末：语文课。
　　龙应台：我记得安德烈17岁高二时，说他们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伽利略》。我很好奇，你们老师怎么教这个剧本呢？而且讨论的重点放在哪里？布莱希特的剧本写的是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是教会所不容的。我们平常所学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坚持他的理论，可是布莱希特写这个剧本可不是这样呈现的。
　　安德烈说，布莱希特有一个独特的呈现，他写的伽利略面临两个选择，就是当教会不容许他的这种理论的时候，伽利略的两个选择是：第一，我跟你硬碰硬，为了我的伟大的原则我被教会迫害而死；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对你屈服来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后我还有更多的发现、更大的贡献、更大的颠覆要做。剧本的结局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而选择后者的时候会被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你“变节”，你屈服了，但是他是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我问他，在你们同学课堂的讨论里，最核心的是什么？他说，课堂讨论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或国家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是可以妥协、可以退让的。布莱希特写伽利略是在影射纳粹法西斯，他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在美国还被做过“忠诚调查”，所以对个人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非常关注。
　　我听来惊心动魄，这群17岁孩子是这样在上语文课吗？个人面对国家机器如何自处，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题目吗？
　　南方周末：大陆有一种课叫做德育课，现在叫思想品德课。
　　龙应台：他们有一个叫伦理课，或者宗教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家庭基督教信仰比较浓厚，你可能选宗教课。有的家庭觉得不要受宗教影响，就去选伦理课。在伦理课里头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价值和道德问题。
　　南方周末：比如说这些学生是穆斯林，那宗教课怎么办？
　　龙应台：有另外的课。而且连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一样，它都会有分流。
　　南方周末：实际上你是在有意识的传达这种公共的议题？
　　龙应台：也不。主要是和他沟通。但是因为在他的成长教育里，公共议题或说公民意识里的种种问题就是他学养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的谈话内容之一了。有些不是公共的，譬如《独立宣言》那一篇，就是很私人的，我在上海的很惨烈的经验。
　　南方周末：我发现，安德烈和菲利普两个人对阶级都有些敏感？
　　龙应台：对。菲利普在香港生活两年，特别强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阶级意识，他很爱香港，却非常不喜欢这点，安德烈也是。两个人都有一点反精英、反阶级意识。我也问他们说，这种意识是你们个人的，还是代表相当多的你的朋友的？他们都说相当能代表他们跟他们的朋友。这种平等意识蛮强的。
　　学校没有升旗仪式
　　南方周末：他们成长的德国小镇是什么样的？
　　龙应台：叫克伦堡，在法兰克福近郊。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这小镇里住着很多银行家、律师、医师，是个有名的富人住的小镇。我们家在的那条街，还算是“正常人”住的街。他们的学校是个公立学校，他们就会观察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们跟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孩子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势利的人比较反感。
　　南方周末：书里也碰触到很多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议题。是他们自己产生的这个问题，还是……
　　龙应台：他们自己产生这个问题的。因为在德国长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概跟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里长大的孩子都不一样。
　　安德烈对这个议题就特别敏锐。他讲到，在一场球赛之后，胜利的一方如果是美国人，他们会一面喝酒一面高兴地大喊“美国第一”；但是如果是一群德国人在喊“德国第一”的话，就会举座侧目。他这一代德国人，对自己作为德国人的这个身份一直是非常尴尬，不知如何处理。他们的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对国旗致敬过也没唱过国歌，学校里没有过升旗典礼。
　　南方周末：现在还是这样吗？
　　龙应台：还是，而且整个社会还是“逃避庄严”的。我去参加了安德烈的高中毕业典礼，他们高中毕业的重要性是超过大学毕业的，有点是少年的“成年礼”。但我也没看到什么很隆重的典礼仪式，我就非常惊讶。安德烈也观察到了，他说：“妈，难道你还没有注意过吗？德国人是永远逃避这种庄严仪式的。”因为纳粹的整体美学，就是透过所谓的庄严的仪式来表达的。
　　南方周末：德国的这种现状，大家都接受吗？毕竟他们的国旗、国歌都已经不是纳粹时代的了。
　　龙应台：对。有反弹。因为这种压抑时间太长了。所以到了他们这一代，很多年轻人开始觉得，“够了吧？”
　　南方周末：德国人淡化国族的意识是因为有原罪，但在你跟他的沟通中，即使没有这个前提，你也是希望有超越这个国族意识以外的另一层意识。
　　龙应台：我希望他超越国族意识。
　　从带这两个孩子的时间里我观察到三代德国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爷爷辈，他们在国家主义的熏陶下长大，成就了纳粹的统治；然后是1968年的一代，起来对上一代批判，主张相反的东西：解放、自由，摒弃民族主义、逃避国家主义、拒绝权威等等，这代人成为安德烈这个年龄层的老师们；于是安德烈这代人就在强烈反对权威、反对庄严仪式、不对国旗敬礼的文化中长大，等到安德烈这一代人长大了，成熟了，他们又开始反思跟检讨他们的老师辈，就是说，他们也不见得要照单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台湾的那种威权政治下成长，经过了国家强烈塑造的那个过程，所以对国家和民族这东西是极其戒备的。历史汇聚到一块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这个195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母亲和1990年代德国的儿子之间，竟然有了对话的历史基础。
　　南方周末：你应该也处于他老师那个层级。
　　龙应台：某些层面确实是，但我觉得，我对于我的父母这一代人，可能比他们多一点理解和怜惜吧，不论是海峡的此岸或彼岸。
　　当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要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但客观地说，有一些所谓“外侮”，是政治野心家制造的，因为这东西最容易拿来巩固权力，它往往是统治术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国家主义、民族情绪什么的，我的怀疑是相当深的。
　　南方周末：你会容忍孩子们的“不正确”吗？要是他们有一种不正确。
　　龙应台：我们常争执啊。他们也常批评我呢。譬如说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在看台湾的电视新闻，我边看边骂，说怎么这么差的新闻编辑，这么偏颇，简直不堪忍受。他冷冷地说，去改造他呀，别只骂不做。他觉得我的行动力不够。然后我们就会谈到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的界线，他们不见得同意我的看法。安德烈就会觉得我身上还有太多知识分子的“身段”。
　　再譬如说，对于生活态度，《亲爱的安德烈》里，我们的差异特别突出。安德烈觉得我缺乏生活美学。我也承认。
　　菲利普对“左”很有看法。所谓“左”，指的是西方的“左”，不是大陆的“左”。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左派报纸作实习生，那时好像还很欣赏欧洲的左派思潮。现在他十九岁了，他会告诉你，德国的左派完蛋了，走极端，而且毫无新意，空洞的意识型态领军，连绿党都相当地空中楼阁，他觉得很“幼稚”。他会跟你说，很多的现实不是你用那种极左的浪漫主义可以解决的。
　　这哪里轮得到我不容忍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比我还要懂得多。我所希望的是：第一，他们能思考、是独立地思考；第二，有宽容的精神——在这两个基础上，他们无论做什么选择，我都能够接受。
　　如果他是同性恋
　　南方周末：你对他们没有限制、没有戒律吗？
　　龙应台：我在家的时候，他不会带女孩子到家里来过夜。
　　南方周末：这个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不成文的？
　　龙应台：没提过，他的自律吧。而且，妈妈在，女朋友来也放不开吧。我还会担心我的孩子嗑药，但是这种东西不是靠规定、戒律可以解决的。
　　南方周末：你会问吗？
　　龙应台：会。曾经我看到他早上起来都很疲倦，我会直接问：“你有没有嗑药呀？”他还算蛮“同情”我的，耐着脾气说：“我告诉你我没有，而且请你相信我没有。”那你还能做什么呢？
　　南方周末：那男女方面呢？会有要求吗？
　　龙应台：他不跟我谈，我也觉得这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我觉得我一点权利都没有。他是一个成年的男子，成年的男子选择他的爱情完全是自己的事。在我的心目中完全没有“媳妇”这个词。将来我们也不太可能两代人住在一起，也不可能跟所谓的“媳妇”相处。
　　南方周末：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些特定的议题是肯定出现的。一个是父母规定孩子不能怎么样，就是“戒”；还有一个，就是规定孩子“要怎么样”，比如帮助他设计道路，选择职业，选择专业。这样的课题你们发生过吗？
　　龙应台：他们小一点的时候，会有“律”，譬如几岁几岁之前，晚上9点以前上床；几岁几岁之前，半夜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时候带他去上游泳课、钢琴课，不准他不去。但一旦超过十七八岁，“律”都变成“自律”，都看他自己。他抽烟我很不喜欢，但我无可奈何。只能像一个正常的成人一样，你对我要有礼貌，你不在室内抽烟，我们在同一室内的时候不抽烟等等，就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南方周末：你会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吗？
　　龙应台：当他来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给他帮助。否则会自讨没趣啊。
　　南方周末：当初他选择专业，是他的选择吗？
　　龙应台：都是他的选择，但他会跟我讨论。我给的意见的核心，还是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去。我不强调说你选什么东西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是你最好去追求你有强烈兴趣的所在。
　　南方周末：安德烈对什么有兴趣呢？
　　龙应台：他本来学经济，后来不喜欢，改读社科院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他有兴趣的议题，譬如说联合国要怎么处理南北贫富不均的问题，或者是说在全球化的新秩序里，世界银行对于非洲的这些贫穷的国家是怎么做政策的，什么政策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将来发展。
　　南方周末：大陆的父母实际上处理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戒律的问题，一个是未来选择的问题。
　　龙应台：那你是否要问我如果安德烈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妈，我是个同性恋”……
　　南方周末：你接受吗？
　　龙应台：接受，而且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所谓帮助，就是说，如果他是同性恋的话，那么他选择朋友的范围就会相对较小，他也会比较孤独，比较难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侣，所以我就会比较挂心。可以给他的帮助，也不过就是理解他，支持他。
　　南方周末：你会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吗？他们要生活在华人或者亚洲这样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到西欧的环境里去生活？会担心这样的选择吗？
　　龙应台：不会，他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他的工作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莫斯科或者巴塞罗那或东京、上海、北京。我想，我们是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们这一代还对自己的父母牵肠挂肚，觉得照顾的责任很重，下一代对我们不会这样了，世界的结构已变。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6165965#comment 134218240 Sun, 28 Jun 2009 05:12:45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6165965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5506670 　　张敬龙11岁时全家移居英国。父亲香港人,是个大厨,母亲菲律宾人,做餐饮和护理工作,家世平凡。去年高中毕业,被多所大学录取的他没有立即就读,而是选择停学一年,到社会上走一遭。今年3月的一天,他从媒体上读到欧洲议员的参选标准,一对照,发现自己也符合条件(为了吸引年轻人参政,欧洲议会今年特意将议员候选人的年龄门槛降到18周岁),决定参选。
　　欧洲议会是欧盟所有官方机构中唯一直选产生的机构,主要职能为咨询与监督,共有736个议席,议席基本是依据人口比例及政治协商在27个成员国之间进行分配,英国分得其中的72席。
　　不过,一旦进入欧洲议会,议员就不再以国别为畛域,而是按照政党集团(党团)排列座次,意识形态或政策相近的政党组成议会党团,如人民党－民主党党团、社会党党团、无党派等,组成党团的条件是不少于20名议员、代表不少于6个国家。
　　在英国,要获得欧洲议员的候选人资格,必须缴纳5000英镑保证金。这笔钱可以自己出,也可以向公众筹集。为此,多个华人社团发起“一人一镑支持张敬龙参选大行动”,很快筹够了保证金。
　　张敬龙成为了大伦敦选区的无党派独立候选人。欧洲议员选举采取的制度与英国下议院议员选举不一样,下议院议员选举采用小选区制(一选区内只有一个议席),对党派候选人尤其是大党候选人特别有利,小党候选人、独立候选人基本没戏,例如散居在伦敦的华人会被分割在一个个小选区内,力量涣散。
　　欧洲议员选举采用大选区制(一选区内有多个议席),英国被分为12个选区,大伦敦选区有700多万人口,分有8个席位。这样的选举制度给张敬龙这样的独立候选人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大选区制之下,散居在大伦敦选区内20万华人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他就有不小的胜算。
　　张敬龙和他的选举团队需要做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华人出席投票。在他的竞选传单上,写着这样的字句:“让我们打破150年来的缄默,一同改写历史,为欧洲华人打开新的一页。同心协力,提高英国华人和欧洲各地华人的地位,谋求福利,争取权益。”
　　英国华人“150年来的缄默”能被一朝打破吗?事实证明很艰难,大伦敦选区110名候选人(105名党派候选人,5名独立候选人)争夺8个议席的结果是:张敬龙获得了不足5000票,未能当选。
　　大家都知道华人的投票率低,究竟有多低呢?这次选举,全欧盟的投票率为43.5％,假定大伦敦选区20万华人中有7.5成即15万人是合格选民(2009年欧盟总人口为4.997亿,其中选民为3.75亿,占总人数的7.5成),又假定这5000票全部是华人票,华人的投票率为3.3％(0.5／15),不足欧盟平均水平的1／10。这意味着华人作为选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政治影响力。
　　海外华人的参政意识低是广受关注的一个现象。对此有许多解释。
　　一种是“专制荼毒”说,常常用来解释海外华人投票率低的问题,是说由于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传统,造成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和公共精神的缺乏”,进而导致了海外华人的参政意识低。问题是,有许多国家也有长久的专制历史,这些国家在进入民主社会后,参政意识并不低。台湾也是华人社会,几次“总统”大选,投票率都很高。
　　还有一种是“和为贵”说,常常用来解释海外华人竞选公职少的问题,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不鼓励竞争,而政治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不符合华人的“文化品位”,因此导致华人无意去竞选公职。问题是,政治生活之外,经济领域也充满了激烈的竞争,海外华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化品位”而放弃在商业上的耕耘和作为。
　　如果有一项有利于本群体的公共政策议程,个人往往就会这样考虑:如果该项议程获得通过的概率很高,那少我一个,不会有多少影响,而我就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如时间成本)就能享受到议程带来的好处；如果该项议程获得通过的概率很低,那多我一个了没什么用,那我就索性不白白付出精力了。
　　任何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这么想,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华人这么想的人比例特别高,大部分华人都这么想,都不去投票,结果损害了整个群体进而也间接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是“理性的、太理性的了”。
　　而选举投票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会直接影响到华人竞选公职的能力。要使得一个群体大量涌现“以政治为业”者,先决条件是作为一个整体要有高度的自我利益认同和组织性,在政治上活跃,这样主流政党为了争夺这一群体的选票,就势必在政策和人事上予以充分考虑,就会出台有利于这个群体的政策纲领,甚至让这个群体的杰出人物来担纲某些重要职位或竞选某些重要公职。美国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张敬龙参选以独立候选人的面目出现,与其看作勇气,不如看做无奈。如果伦敦的华人是在政治上活跃的,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主流政党就可能考虑将其以党派候选人的名义推出。主流政党的政治资源(包括动员能力、选民基础等)结合候选人对某一群体的特殊号召力,那就是双赢了。
　　因此关键的问题仍是要唤醒华人沉睡的参政意识。现代选举政治本质上是以政党为载体的利益集团政治,如果一个群体不能凝聚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会“代表不足”,就会成为“弱势群体”。
　　在现代选举政治框架下,弱势群体的真正含义并非指一个群体在生理、智力或能力上有所欠缺,而是指一个群体在政治影响力上的贫乏。
　　而唤醒华人的参政意识,正需要更多像张敬龙这样的活动家行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张敬龙是一个先行的人,他虽败犹荣。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5506670#comment 134218240 Sat, 20 Jun 2009 14:04:30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5506670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4390302 跟杭州飙车案一样，巴东事件也引爆了强烈民愤。几个心怀不轨的小吏对民女的侵犯，已经令人发指。尔后当地警方的处置，更凸显出民女的深度危情。警方三次公开通报，一次比一次暧昧。小吏将民女“按倒”，最后变成危险度大为降低的“推坐”；民女自卫使用的武器，从劳动工具修脚刀，最后变成主观攻击性大为增强且不知来由的“水果刀”；最初指称小吏胁迫民女提供“特殊服务”，最后变成可做多种理解的“异性洗浴服务”。最初指称至少四人前往欢场，稍后变成三人，最后变成两人，其他人等先隐名埋姓，最后干脆神秘脱身。
关键案情就这样不断修改，似乎回避什么的同时，又似乎在强化什么。总之修改的客观效果，都是小吏刑责的降低和民女刑责的升级，都是印证当地警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并可能影响最终判决。这仿佛是一次新的围殴。如果说第一次围殴要剥夺的是邓玉娇的贞洁，那么这新的围殴可能剥夺的则是真相的贞洁。
这正是民愤强烈的主要原因。一个网民曾做这样的自白：“其实有时候真的好怕（起哄），不知什么时候做了帮凶……但是谁叫他们起墙呢，把真相也围上。”平民与权贵的冲突，本来属于不对等冲突；平民惟赖真相的揭示，才能分清是非，才能得到公正。但在赢者通吃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总能借助堂皇冠冕，最大限度地调用各种公共资源，恣意切割真相。无真相即无是非，公正亦无从说起。在跟权贵的冲突中遭遇真相黑洞，就构成了无数平民的梦魇。
也就因此导致了民意的焦躁和舆论的偏激，这在杭州飙车案中颇见端倪。后来被证实，飙车少年的家庭并非那么富有，飙车少年的朋友现场谈笑，其主角也并非当地某部门主官之子。但为什么舆论的乱箭会那么快飞向当地权贵甚至具体指向某部门主官？这无疑跟事发初当地媒体一度集体噤声有直接联系。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噤声，往往不免要激活公众的想象力，放大公众对于真相黑洞的恐惧，从而调动舆论的激情。
杭州飙车案中民意的排山倒海，其源盖出于此。而这种排山倒海，在邓玉娇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没有第三方声音的情况下，在外力无从介入、无从监督的情况下，案情无论怎么修改，都无改其单极信息性质，无改其自说自话性质，因而都不能取信于民。反而只会不断推高舆论，使自己愈来愈置于风口浪尖，升级自己的政治风险。
这是经典的包围与反包围。起墙者原本只想把真相围住，没有愿意把自己也围进去的。孰料此举却往往更激怒公众，导致公众对起墙者更大规模的围殴。而只要是围殴，总不乏暴力，不单杭州飙车案如此，其实历次舆论事件，民意跟话语暴力都不免如影随形。不问是非，只看谁是弱者，弱者即正义，谁弱势就站谁一边，并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对立面，这几已成为历次舆论事件的普遍现象。
这当然是不理性的，但这不是没有来由。公众不是不想问是非，不是不要理性，而是因为遭遇真相黑洞，没办法判断是非。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对弱者最紧急的情况。为避免最坏结果，公众宁可只要站队，只要立场。而从河南王帅案，到内蒙古吴保全案；从贵州罗彩霞案，到杭州飙车案，遇事先站到弱者一边，弱者即正义的原则似乎屡试不爽，更强化了非理性选择的自信。复杂的社会冲突就往往被简化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冲突，社会冲突的多种可能性、多种解决方案、多种回旋空间就往往都被否决。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显然是极其危险的偏向。
民意需要理性，非理性的民意即便正确1000次，也不能证明它一定就会正确第1001次。而只要有一次出错，就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这其中，没有谁会是赢家。但民意走向理性却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弱者随时可能被真相黑洞吞噬的情况下，理性如果徒托空言，如果于事无补，也就不能指望公众相信理性，依靠理性。只有当公众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切身体验到理性确实有力量，确实起作用，确实不是奢侈品，那时理性才会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就此而言，不妨说，给真相一个出路，即等于给理性一个出路。这一切，且从当下做起，即从邓玉娇事件做起。 ]]>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4390302#comment 134218240 Sun, 07 Jun 2009 15:58:22 GMT http://79120340.qzone.qq.com/blog/124439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