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樱桃]]> http://85525362.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18:08:46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25 Nov 2009 15:14:28 GMT <![CDATA[家庭作坊火爆进行中~~]]>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9162068 最近接了个大活儿——给姥爷刻碟，八十大寿的照片！
战友加亲戚，一共65张
哈，我的家庭作坊开始工作了

买光盘、买外壳，一切准备就绪！
刻录机因好几年没用了，所以临时出了点故障，不自动弹碟了
害得我，每刻完一张碟就得用螺丝刀把光驱蹩开
所以称作“家庭作坊中的手工作坊”哈哈

战友的照片不算多，所以刻起来速度比较快
几张下来已经完全变成流水线一般，熟练程度堪称一绝啊
经过三天奋战，今天终于大功告成
55张战友盘全部刻录完毕，好有成就感啊给自己鼓励一下

明天接着刻家里人的（家里人的照片比较多，分门别类比较复杂，所以留在最后刻）

周六回旅顺交作业，娃哈哈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9162068#comment 142623233 Wed, 25 Nov 2009 15:14:28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9162068 <![CDATA[夜光衣]]>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729769 晚上去逛宜家，顺便给狗宝买了一件夜光衣
狗宝出去散步，安全很重要
有了这件夜光衣，我也放心了

狗宝穿的是3-6岁儿童的号码，大小正合适诶


这就是晚上过马路时遇到车的效果，哈哈
保证司机都会看到的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729769#comment 142606849 Fri, 20 Nov 2009 15:09:29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729769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八）]]>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69140 二十三、得与失

一眨眼的功夫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在旅顺博物馆当了半年副馆长，六年支部书记，两年调研员。1990年离休了。因为胸无大志，仅仅是保了几年平安而已。1981年刚转业下来我就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了一期国家文物局办的学习班，结业时我写了几句小诗，可以反映我的心态。

（在承德小照片后边写下的钢笔字）
确实如此，转业后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些了不少文物知识，这是在部队很少涉足的领域。文物知识联系着历史、艺术等诸多内容。对老年人修身养性很有益处。

八五年整党时市委宣传部调我去文化局帮助工作，搞整党准备，清理三种人，宣传部长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很明白，文化局缺党委书记，调我来就是考察我，试验我，有可能让我进局领导班子。其实，像我这样的条件，有些人转业时就进局里了，对我还要考察一番，我已没有多大兴趣。再说，当时正是强调干部四化最厉害的时候，最过硬的两条我都不行。一是年轻化，我已50多了，二是高学历，我才是个中学生。拿到桌面上很难通过。所以，我在做完整党准备，清理完三种人只好，在整党动员的头一天，主动提出回博物馆工作。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机会外出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一些名胜古迹。大开了眼界，增长了不少知识。
头一次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国家文物局办的学习班，用了三个多月，学习文物基础知识，虽然很肤浅，但很全面，把青铜史、陶瓷史、书画史、木器漆都撸了一遍，在博物馆可以不说外行话了。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确实不同凡响，我们也算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把山庄玩遍了。山庄外面还有八座大庙，有的已遭破坏，有的还很完整，可以接纳游人。
第二次是全国各县区的文物干部外出学习，文化局让我领队。所谓学习就是外出旅游，不过作为文博战线的工作人员的这种旅游，绝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而是实实在在的学习，我们一行八人经北京去了西安算是第一站，参观了半坡遗址、清华池、兵马俑和大小雁塔。最感人的是兵马俑博物馆，进入大厅后心情一下子紧缩起来，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只见那排列整齐的古代兵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进发，显示出秦王朝打败六国统一中华的军事实力。真乃世界奇观。我曾写了一段小诗表达我的情感。
骊山脚下伏秦兵，
偃旗息鼓两千冬，
今日鸣金出掩体，
征服世界旅游人。
在清华池我特意看了看西安事变时蒋介石逃至山腰的藏身之处。想起那抗日战争中花季而又悲壮的一幕。
从西安越过秦岭来到成都，参观了武侯祠、王建墓、乐山大佛和都江堰。在都江堰旁有一座李冰庙，就是当年修建都江堰的地方官，后人为了纪念他专门修建了这座庙，游人无不敬仰。现在不是提倡科学发展观吗，李冰乃古人崇尚水利科学的第一人。
从成都到重庆，参观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渣滓洞、白公馆，还去了大足县参观了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离重庆160多公里，不通火车，游人较少。大足石刻始于晚唐，终于南宋末期，时刻造像五万多躯，分布四十多处，时刻内容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些历史人物纪念性雕刻。内容十分丰富，技艺特别精湛。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参观了一小部分。
最壮观的是宝顶山上的释迦穆尼涅槃像，是侧身横卧于石岩上的卧佛，全长31米，仅刻到膝部，下半节还隐匿在岩石里，佛像面容宁静慈祥。两眼微睁，佛像前刻有十余弟子的半身像，如平地涌出。龛顶崖壁的烟云中刻有天女九身，捧花献果有如迎接释迦升天之意。
从重庆乘船畅游了长江三峡，三峡胜景极为丰富多彩，更有许多名胜古迹和动人的神话故事，都令人无限神往，能有机会游览观光，是一种非常 美妙的享受。特别是乘船度过通航不久的葛洲坝船闸，让我们享受了一番葛洲坝水里枢纽工程的初步成果。当客船进入闸门以后，我们都站在船边上，静静地等候着向闸门内注水，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
船行至武汉我们没有停下，只简单看了看长江大桥就乘火车直奔长沙，专门参观了马王堆汉墓“老太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转到杭州住下。
在杭州游览了西湖美景，参观了灵隐寺、岳飞庙、博物馆等。在灵隐寺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不仅是庙大人多，而且烧香拜佛的信男信女也特别多，在烧香拜佛的人群中，不仅有老年人，年轻人也不少，在供奉弥勒佛的大殿里，烟雾弥漫的睁不开眼睛，这在北方当时是看不到的情景。
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区苏州，一路旅行虽然紧张疲劳，但精神都很好，没想到登上去苏州的客串却遇到让人恶心的现象。在杭州码头上根本看不到谁，船不是浮在水面上，而是泡在粪坑里，还得我们一路上不敢喝水，也不敢洗脸，所以让我们留下了“杭州西湖美，运河大粪缸”的印象。
在苏州参观了两个园景到很开心，没有住下就赶到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三天，算是休息了一下。主要参观了孙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的陵寝。

这次旅行一个多月，收益匪浅，长了不少见识，大饱了眼福，是在部队很难得到的享受。
还有两次是带领博物馆的离休老干部去山东旅游，一次去青岛，一次去泰安。去青岛范围较小，转了威海、烟台、蓬莱三座沿海城市。去泰安不错，爬了泰山，参观了岱庙，还去了曲阜，参观了孔圣人的家乡，还去了济南，参观了省博物馆、趵突泉等处。这次出游时间比较充实，该看的都看了，这些活动大概是我专业后获得的最大收益。
有得必有失，转业后最大的损失时生活待遇与部队的差距越拉越大。刚转业的时候，我是行政15级，工资从158元降到141元，少了十几元我没在乎，专业后当年干部普调一级，我晋为14级，但我的工资比地方高，我没动。八五年搞工资改革，我的工资还多一元钱，又没动。就这样我已落下两次调资的机会。以后经过多次调整我的工资已上升几十倍，可是部队干部的工资涨得更快，与我同等职级的军队离休干部，比我多一千多元，除此之外，在住房、用车等许多方面都比我优越。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又是想起来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转业吃亏了，做了军队精简整编的牺牲品。
（拿报纸的是姥姥，在姥姥工作的小工厂里）
不过，人总会有点阿Q精神，宏观生活待遇问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现在我生活的最普通的老百姓群体中，相比之下，我还算高薪阶层呢。
更重要的一条是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这可能是我最大的“得”，虽然我们多生了几个孩子，给国家增加了负担，但对我个人来说，确实一笔很大的财富。
大女儿参军以后一直在医院工作，当过护士、化验员。八五年转业以后改做行政工作，而且越做越大，现在时市民政局所属的军退办副主任，是副处级干部了。
（老大，也是老妈）
二女儿亚莉是我家唯一下过乡的孩子 ，在龙王塘公社的郭家沟、鲍鱼肚子干了四年，吃了不少苦头，还当过生产队的小队长，在农村入了党，可见干的还是不错的，回城后分配在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学习搞测量、描图、绘图，算是学了一门技术，当上了工程师，后来又改做党务工作，在旅顺国土局下属一个部门当支部书记，还评上了高级政工师。

（二姨下乡时老爷送的书）
三女儿亚平是接她妈妈的班开始工作的 ，在旅顺针织厂当保管员，改革开放后这个厂子倒闭了，她也下了岗。
（三姨）
四女儿亚娟也是个专业军人，她是七七年走后门当兵入伍的那茬兵，回想起来很有故事性。
（四姨）
七七年二月我和团长陈文周去沈阳军区参加四级干部会议，在警备区召开的小组会上，甘纬汉政委莫名其妙地传达了华国锋主席的最新指示“此风不可长”，是什么风呢？我们全然不知，晚上好我抽空去组织部的老同志家做客，发现她们的子女都不在了，一打听都说当兵去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此风”就是走后门当兵的风。
当天夜里招待所里的两部公用电话一宿没停，都是各级主管们往家里部署如何长“此风”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此风”是从上边刮下来的，其势如破竹。华国锋的一条指示很难挡得住，下一步该轮到我们基层顺风刮了。于是我与团长商量，把团里接近征兵年龄的男孩都穿上父亲的军装，收进新兵连。男孩好办，女孩怎么办呢？我和团长家够条件的只有女孩子，为了个人利益，不能不管。于是，我们从沈阳开完会回到大连直接跑到老虎滩附近的四四零医校，找到了我的一位熟人，与他们做了一把交易，我们把女孩子交给他们，他们把男孩子交给我们。我的四女儿就是这样走入军营的。
孩子们的问题解决了，有适龄青年的家长们当然都很高兴，虽然不知道能够扛住上边的压力，反正不是咱一家之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可是没有大孩子的基层干部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反对走后门当兵，坚持贯彻华主席“此风不可长”的指示，对团里的作为很不理解，很不满意。有的连队甚至集体出动到团部大楼前贴大·字·报，喊口号。新兵连连长张超然是我比较器重的，私交也比较好一位同志，也跑动我家里哭鼻子，埋怨我们不听华主席指示，搞不正之风。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我们确实很犯难，为了平息这场矛盾，我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把连长指导员都吸收进来，听取大家的批评。我这个党委书记不能不承认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的作为是错误的，但仍然狡辩这个错误时从外边学来的，如果大家都把后门兵退了，我们也退。为了缓和大家的对立情绪，我答应先把我和团长的孩子接回来，其他人看看形势再说。晚上我便坐着吉普车从二一五医院新兵连接回了我和团长的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们又偷偷的跑了回去。
这件事可能是我从军历史上一段不大光彩的插曲。为什么大家对当兵会有如此高的热情呢，根子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上，那个时候，大学都停办了，孩子们中学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好似上山下乡。相比之下当兵的路子更宽些，更好些。干好了还可能提干，提不了干的，服役期满也可以回家，躲过下乡这道坎。
我的四女儿就是在部队提拔起来的，开始也当了几天卫生员，后来有机会参加机要训练班培训，到旅大警备区后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后来提拔为机要参谋。八七年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大连日报社工作，后来调到西岗区政府，在民政局干了几年，还在街道办事处当了一段副主任，现在是西岗区文体局的副局长。
（依次为：四姨、老妈、三姨、二姨）
我儿子魏威的出生，改变了我家子女的品种，理所当然的是全家的宠儿，长大以后，本来很聪慧的孩子，学习并不努力，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大学，也去当了两年兵，复员后通过熟人安排在蛇岛自然博物馆工作，也算是个正当职业吧。
我的五个孩子，结婚后都独立生活，按照国家的要求都生一个孩子。大女儿的女儿南南今年也结婚了（2006年改），老二生的是男孩，老三、老四都是女孩。令全家人高兴的是我唯一的儿子为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可以为魏家再续香火了。我这个孙子很聪明，从小就爱画画，学习成绩在他爸爸的督促下越来越好。人们都说隔辈亲，在他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哲理的正确性。
我的五个孩子结婚生子之后已扩大到十五口人，我们虽然生活条件不同，收入有高有低，但日子过的都很美满幸福，没有让我操心的地方。对我们老两口都很孝顺，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安度晚年了。
人生一世，有得也会有失！得，切不可贪得无厌；失，也不必怨天尤人。保持一颗平和心态，足矣。
好了 ，大女儿亚茹让我写自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闲来无事会为一下往事到也有趣。此书本在2000年5月写成，曾请一些朋友指正，今又稍加修改补充，增印几册，供朋友们茶余饭后消遣吧。



假如老爷再多用一些时间回想，将会记录下更多的精彩片段
单单我印象中的几件事，老爷就没有在自传中提及
大概就是老爷刚转业，我三四岁的时候吧，姥姥可能已经退休回家
闲来无事，就在家缝过抹布、砸过松子。
这些活儿我都跟着干过（当然是跟着乱的那种干法），小碎布拼起来，缝成田字格，然后卖一分钱几块（还是一块几分钱的，不记得了）；
先买一些松子回来，再用小铜锤砸松子，然后论斤卖松仁（不小心砸碎的松仁，姥姥都收起来给我吃，自己都不舍得）--------

老爷的自传已转写完成，在最后打上句号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失落感
虽然转写自传仅历时一周，但是我已经彻底的融入了老爷的一生当中
一同返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苦、时甜、时喜、时忧------
直到自传结束，我突然发现 ，原来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中
竟然可以如此精彩

让我们一起祝福姥爷姥姥吧
还有那个时代共同经历苦难的前辈们
希望他们在现在这么幸福的环境下，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再活几十年！
再享几十年的福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69140#comment 134218241 Mon, 16 Nov 2009 10:59:00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69140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七）]]>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59569 二十一、辉煌的年代

六十年代末，我家喜事频频。
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我们期盼多年的儿子诞生了。那个年代不讲计划生育，前几个孩子根本 没考虑生男生女的问题，到怀第四个女儿亚娟的时候才想到该有个男孩了。结果又生了个女孩，夫人难过的流下了眼泪。过后我们商量：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生了。可是，六年后，四个女儿都长大了，都可以帮助大人干活了，家务负担反而减轻了，因此，又滋生起“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不相信我们就生不出男孩。于是乎怀上了小威。此时我们的年龄已是38岁。

（老舅）
六九年二月亚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家的第二件喜事。此时亚茹刚满15周岁，初中还没毕业，实在不忍心这么早就让她离开家去当兵受苦。再者，家里孩子多，她是老大，已能帮家里做一些家务活，其母亲生下小威的时候就是她在家侍候的月子，也不舍得放她离家而去。但是，女孩子当兵很不容易，是部队家属的一项特权，而且机会也很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无奈，只好忍痛割爱了，不过孩子参军总算是一件喜事，从后来她成长的过程看，当兵的这段历程，应该说是有益的。

（我的老妈）
第三件喜事是我被提拔为炮兵团政治委员。守备一师炮兵团原是五0军一五0师于五三年抗美援朝时用的一个山炮营扩建起来的炮兵团，战斗编号为炮兵五三0团。六五年一五0师改编为辽宁独立师，没有炮兵团编制，便将其拨给旅大警备区，组建筹备一师时规一师建制，驻地也从庄河迁至旅顺。
从四九年三月至六九年三月，我整整干了二十年机关工作，从团到师道军区，从干事、股长到科长，可算是老机关了。在我还没来得及会为这二十年是长是短，是得是失的时候，组织上任命我为炮兵团政治委员，从此结束了我二十年的机关生涯，步入军队团一级主管地位。这时我已年近四十，属于论资排辈上来的那种，但在当时那茬团长政委中，我还算年轻者。没想到的是我在这一岗位上竟然干了十二个年头，也就是从六九年三月到八0年十二月，这不仅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历史，恐怕也可能是我军团一级主官任职年限最长的记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陪走了三位团长。第一位尹宽同志荣升师参谋长，第二位张宝同志转业，第三位陈文周同志与我一同下台。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军队各级领导班子都是最臃肿的年代，正如邓小平所说，打麻将可以摆几桌。我们那个板子最多时达到过24人。其中大部分是建国前入伍的老同志，还有抗日时期的老八路。很荣幸，我这个班长还算称职，班子中关系融洽，合作愉快，没出过大的矛盾。虽然后来有人说有个“魏派”控制着全团工作，可是并没有出现“反魏派”。因为工作顺心，精神愉快，所以我把这段时间看做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从士兵中提拔了数百名干部，有的已晋升为上校、大校，也给地方输送了数百名干部，其中许多人都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有的已进入局级领导班子。在改革大潮中有的还成了大企业家，百万富翁。我也可以自慰为桃李满天下了。
（两杠一）
其中最优秀的是周志文同志，他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办了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名叫“志成冠军集团公司”，有1400多名员工，有三个研发机构，四个生产厂区，12个驻外销售公司和17个办事处。研发和生产基地占地十万平方米，公司总资金1.2亿多元，一年的产值可达三、四个亿。他们生产的主要产品是不间断电源和蓄电池。是国家“质量免检产品”、“广东省品牌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和国外四十多个国家，销量名列国内同类产品的前茅。曾吸引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去公司调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曾去视察过。
周志文同志把他取得的这些成就，出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而外，还认为得益于在部队十多年的锻炼成长，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对企业实行半军事化关里，注重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和思想、生活、文化、体育全面建设。
因此，周志文同志始终不忘部队对他的培养教育，与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服役的师团已经撤销了，但与曾经共事的战友们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03年他倡议并出资编印了一本“炮兵五三0团老战友纪念册”把全国拍以上干部的照片简历和住址、电话都编入册中，使多年失去联系的战友又恢复了往来。
2005年八一建军节，他又出资60多万元组织了一次战友大集会，把原炮兵五三0团营以上干部和转到地方后的处以上干部三百多人都召集到旅顺，团聚了三天。大家兴奋得直掉眼泪，都夸奖他是炮兵五三0团的骄傲。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带领部队执行过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各种任务，尝遍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我刚到团里的头两年，有两个营在北井子农场种水稻。北井子是庄河的一个村子，是水稻产区，我们经营着五百来亩稻田供全师吃大米。部队住在百姓家里，一面生产一面搞点军事训练。当地农民的生活不太富裕，环境很脏，下雨天遍地都是“水泥马路”，部队为治理环境下过不少工夫。

（左边第一个是老爷）
七0年我们还接受了一批北京的大学生到部队搞军训，有二百来人，组成了两个连，也和我们一起种了一年的水稻。这些学生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在部队生活了一年，派·性也没了。军训结束时，还和我们恋恋不舍的。
对于部队长期搞农业生产，干部和战士都有怨气，以为刚入伍的新战士调皮地说：要知道参军是种水稻，还不如让我爹来呢，他比我有经验。这句话很有代表性。有一次师里王述宽政委来农场视察，我反应了这种情况，并表明我的看法。我认为：部队不宜连续几年搞农业生产，这样把干部队拖散了，什么战备观念、正规化建设都是空话。结果挨了一顿批评。

搞战备是部队工作的常事，但和平建设时期大的战备行动不多。我记得只搞过三次，恰巧都碰到我在团里工作的这段时间。
第一次是六九年十月林·彪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号令”，指挥部队紧急疏散。守备一师师部从旅顺迁至金州亮甲店，旅顺只剩我一个团，而且离开营房，驻进塔河湾一线的坑道里。团指挥所设在大孤山上的坑道里，过了五、六个月的坑道生活。
当时把形势讲得很玄，好像战争马上就会打响，原子弹随时都会爆炸。所以，我们还真想在坑道里呆下去。为了生活，我们从山下到山上埋设了十几根电杆，拉上了电线，点上了电灯。在我住的小房间里架上了铁床，安上了办公桌，警卫员还用废报纸把屋子装饰一番，很像打持久战的样子。
坑道生活最大的好处是冬暖夏凉，冬天不用取暖，夏天不必扇风。缺点是冬干夏湿。我们住的那阵子正是秋冬季节，干燥的厉害，白天在外面活动，晚上睡觉时必须在室内泼些凉水，还得放盆清水在室内。就这样，早晨一觉醒来，鼻子嗓子都干得要命，必须迅速跑出洞外，面对辽阔的大海迎着朝阳，深深吸些新鲜空气，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借战备的机会我常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四处勘察，熟悉了旅顺的地形地貌，饱览了旅顺风光，增长了不少地理知识。
旅顺地区有两个较大的登陆场，一是柏岚子，一是塔河湾。塔河湾比柏岚子大，而且上陆后易纵深发展，如果真打起来这里肯定是敌军主要登陆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确实需要很好布防。
（第一排中间是老爷）
第二次战备，也跟林·彪有关，不过已不是他下的命令，而是他逃跑时为防止事态扩大，毛主席、周总理下了战备命令。
当时我正在北井子农场带部队生产，接到守备二师传来的紧急命令，要我带领加农炮营迅速回旅顺。这个时候看出来成年搞生产的部队，是无法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当时我团火炮牵引车还都是苏联制造的戈斯63，早已超期服役，车况很差，所以车管部门利用部队搞生产，车炮不动的机会把发动机拆下，拉回旅顺维修保养。幸亏刚刚修好拉回，但还没安装。接到命令后现组织力量安装，整整忙活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六点多钟才勉强启程出发。刚修好的发动机毛病百出，一路上不是这个熄火，就是那个开锅，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不烦恼。幸亏在旅顺留守的领导同志，深知车况不佳，带着十来台解放牌运输车，中途接应救驾，才回到旅顺。不过时间用的太长，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二点，走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去师部开会的时候，很遭了一番白眼。主要是怨我没及时向他们报告情况，不知我团动向。一位副师长发牢骚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是啥也不知道，还能打仗吗？我也无可奈何的回了一句：我也没办法，通讯工具落后，电台设在旅顺，我无法报告。参谋长在一旁捅了一句：我以为七、八个小时就能回来呢。这下子勾起了我的怒火，让我抓住话柄，把桌子一拍，吼道：那是小车的速度，我们是一个营的车队，而且车况不好，怎能和小车比呢？另一位副师长告诫我：遇到紧急情况，不要等齐了再走，哪个跑得快，哪个先跑。我笑了笑说：我害怕丢一路车炮，让人说我们打了败仗呢。这件事后来却受到了警备区领导的表扬，说我们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回防任务。
这次受领的战备任务很特别，炮口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向旅顺的狮子口，一个营的85加农炮，一顺摆在斯大林路北侧的山坡上，炮口直指出海口，任务是不准任何军舰离开海口。此时部队还不知道发生了9.13事件，都觉得奇怪，会是什么情况要我们执行这种任务呢？张宝团长可能偷听了《美国·之音》，用手指着一本《反杜·林论》封面上的林字对我说：“出事了”。“什么事”？“跑了”！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麻木了。无论如何我也难以想象在我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里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丑事。
老实说，林·彪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摇晃小红本的表演，并不讨人喜欢，但他毕竟是“九·大”确认的副统帅、接班人呐。尤其四·野的官兵对他还有点特殊的感情，怎能想到他会背·叛·党、背·叛·国·家，跑到国外去当叛·徒呢？百思不得其解。不久，警备区召开师团主管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左边的是老爷）
第三次战备是79年中越边境打仗，我们虽然远离前线，但在北面要防备苏军出兵干预，所以又进入战备状态，驻进坑道。这一次我团指挥所设在双炮山下的坑道里，环境不错，出了洞就是双炮山下的停车场，每日都可爬上山顶，登高望远，坐在山坡的小松林里，既有鸟语又有花香。有时嫌坑道里太闷，我和机关的同志就搬到洞外边的停车场露营，秋高气爽，万里星空，别有一番情趣。
部队搞训练的时间相对要多一些，但训练内容和方法都是老一套，从共同科目到专业技术，千篇一律，年年如此。每年秋季都去营城子靶场搞一次实弹射击，检验一下训练成绩，也就大功告成了。
炮兵部队很注意指挥员的训练，对此我也很有兴趣，每次训练我都尽力参加并参与考核，逐渐懂些炮兵指挥的专业技术。
八0年我团担负了一年的国防施工，在老铁山脚下打了几眼屯兵坑道，在海边修了两个炮兵工事，后来又担负被负坑道用的碎石任务，部队十分辛苦。

（七口之家）

（姐弟5人）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营房以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去师政治部任副主任，团长陈文周调师司令部任副参谋长，于光远同志接任我的工作。
从此，结束了我为之操劳了十几年的光荣岗位，告别了与我共同奋斗十几年的同志和战友。
十几年了，太久了，该走了，可是我还舍不得，还不愿离去。就是因为我把这十几年堪称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我这一辈子没任过几个领导职务，只当过股长、科长和最后一任政委，从未当过副职，这次调任副主任肯定不是吉祥的兆头。


二十二、转业

果然不出所料，在副主任这个岗位上还不到一年，组织上就决定让我转业，这是我后半生命运中的最大转折。
从1947年到1981年，我已在解放军中服役35个年头，从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到风云多变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为其耗尽青春年华。我深知它的历史，熟悉它的工作，习惯它的生活，热爱它的事业，珍惜它的荣誉。我可以不害羞的说：我的肉体和灵魂都毫无保留地融化在它的怀抱之中。我不想离开它，不愿离开它，我以为我不能离开它。所以当正式通知我转业的时候，我伤心地流下了热泪，偷偷地哭了一场。

在第四批转业干部中，警备区和师部都把我当成带头羊看待，以为我的官最大，资历最深，影响面最广。做好我的工作，是他们完成此项任务的突破口。所以，警备区的副政委张子桢同志亲自出马找我谈话，动员我转业，我没同意，并表示愿意留在军队退休（当时还没扩大离休范围）。张副政委骗我说：转业有好处，将来退休了有个单位管，在部队退休就没人管了（当时还没有干休所）。我说：没关系，最大的困难无非两条，一是生病时儿子用自行车送我进医院；二是冬季烧煤自己得去煤场买，这点困难我认了。这些当然都是牢骚话，表明我不想转业。满指望警备区党委会念我35年军龄，12年团政委的苦劳，能放我一马，不要逼上梁山。殊不知，警备区这帮老头子是讲原则不讲感情的。
其实也难怪，旅大警备区看似十分强大，兵团一级的架子，各军的老军长、老政委都调来此地工作，实际是个托老所、运转站。对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既不熟悉，也没感情。我在团里工作了十二年，警备区的政委却换了五、六个人，从杨俊生、甘纬汉、刘振华到王海延、程登志，最后到王从周。来来去去像走马灯是的。对我们根本不熟悉，甚至不认识，当然就没有感情了。所以，不论干部、只是纸上谈兵，听干部处一件，看我们比他们小几岁，就认为还年轻；看我们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就认为我们还是新兵。
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怎么办呢?
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走，在部队硬泡下去。这种做法不无先例，赖着不走，后来还进干休所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这种做法不适合我的性格，我这个人生来就不会耍赖，也不会再别人面前摇尾乞怜。三十多年来在个人问题上从未讲过价钱，这是我的骄傲，也是为人师表的资本，临秋末晚了，我不愿意前功尽弃，改变形象。再说，十二年的政委工作，我做过许多人的思想工作，动员几百人转业到地方，我们团没有一个赖着不走的。轮到自己头上了，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让人背后戳脊梁骨，骂是假马列、大骗子。
当然，也有自相矛盾的想法，如果真的退休了，五十刚出头的年纪，整天无所事事，在家混吃等死，也怕享受不了。于是暗下决心，走就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师长、政委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通知我转业到旅顺博物馆当支部副书记的时候 ，我义无反顾地讲了三条意见：
1.我根本不愿意转业，组织上硬要我走，我服从；2.分配我去旅顺博物馆只要组织上认为合适我就去；3.支部书记我不想干，我干了几十年政治工作，越干越糊涂了，给我改成副馆长一下，什么都行。
所谓糊涂主要是对当时的舆论向导弄不明白，似乎政治工作没有了，党的领导不要了，毛泽东思想也该否·定了。我不愿做这种稀里糊涂的党政工作，要求该行。
政委赵德海听了我的意见之后：要求不高啊。确实不高，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我改成了副馆长，座位缓兵之计把我哄到了地方。不到半年，市文化局又给我改成了支部书记，还去掉了副字，提升了一级。
就这样，我结束了三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于1982年报到旅顺博物馆。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59569#comment 134218241 Mon, 16 Nov 2009 08:19:29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359569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六）]]>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675 二十、文·化·大·革·命

1965年9月来一师报道，10月便把家属接来。当时师部驻在夏家河子，这是个依山傍海的小渔村，是夏季旅游的好地方。过去外国人在这里建了不少夏季避暑的别墅，现在都成了部队家属的宿舍，表面看还不错。分给我的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小平房，白粉刷墙，水泥瓦盖顶，屋前还有两棵与房子同龄的银杏树，看上去很优雅别致。但设备太差，与沈阳相比只剩一个电灯了。做饭要劈木头烧炉子，吃水要从井里挑，虽然井就在房前，但很深，足有十几米，只好买了两个小水桶，亚茹和亚莉也可以抬水吃了。尤其是冬天很不好过，因为这些房子都是外国人避暑的住所，建筑时就不注重保暖，我们虽然加修了一道火墙，也无法保证冬季取暖。白天孩子们都穿着棉衣棉裤围着火墙玩，晚上睡觉得把头蒙在被子离。幸好只在这里住了一冬，笠年就搬到旅顺了。
组建筹备一师的战略意义可能是添补旅顺至大连的防务空白，团队都是完整建制调来的，师部则是从旅大警备区机关和下属各师抽来的。师长袁康原来是警备区司令部的处长，政委高玉璞原来是警备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王述宽原来是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这个人已经与我三次碰在一起，第一次在朝鲜我当俱乐部主任，他当政治处副主任；第二次我到机炮四团当组织股长，他又调去当政治处主任；这次又一同调来一师政治部，始终是我的顶头上司。后来我到团里当政委，他又升任师的政委。还有政治部副主任王绍金（老红军）也是老熟人。
师机关的科长大部分是警备区机关的老参谋干事，或者守备二师的老同志，有好几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保卫科长杨金喜、作训科长辛月天、军务科长王延超，过去都在一个团甚至一个连工作过。
我到守备一师名义上是当青年科长，实际上一天青年工作也没干。头一年是跟政委高玉璞在坦克团搞社教，第二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之初，军委命令不准解放军介入，当兵的只能看，只能听，不准说话，不准表态。所以，我们只好偷偷地看热闹。
1967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跑了一趟上海，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去上海外调，突然患病住进医院，领导派我去看望，一去一回饱览了文·化·大·革·命初发时的情景。
从大连乘火车去北京经历的是“红·卫·兵”大·串·联·的“灾难之旅”、这个时候，学生兴起了大·串·联，坐车不花钱，各地还都设有接待站，管吃管住，借这个机会，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倾校出洞，涌向北京。所以挤火车者大部分是不打票的学生，超员程度恐怕是有铁路以来空前的，拥挤的无立锥之地，只见在坐位上下、座椅靠背上，茶几上、过道里都塞满了人，连行李架上都躺满了小学生，厕所里、洗脸池也被人占领着。我挤上车以后，眼见此情此景已不忍心，也没能力继续深入前进，就在两节车厢的结合部停了下来（这里也挤满了人），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一直站到北京。其艰苦程度实在难以言表。
到北京我找到了妻兄沈坤的家，死死地睡了半宿觉，算是休息了，第二天又搭火车赶往上海，还好，从北京往外走的人不太多，比较顺利地到达了。
在上海住在南京路的一个旅馆里，去医院看望了病号，病情已经稳定了。决定过几天往回返。提前买了预售的卧铺票，都很顺利。
可巧，就在我们等车的这几天里，上海的“一·月·风·暴”发生了。在南京路上已有游·行·队伍出现，在百货大楼门前的广场上有人在静·坐，口号已经直指市委领导。市内的公共汽车已渐渐停止运行。我们要走的那天已经无车可坐了，只好步行去的火车站了。到了火车站一看，检票口无人看管，出入自由。我们便自觉地按照车票指定的车次车厢、床位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等待着开车的时间。可是，万万没想到，火车已经没人开了，铁路职工、司乘人员都造·反去了，整个上海火车站大概有十多列通往各地的旅客列车停在站台旁。旅客都已上齐，可是车站已经瘫痪，当·权·派都被打倒，无人指挥。据说调度室只剩一个“右·派·分·子”坚守岗位，但他又无权调度，只能望车兴叹。
怎么办呢？毫无办法！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没有火车调度，没有司机开车，谁也没有办法，又能耐心等待了。
没关系，反正没啥急事，回家吗，早一天晚一天都可以，只当在火车上看热闹了。
只见一队队打着红旗，带着红·袖·章的人群，喊着“打·倒”、“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各种各样的口号，在站台上走来走去。
就这种热闹，我们坐在火车里看了三天，便逐渐烦躁了。旅客也由一日客增加至三日客，一张卧铺席有三个人拿着预售票入座，车厢开始拥挤起来。其中一队文艺团体进入车厢，据说是去北京上·访的，使气氛又活跃起来，热闹从车外转向车内。
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响起了广播喇叭，开始时车站发出的号召，要各列车选两个代表到站长办公室议事，数小时后列车广播室也发出声音。我们这个车厢立即响应，选了一位文艺界最活跃的朋友当代表，并鼓掌欢送他去餐车赴任。
这大概就是夺·权吧！通过各车厢的代表齐聚餐车，成立了“前·进·指·挥·部”，然后又选出列车代表到站长办公室，成立了什么“委·员·会”，在那位“右·派·分·子”暗中教·唆下开展了各项业务工作。首先是向铁道部发出强烈抗议的通电，然后是寻找火车司机。这项工作大概是最难最难的，不知费了多大功夫，总算有了成效，大概是第三天夜间十点左右，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终于开动了。
“前·进·指·挥·部”在广播喇叭里不时发出各种信息，下达各种指挥、命令。旅客们都为这“前·进·指·挥·部”的广大神通而喝彩，为能开始各自的旅程而庆幸，也为交通战线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而思索。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搞下去吗？想着想着，突然一个急刹车，火车又停住了，原来是一个小车站的红信号灯挡住了火车的去路。我们乘的这趟车是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上海至南京大概只停一站，为什么刚出门的第一个小站竟敢如此胆大，不给通行信号呢？原来也和上海一样，造·反·了！车站已无人值班，信号已无人管理，无可奈何呀。“前·进·指·挥·部”的朋友们又辛苦了，下车找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耗费了四五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车站负责人，为本次列车发出了准予通行的绿色信号。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才到达南京。
从南京开往北京的路上，大概因为离上海远一点，受“一·月·风·暴”影响缓一点，运行还比较顺利，只是旅客越上越多，有串·联的，有上·访的，有寻求·毛主席·接见的，拥挤程度和大连到北京差不多。好在我们坐的是卧铺车，在“前·进·指·挥·部”的领导下，在车厢代表的主持下，实行自治管理，所有旅客都得亮出车票来互检，没有卧铺票的，不准上这节车，这一招还真管用，有几位没卧铺票的旅客硬是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动员”下去了。
这次去上海市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上海之旅，也是终生难忘的灾难之旅，回到大连后，忐忑之心久久不能平静。文·革·之·路将要怎样走下去呢？
上海“一·月·风·暴”逐步席卷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机构都被造·反·派打倒夺·权了，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在“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带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挨·批·斗，全国一片混乱。
此时此刻，毛·泽·东他老人家大概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想起了手中唯一的一张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不·介·入”是假的，命令解放军要支持左·派。于是各地驻军都倾注全力介入了当地的文·化·大·革·命。
大连以警备区为首，邓·岳司令员挂帅，各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一师由政委高玉璞挂帅，我又给当了两年助手。“支·左·办·公·室”住在大连，它的任务是向各企事业单位派遣·军·宣·队并指导其开展工作。当时由一师分管的主要是机车厂、工矿车辆厂、机床厂、油嘴油泵厂、橡塑机厂，另外还有西岗区的一些小厂和部分学校、街道等。
军宣队进驻之时，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已全被打垮，生产已经停止，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各自都建立了宣传阵地，架设着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有的甚至建起武·斗攻势，搞什么“文·攻·武·卫”。为了证实本·派是革·命·派都在打“走·资·派”上捞资本，当·权·派们也就倒霉了。批·斗会不停，这·派·斗·完，那·派·斗，批·斗花样翻新，戴·高·帽、挂牌子，作“喷·气·式”用尽一切整人的高招。为了垄·断·批·斗“走·资·派”的权利，还把干部关进“牛棚”像对犯人一样关押着。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要求军宣队要选出“左·派”来。并公开表态给与支持。谁是“左·派”呢？按某些领导的标准是：谁造·反早、造的狠、谁就是“左·派”。但在大多数军宣队员的心目中，都接受不了这个标准，而选了些党、团员多、劳模多、老工人多、造反相对晚一些的组织报上去，可上边又不批。所以守备一师一个左·派也没选出来。当时工作很是被动，挨过不少促。但后果不错，没有因为表态，支·一·派·压·一·派而引起更大矛盾。
后来上边也改变了主意，知道表态支·一·派·压·一·派这种办法行不通，便承认所有群众组织都是革·命·派，这下算解放了。军宣队的工作从选左·派改为和稀泥，劝说各·派停止派·性·斗·争，搞大·联·合，以后又搞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又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工作。
建立由军代表、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其中的军代表由我们·派，而且当一把手，这个容易，群众代表由各·派·组·织推荐也好办，最难的是革命干部，意见最难统一，你说张三，他要李四，久久不能达成协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单位把各·派·头·头拉到部队去办学习班，花费几个月时间才能突破僵局，完成任务。
革·委·会的建立总算稳定了形势，恢复了生产，也创造了不少奇迹。一些撸枪杆子出身的军代表，一下子当上了企业家，一个中、小学生当上了大专院校的一把手，管起高等教育来，这种局面如果不说外行话，没有瞎指挥那才叫怪事呢。好在奇景不长，打倒“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把这些“一把手”们解放出来，才结束了这种畸形的组织结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从心眼里拥护，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们在“三·支·两·军”中始终是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下度过的，对文·化·大·革·命从未真心拥护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很容易接受，但在国家危难之时，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遏制住当时混乱局面的发展，以至于逐步恢复了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不赞成对此也持否定的态度。当然，文·化·大·革·命都彻底否定了，再肯定文·化·大·革·命派生出来的“三·支·两·军”也是不可能的。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675#comment 134218241 Sun, 15 Nov 2009 13:44:35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675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五）]]>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296 十九、在军区组织部

第二政干校是总政办的培养营连政工干部的学校（第一校在长沙），全校有十几个学院班，一个班分十几个学习组，每组十人，我是第一班第二组的组长。
我们第一期（第四期）学习不错，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反·彭 德怀 ·右 ·倾机会主义在学校没形成大的灾难。一年半时间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头到尾都撸了一遍，可算是俗称的、粗线条的。但毕竟为以后学习引路，打下了基础。
学习中我这个组长还算称职，十个人来自四面八方，有从西 藏来的，有蒙族兄弟，大家很团结，学习很努力，蒙族人朝克兰是我们的副组长，搞军训、练体育都由他指挥。劳动也是他领着干，我只管学习，倒也轻松。
学习成绩因为基础不同自然有高有低，我们的副组长军事科目、体育训练都是优秀，但学理论就十分吃力。每次考试他都坐在我身旁，偷偷抄上两段才能勉强过关。我与他正好相反，理论学习可以保证全优，军事科目能够及格，唯有体育科目，那时候叫劳卫制，总是达不到标准，就因为这一条，我没评上优秀学员。
1960年7月临近结业了，学员一般都是哪来哪去，很少有变化。而这一年学校为了扩充师资队伍，从学员中选了一些学习成绩好，具有讲课能力的学员准备留校培养教员。不知怎么回事，我被幸运的选中了，只可惜我这个小蝉没被螳螂抓住，却被黄雀劫走了。因为学校是总政办的，学员是军区的，学校留人必须征得军区同意，不知哪位首长本位主义作怪，没能同意学校的留人计划。可是在结业时军区却把学校选的对象全部留在军区机关任用。我就是这样被分配在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当干事，现在职工家属科，后在党务科，共五年时间。
沈阳军区机关可是个大机关，是驻东北三省八个军、三个省军区、三个特种兵和一个警备区共三十几万军队的首脑。当时的司令员是陈 锡联，政委是赖 传 珠，政治部主任是杜 平，后来是李震、李伯秋。
刚过而立之年的我能有机会迈进军区机关大门很不容易，熟悉我的战友们很羡慕我，为我庆幸，认为我很走运，一定会前途无量，宏图大展。
殊不知，大机关乃大人物、大谋略家施展才华的地方，在我们这茬人中虽然也早就了个把部队，甚至像戴学江那样的上讲，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都有超人的本事和最佳的机遇。而绝大多数人，尤其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只能做做人梯跑跑龙套而已。
还好，五年的龙套跑的不错，机关人多事少负担不重，庙 大神小压力不打。下部队搞调查研究有人领队，写材料搞总结有秀才执笔，平常也就是看看文件读读报纸而已。
组织部承担着许多大型会议的会务工作，党代会、党委扩大会，积极分子会，经验交流会等等，每年都有一两次，在部长带领下，每人都能派上用场。这种差事不错，住高级招待所，吃的好，玩的好，还能见到许多大人物，接触一些知名人士。比如当时的军长政委就是通过各种会议认识的，雷锋、廖初江就是在积极分子会上帮助审查初稿认识的。其中许多人都是很有才华的，是我敬佩的长者，只可惜，一场文·化大·革命糟蹋了不少。
大机关的小人物只有离开母体走出机关的时候才能独立运作，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五年里我出过两次公差，干了一件很玄、一件很糟的事情，很值得回味。
1960年冬军区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工作团搞社教，我被抽去分在苏家屯干了三个多月，充分体验了一番“困难时期”农村的生活情景。开始我被分在一个叫陈相屯的村子，三名队员，我当组长。刚一进村就觉得工作难做。主要是群众怨气大，吃不饱肚子，没心思干活。当时农村都吃集体食堂，一日两餐，每餐每人两张薄饼，一碗汤。两张饼是二两苞米面掺和着苞米瓤子磨的粉，烙成的淀粉饼，一碗汤就是一碗清水加点盐，里面有十来根萝卜条。老百姓说这样的日子根本不是什么天灾造成的，而是瞎指挥的结果。据说春耕的时候，区里把壮劳力都抽去修水利了，家里剩些老弱病残，还下死命令，限期把种子下到地理，农民来不及播种，便挖个坑把种子埋进地里，上报完成任务。所以发动群众备耕积肥，根本没人听，说“吃不饱肚子腿没劲”，一句话就给顶回来了。是啊，是没劲，老百姓没劲，工作组更没劲。老百姓把淀粉饼领回去还可以兑点菜叶子、粉渣滓放在锅里熬一熬，多喝两口，而工作组却只有干巴巴的两张薄饼，开饭时只吃一张，另一张还不舍得吃，装在兜里，待饿得难受时再咬两口，所以各个都得了浮肿病，这一年老年人死了不少。
星期天工作组的通知还可以轮流放假回家，每次回家自然要狠狠地改善一番，当然这种改善仅仅是吃几顿饱饭而已。因为这个时候市场已无可买的食物，城市居民全凭票证定量供应粮油和萝卜、白菜维持生计。肉蛋之类的营养食品是很难见到的。好在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军区办的幼儿园和组织部办的托儿所生活，她们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的比较好，早饭还有牛奶喝。家里只剩下夫人和亚茹母女两口人，每月供应四十几斤粮、六两油，再加上我下乡每月只需十二斤粮票，剩下十八斤粮和一斤二两油留在家里，生活还是蛮富足的，吃饱肚子不成问题。几顿饱饭过后夫人还要为我炒上一罐头盒炒面带回农村去，以备饥荒。可惜这种高档食物在群众中是不敢公开亮相的，只有到夜深人静时在被窝里偷偷吃上两口，缓解一下饥肠难忍的哀鸣。
在陈相屯呆了不足一个月，工作团决定调我去一个叫柳匠大队的村子当组长。临行前生产队长很遗憾地对我说：“一个来月你饿苦了，走前请你吃顿饱饭吧”。于是从仓库里盛了一碗带有许多稻壳的大米，在饲养场煮了一小锅大米饭请我吃。面对如此奢侈的吃请，我感到盛情难却，更因为饥肠难忍，便义无反顾的赴宴了，席间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就着咸萝卜条，越吃越好吃，越吃越香甜，当场表演了一番狼吞虎咽的动作，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一碗。一碗米饭下肚，足有四五两，还觉得不过瘾，没吃饱，又盛了第二碗，大概也有三四两吧，慢慢地打扫干净了。宴毕，我呼出一口长气，感觉饱了，而且很饱了，平时我只能吃三四两饭，如今吃了七八两，增加一倍，实在是太饱了。突然我想起四八年围困长春时，对跑出来的饥民是准给饱饭吃的，吃的太饱会胃穿孔，胃肠失去蠕动能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恢复了理智，慢慢地躺在饲养员的热炕头上，两个小时没敢动地方。
柳匠大队是个很大的村子，有五六百户人家，工作组也有十多人，大队的书记、队长都是外村调来的，素质不错，与工作组配合得很好。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学习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工作十条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再就是备耕。没什么“整·顿”、“改·造”之类的硬任务。可是在同干部、群众的接触中，听到许多关于五九年“落·改”的议论，驱动我犯了爱管闲事的毛病。对五九年“落·改”情况作了一番调查，并向苏家屯区委写了一份为原柳匠大队领导班子翻·案的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五九年区委把柳匠大队列为落后单位派工作组进行改造，简称“落·改”。结果把领导班子七名成员打到了六名，五名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而后选了一批“落·改”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可是这些人在运动中整人还可以，当干部干工作就不行了，而且大都跑出去当盲流了，领导班子还处于瘫痪状态，村民们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区委从外边村挑了两名干部来当队长和书记，维持村里工作。
我的“翻案·报告”没有涉及柳匠大队是不是落后单位，该不该改造问题，只是对五名被打倒的干部做了一番调查分析，认为这些干部虽有缺点错误，但都够不上敌我矛盾，可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但不该一棍子打死。有的人，如原来的支部书记，在群众中还很有威信，批评教育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件事我干的很玄，幸亏我是不对干部，写完报告往上一交，一拍屁股回部队了，后果如何没去管它。如果在地方，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凭为坏分子翻案这条罪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听说五九年搞“落·改”时，是区委统战部长挂的帅，见了“翻·案·报告”很火了一番，我就不得而知了。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有人来旅顺向我做调查，询问“翻案·报告”的情况，很可能是把我的“翻案·报告”当成打“走·资·派”的炮弹，被“造·反·派”利用了。如果这样，我真对不起那位没见过面的统战部长。因为他也不会是该打到的走·资·派，“落·改”的错误路线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这件事我虽然干的很玄，但至今我仍坚信是件好事，是件对事，是按毛主席正确思想办的事，无悔无疚。
我第二次出公差是六四年整顿医院，军区党委认为：军队的医院问题不少需要整顿。决定组成以卫生部长汪浩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驻齐齐哈尔市的203医院进行试点。我作为军区组织部的代表列入工作组成员。此外还有沈后政治部的同志和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的同志组成了一个不小的工作组。因为我是军区组织部派出的，自然成了工作组的主要骨干，从计划到实施，到最后总结大都是我的主意。
整院搞了三个多月，主要整顿了领导班子，在领导班子中主要整了院长任洪义同志，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工作有经验，也有魄力，在班子中比较骄横，形成“一言堂”，关系搞得不好，比老老实实的政委同志意见容易集中。我们抓了他不少小辫子，斗争了好几个回合，最后使他心不服口也服了。
回想起来，这次整改功夫下的不小，成效并不理想，没有把有代表性的医疗思想、医疗作风问题反映出来。领导班子问题虽然应整顿，但并非医院的特殊问题，所以在向军区党委汇报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映。
这件事的责任人当然由挂帅的卫生部长汪浩同志担任，但作为工作组的主要骨干也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我一直把它当成在军区五年中没有办好的一件糟事铭记在心。
在沈阳住了五年，虽然条件不优越，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房子，但设备齐全，水、电、煤气全优，厕所也是室内的水冲便。与在长春住的环境相比也够得上天地之差。这个时候女儿亚茹和亚莉已上小学，62年又添了老姑娘亚娟，是组织部有名的四朵金花。六口之家，又要供弟弟连勋念大学，靠我一百二、三十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不算富裕，在大机关里我算是救济户。但家有贤妻，凭着一颗白菜吃几天的精神，家中生活一直维持得很充实，从未发生过饥荒。妻子因为随我调来调去，已失去正式工作，有时出去干点临时工，挣几个钱，补充家中生活。
1965年组织部又调整人员，当时部里有七名少校干事，有四位提拔为副科长，我们三个副营级少校干事无处安排，于是一股脑下放回部队去当科长。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旅大警备区，正巧赶上组建守备一师，便给我安排了个青年科长。
（后排站着的左边是老妈，右边是二姨。前排中间的是三姨，右边姥爷抱着的是四姨）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296#comment 134218241 Sun, 15 Nov 2009 13:38:16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292296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四）]]>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123853 十六、我的家

部队回国后，喜事频临，一是部队实行军衔制。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部队举行授衔仪式，我被授予上尉军衔；二是五六年三月我被提拔为机炮四团组织股长；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部队允许干部家属随军，我有了自己的家。
（上尉军衔）
这时我已离家八年，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去看过一次，妻子去住了几天，以后我曾在五二年部队入朝前和五四年朝鲜停战后休过两次假回家，但是时间都很短。我离家以后，妻子也参加了社会工作，在县里一家国营被服厂当工人。1953年我们的大女儿亚茹出生以后，母女俩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生活十分艰难，早就希望能有个自己的家，所以得知家属可以随军的消息后，立即寄信联系，第一批来部队安了家。

（第一排左二是姥姥）

（这是老爷第一次见到老妈，直接抱去照相馆拍的照片！后来也一直被二姨、三姨、四姨所耿耿于怀，因为再后来就没有单独抱她们拍过照片）

（全家福：太爷爷太奶奶！老爷姥姥、二老爷和两个姑姥，还有最小的是我老妈）

（姥姥的妈妈，我该叫什么？小的是老妈）

（老爷姥姥和老妈）
亮甲店虽然是个小镇子，但家属宿舍不错，是苏军刚刚盖好还没住过的新房子，一色的两层红砖小楼，水、电、暖齐全，因为先去的家属不多，房子比较充裕，给了我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只可惜没有家具装饰，仅有公家配的两张铁床一张饭桌，显得空荡荡的，但毕竟是自己的家呀。在这个家里我们购置了简单的炊具，可以起火烧饭了，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哄着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接待战友促膝谈心了。这一切都是我感到十分的幸福，十分的满足。1956年3月又添了第二个女儿亚丽，家中气氛更活跃起来。

（姥姥抱着老妈，肚子里的是二姨）
十七、母亲的早逝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有胃病，常呕吐。五零年前后乳房上长了个小疙瘩，逐渐长大、出头、往外流黄水，在依兰看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五四年我从朝鲜回国休假，领母亲去佳木斯市检查 ，才确诊为乳腺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癌这个字眼。以为老医生向我 解释说：“你母亲的病已经扩散转移，无法根治了，即使做了手术，割掉乳房，还会从别处冒出来”。并诚恳的告诉我，做手术要花很多钱，你是个志愿军担负不起，不如给母亲买点好吃的，尽尽孝心吧。
确实如此，那时候我们还是供给制，不挣钱，每月只给二十几元津贴费，实在拿不起昂贵的手术费，再说，花钱做了手术也治不好病，白遭罪。
无奈，我只好强忍着悲痛，在佳木斯买了些药膏、纱布之类的用品领母亲回了家，对父亲都未敢吐露真情，只是说此病叫乳腺癌，无需住院，在家调养即可。父亲是个善用心计的人，为了给母亲治病，他专门卖了一本“本草纲目”，照书中的方子给母亲煎药。我深信父亲的办法对延缓母亲的生命是有效的。
五六年春节是我们建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决定宴请一下政治部还没成家的光棍汉们，让他们也分享一下家庭的温暖。就在这个时候，接待家中急电：母亲病危！怎么办？宴请取消吗？不能，酒菜已经备齐，战友们即将登门，不能应为我的家事，扫了大家的兴。于是，我强忍着悲痛入席了。
席间自然要推杯换盏，互相祝愿，夸奖女主人的烹饪水平不凡。我心中有事便多喝了几杯。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嚎啕大哭起来。大伙把我扶在床上左说右劝，才逐渐安定下来。
第二天，我便登程北上，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依兰。
母亲已被癌魔折磨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乳房处已被癌细胞占满，像一堆黑礁石高高隆起在胸前。当听我喊叫妈妈的时候，她吃力地掀起眼帘，在那干瘪的眼睛里已无泪水，更无希望，可能还有点见到久别儿子的满足，嘴唇微微一动，嘘了一口长气就闭上了。
在我到家的这一天里，是母亲最活跃的一天，几次睁开眼睛看我，手脚也伸来伸去，晚上从枕头底下摸出四枚金戒指给我。爸爸说：这是母亲到依兰后二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给你们兄妹四人每人一枚留做纪念吧。我选了一枚分量不重但比较好看的带给了妻子。这四枚戒指现在只剩下一只，是母亲唯一的遗物，还戴在我妻子手上。
在以后的几天里，母亲只能维持微弱的呼吸和缓慢的脉搏，直至一月十八日终止。
母亲的一生是短促的，辞世时年仅四十六岁。四十几年又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我的外公去世早，母亲很小就随外婆靠纺织布维持生活。结婚后前八年是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中生活，也过的苦日子，小媳妇更要多干活少享用。到东北后，经济条件有些好转，但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仍然勤俭持家，艰苦度日，不曾有半点奢侈。母亲的早逝有人怪在我的头上，因为我远离家乡在外打仗，母亲想我盼我忧郁过重患上这种倒霉的病症。如果真是这样，来世我将终生守候在母亲的膝下，以恕今生之罪。
母亲去世了，丢下父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已无法生存。经商量我把两个读小学的妹妹带回我的家，留下上中学的弟弟与父亲相依为命。当我怀着无限的悲痛离开依兰的时候，我衷心地劝慰父亲再重新建立一个家吧。

（老爷的妈妈）
十八、家属还乡与落配长春
军中家属我是个大家庭，两个女儿，加上两个妹妹，已是六口人，这是随军家属中少有的。我的工资虽近百元，并不宽裕，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加重了妻子的负担。缝缝洗洗买菜做饭整日不得清闲，刚刚建立起来的幸福生活打折了。一年以后，父亲真的找了个后老伴，弟弟便把小妹妹接了回去。
（姥姥）
1957年不知哪位老总发现，军官家属随军给部队带来很大负担，住房紧张了，工作加重了，影响战备，影响军队建设。于是便发布一道命令：营以下军官家属一律返乡。我当时是组织股长，属营职，家属自然在还乡之列。我们这茬人最大特点就是服从命令，思想不通也要执行。我又是组织股长，正好分管这项工作，还要带头执行。所以，刚过了五八年元旦就让妻子带着大妹妹和两个女儿硬着严寒向黑龙江归去。
在火车上，一路颠簸之苦自不必说，最可怕的是到香兰下了火车之后，去依兰还有九十里旱路，正赶上暴风雪降临，公共汽车停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雇了一辆马拉爬犁代步。一家四口，三个孩子，穿的是东北最南端不需抗御严寒的薄棉衣，冒着嗷嗷吼叫的大烟炮，滑行在松花江的冰道上。此时此刻，她们已不是能不能克服困难战胜严寒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当兵已十年有余，苦没少吃，罪没少遭。没想到我的妻子（此时肚里还怀着宝宝）、妹妹和两个女儿却因为军人家属，因为要执行一个命令，遭受着连我都没受过的罪。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条哲理在她们最危难的时候又一次得到验证。赶爬犁的老乡看出了问题，半路上他赶到一户亲戚家，借了一些大衣棉被给孩子们围上才算救了急。救命之恩呐，可惜连个姓名都没留下，只是多付了一倍车钱。
妻子回到依兰住在娘家，两个孩子送进幼儿园，自己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饭店当收银员。八月份又生了第三个女儿亚平。还雇了个俄罗斯老太太当保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左：二姨 ！ 中间：三姨！ 右：老妈！）
部队做事就好一阵风，家属还乡一阵风过去又觉得不合适，不足一年，又重新规定：营以上干部家属可以随军。我当然被划在准许家属随军之列。喜讯传回，我的夫人立即辞去干得十分起劲的工作，带着三个孩子赶回部队。
这次随军与上次不大一样，上次要求随军家属要侍奉好丈夫，教育好孩子，工作可以不干。（小小亮甲店也没那么多工作给家属干）这次则要求随军家属必须参加劳动，不能在家吃闲饭。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于是师里专门在亮甲店开办了一个化工厂，组织家属就业，我的家属干工作一贯是冲锋在前。从基建到投产处处起模范作用。每天带着孩子上班，放在托儿所看管，下班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虽然辛苦，能够随军，夫妻团聚，倒也甘心。
没想到，好景不长刚刚恢复起来的幸福生活又被一个小小的调动打乱了。五九年三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去长春第二政干校学习，时间一年半。这本是件好事，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充电作用，可是，把妻子留在部队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参加劳动，实在放心不下。尤其工厂投产以后实行三班轮换制，轮到上夜班便把两个大女儿锁在家里，有时候遇上刮风下雨把孩子惊醒，小姐俩抱头大哭，更叫人难以忍受。我的妻子还算是个勇敢的人，上下班要经过一段坟茔地，夜间抱着老三亚平走来走去胆子就不小了，遇上雨天，又打雷又刮风，打着伞抱着孩子，就像演电影的惊险镜头似的，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为摆脱如此艰难的环境，我便在暑假期间，将她们接至 长春，住在表弟家。
表弟张健身是我大姨的儿子，小我一岁，幼时常与我在姥姥家玩耍，比我聪慧，后来随姨夫迁至长春。解放后曾在公安局工作，后因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走了一段坎坷之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翻身。曾任长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并在书法界大有长进，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在吉林省及长春市书法界担任许多领导职务，也算老来的福吧。
当时表弟也是六口之家，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我的投奔自然增加了很大负担。两间小房住十口人已十分拥挤，尤其留个孩子在一起打闹很不好带，要喝水都要喝，要撒尿就得一齐上厕所，动不动还要惹哭一个，长此下去很不方便。为此，表弟又借了一位朋友过去供奉祖宗的木板房给我住。木板房是两层楼，楼下是主人的仓库，楼上借给我们，在四舅的帮助下，搭上板床，架起炉灶，开始了新生活。
这种新生活当然是清苦的、单调的，我在学校学习，像士兵一样过着集体生活。家里只有妻子和女儿像小孩过家家一样买菜、做饭、吃饭、睡觉，单调的循环，简单的重复。幸亏有一台交流收音机（这是我家最值钱的一大件）。可以调节一下娘四个的生活气息，伴随她们度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

冬季来临了，北国的严寒又威胁着刚刚建起的新生活。刚一入冬就显现出这里不是个可以越冬的住所。一层木板怎能抵得住寒风的侵袭，一具铁炉子怎能驱走严霜的覆盖？白天还好，有阳光的照射，娘四个可以围在炉旁不停地添煤烧火。到了晚上炉火一停，立即进入冰冷的世界，孩子撒尿在尿缸里的尿都冻成冰了。
在此危难关头，又是我表弟帮了大忙，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一间有火炕的房子，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火炕占了一半，地下还可安铁炉子，双管齐下取暖。这下算有个温暖的家了。比木板房不知幸福多少倍。在这所房子里，我曾愉快地请了两次客，一次是我表弟两口子，一次是我的同班校友，大家还高兴地为我祝福了一番。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123853#comment 134218241 Fri, 13 Nov 2009 14:50:53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123853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三）]]>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37026 十二、向关内进军

辽沈战役后，部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我师荣升主力，改独立八师为一六零师，隶属十纵（四十七军）建制，这时候大家都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喘口气了。从长春到沈阳，虽然没打上硬仗，但调来调去不停的行军，也实在很累。部队住进农村百姓家里，都把环境卫生清理得干干净净，装备物资放置得井井有条。休息两天，就该进行战斗总结，评选功臣，然后开展大练兵了。
谁成想我们的美梦又成了泡影。刚住了两天，又接到命令：向关内进军！这回是党中央毛主席下的命令。部队没来得及动员就上路了。
从沈阳到北京，里七外八一千五百华里，百万大军多路涌进，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博大，实在难以形容。在二三十米宽的马路上有时候几支部队人、马、车、炮并肩前进，把马路塞的满满的。迎面来了车都无法通过。
这个时候兄弟部队互相之间都要显示自己的能耐，看谁的队伍威武雄壮，精神振作。赛歌是最能显示能耐的最好形式，哪个单位歌唱的好就显得有朝气，有战斗力。你一首、我一段，此起彼伏，谁也不甘落后。把马路当成了赛歌大舞台。我们连是全团唱歌最好的单位之一，能合唱、领唱、几部轮唱，连拉歌都唱着拉，所以全连都喜欢我这个文化干事。
蒋介石对我东北大军入关的举动极端恐慌，派出了大批飞机沿途骚扰，妄图延缓我军前进的速度。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叫臻子镇的地方，遇到十几架敌机轰炸扫射，搞的我们不能前进。并稍有伤亡，老乡的两头毛驴也被炸死。此后，我们便改变作息时间，白天宿营睡觉，晚上行军，避开了敌机的骚扰。
进关的部队分三路跨越长城，我四十七军从冷口入关。东北人都知道有个长城，把中国分成关内和关外，但都没见过长城，视长城为稀罕物，都想看看是个什么样。出发前指导员也用“看长城去”鼓舞大家的情绪。可惜，在我们跨越长城的那天晚上，又是个大黑天，伸手不见五指，只觉得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什么模样。而且行军速度又很快，谁也不敢拉开距离，一拉开就看不清前面的人跑哪儿去了。过了长城路过一座木质桥梁，两支部队挤在一座桥上进行，两侧又没有护栏，只能听见桥下哗哗流水的声音，人、马、车、炮一齐涌进，很是危险。过桥以后两支部队又交叉前进，互相喊着“变啦！变啦！”提醒人们不要跟错队伍。
过了长城就是河北省界，离我的出生地不远了，这里的拥军工作做的特别好，不论白天黑夜每乡每村都有专人在村头敲锣打鼓，烧茶送水欢迎东北大军进关。老百姓家家腾出专门供部队住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宿营非常方便。当部队通过滦河的时候，听到一伙民工用乐亭口音喊着号子帮部队装船倍感亲切，心想离别十年的家乡就在眼前了。可惜，不能单独行动，无法回家看望亲人。
东北大军进关迅速扭转了华北战区的局势，没等打敌人就把兵力收缩到北平、天津、塘沽三个据点里。十二月十六日我四十七军顺便到达了平津走廊——廊坊。在这里担负着切断平津联系、阻击北平之敌难逃，并准备攻打北平的任务。
我们这个师出师以来一直没打过硬仗，吉林之战打的是仓皇逃窜之敌，没碰上顽强抵抗。围困长春，我们独立师是为主力部队在前面站岗，虽然与敌人面对面的对峙着，但一直没有强攻强守，最后是以敌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结束战斗。南下北宁县我们又晚到一步，刚走到铁岭，辽沈战役就结束了。所以这次打北平上级准备让我师担任主攻任务。经过动员，部队情绪很高，各个擦拳磨掌准备在这场硬仗中大显身手，并展开了苦练城市攻坚战的本领。
说也奇怪，不知哪路神仙保佑，这场轮到我们头上的硬仗又没打起来，打下天津后，傅作义先生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了。


十三、进北平

平津战役后部队准备南下，都以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为内容，先干部后战士自上而下地进行思想动员，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纷纷掀起挑战竞赛，下决心，写保证，正搞得轰轰烈烈火热朝天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北平解放，中央决定从农村搬进城市，从西坂坡搬进北平，并定都北平，建立新中国。因此，中央的警卫力量需要加强，北平需要配置为戌部队。经过认真挑选，认为我们这个师政治质量好，大都是翻身农民，很少俘虏成分，还有一批老骨干，经过一年多的战斗锻炼，有了一定的战斗经验，是个好对象，便决定停止南下，留在北平，迎接党中央，警卫首都。
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大得使人不敢相信，大得使人不敢接受。如此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怎么会落在我们头上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几百个师，挑一个，我们已不只是百里挑一了。
部队的思想又要转弯子，不是南下，而是进城；不是打仗，而是站岗。这个弯子虽不难转，但却十分生疏，战士不懂，干部也糊涂，所以思想转化工作极不深入，大家只是对能进城看看光景更感兴趣一些。
受命后，我师从廊坊调到京西驻防，师部驻颐和园背后的大有庄，部队的番号改为中央公安纵队，在西苑机场举行了成立大会，朱总司令亲自到会检阅了部队，并讲了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二团开始驻在磨石口，党中央来到北平在西苑机场那个阅兵时我们担负警卫任务。然后我们团进驻城内，团部驻在府学胡同一号，各营连分散驻在各自的执勤点上。我们连驻在娘娘庙胡同一个很漂亮的豪宅大院里，这个宅院是清代的建筑，是哪家的公馆未曾考察，但肯定是个官宦人家。它坐落在娘娘庙胡同的东端，坐北朝南，临街是一色面朝北的青砖瓦房，中间开着两扇金钉朱户的大门，进去有座很高的影壁，里面前后共分三个院落，前院是佣人的住所和厨房，通过一个月亮门进入中院，正面是座很大的客厅，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很是气派。东侧有数间厢房，西南墙内各有遮雨长廊，院中有假山，槐树错落，通过西墙角门进入后院是主人的家眷的住所，具体什么样我们谁也没进去看过。这是上级规定的纪律。我们连就住在前两个院，前院住一排和炊事班，二、三排住在大客厅里，连部住在中院东侧的厢房里。一个战斗连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不行军、不打仗，只有夜间出点游动哨，着实很舒适，很清闲，但也很乏味、很寂寞，战士们除了出勤务，很少有机会出大门。我这个文化干事当然自由些，可以去团部办事，可以上街买东西，逛逛大街。但诺大个北平城，上哪去呢？怎么个走法？全然不知，甚至连坐车的常识都没有。所以，在连队时最远不过到钟楼和地安门看看。
北京确实是个好地方，是皇上住过的地方。四周筑有很高的围墙，许多雄伟的古建筑，气势之宏伟，规模之浩大，是我们这些小家子连想都难以想象出来的。此外，北京城内还留下一些别处没有的一景，在娘娘庙胡同的娘娘庙里住着一群辛亥革命后被赶出皇宫的阉人，这是别处见不到的稀罕物。因为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里，我有时偷闲去庙里看看，觉得这些人仍然“皇气”十足，见了人总是躬着身子不敢抬头，其身世都十分可怜又可悲的。


（1949年于北京）

十四、为国庆节站岗

入伍后在连队干了两年，一年兵（文书）、一年官（文化干事），1949年9月调到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这是我迈入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在机关结识了许多新人新事，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那一年正是建国初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和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团都担负警卫任务。开国大典时我刚到机关几天没什么活干，就跟着老同志在东郊民巷使馆区的执勤点转悠，说是检查工作，其实是看光景，看部队阅兵，看群众游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热闹，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1950年我有幸直接参加了第一个国庆大典的警卫工作，为了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我们在天安门四周的制高点上都布置了岗哨，我被分配在前面东侧一座银行的顶楼上，代半个班执勤。这个位置非常好，视野开阔，鸟视天安门广场十分清晰，整个庆典的隆重场面一览无遗，只可惜离天安门城楼太远，看不清毛主席等领导的尊容。用望远镜本来是可以看到的，可是不知什么人规定了一条纪律：不准用望远镜看天安门，我们都自觉不自愿的遵守了这条纪律，心里却咒骂着这条纪律的制定者。
在北京城内我们团担负着许多领导机关、中央首长、民主人士和外国使馆的警卫任务。多数以班为单位分散执勤。机关干部经常深入各执勤点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有机会见到过宋庆龄，郭沫若等知名人士。记得给宋庆龄担任警卫那个班，原来穿的是翻毛硬底皮鞋，走路咯咯直响，影响首长工作与休息。宋庆龄指示全给换上胶底牛皮鞋，战士们穿起来神气十足，并注意安静了。
因为驻在北京，我以一个团青年干事的身份有幸列席了全军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聆听了朱德总司令、总政肖华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冯文斌的讲话，会中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有意在门口等着朱老总出来，向他敬礼，与他握手。
在机关做青年工作地位不太重要，多数时间是参加中心工作，但团里只我一个青年干事，又是初建团组织，对我的锻炼不小。从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中，使我逐渐懂得了机关工作的程序，学会了机关工作的方法，适应了机关工作的环境。从此，便在机关里蹲了二十年。从团到师到沈阳军区；从干事、股长到科长；从青年工作、文化工作到组织工作，尝遍了机关工作的苦衷。
十五、抗美援朝

（第一排左一是老爷）
抗美援朝之初我师改为公安一师，于1950年11月开赴东北，担负志愿军后方基地的保卫工作。师部驻在沈阳，我二团先驻沈阳，1951年7月调到天津，1952年1月又回沈阳。在此期间几个营业常分出去单独执行任务。一、二营曾调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阅兵；三营曾调北京担负军委公安司令部军事师范任务；二营还在哈尔滨担负监狱和平房子飞机制造厂的警卫任务。我曾去这个营蹲过两次点。又一次驻在哈尔滨监狱的警卫连里。那里关押的全是日本鬼子。那个时候“二战”刚结束不久，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还不深入，有的家伙还不老实，不服从管教，不过再“耿耿”也是在监狱里，也是阶下囚，不老实就让他住“单间”、吃“小灶”，看见他们的狼狈相很过瘾，很扬眉吐气。

（入朝照片：右边是老爷）
一直到1952年底我师才正式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第一师，从沈阳开赴朝鲜，接替公安十八师执行战地值勤、防控哨、城市纠察、看押战俘等任务。后两项只要是由我团担任，团部驻在平壤市郊一个叫松花里的山沟里。
这里的环境很好，尤其政治处住的地方更美，背靠高山，有利于防空，满山遍野都是栗子树，便于打柴取暖烧饭，房子都是友军留下的简易房，我们用炮弹箱、罐头箱等各种可用物质架起桌子办公，搭起床铺睡觉，很像过日子的样子。房前有一条山泉流过的小溪，哗哗作响，白天是我们喝水做饭、洗漱净身的“自来水”，晚上又是我们蒙头入睡的“催眠曲”。
这个时候入朝已不是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时候了，我们的钢铁运输线已经建立，物质供应已经有了保障，生活不太困难。主食以米为主，大米、高粱米都有，面少些；副食有鸡蛋粉、花生米、黄花菜、肉罐头，缺的是新鲜蔬菜。得闲的时候还可以买瓶高梁大曲过过酒瘾。
机关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或者帮助工作。因为部队分散值勤，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主要是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个人想办法，所以得学会扒车。那时候汽车是很多的，有志愿军的，也有人民军的，南来北往可称得上川流不息，但想扒车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特务很多，司机们都怕被特务劫持。所以学会扒车也是一门艺术。其次是机关干部单独行动多，安全没有保障。朝鲜战争称之为立体战争，我们虽然在后方，但敌人的飞机很讨厌，不论白天黑夜，前方后方乱窜，尤其对通往国内的运输线更是不间断的袭拢破坏。
又一次，我去驻顺川的一个连队了解情况，去的时候很顺利，因为我的妻兄沈坤也从参加了志愿军，在一个汽车连当指导员，而且就住在我团附近，我便找到他搭乘一辆回国大修的汽车感到顺川。在那里住了三天，完成任务往回返就得自己扒车了，于是我便跑到市内十字路口一个加油站前等待来这里加油的汽车。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防空枪声，由远而近，敌机即将来临了，不一会儿，只见二十来架美国飞机由南向北对着顺川市区袭来。似乎事先已经侦查，直奔预定目标便是一阵狂轰滥炸，一时间市内多处起火。顺川城北有一条河，河桥是南北大道必经之路，也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许多从国内开来的运输车都被堵在城外不能过河，我当然也无车可扒了，无奈只好钻进路边一个猫耳洞里看热闹。天渐渐的黑了，我军的高射炮伴随着探照灯抗击着敌机的空袭。只见探照灯先交叉着寻找敌机，发现目标高射炮就是一群射弹在空中爆炸，点点火光，犹如节日烟火。这时候吓得敌机赶快投放闪光弹，把探照灯光压下，而乘机溜走。不久，我军的战斗机群也来到了，两军在夜里空战的景观更是美丽。机关炮射击就像在空中划出的点点虚线，时隐时现，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过瘾的一场空战。
大概晚七点多钟了，天黑的已伸手不见五指，一辆志愿军的运输卡车摸着黑趟过河流，穿过城市，在加油站旁停下，他停车不是为了加油，而是步行探路。借这个机会我钻出猫耳洞，说服了司机，准许我搭上卡车。只见这位司机是三十多岁的老司机了，驾车很有经验，他时而闪灯看路，时而下车看路，很快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向南疾驶。
平壤市座美丽的山城，两年战火已被美机炸成废墟，没有一幢完整的楼房，没有一条不断的公路，大同江上雄伟的大桥已被炸成两截，不能行车，只剩一条人行小道尚可来往。但朝鲜人民是勇敢的人民，平壤仍然是朝鲜的政治中心；百货大楼炸塌了一半，另一半照常营业；自由市场仍然红红火火一片繁荣；牡丹峰下的坑道礼堂照样放电影演节目。
我团二营住在平壤，担任城市纠察，我曾多次去蹲点，了解情况，他们都住在坑道或掩蔽部里，白天出来值勤或学习，晚上都进坑道休息，在那本已十分拥挤的生活空间里，还要做好群众工作，尊重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密切中朝人民的鱼水深情。每到晚上都有许多妇女儿童抱着行李钻进坑道躲避空袭，战士们都尽可能地安排他们住好睡好，把整个坑道塞得满满的。晚上战士们出去站岗换哨，都得在人群中跨着出去，要是战士刚离开，被窝便会被一两个小孩占领，撤岗回来时只得坐一旁等待天亮。如此尴尬的生活环境，如不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恐怕是天理难容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近一年，直到停战才结束。我们的战士没发生一起违纪案件，不愧为“最可爱的人”！
（右边是老爷）
在异国作战最让人动情的莫过于“祖国”二字。1953年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次赴朝鲜慰问团，就让我们深深感受了一番见祖国亲人而忘形的滋味。
在平壤市的一个广场上搭起了舞台，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祖国亲人们为我们慰问演出。有歌、有舞、有相声、有曲艺，最难忘的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我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表演的“霸王别姬”。在演出结束演员谢幕时，我们怀念祖国，感激祖国的激情，久久不能平静。留着热泪高喊祖国万岁，为祖国而战的口号，久久不能平息，其狂热程度已达极点。
慰问团下设许多分团，深入部队演出，到我们团去了一个杂技团，我有幸参加了慰问团的接待工作。
部队入朝后，我改做文化工作，职称叫俱乐部主任，下设一个战士演出队，一个电影放映组和一个篮球队，还有图书室共三十多人。有人把俱乐部主任的工作概括为“说拉弹唱，电影照相，迎来送往，带头鼓掌”。接待慰问团当然少不了我。
（右二是老爷）
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司令部调动大批兵力、车辆，沿途布置了加密防空哨，首长们亲自出马把慰问团接到家。司政机关都把宿舍腾出来让给慰问团住，自己住进民房，并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充当服务员，照顾慰问团的食宿。我的任务就是剧场安排，联系演出。
当时朝鲜政府水产局与我为邻，他们有一个山洞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而且有现成的舞台和木板凳，装好汽灯就可以演出了。杂技团的同志在这里演出了两天四场，观众有我团邻近的连队，有人民军，有朝鲜政府官员和当地居民，共两千多人。
慰问团临走那天晚上，团里举行了欢送宴会，处于对祖国亲人的留恋之情，对慰问团的感激之心，我多贪了几杯，第一次尝到醉酒的滋味，慰问团的同志酒后还有一场演出，可惜演出的剧目不是“贵妃醉酒”，而是需要掌握高度平衡技巧的杂技 ，所以喝酒的演员大都演砸了，变成一场滑稽戏，逗得观众大笑不止。
我当俱乐部主任不足半年，但干了不少事，组织战士演出队，排练一组节目，在师汇演中受到表彰。篮球队在全师比赛中获得亚军，电影放映组也干得不错。

（篮球亚军:第二排左一是老爷）
我当俱乐部主任期间还碰上一件险些要命的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为了预防瘟疫，我志愿军普遍注射了预防疫苗。在团卫生队给机关干部注射期间，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正在连队检查工作没在家，等我们回来时，团部的助理医生前来给我们补针，当时打针也不太讲究，就是大药瓶子，用注射器扎进皮塞把药抽出来，给我们三个人一人扎一针 ，完后就把器械和药水瓶都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到隔壁玩去了，等着三十多名战士们回来再打。这时我们俱乐部的女图书管理员红萍同志很好奇，拿起药针摆弄着，突然她觉得味道不对，便叫了一声：“怎么有汽油味呢？”这下可吓坏了隔壁的医助同志。他突然想起，在他的药案子上有两个瓶子，一个装注射液，一个装打火机用的汽油。今天来政治处出诊挺高兴的，抄起了一个瓶子就来了，没想到把汽油当成了注射液。不久我们三人便开始发烧，胳膊疼的厉害，卫生队的同志迅速前来抢救，把我们抬到卫生队住院。卫生队长是位朝鲜族的老同志，胆子不小，硬是把我们留在卫生队观察了三天，这三天我们疼的死去活来，烧得昏迷不醒，胳膊肿的像大腿那么粗。这时老队长拿了一支很粗的注射器，子我胳膊上抽出一管脓血，便感到时机成熟，开始给我们做手术。没人开了一刀，挤出半斤多脓血。以后又吃药又打针，折腾了一周才算治好。
这件事很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例注射汽油的医疗事故。当肇事的医助向团首长汇报时，政委牛明轩气愤的说：“你再来这么一次就把政治处消灭了”。本来这位要晋级立功的医务干事，却捞了个处分，冤吗？当然不冤。不过，如果美帝国主义不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我们的助理医生可能不会出此大错，祸根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
朝鲜战争从1950年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终于在1953年7月23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实现了和平。从此，住坑道的部队都回到了地面，分散值勤的防空哨都收拢集中起来，夜间行车也不必关灯，住的地方也不必挡窗帘了，平壤市很快便开始了重建工作。
（左一是老爷）
1953年10月我被调到师政治部青年科工作。
师部驻在成川郡大福里，师长盛冶华、政委桂生芳都是老红军，政治部主任刘路明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年轻干部，五三年那年他才31岁。
师部比较大，司、政、后三大机关住在一个挺长的山沟里，很是热闹。青年科编制较小，只有三个人，科长王树茂是抗战快结束时入伍的抗日干部，干事是我和宁勇两个人，他管组织我管教育，分工明确，但事情并不多，多数时间是参加中心工作，跟着领导下部队，搞调研。
机关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按时上下班，休息的时候可以打打扑克玩玩篮球，每个星期六在山沟的小礼堂还有跳交际舞的机会。师部有个文工团，男男女女三四十人，是舞会的骨干，即能出乐队又能伴舞。
我这个人思想比较保守，对这种活动很少参加，节假日多是看小说、打扑克，有时也从厨房要点花生米、榨菜什么的约几个人喝点小酒。有一次酒后开玩笑，我写了付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山间愚筑一官廷”，下联是“久居仙侠魏宁公”，横批是“千万别倒”。宁勇同志更擅长写诗楹联，也跟着写了一付，我只记得横批是“倒了没救”。这件事被我的科长看见了，认为我们是发牢骚，对住的房子不满，把我们狠批了一顿，还向主任做了汇报。其实我们纯粹是开玩笑，并无歹意，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部队自己盖的简易房，从半山腰切开房场，顺势架上房梁，用石板盖上屋顶，还是很坚固的。我和宁勇住在一起，很是自由自在，没想到几句玩笑话，惹来麻烦，很不愉快。
朝鲜停战两年以后，也就是1955年，我师奉命回国，到旅大地区接收苏军防务。改名为第一机炮师，师长是从六十四军调来的刘德才，政委由我们主任刘路明升任。
苏军自日本投降后一直占领着旅大地区，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两国领导人经多次协商，斯大林在世时已同意将苏军撤回，将防务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苏军防务，一是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基地，接受海上装备和防务，再就是由六十四军和我师接受陆地装备和防务。
我师下辖四个机炮团，一个自行火炮营，一个通讯营一个工兵营。师部驻在金县亮甲店镇。
亮甲店是个不小的镇子，据说是古代薛礼征东时亮过盔甲的地方，是关向应将军的故乡。大连至城子坦的火车经过这里，设有火车站，这对部队运输很方便。
驻亮甲店的部队徐师部及其直属分队外还有个机炮四团，共有两三千人，师机关住在原苏军师部住的旧房子里，比较狭窄。但四团住的的确是苏军新盖起来的现代化大营房。全团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个营住一层，一个连住一间大房子，全团一个大食堂，用蒸汽锅做饭。院内有很宽敞的大操场，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礼堂。从朝鲜回来，住这么好的营房真算是“鸟枪换炮”了。
接收苏军防务，不仅仅是防务，而是把所有武器装备、各种物资器材都作价卖给了我们，国家也花了不少银子。

（左一是老爷）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37026#comment 134218241 Thu, 12 Nov 2009 14:43:46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37026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二）]]>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22222 九、开赴前线，经受战争洗礼

自1946年内战爆发后，我人民解放军经一年奋战，已于1947年7月扭转了战局，由防御转为进攻。我东北野战军继胜利的秋季攻势后，又在中长、北宁沿线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冬季攻势，大大缩小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占领区，吉林、长春之敌均已孤立。
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合江、牡丹江两地的部队奉命合建为独立第八师。于1948年2月11日齐集牡丹江市，在飞机场举行誓师大会，第二天便开赴吉林前线。
在离别家乡的头一天，承蒙指导员的关照，放假回家与父母妻子辞行。那个时候虽然人人都会唱“父送子，妻送郎，上战场，打老蒋”等赞美歌曲的词句，但真要轮到自己头上，把亲人送上前线，实在是难能情愿的，尤其是刚过门的娇妻，将要独守孤灯，倚门盼归的情景，更让人不堪思量，难舍难分。

从依兰去牡丹江有几百里的路程，依兰没有火车，需走九十里旱路到香兰镇搭火车。子夜时分，这支齐装满员的团队，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古城，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白雪，沿着松花江冰道出发了。据后来妻子回忆，当晚她和母亲在家守了一夜未眠，影视没发现从门前路过的部队，第二天跑到部队的住处一看才知道人走楼空了。
九十里行军，对于一个战士并不算多大数字，可是对于我这个学生出身的新兵，却是个极大的考验。其实，我这个学生比战斗班的战士负荷量少得多，我没有枪，没有子弹，没有手榴弹，背包只剩两条薄毯子和一件棉大衣，轻得不能再轻了，可是我却似大山压顶喘不过气来。行军最关键的是鞋子，那时候部队发的都是猪皮靰鞡，里面絮上靰鞡草，既轻便又暖和，很适合东北雪地行军。可惜我不会穿那玩意，主要是不会絮靰鞡草，只好穿了一双自家买的棉皮鞋上路了。结果是既冻脚又磨脚，半道上就磨起了大水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丢面子。
带香兰乘火车，当然是装货用的闷罐，每连三节，能躺下睡觉很舒服，一觉醒来就到了牡丹江市。
在市郊飞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上锣鼓宣天，红旗招展，各连队的文化干事都施展着各自的才干，指挥者各自的“合唱队”拉起歌来。“XX连，来一个！XX连，来一个！”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突然一声哨响，全体起立。队伍经过一番整顿后，一个听不太懂的南方口音，宣读了组建独立第八师开赴前线的命令，并进行了战前动员。1948年2月11日一支新的作战部队诞生了。第二天便乘火车奔赴吉林前线，2月14日抵达舒兰县。当时我们的火车只能开到舒兰，往前就不通了，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只得徒步行军，所以，下火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装。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设置了收容站，背不动的东西都可以扔下，这一下子不用动员，有依兰甚至香兰九十里行军的经验，人们都懂得了轻装的意义，自觉自愿的把棉被、毛毯和其他多余的东西扔进行李堆里。我背的两条毯子当然也都交公了，自己留一件棉大衣捆起来背在背上，天冷了可疑穿上御寒，宿营时可以当被子盖。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雪特别大，部队要走一条新路就得挑几个个大腿长的硬汉子在前边开路。如果挂起大烟炮来昏天黑地，茫茫无边更是寸步难行。要遇上顶风路，头不能抬眼部能睁，刮在脸上就像刀割似的，只好背过脸来倒着走。每走十几里路都要休息十分钟，甚至迷一觉，有的同志被雪埋上了都不觉得。
宿营时长途行军中最大的享受。这时我已正式调任二团炮兵连的文书，宿营之后干部们要找房子分配住宿，炊事班要做饭烧菜，而我的任务就是写宿营报告。那个时候基层干部得多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连长毛福贵、指导员张占雪只念过几年小学，所以我这个中学生在连队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写报告当然是我的专利。睡眠时消除一路疲劳最有效的手段，我们没有被褥，尽量找些暖和的房子宿营，睡前烧上一锅热水，既暖了炕，又有了烫脚水，五、六个人挤在一铺炕上，头枕子弹袋（我枕挂包），脚蹬棉手套，盖上棉大衣，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大觉。
如此艰难的路程，我们用了十天时间才进至离吉林七十余里的桦皮厂、团山一带，准备执行围歼吉林守敌六十军的任务。



十、小官地战斗识“正统”

我们刚靠近吉林，还没形成合围，守敌六十军突然于3月8日弃城向长春逃窜。我师发现后立即出发向吉长公路奔袭，追击堵截逃敌，我团追至小官地遇到敌人，投入战斗。
我所服役的连队是属炮兵连编有两个迫击炮排，配六门迫击炮，一个平射炮排，配三门平射炮，是全团唯一的重火器连。前沿步兵接火后，团部命令我连急速前进，待机展开，支援步兵作战。
在一条不太宽的马路上我们跑步前进着。只见前方那个火光闪闪，响声震天，机关枪的哒哒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战场就在眼前，这是我们第一次参战，心情十分紧张，但并不恐惧，只希望快些跑到前沿看个新鲜。可惜，炮兵不能上刺刀，在离小官地几里之外停下，在一片开阔地里展开。等待着团部指示目标，下达射击命令。可是，前沿的枪声却逐渐稀疏下来，接到的命令不是射击，而是接触战斗警报，继续向长春追击前进。原来此次战斗只截断逃敌后尾的一部分，而且是后勤分队，战斗力不强，一接火酒举手投降了。后来得知，全师还在向家店、鸟拉街、范家岭等地截住逃敌，投入战斗。据统计，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官兵534名，缴各种大口径炮16门，轻重机枪9挺，步冲抢139支。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尾追逃敌向长春进发那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阳光照射在雪地上，闪闪发光，微风吹过似乎有几分春意，严冬就要过去了。在公路两侧，时有国民党军丢弃的大头鞋、大沿帽等乱七八糟的军用品，还有随军眷属扔掉的高跟鞋、化妆品，甚至还有一具出生不久的死婴丢在路边，其狼狈相十分可悲。
忽然，一个国民党逃兵从一座小桥下走出，聚合双手向我们走来，这是投降者，连长命令我：“审查一下”，我便将其叫到我身边，边走边问起来，原来他是吉林市一所中学的学生，与我同龄，国民党逃跑的前一天到学校抓了一些学生，补充到部队里扛炮弹的。昨天夜里，他假装大便，藏在桥下，才得以逃脱。因为同是青年学生出身，感情容易融合，问着问着便于其唠起家常来，从他口中了解到许多关于蒋管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军打人骂人欺压百姓的事例（宿营后将其送至战俘收容所）。
对国民党的感性认识就是从这次小小的战斗中，从一个投诚者的谈话中开始的。过去的认识只是听宣传，诸如国名党腐败无能，国民党抓壮丁拉民夫等，是真是假没亲眼见过。再加上东北的老百姓当时还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国民党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国民党的军队才是正牌的国军，对共产党的宣传半信半疑。我这个当了兵的人，虽然身体走进革命的大门，但思想还没有真正投入革命，对谁好谁 坏，谁是谁非还抱有走着瞧的态度。小官地的经历对我认识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相信了国民党政府是反动的政府，国民党的军队是反动的军队，从而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革命的人生观从此逐渐萌生起来。



十一、在围困长春中成长

国民党六十军，外号“六十熊”，逃入长春后与新七军合为一体，号称十万之众，在城内加修工事，固守待援。五月份我东北野战军居中大批主力准备强攻长春。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几个独立师担负“引蛇出洞”以便在城外消灭敌人的作战任务。
“引蛇出洞”就是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们便频繁地调整部署，连续多日不停地行军，忽东忽西，往返交错，使我们也经受了艰苦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是的口号是“走路就是打仗”、“完成行军任务就是胜利”，每天行程都在百里左右，而且多半是夜行军、急行军，我们炮兵连驮炮的马和拉炮弹的马车都得颠儿颠儿小跑才能跟上队伍。五月份的天气虽然开始转暖，但毕竟是地处北国的长春，夜行军时仍然寒气袭人，部队还穿着冬装。长春市郊河流还比较多，越过这些江河障碍多是涉水而过。又一次路过饮马河，河水刚刚解冻，深不过膝，浮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冰茬，勤快的人都脱掉大头鞋，踏着冰茬跑过去，然后穿上鞋行军，暖暖和和挺舒服，叫做“先苦后甜”；有的人懒惰、怕凉，穿着棉鞋跑过去，结果湿透了棉鞋，走起路来十分难受，叫做“先甜后苦”。那年春天，长春地区春雨颇多，对农业生产当然是“贵如油”，但对不对行军作战确实雪上加霜。尤其夜间行军，头上冷雨沥沥，脚下路途泥泞，稍有不慎滑倒在地就是满身泥。途中小休息既不能坐，也无处放背包，只能原地站着歇歇脚。棉衣湿透了都搞不清是雨淋的还是汗湿的，每到宿营的都要找些空房子生火烤衣服。
“引蛇出洞”成效不大，因为敌人也不傻，他知道城外已形成强大的作战兵团，不易轻易出洞。五月下旬西北郊出来一股敌人试了试，刚一接火就缩回去了。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央指示，东北总部对辽沈战役重新调整了部署，大部分主力南下北宁县，对长春之敌转攻为围，只留一个纵队和几个独立师担负围困任务。具体的作战手段是：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断绝城外与城内的交通一切商业联系，城外的屋子、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资料不得流入市内。并以各种高射武器控制天空，使敌机不能着陆，不敢空投。我连的平射炮也通过深挖工事，把炮架压低、炮身抬高的办法，担负起对空射击任务。几个月的时间，虽然没打下飞机，但前来空投链式的飞机都不敢低飞，在很高的空中就往下扔。有些东西还带着降落伞，被风一吹，不知落在什么地方，落在城里老百姓跟着抢，落在城外就是我们的，有时落在双方的中间地带，就得打一小仗，用武力夺取之。
战争史残酷的，也是不择手段的，围困长春之战，不仅使国民党之十万大军饱受无粮、无菜、无柴的煎熬，长春的老百姓也跟着遭了不少罪。因为我们不能让市内的老百姓全跑出来，而减轻国民党的负担，也不能把老百姓都围在城里不管他们的死活。所以在长春周围设立了许多哨卡，每天都放出一定数量的饥民，并设立煮稀饭的大锅救济难民。但饿死在市内的人也不少。又一次我在城边上就看到一具男尸，可能是往外跑的时候饿的没有力气，自己铺上褥子，盖上被子而活活饿死在荒野上。听说有的家庭，全家四、五口人饿死在一铺炕上。
政治瓦解在围困长春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办法很多，前沿喊话最普及，喊话的方式多种多样，营连组织干部战士喊；师团组织宣传队，文工团架设高音喇叭喊；组织起义投诚官兵指名道姓的喊。喊话的内容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战争发展的形式；介绍解放区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幸福生活和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等。还通过俘虏了解敌军内部矛盾和敌官兵的家庭情况，有针对性的启发其忆苦思乡情绪。过中秋节时师部在九台订做了大量月饼，里面夹着宣传单，通过前沿哨卡送给敌人，使敌人既尝到了过节的甜头，又受到瓦解的苦头。
用迫击炮向城内发射宣传品是我们连的任务。又一次炮一班受命到前沿去发射宣传品，我没事跟着去玩，差点被敌人的60炮击中。我们的82迫击炮打出一组宣传弹后，刚向预备阵地转移，敌人就打来一群60炮弹，正好落在我发射阵地上，我们迅速卧倒在地，被崩了一身土。可见当时敌人的技术水平是不错的，我们比不上。那时候我们的迫击炮还是用铅坠瞄准，用大拇指测距，准确性当然差。
瓦解敌军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据统计，围成期间，我军共收容敌逃出官兵一万九千多人，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
1948年10月15日，我军解放了锦州，断绝了东北敌军逃跑的道路，长春守敌更陷于守逃无望的境地。于是敌六十军于10月17日举行起义，19日新七军投降。至此，作为辽沈战役一个组成部分的围长战役胜利结束。
此时此刻，我们就像撒气的皮球，在农村的一个场园上，横七竖八地躺在苞米秸上，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只见几架国民党飞机气急败坏地飞临长春上空，也不知向什么目标投了几颗炸弹便无可奈何的飞走了。
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一个连队的文书，也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9月10日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十月被提拔为干部，任命为连队的文化干事。
长春解放后，原以为能休息几天，起码能进城看看，为了小半年还不知道长春是个什么样呢，可是战局的发展不允许我们懈怠，东北总部一声令下，第二天便启程南下，连长春市区都没进就向沈阳进军了。
长春到沈阳行程三百多公里，强行军走了九天，每天都在百里左右，最多一天走了150里，满以为能感到沈阳围歼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打一场硬仗。可是，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还快，国民党军在辽西会战中，已经将实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当我们赶到抚顺时，沈阳已经解放。11月2日整个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全东北都解放了。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22222#comment 134218241 Thu, 12 Nov 2009 10:37:02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8022222 <![CDATA[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一）]]>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7937813 四天了，老爷姥姥的八十大寿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天
但我仍然不能从兴奋中走出，使自己平静下来
脑海中不时的还浮现出当时的感人场景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老爷的自传《我的戎马生涯》记入我的空间中
作为我的精神财富，保存一生

其实说是自传，字数并不是很多，就是记载了老爷一生的经历及过程
或许也是记不起来的原因吧，整篇自传中具体的细节部分并不多，
毕竟不是写小说剧本，这些已经足够了！

当晚就从老爷那里将几本厚厚的影集搬回家，准备在自传中穿插着放几张珍贵的老照片
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戎马生涯

魏连忠

前 言

人生几十年，有的说长，有的道短，其实，全凭个人感觉。一个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就会感觉时间长，而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又会感觉短。我这一辈子从十八岁（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五十三岁（1982年）专业，在部队服役三十五年，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从一个普通士兵干部到团政委，可以称作戎马一生了。在这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先苦后甜，感觉便是先长后短。


一、贫苦的童年

1930年9月19日（农历），我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前小营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父亲魏文海兄弟三人，排行老幺。幼时只读过半年私塾，十几岁便离家学做皮鞋匠。曾在山海关、哈尔滨等地做工。
我出生以后，随母亲住在以祖母（祖父已去世）为首的与两位伯父伙同一起的大家庭里，生活十分艰难。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只有大红枣是最好吃的东西，糠菜糊糊和煮地瓜是长年不变的食谱。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哈尔滨做工的谦信泰鞋厂倒闭，几个同行好友便流落到依兰谋取生计。
依兰是座美丽的古城，俗称三姓，城区三面环水，四方有山。著名的松花江沿城北流过；起源于镜泊湖的牡丹江紧靠城西注入松花江；东面还有一条倭肯河也流入松花江。站在东山顶上鸟瞰，真像一幅景色秀丽的风景画。所以，北大荒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是一片荒凉，也有赛江南的地方。
在没有铁路运输的年代，依兰凭其江河多、好行船的自然条件，曾是该地区交通枢纽，经济文化中心。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坐井观天”就是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囚在依兰五国城时发出的感叹之词。
父亲们选择这样的鱼米之乡创业，是有眼光的。开始的时候，他们租住一间民房，每日走街串巷，承揽加工维持生计，几年之后，就发展成前有门市、后有作坊，全县第一家股份制鞋店，取名谦信合，生意很是红火。
1936年，也就是我六周岁的时候，父亲回老家把母亲河我接到东北。我和母亲的到来，结束了父亲的独身生活，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可是，母亲从小过惯了穷日子，条件好了也只是粗茶淡饭、填饱肚子而已。
（老爷及父母）
二、小日本的奴化教育

我于1937年开始上学，就读于依兰县关岳庙小学。依兰庙多也是古城标志之一，仅城内就由老爷庙、土地庙、财神庙、火神庙、姑子庵等，大都是明清时期建筑。我所就读的小学校原来也是供奉关公和岳飞的庙宇，称关岳庙，辛亥革命后改成小学校。
这所学校不算小，计有六个年级，十二个教学班，二十来名教职员工。校长是依兰有名的教育家薛子聪先生。
可惜的是当时的教育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其教育方针是为奴化青少年，培养汉奸服务的。所以，从一年级开始便设有日语课程。汉语（当时称满语）与日语的比例是六比四，在课文中灌输帝王思想、崇日意识。满语的第一课是“天照大臣”。在日常生活中都实行日语化，老师进课堂，班长喊立、礼、坐，要用日语；在操场集合喊口令要用日语；学生见老师问好得用日语。在学校造成一种学日、崇日的气氛。伪满换地爱新觉罗·溥仪访问日本发表的一篇诏书，要人人会背，使孩子们觉得“满洲人”头上是日本人，日本天皇是满洲皇帝的爹。“朕自登基以来，急思躬访日本皇室--- ---”。就是儿想爹的意思。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小日本的手段是高明的，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史成功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那茬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小学六年制我用了七年，因为肺炎耽误一年。肺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不是很难治、容易治死人的病症。那个时候还没用青莲霉素，阿司匹林也问世不久，老百姓很难用上，没有消炎的良方。当时我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每天咳嗽不止，用中药偏方甚至喝自己的尿都不见效。父母几乎失去信心了。后来找到一位朝鲜族大夫，不知打了什么药针才控制住。病好以后身体虚弱，在家休学半年多。
六年小学，我不算是很好的学生。那个时候，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有的年长我两三岁，有的小我一两岁，一般说来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学生接受教育的能力要高一些，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和年龄一样总是排在中间。其中最差的是日语，学的不好，每次考试只能刚刚及格。
六年小学，我最大的收获是改掉了从河北老家带来的乡音。乐亭县算是正宗的老坦儿，口音很有特色，所以赵丽蓉他们在舞台上用起来很幽默很好听。可是，在东北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却十分新奇，十分特别，十分可笑。所以弄得我不敢多说话，怕同学们学我的口音取笑我。好在时间不长，也就两三年吧，全改过来了。
到1944年该考国高（即中学）的时候，我因为患过肺炎，体检不合格被淘汰。
日本人办教育，从中学开始就为其尚武精神培养炮灰服务。国高四个年级统着类似军服的服装，衣领上佩戴年级符号，学习配有日籍军事教官，每周都有相当比例的军事课。除刺杀、投弹、射击等技术科目外，还有小分队战术训练，每年都搞一次军事演习，所以身体不好是不能进中学读书的。
碰巧，佳木斯铁路局新办一所技校来依兰招生，条件宽些，我便考中。这所技校名叫电器练习所，规模不大，只有几十个人，学制两年。头一年学日语，第二年学技术，毕业后留在铁路当工人。可是，我只学了半年日语日本鬼子便倒台了，练习所也就自动解散了。


三、日本鬼子倒台了

日本鬼子倒台，对于我们这些被奴化教育多年的青少年来说是个很大的震动，目睹了许多新鲜事。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这些用苞米粒子填满肚皮的学生们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忽被两声霹雳般的巨响惊醒。
“怎么啦”？
“出什么事儿啦”？
谁也弄不明白。
有人突然说：“地震！是地震！”这才把大家调动起来，纷纷抱着衣服跑出屋外。在院子里，在铁路旁围在一起，猜测着发生的变故。
只见整座城市漆黑一片，连铁路都实行了灯火管制。远处似乎有摩托车在跑动，还有人吹口哨，在传递着什么消息。日本人居住区开始骚动，有人在喊，在吵、在骂、在哭，声音越来越多、越大、越乱、越难听。同学们一直坐到天明，才看见大人们也都仨一群俩一伙的躲在墙角处议论着什么，问了几位长者，才知道日本鬼子倒台了。
日本鬼子倒台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十分明白。
只见得所有日本男人都穿上了军装，拿起武器，登上火车开走了。随后妇女和孩子们都背着行李、夹着包袱挤上火车，拉到山区避难去了。
日本鬼子倒台了，它当然不甘心，它要毁掉这座城市，又来不及了，便拿出最损的一招：放火。把工厂、仓库、商店和一些住宅都点着了火，一时间整个城市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一座座高达建筑化作灰烬，一片片住宅夷为平地，小日本在逃离中国的最后一刻犯下了最后的罪行。
此时此刻，被日本人统治压迫十四年的饥民们都勇敢地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扑灭了部分火中，冲进无人看管的仓库和日本人经验的商店，抢掠粮食、食品和各种日用物资。满街上人来人往，用肩扛、车拉、马驮等诸多方式抢运着小日本垮台后的胜利果实。连我们这些无人管的孩子们也自动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投入到抢掠大军的洪流中。起初，大家从仓库里搬回几袋大米，这是军用品，在日本统治下市不准中国人吃的东西，谁要吃了就是经济犯，就被抓起来蹲班房。我们从大米中尝到了打倒小日本的乐果，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后我们又抬回几箱鱼肉罐头，主副食品都改善了，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四、老毛子来了

日本鬼子跑了，又来了大鼻子，老百姓管他们叫老毛子。他们是从松花江乘军舰过来的苏联红军，他们用舰炮打断了松花江大桥，截住日军往南开的最后一列火车，没受任何抵抗就占领了佳木斯，并登岸住下。
这些老毛子的到来，在没有多大战略头脑的老百姓眼里是福是祸并不清楚。只见他们当官的头戴大沿帽，足蹬皮马靴，腰间挂着小手枪还是蛮潇洒的、蛮神气的；但士兵们大都破衣烂衫，油渍麻花，歪戴着牛皮帽，不甚顺眼；而有少数脑病，虽然也带着瓜皮帽，但露出卷曲的黄头发，加上高鼻子、蓝眼睛等与中国女人决然不同的美貌，却常常为市人留步观瞻。
这些都无所谓，都是表面的东西，人不可貌相嘛。可恨的是有些大兵不守规矩，让老百姓害怕，让老百姓憎恨。他们像土匪一样抢钱、抢东西，大东西不要，专抢金银首饰，细软昂贵之物。常有人钻进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强抢强要，弄得家家紧闭门户，不敢出门。
最讨厌的是有些大兵对女人既不规矩，市内有个收容所，收容些日本没带走的妇女和孩子，这成了他们光顾的免费妓院。对中国女人，在大街上可以调戏，钻到家里就强奸。所以，几乎一夜之间所有年轻妇女都剪掉了辫子，像男人一样留起来短头发，而且都猫在家里不敢出门。
当时我们这些没人管的孩子还住在原来的技校里，离火车站不远。苏军有一位上尉军官住在火车站里管事，有一天他来到我们住处，看是一帮孩子便进来和我们搭话。开始我们很紧张，有些害怕，后来从表情上看他也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放心了，便客气的请他坐下，语言不通，用手势和表情交谈起来，无非是指着他的肩章，伸出大拇指说他的官很大，了不起，表示对他的仰慕之情。他看我们年龄小，也直夸我们好，说着说着，他看见了我们从仓库里搬来的鱼肉罐头，也竖起大拇指，表示好吃的意思。临走时，我们便拿了两盒送给他表示友好的情谊。
没想到，当天晚上十点多钟，我们都睡觉了，又闯进两名士兵，指着我们的鱼罐头咿哩哇啦说了半天俄语，可能是说我们这些罐头都是日本人的，应该是他们的战利品，便收拾收拾都抢走了。这时我们才之大，那位上尉军官，原来是先礼后兵啊。
这种局面虽然时间不长，后来苏军也派来了宪兵纠察，处罚甚至枪毙了一些违纪士兵，但其影响是很难挽回的。再加上他们还有组织的把工厂的设备、车船物资当做战利品偷运回国，更加大了老百姓的反感。所以，后来毛主席号召搞中苏友好关系，向苏联一边倒，在东北人的心中是很难通过的。


五、联合中学

8.15光复后，铁路练习所的事已无人过问，我们便自行离去，回到依兰。
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已经破裂。两党争夺东北失地的斗争如火如荼。八路军的359旅和一批革命干部率先来到了黑龙江大地，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一伙延安抗大的师生来到依兰，在原“国高”的基础上办起了联合中学，回复了高、初中各三年的体制，使我们这些曾被“国高”拒之门外的学子又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联合中学虽是普通中学的体制，却又不同于普通中学，它奠定了共产党的领导，融进了延安抗大的学风，既学文化又学政治，以为革命培养输送人才为宗旨。所以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大别于普通中学。
内容基本是以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培养为人们服务的革命思想为主线，讲总理遗嘱，讲阶级关系，讲共产主义理想。在方法上特别注重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时作报告上大课，或者是出题目让学生讨论、辩论，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还组织学生排练一些文娱节目，走出校门到大街上演出，即宣传群众又教育自己。
在组织上海建立起学生会自治体制，通过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委员，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当时我被推举为班里的文体委员。其实体育的事情不多，全校只有一个篮球还分在高中部里。扭秧歌算是文娱加体育的最好活动，全校有一套锣鼓，会玩的人很多，上课前和课间休息十分钟都要轮着敲起来，大伙也就跟着扭起来，那股热情劲简直就像着了迷。我们上学的路上有一段在城外，一出城便能听到锣鼓声，许多同学几乎是踩着鼓点扭着秧歌走进校园的。
其次是教唱革命歌曲，人好唱也是一种天性。从前成年人好唱京剧，乡下人好唱二人转，年轻人好唱流行歌曲。那个时候流行歌曲都不是太健康的情歌。记得我曾因唱了一句“家花哪有野花香”被母亲揍了一扫帚。解放那个后这些东西都禁唱了，代之以革命歌曲流行开来。记得当时流行最火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几乎是人人会唱，家家会唱，大街上、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其次还有“大刀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等。我这个文体委员还有经常学些新歌教给大家，在全校集合的时候指挥全班赛歌，很有一番情趣。


六、借土改之风、革学生之命

1947年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学校为了改造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组织一大批学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搞土改。我被分在城东一个叫前蚂蚁浪的村子里，工作队长是为关里来的老干部，搞工作很有章法。我们这些学生仅仅是跟着跑跑龙套，造造声势而已，根本做不了什么工作。
可是，一个多月的社会实践，通过访贫问苦，斗地主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也确实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划分阶级，看清了贫雇农被剥削的苦难，提高了阶级觉悟。
与此同时 ，学校还抽调一批强有力的人马，排练了配合土改最得力的歌剧《白毛女》、《血泪仇》下乡巡回演出。还真行，一个中学校，真有不少人才。校长陈静波原是延安抗大的教员（后来出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被整，以后又出任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三十多岁，相貌堂堂，很擅长文艺，在剧中饰演黄世仁，教导主任演穆仁智，喜儿和大春等都是高中部的学生。演出时不仅在农村大受欢迎，在城里也是场场爆满，在全县引起极大震动，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
经过以上社会活动，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便抓住时机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小整风运动。先是个人总结参加土改的收获体会，然后开展了“谁养活谁”（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的大辩论。老实说，我们这些学生都生活在县城里，对于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并不清楚。有些假在农村的学生，其家庭出身大都在中农以上，都没有受剥削的感受。经过土地改革，进行访贫问苦，参加斗争地主大会，确实丰富了学生们的感性认识，增强了与贫雇农的阶级感情，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大辩论时机上是一边倒的大演讲，从各个角度讲述农民养活地主的道理。
我们的校长陈静波是位天才的政治活动家，在小整风中他抓住两个典型，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一个是家住农村的地主认字XXX，是高中部的学生，在随《白毛女》剧组下乡演出时溜回了家，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进行了翻把斗争，把农会干部绑在树上毒打。这件事引起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在全校展开了反翻把斗争。起初是抽少数骨干开调查会，面对面地澄清事实，然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最后交公安局逮捕，送进监狱。这件事对学生们的震动特别大。
再一个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女儿赵XX，也是高中部的学生，下乡搞土改时和我分在一个组，是我们工作队唯一的一位女同学，大伙都照顾她，上下马车都帮她扛行李。结果发现她行李与别人不同，个头特别大，分量特别重，在老乡家晾晒被子时，发现她的褥子里絮的不是棉花，而是绸缎布匹。晚间睡觉她不敢一个人睡一间屋子。非核男同学住一起不可，好在她年龄最大，我们都称她大姐，只好住在一间房子的南北大炕上。晚上睡觉她不准吹灯。一吹灯她就吓醒，而且经常做恶梦，说梦话。这些事大火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小整风时对她提出质疑，展开思想斗争，使其提高了觉悟，交代了私藏地主浮财、惧怕土地改革的反动思想，并向组织上交代了家中浮财的藏处（当时挖地主浮财是土改中较左的举动），学校对她思想进步的表现，大加褒奖，病推荐到哈尔滨一所学校去上学（后来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
我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名曰初中毕业，实际上不足两年，而且没学过代数，语文只学过“古文观止”上的几篇文章，外语只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和几个单词。因为革命需要人，解放战争需要人，这一年大部分同学都投身于革命队伍。有的上了佳木斯军政大学，有的去了兴山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前身），有的上了医学院，我被留在县政府。


七、未经恋爱的婚姻

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是速成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史速成的，人的觉悟提高时速成的，社会进步是速成的，我的婚姻问题也是这个时候速办的。
早在1942年，我父亲他们经营的鞋店在日本人统治下日渐衰落，父亲便撤出股份在家休闲，处于失业状态。有时在他徒弟们开的鞋店里帮工，着实清苦了几年。8.15光复，为父亲的复苏带来转机。日本鬼子投降后，所有工厂都遭到破坏，烟革生产都停了下来。这时，不知父亲从哪儿学来一套手工卷烟的技术，自制了一个木头卷烟箱，从农村买来黄烟叶，母亲用切菜刀切成丝，用做饭的大锅炒熟，加配香料，然后一根一根的卷成烟卷，取名胜利牌，装进自印的烟盒里，形成一个家庭卷烟厂。当时的生意还十分红火，经常有烟贩子来家取货。一家三口（我刚从佳木斯回来，联中还没开学）每天忙到深夜，还供不应求，整整忙了一个冬天。烟革公司恢复生产了，我们的土香烟才停产。
父亲是位很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停止卷烟后，他便用一冬攒下的卷烟钱兑了一家自行车修理铺，学起了秀丽自行车的手艺。那个时候与现在不同，新自行车很少，大部分是旧车、破车，所以修车业也十分兴隆。父亲从一个皮鞋匠转业到一名修车工，从补台打卡子到电焊喷漆样样精通，一直干到1956年搞社会主义改造，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又吃了十年大锅饭才退休养老，他这一辈子是十分辛苦的。
我父母的结合在老家只生了我一个，到依兰后连续生了一个男孩三个女孩，大女儿活到九岁患黄疸病夭折了，其余三个都小我十几岁，加之母亲体弱多病，便感到家务负担过重，于是便产生了娶儿媳妇减轻母亲家务负担的打算。
十七、八岁娶媳妇，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并不算新鲜事，父母有这种愿望做儿子的当然不反对。所以在老邻居孙大娘的帮助下，认识了沈家姑娘沈淑珍小姐（以后改名叫沈伟）。可巧她是我同班同学沈坤的妹妹，在一、二年级曾与我同过学，在孙大娘家一见如故，就谈成了。
两家父母各有所需，我家需要帮手以减轻母亲的家务负担；岳父家也是人口多，均无固定职业，需要减轻人口负担。经协商便于1947年农历六月初六以新旧相间的礼仪结婚了。
我们的婚姻不能算父母包办，因为我们是自己相亲自愿结合的，用现在的花说就是一见钟情吧。但是，我们是未经恋爱的婚姻，因为时间太仓促，老人们没给我们谈恋爱的时间。五十多年了，实践证明，我们算是碰准了。结婚以后我离家八年之久，她坚贞的厮守了八年。随军以后，她随我走南闯北，经过诸多坎坷，吃了不少苦头，从无怨言。五十多年了，我们没红过一次脸，没炒过一次架。现在我们已入古稀之年了，可以欣慰的说：白头到老了。

（老爷、姥姥的结婚照）
八、踏入军营门，迈向革命路

中学毕业后我留在县政府工作，分配到农村去搞护秋工作。这是土改后贫雇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的第一个丰收年，九月份开镰收割，保护秋收十分重要。
1946年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在我东北后方，黑龙江北部，政治股匪蜂拥而起。他们号称“中央先遣军”四处出击，捣毁民主政权，破坏土改运动，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配合国民党军“接收”整个东北。
为了巩固我后方根据地，策应解放战争，我东北民主联军组织了强有力的后方兵团，展开了剿匪斗争。经过两年奋战，基本上消灭了这些土匪，稳定了后方的社会治安。但仍有溃散的残余势力时常偷袭农家，抢粮抢物，尤其到秋收季节更为猖狂。
我孤身一人被派到一个小村子里，吃住在一位贫农家里，还发给我一只步枪。其实，当时我连三点成一线都不懂，背着枪支仗胆而已。任务是护秋，但怎么个护法没人交代，我也没有章程，幸亏没碰上土匪光顾，如果碰上了只有做刀下之鬼了。
时间不长，大概半个多月吧，也就是十月十日那天，突然来了一位骑马的军人，带着介绍信，接我回县里另行分配工作，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捆上行李就跟着回来了。这位军人把我领导一个兵营里，接待我的人告诉我;这是合江军分军独立第一团，分配到这里就是参军了。
当兵，在我的心中是个很陌生又很可怕的职业。从我记事以来，见过日本兵，伪满国兵和苏联老毛子兵，都没有好印象，从心眼里怕他们，讨厌他们。民主联军来了以后，虽然不坏，但土里土气，也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对当兵毫无兴趣。
据说，当时独立团想成立宣传队，向政府要了几个年轻学生，集中住在政治处等待建队，后来不知为什么计划破产了，便把我们分到连队去了。我被分配在一营一连，住在城西原福太旅馆里，连长指导员都是关里来的老八路，打过日本鬼子，我到连队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算是政治处派下来帮助工作的，任务是教唱革命歌曲，活跃文化生活。这个活页算我的强项，凭在学校当文体委员的本事，完全能应付下来。白天连队去操场练兵，晚上就是我的时间，教唱歌、连比赛，有时还读点诗歌、散文、讲讲故事，日子过的也算丰富多彩，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7937813#comment 134218241 Wed, 11 Nov 2009 11:10:13 GMT http://85525362.qzone.qq.com/blog/1257937813