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83593726.qzone.qq.com Wed, 25 Nov 2009 06:40:4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24 Nov 2009 23:11:41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104301 官意与民意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11月份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雨雪低温天气，武汉、重庆、西安、南京、杭州等地相继出现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供需不平衡是当前天然气紧张的根本原因。（11月24日 《人民日报》）

在公共空间，有两种声音，很值得研究和推敲一番。首先一个是“官员称”----很多公共管理部门针对舆论的一些热点问题，或主动，或被动的对民意进行回应。比如，官员称，“我国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已解决”。比如，官员称“林嘉祥是个好干部”。比如，官员称“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比如，官员称，“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针对当前的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又有官员称，供需不平衡是当前天然气紧张的根本原因。言外之意，话外之音，时下的“气荒”，与公众质疑的垄断无关，与垄断企业借机“逼宫”让政府上调天然气价格无关。

只谈“根本原因”，对垄断经营、借机逼宫等“次要原因”却闭口不谈、刻意回避，这种“官员称”显然是难以服众的。关于天然气涨价的消息，早就已经是风雨欲来，如坊间所质疑的，早不荒，晚不荒，偏偏在寒流袭击的时候“气短”，难道仅仅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吗？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对于民意的满腹狐疑，“官员称”却只顾自话自说，不是答疑解惑，甚至是公开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替其圆场和开脱，以答非所问的方式，回避来自公众的质疑，这显然不会为坊间公众所接受，更不会形成官意与民意的共识和对接。

于是，公众甚至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舆论场景：一边是饱含质疑甚至是愤怒的民意，一边是“官方称”自圆其说甚至“合情合理”、举重若轻的回应，有的甚至是“睁大眼，说瞎话”，比如不堪一击的“我国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已解决”、“我国不存在国进民退”等“官员称。这是一个反差极大的对话两极和舆论图景。“官员称”，甚至与越来越多的“网友曝”相比，其公信力和民意认同都相去甚远。

“官员称”敌不过“网友曝”，官意与民意总是相左，这种反差不禁再一次让人感到迷茫和困惑：到底是民意民情太盲目，公共管理部门确实被“冤枉”了，还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民情民意，“老道”的官意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和民意打起了“太极”？“官员称”和民意为何总是相左？两者的距离究竟有多远？通过一种怎样的对话方式和渠道，通过一种怎样的制度设计，官意和民意才能达成共识，才能尿到一个壶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唱反调？

最终看来，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称”太随意了，“称”了就“称”了，不管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成本和后果。如果如同有人所说，“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的话，那么“官员称”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官场生态。越来越多的“官员称”正越来越轻佻和随意的挑战公众的智商，伤害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官员称”为何如此轻佻和随意？显然，我们尚缺乏一个畅通的官意与民意的对话平台和机制。对于民意的质疑，官意只会通过轻飘飘的几句“官员称”了事。而对于明显站不住脚根的“官员称”，民意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给予“还击”，更没有有效的机制和对话平台同官方“回应”进行“叫板”， 而只能通过网络跟贴等极为有限的方式进行“泄愤”，从而造成了“官员称”与“网友曝”各自为战，官意与民意自话自说，曲调不一。

我们必须得让一些信口开河的“官员称”付出代价，而不能任其挑战和侮辱公众的情感和智商了。一是赋权于民，伸张民权，用更多的“民声”来回击愚蠢的“官员称”。二是对于那些睁大眼说瞎话的“官员称”，理应追究责任，而不是任其胡箩箩。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104301#comment 134218240 Tue, 24 Nov 2009 23:11:41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104301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016281
河北大名政府大院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一用就是50年。记者采访时得知，在大名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县委县政府的大院最破。”当地居民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先前，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一座1952年建成的办公楼，这个“偶然的存在”曾经感动了网友。而现在，河北大名政府的县委县政府大院，与武汉市委大楼相比，其破旧程度、其寒酸劲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惯了太多豪华的政府办公楼楼堂馆所，再看看这个“最破”，真有点“惨不忍睹”的意味。于是，这个“全县最破”也自然的受到了公众的追捧，为人所称赞。

追捧和赞扬，是理所当然的。大名县委县政府与这座破楼相濡以沫了这么多年，确实很难得。不盖办公楼，先盖学校、盖医院，这种价值次序的排列和取舍，在时下更是弥足珍贵。据统计，2008年国家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48%。有15个省区市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下降。钱都干嘛去了？或盖了漂亮的楼堂馆所，或公款吃喝，很少有像大名这样的，去盖漂亮的学校和医院。这种花钱法儿，是老百姓所期待、所盼望的。于是，这座“全县最破”自然就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承载了很多意义，甚至受到热捧。

然而，一个“全县最破”是否能承载民意的全部？显然这个“最破”与嗷嗷的民意相比，有点太孱弱了。首先，这个“全县最破”，依然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个案。这样一个“另类”，在当前有没有成为“主流”的可能？显然，至少在目前看来，从“另类”到“主流”，依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嬗变，需要公共利益至上的回归。也许，这个“全县最破”会让我们感动，但是，却不会被多少人去效仿。这个弱不禁风的“全县最破”，显然不能承载起民意的许多愁。它只能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人的经典。在被“全县最破”感动之后，在热捧之后，民意更多的，可能是失落，是落寂。

再就是，一个“全县最破”是否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毕竟，“全县最破”只是一个外在。对于承载了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政府来说，住在“最破”里办公，并不意味着就天然地就能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相反，如果哪天“全县最破”被拆迁了，县委县政府乔迁新居了，也不意味着一个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政府品格，而随之化为乌有。笔者的意思是，公共管理部门其所作所为，是否指向公共利益，是否去履行公共责任，更多的是一种内在品格属性，而非外在“最破”的形象展现。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必然。

无论如何，“全县最破”受到热捧，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为民意有所期待。就如有网友所说，纵是“作秀”也令人感动。所以，我们的责任政府，应该从公众热捧“全县最破”中读出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才是公众最期待的，什么才是民意最热捧的。公众热捧，并不是鼓励大名县委县政府继续在危楼里办公，而是大名公共管理部门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行动和品格。

所以，公众所期待的，民意所热捧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在“全县最破”的办公楼里才能得到。只要时刻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只要能时刻履行着公共责任，只要具有了敢于承担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政府品格，即使办公楼再豪华，也如同“全县最破”的办公楼一样，照样会受到公众的“热捧”。因为，公众所热捧的，所期待的，并不是“最破”的外在，而是“最真”的内涵。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016281#comment 134218240 Mon, 23 Nov 2009 22:44:41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9016281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676660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近日天气突变可能使流感高峰提前来临。病例数急剧增多必然导致重症甚至死亡病例数增加。他几次提到我国个别地区存在甲流相关死亡病例隐瞒不报的情况，对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数表示怀疑。他甚至说道：“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钟南山，相信大多数国人都再熟悉不过。正是他，在“非典”初期欲盖弥彰的朦胧之中，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以非凡的勇气揭穿了谎言，捍卫了科学的精神和尊重，赢得了国人的敬重。

而同样，这一次，钟南山先生对于甲流的质疑，钟南山先生的一句干巴脆的“我根本不信”，也得到了民意的广泛认同。有网友跟贴说，他儿子烧到40度也只是开点药，输点液回家，根本没有什么甲流检测。还有网友跟贴说：我朋友的朋友在当地最大医院工作，听说有病理只在医院内部通报下，还让保密，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上报。网友的林林总总的留言，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随心而语和主观感受，但是，这种朴素的民意质疑，与钟南山先生权威的论断，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共振，进而将会带动更多的公民学会质疑、审视和追问当前的甲流病情。

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甲感病死率为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1.24%，比我国高将近20倍。对于这个结果，有专家总结出的原因，一是我国正确的防控措施，甲感在我国内地病死率比较低；二是我国最早使用甲感疫苗，优先为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使用；三是得益于中医药治疗流感的优势。对于这些，我们并不否认。但是，如果真的如钟南山先生所质疑的，个别地区真的存在甲流相关死亡病例隐瞒不报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低于世界20倍的甲感死亡率，就自然存在很大水分，自然很值得怀疑了。在以上三条之外，还应该加上一条：隐瞒不报。

我们注意到，乌克兰爆发的“超级流感”至少已经造成328人死亡，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最新的情况是，乌克兰根本没有所谓的“超级流感”，所谓的“超级流感”只不过是因为乌克兰公共管理部门没有给公众详细讲甲流是怎么回事，然后突然出来这么个数字，从而造成了恐慌。而反观我国的甲流疫情，如果真的存在如钟南山先生所说的隐瞒不报等情况，那么，我们就可能再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天灾和人祸的综合效应，使甲流演变为“超级流感”。

如果说钟南山先生的质疑，是源于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科学判断的话，那么来自公众和民意的质疑，则是源于政府公信力的减弱。但问题是，在一片低于世界死亡率20倍的乐观论调之中，为什么质疑的声音，又是来自钟南山？外什么又是他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作出了能引起民意共鸣的、与其他专家不一样的论断？

当前的甲流防疫到底有没有隐瞒不报的现象，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数到底有多少公信力，也许还有待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声音，有待于甲流疫情的防控实践。事实胜于雄辩。但无论如何，在危机面前，我们都应该像钟南山一样，敢于质疑，敢于审视，敢于追问，敢于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判断。无论如何，在危机面前，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应该如有人所说，在公共领域的“现场”意义上凸显知识分子角色的“在场”，而不是“失语”，或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非判断。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吧。问题是，能在公共领域“现场”凸显作用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了。只有一个钟南山，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疑惑：质疑甲流，为什么又是钟南山？钟南山先生这次是对，是错？宁愿这一次钟南山先生错了。因为，如果他对了，我们又将再一次付出怎样的代价？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676660#comment 136315392 Fri, 20 Nov 2009 00:24:20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676660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91419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比如辞职到成都摆摊等，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专家称这是一种进步。（11月18日《新闻晨报》）

有句话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诗意栖居，理应包括一种自由的生活，可以自由的迁徙，可以选在是不是出来工作，在哪里工作，自由的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包括辞职到城市摆摊儿。但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福利保障很好，没有后顾之忧，这种一种免于匮乏的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实中的白领移居，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诸如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吸纳了大量的资源，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承载和体现。但是，与文明携手而来的，却是让大多数人甚至白领都不能承受之重的生活成本。比如超高的房价。根据“全球不动产指导”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房价全世界排名25位，预测2010年进入前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各城市人均收入排名中，上海仅列59位。这就意味着，两者的反差有多大，那么在上海生存的压力就有多大。

所以，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辞去工作，纷纷移居二线城市，寻求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希望在一线城市遭到无情挫伤以后的一个无奈与理性的选择。直白地说，就是我爱一线城市，但是一线城市却不爱我。当所谓的城市白领，在一线大城市都不堪承受生存成本和压力之大，而纷纷出逃，当城市白领有了工作却买不起房子、谈不起恋爱，让他们看不到希望甚至是绝望的时候，我们的蓝领们又何处遁逃？

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精英，都削尖脑袋往大城市里挤，如同大学生都争考公务员、都想进入国企一样，无疑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畸形的就业择业观。但同样，城市白领不堪大城市生存压力纷纷出逃移居，也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生态和现状。如同前面所言，诸如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吸纳了大量的资源，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承载和体现。但是，当它的发达、繁荣和文雅却对社会的未来精英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思其中所蕴涵的趋向甚至是风险。

报道中说，许多外地的人才很想到上海工作，但上海的白领却宁愿放弃工作，到外地去生活，这无异于一场“围城”。这一围城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在无奈中，我们感受到的，绝对不是专家所谓的“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辛酸，是生存和打拼的不易。

就长远来看，无论是出于社会因素、城市发展还是个人发展因素，作为未来社会精英的白领有一万个应当留在城市里的理由。对于个人来说，留在城市可能有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城市来说，它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离不开未来精英力量的推动。所以，对于城市白领的“围城”现象，公共管理部门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要想留住他们，需要化解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就业问题，比如房价、生活成本过高问题等治道变革的嬗变。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91419#comment 136315392 Thu, 19 Nov 2009 00:43:39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91419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05293
近日，网贴曝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遭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11月17日《广州日报》）

一边是道义，一边是合同。解聘病危教授，从前者的视角检视此事件的话，大多数人很轻易的就会举起道德审判的大刀，砍向“不仁不义”的武大。因为武大雪上加霜、冷血无情的这种做法，确实不符合国人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秩序。但是，如果从后者解读的话，武大遵循规则，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其实也并无不妥。毕竟，张在元教授不是武大的正式员工，道义归道义，但住院的开销花出的也都是真金白银。从规则上讲，武大并没有义务为这位病危教授养老送终。

所以，从情感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情病危教授的遭遇。但是从理智上讲，武大也并非面目可憎，不仁不义。因为，自2006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武大已经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补贴16.5万元。虽然没有大包大揽，一包到底，但这近百万的医疗费用，这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甚至，武大也算是已经仁至义尽了。

因此，纠缠于道义之争，各执一词，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陷入口水之争。纠缠于道义之争，同样也可能遮蔽这一事件的一些本质问题所在。比如，我们完全有必要问一问：张教授本人有没有正式的、有人事隶属关系的所属单位？张教授本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毕竟，张在元教授和武大只是一个聘任关系，并没有人事隶属。按照正常的逻辑，张教授得病之后，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发挥作用，张在元教授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已经尽到道义责任和福利，而不应该是如现在，让武大自个儿把所有的问题都抗起来。作为社会精英，张在元教授是不可能没有医疗保险的，但为什么医疗保险没有为张教授兜底儿呢？医疗保险制度哪去了？

张教授的遭遇还让我们再一次见识和领教了“看病难”、“看病贵”。两年多的时间，武大就为自己聘用的张教授付出了近百万的医疗费用。放在一个平民身上，这将是一个多么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多么残酷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武大解聘病危教授的本质问题，不是道义，不是合同和规则，而是医疗费用的虚高问题。国民医疗费用之高，已经高到可以拖垮一所大学，高到让武大都不得不背负上了“不仁不义”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德骂名。

想想，张在元教授已经够幸运了。得病了，张在元教授还有一个武大可以依托。可是，作为一个庶民，如果同样和张在元教授得病的话，没有医保，也没有武大。在这天价的医疗费用面前，可能只能无奈的等死。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事件，是一个挺好的标本。其实，这其中并没有那么多道义和道德，也没有那么多的不仁不义。在泛滥和虚无的道德口水中，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医保制度不兜底儿，如果“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症不能解决，那么我们人人都是弱者，都是比张教授还惨的弱者。张教授还有武大出于道义的近百万出手相救，我们呢？我们庶民有“不仁不义”的“武大”可以依托并指责着吗？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05293#comment 134218240 Wed, 18 Nov 2009 00:48:13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505293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421890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意见》明确了受案范围，规定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民告官”。（11月16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我国“民告官”案件基本呈高位运行、逐年递增趋势。据统计，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在1990～2007年的18年当中，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8万余件。现在每年“民告官”案件已超10万件。“民告官”的不断出现，被认为彰显国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法治意识的增强，被看作是国民由顺民到公民的嬗变，是对以往“民不与官斗”，“屈死不告官”旧观念的打破，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然而，“民告官”案件不断上升，但是其胜诉率，却不令人乐观，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民告官的胜诉率不足三成。如此之低的胜诉率，看出了“民告官”有多难，成本有多大。

胜诉率为什么这样低？对于这个问号，可能有多个向度的解读和原因。比如，新华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民告官”中一个制约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作为原告的“民”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了解诉讼的程序，怕报复，不敢告。比如，在现实中存在民告官案件收到行政权力侵犯，法院不愿审、不敢判，法院判决实行难。比如，为防堵“民告官”，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连续多年聘下区内所有律师，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民告官”受理门槛不得抬高、“民告官”案子先受理后裁决、禁止以非法定理由拒绝受理行政诉讼等，这几个最高院《意见》中的“亮点”，显然是有利于克服“三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这几个“亮点”即使最高院不发文，也应该是时刻秉持的底线和价值操守。而现在，最高院用发文的形式“重申”，说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刻意提高“民告官”受理门槛、以非法定理由拒绝受理“民告官”行政诉讼的现象。即使存在着这些非正常因素和现象，每年的“民告官”案件依然能井喷出10万件以上，这令人深思。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吴运新律师曾用用5句话概括“民告官”之难：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而现在，最高院的《意见》降低门槛也好，先受理再裁决也好，只是针对“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的部分，用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先争取能立案再说。而对于“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的部分，却无能为力。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民告官”案件数目在超过10万的基础上继续上升，而“民告官”的胜诉率则在不足三成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这显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保护“民告官”，也不会让“民告官”真正变得容易起来。

总之，在“民告官”中，“民”和“官”本应是处在两端的平等诉讼主体。以往“民告官”不足三成的胜诉率，说明处在两端的平等诉讼主体，在现实中的失衡格局和分明的强弱态势。如何扭转不正常的格局和态势，如何提升民告官的胜诉率，如何让公民的维权成本再低一些，仍然需要来自公共管理部门更多的制度善意的释放与呵护。保护“民告官”，仅有一个意见还不够。在这个“意见”之外，依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去面对，去化解。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421890#comment 134218240 Tue, 17 Nov 2009 01:38:10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421890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070157
11月11日上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带领10名人大代表到广州市环保局调研。调研现场，代表邓成明正在发言时遭环保局长丁红打断，这位人大代表不满被插话离开会场。当时该代表欲就汽车尾气问题发问,环保局长在其离场后表示LPG清洁无需再争论。（11月12日《南方日报》）

人大代表和环保局长的“顶牛”，虽然很尴尬，很火药，但是却也很活泼，很生动，很鲜活。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很温和的。在先前，还从没听说哪个人大代表，为了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而以离席这种极端形式抗议的。所以，民意都很追捧这位愤而离席的人大代表。因为，在大多数公众看来，人大代表就应该是为民说话，应该这么牛的。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看来，重要的是，监督与被监督、调研与被调研者的这种碰撞、异议，对于“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的打造，是一件幸事。从某种程度上看，多一些这样的“顶牛”、论战，人大代表的话语权才会更好的得以保障，公众的利益和诉求，才会更好的得以表达，公共利益和公共管理部门也才会形成良性互动，也只有通过这种“顶牛”式的思辨与沟通，才能达成共识，才能促进社会认同，并最终结晶成为国家权力、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但问题是，在公共空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顶牛”事件太少了，很稀罕。这次走火，究其原因的话，只能说，这位人大代表的脾气有点儿坏，这位环保局长的性子有点儿急。坏脾气遭遇了急性子，纯属偶尔的擦出了这一点儿火花。在大多数时候，要么，人大代表保持沉默，或随声附和，而不是为民仗义执言，履行不好自己的职责，浪费了自己手中的话语权。要么，公共管理部门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人大代表的话语权及其所承载的公共利益诉求，与公共管理部门形成脱节和断裂。于是，日久天长就造成了公众的话语和权益“被代表”，公共管理部门的懒政，伤及公共利益和政府公信。

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开放，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公共空间，各种不同声音、不同诉求越来越多。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是说这些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诉求得以表达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渠道之一。作为人大代表，应该珍惜和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应该将公共空间的各种不同声音和诉求，传达到公共管理部门，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和互动。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真的需要像周庆强这样有个性的代表，需要他的这种坏脾气。每一个人大代表，其实都应该像周庆强一样，敢于表达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敢于用甚至有点极端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但问题是，在我们的人大代表中，像周庆强这样坏脾气的太少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履行，人大代表话语权的保障，公民说话的权利，是靠坏脾气，还是靠好制度？是个性决定还是制度决定？答案不言自明。所以，我们应该追问：个人的个性魅力，又如何能升华为公共空间的一个基本品质和属性？如果这种个性，不能成为共性，或者说不存在这种升华可能，那么人大代表与环保局长的这次“顶牛”，也只能仅仅是限于一次意外，一次走火，一个花絮的范畴上，完全没有必要过度阐释和解读了。一句话，这种“顶牛”还需要来的更多、更猛烈些。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070157#comment 136315392 Thu, 12 Nov 2009 23:55:57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8070157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716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接受采访时称，从2006年到2010年，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的项目很少，而且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11月11日《人民日报》）

前几年发改委价格部门公布的一项数据，我国的教育乱收费有5年在各类价格举报中位居第一，1年位居第二，一直是群众举报热点。被举报的教育收费问题主要有，违规收取择校费、赞助费，“一费制”外自立项目乱收费等。教育乱收费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人民公敌，恨的牙根儿痒痒，却又对之无可奈何。而现在如真的像这位司长所说，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的话，这绝对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了。但，事实果真如司长所说，教育乱收费现象真的已经得到解决了吗？

从网民或嘲弄、或愤怒、或摆事实讲道理的各种表达上看，司长所言，显然有点轻率了。我们不否认，教育是公共事业性的社会活动，近几年国家通过投入1600亿元的教育公益性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一些学校通过乱收费，来代替政府必要的投入而产生的“生存型”乱收费现象，但是，如同流感病毒的变异一样，原先的一些教育乱收费通过变换名目或方式，或由公开转入地下，依然顽强地存活着。

首先，从概念上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确实因为国家的财政投入而免除了。但问题是，学杂费并不是教育乱收费的唯一和全部。不收学杂费，就等于没有了乱收费，这是偷换概念，是偷梁换柱。一些乱收费都换了一个马甲，不叫学杂费了。比如，媒体曾报道，淮北市某小学学期还没有结束，就要学生交下学期的学费，连保险费、纯净水费也要一并缴；而河南省某小学也接连向学生收取订报费、考试资料费等费用。保险费、纯净水费、订报费、考试资料费等等，这算不算教育乱收费？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动辄上万甚至数万的“择校费”，算不算教育乱收费？

其次，从范围上看。教育乱收费是否单指义务教育？中学、大学的乱收费算不算教育乱收费？暂且认为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确实减少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乱收费现象的话，那么中学、高校的教育乱收费则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以最快的速度赶超了小学。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曾经批露的高校教育乱收费：18所被审计的高校一个年度共被查出各种违规、乱收费总计高达8.68亿元。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最近几年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教育年年名列前茅。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如此感叹：“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最后，从状态上看。由于制度的滞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对于利益的追逐等各种原因，至少在目前看来，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高校的教育乱收费，都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对于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化解和终结，也必然是一个通过实践去维护、去抗争、去推进的永不停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公共管理部门一句“这个真没有”，就真的天下太平了。这种自欺欺人，只能让那些乱收费者躲在角落里窃喜：“这个可以有”。

总之，无论是从概念上、范畴上还是状态上看，教育乱收费已解决的断语，都是轻率的、经不住推敲的。教育乱收费有没有解决，最有发言权的，是公众，是老百姓，而不是管理部门自话自说。所以，作为监管部门，不要再自我表扬、自欺欺人，不要再侮辱公众的智商了，还是正视现实，埋下身子做点真事吧。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716#comment 134218240 Wed, 11 Nov 2009 23:38:36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716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639
11月10日，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2009年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报告》。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受访者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不以城市自来水为饮用水源；环境污染不仅让城市人觉得会引起咳嗽、咽喉炎等身体疾病，受访者认为还会引起“失眠烦躁”等呼吸和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11日《广州日报》）

四分之一的人不喝自来水，够雷人，够让人焦虑和不安的。近年来，国内食品市场接连不断的丑闻，已经使整个中国民众对食品市场的信心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苏丹红、雕白块和三聚氰胺等一系列新事物、新名词之后，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已经均低于50%。龙口粉丝、金华火腿、张北蔬菜等靠不住，我们可以不吃；牛奶靠不住，我们可以不喝。而现在，连最最基本的自来水，都不敢喝，都不能让人相信了，那还有什么能值得信任？连自来水都不能喝了，那我们还能喝什么？

珠三角九个城市近四分之一的人不以城市自来水为饮用水源，这样一个残酷而滑稽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实话实说”。一项对1995～2004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的分析显示,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每增加1%,则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0.582%,经济发展伴随着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按照“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逻辑，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当然也应该是“水最黑”的地方了。

“经济最发达水最黑”，于是，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敢喝自来水，便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和事实了。但接下来的一个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悖论就是：中国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强力治污，但“三河三湖” 整体水质依然较差。（11日《人民日报》）用网友的话说，投入近千亿，都可以把污水制成五粮液了。但为什么“三河三湖”整体水质依然“较差”？“较差”到什么程度？“较差”到近四分之一的人不敢喝城市自来水，“较差”到近千亿的公共财政，几乎打了水漂。

近四分之一的人不敢喝城市自来水，近千亿的治污投入打了水漂，两者的叠加效应，带给公众的，将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和恐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走出这种绝望和恐惧？其实，真要说来的话，还是那一套老掉牙的道理，比如，改变惟GDP至上的发展误区，比如，走出“边污染，边治理”的窠臼和陷阱，比如，要治污，先治人。要知道，这近千亿的环境治理资金，已经变成了“唐僧肉”，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这些，都是摆在桌子面上的事实和道理，但如何能真正落到实处，是一个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当城市的自来水都已经散发着异味，当自来水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咳嗽、咽喉炎，这说明，治污问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尽快走出惟GDP至上、“边污染，边治理”的窠臼和陷阱，到最后，咽到我们嘴里的，也许，真的就只能是我们自己的眼泪了！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639#comment 136315392 Wed, 11 Nov 2009 23:37:19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82639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00313
10月22日，云南省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加大对媒体监督力度。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称没有监督，话语权也可能被滥用。不少网民担心这一新措施是“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比如媒体话语权的滥用。正如有网友所说：如果你是闫德利，你希不希望有人来监督媒体？在公共生活中，也确实存有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现象。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用“媒体义务监督员”来监督媒体，似乎也并无不妥。但是为什么这一做法，却引起民意广泛质疑呢？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媒体话语权，不是容易被滥用，而是太容易被扼杀。换句话说，在当前，我们的媒体话语权，还没有壮大到随心所欲的被滥用，而恰恰相反，我们媒体的话语权，或者报道自由，却是如此的孱弱，如此的弱不禁风，甚至来自外界任意一点小小的外力，都有可能将媒体的话语权无情扼杀，将公众的知情权无情截留。媒体的生存空间和报道自由，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比如，据《南方周末》报道，《长江商报》因为一篇报道得罪了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而该报采写这篇报道记者姚海鹰，更是因此而遭到检察院无案由的非法传唤。最后检察院在高层的压力之下虽作了道歉，但姚海鹰仍不得不去职，并流落到广州。比如，因为率先报道了戒网瘾学校打死人事件，南宁早报总编辑而不得不去职并漂流他乡的。再比如，因为最早揭开了聂树斌冤案而被迫离职的老新闻人马云龙……等等。由这一系列事件，新闻媒体话语权之孱弱程度，可见一斑。而事实上，这类事件信手可以拈来。

正如网友质疑的：现在云南通过设立媒体监督员的方式，无疑是在给媒体敲警钟，以后你监督我，我就可以收拾你。博弈之后只能是媒体弱化为歌功颂德的工具。所以，由此来看，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应该反思：该如何保障媒体的报道自由和监督权力，该如何为新闻媒体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在当前，我们的媒体已经是在戴着脚镣跳舞了，媒体手上的那点监督权和话语权，有随时被扼杀、被窒息的危险。

可以看到，公共管理部门已经习惯了“捡软柿子捏”，比如，在财产申报上，一些地方低保家庭要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申请低保家庭资格必须填报家庭收入情况，然后再要去核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民意千呼万唤了多少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却始终不能实施。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防范低保户那样防范我们的官员呢？同样，与媒体的话语权相比，我们的公权力则更需要来自民间、民意的有效监督，我们的公共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绞尽脑汁，像像监督媒体话语权滥用一样，来监督和制约我们的公权力滥用呢？

更为重要的是，再反过来看，媒体话语权的一面是被滥用的可能，而另一面，媒体的话语权，更多的，是其所承载的公共利益、舆论监督和公众的知情权。“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一方面，当然可以有效防止话语权滥用，但是这把双刃剑，同样也可借此而随意伤及公共利益，遮蔽公共舆论，危及公众的知情权。而这，显然也正是民意最大的担心和焦虑之所在。所以，“媒体义务监督员”能不让公众担忧吗？而公众啥时能像监督媒体一样来监督公权力滥用呢？
]]>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00313#comment 134218240 Wed, 11 Nov 2009 00:45:13 GMT http://83593726.qzone.qq.com/blog/12579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